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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一件事情你单纯只是想着别人的反应、为了别人的感受，可能永远都达不到满意。
——马思纯
这场疫情可能让全世界都有一次反省，我们总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断往前奔，到底奔什么呢？我们能够到的只有“当下”，那就活在每一个当下。
——蒋雯丽
ETOILE FILANTE系列白18K金镶嵌钻石耳环Chanel高级珠宝这是初夏的风，暖融里透着舒爽，拂过院子里一地绿盈盈的草，给它们镀上一层碎金似的阳光。风卷起白色的窗帘，恋恋不舍地从人的肩头飞舞又滑落，裹挟着许多低声细语，正欲兴高采烈地奔向炙热的前方，却不小心被笑声绊倒。笑声无拘无束，亲昵中有无限的温柔。马思纯迎着院子，从后面环臂抱住蒋雯丽，头挨在她肩上，像孩子一般依恋。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马思纯觉得这个小姨更像个朋友，不好意思和妈妈说的话和小姨分享却自在安心，“我们之间亲不亲密，就差一杯酒”。
她模模糊糊地知道，小姨是个演员，但“演员”意味着什么，她说不上来，只是有点儿惊讶也有点儿骄傲，“我们家出了一个全国人民都认识的人”。长大后，当她也决定成为一个演员的时候，小姨说，去吧，无论成功与否，我都不希望你后悔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蒋雯丽身上，马思纯看到“20年”可以被压缩到何等微小，甚至被忽略不计，但她也可以像现在的小姨一样，在戏里体会百般人生，在生活里继续简单得像个孩子。蒋雯丽在马思纯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当年总被介绍为“顾长卫的太太”时她也曾沮丧，“怎么就没有‘我’了？”但她也欣喜地看到，马思纯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不断努力、对自己保持要求，自我终将浮现，所有的标签都会随之被淡忘。
她们为彼此感到自豪：蒋雯丽是第一个拿下两轮国内三大电视节重要奖项“最佳女演员”大满贯的女演员，而马思纯已经把金马奖最佳女演员的奖杯捧在手里。但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可以把有关演员的一切都抛在一边，聊一聊那些不值一提却构建起真正快乐的细节，那些可以不管不顾说出口的感想，还有那些隐蔽在琐碎下的人生真相—她们都确定，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马思纯：渺小与伟大
过完春节，得知原定的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陆续延后，马思纯竟暗自松了口气，“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这几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剧组，心里一直有根弦緊绷着。她还在努力学习“把技巧和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很多时候她只能把自己完完全全扔进角色里，少了一点理性的东西。“投入了许多，观众却不一定能接收到。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要求别人理解，很多演员都有过类似的委屈，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别人却还是觉得我不够努力？”
她早就捋清楚了其中的情绪。“如果做一件事情你单纯只是想着别人的反应、为了别人的感受，可能永远都达不到满意。如果更多考虑自己的体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我觉得也足够了。别人不会心疼你，但那个当下我心甘情愿，既然你做了这个选择，也没什么好说的。”
与其说她现在学会了屏蔽外界的声音，不如说她试图更坚定地捍卫自己。决定接演《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她就做好了冒险的准备，“我不是为所有别的人活着，对吧？不拍的话，一切都很保险，也不会听到很多声音，但你会觉得生命里少了点东西。”看到制作班底的时候她就想，我怎么有运气和他们合作？他们曾经是遥远如画里的人，抓住这个机会，她觉得人生就够了。
拍摄期间她遭遇了许多事情，比如第一次直面亲人的离世，比如健康状态的不稳定，但尽全力完成这个角色，成全的是“人生的意义”—总有一些时刻她想再向上够一够，哪怕全无信心，哪怕跃起的结果是头破血流。当年她着魔似的想争取到《左耳》中的“黎吧啦”一角，“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定要得到一样东西的感觉”，她并非为了证明些什么，“我没有试过（她）那样的人生，如果不演的话，我再也没有机会去体验那样的人生。”
后来回想起来，许多挣扎其实是她与自己的斗争。她一直对《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里的“水月”有些耿耿于怀，“我和她差别太大了。可能造型帮我加了很多分，自己也拼上了点狠劲，但如果说比对徐克导演在拍摄时的要求，我应该只做到了60%”。面对计划的突变，本以为战无不胜的刺客少女突然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我问她，如果，导演本来就希望她只拥有60%的信心呢？
直到告别，她也没敢直接去问徐克一句，导演你觉得我怎么样？“当时我太害怕了。徐克导演对我非常好，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他的相处特别紧张，我老觉得他是画里的人，带点魔幻色彩，所以我老是会想，他为什么会在我面前？我为什么会和他合作？特别不真实。对，我始终没法相信这件事情。”
但面对许鞍华，她没有这种恐惧。“导演就像隔壁邻居家的奶奶，她的性格……其实让我心疼。她非常害怕有人会不开心，怕自己有事情没处理好，我觉得她活得非常累也非常辛苦。”一次她看到许鞍华独自蹲在路边，头埋在双腿间，一时有些不忍。“她已经70多岁了，自己也说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部作品，那个样子很无助。我不知道我能给她什么，肯定也帮不了很多，但我至少能让她感觉到我非常信任她，这对她或许也很重要。”
一时一念，她知道所谓环境和工作合作伙伴带来的压力，其实更多来自心底的暗示，“也和我不同年龄阶段的心态有关，有些角色会让我更有安全感”。拍摄现场的摄像、灯光也会极敏锐地影响她的表现，比如《七月与安生》的摄像指导余静萍就给予她非常多的力量“。我一直说，摄像机是爱人的眼睛，我透过它在和导演、和观众交流。我从来不会去刻意忽视它，相反，我非常喜欢它的存在，它勾引着我的热情，让我更有欲望去表演。”
马思纯很少会和蒋雯丽聊工作和表演的问题。“我曾经请教小姨，这场戏真的哭不出来怎么办？她说你直直盯着一个地方看，再多喝水，心里想些难受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这对我没有用，我近视，盯再久眼泪也不会出来。”她也有些为难，技巧上借不上力，就只能来真的，“我可能不太会保护自己，也很乐于陷在角色里，但我很清楚，学会将技术和体验掺杂在一起能帮助我再上一个台阶。”
这段日子，马思纯终于可以完全回归到生活本身。父母和她一起过完年后不久就回了安徽，她一个人在北京待着，收拾屋子，做饭买花，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当你有热情的时候，任何一点小小的成就感都会带来开心”。照料植物需要付诸耐心也需要学习知识，这些都让她感到满足“。鲜花从含苞待放到凋谢，周期其实挺短的，为了让它的生命多延续一会儿，你就要多换水或者修剪根茎，它其实能感受到你投射在它身上的感情，这样真的能扛得久一些。” 小点滴中的幸福感，也让她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未知。疫情期间她每天都不停刷新闻，“这其实就是一场战争，但又是无形的东西，所以让人更紧张”。相比之下，片场里的世界像是太平盛世里的点缀，与现实相比更加遥远和虚幻。“但你可以给一些人力量，那些关注自己的人、爱自己的人，可能在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你说的话做的事会产生超乎你想象的反馈。”
承认自己的渺小和不足，反而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勇气。“我不放过自己的地方已经太多了，我应该再放弃一些执念，
不要去争一些对错。一切选择的事情，我认真就好。”
蒋雯丽：赤子之心
蒋雯丽最近解锁了不少新技能，比如西餐和烘焙。“烘焙基本都没失败过。我还把成果送给隔壁的孩子，他发消息来说每天晚上都要吃两块。这么捧场，我很受鼓舞。”
说到这一段，她的每一个音节里都跳着喜悦和骄傲。
几年前她写过一本叫《姥爷》的书，恰逢再版，她就想趁机会修改得再丰富些，“当時比较匆忙，也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可以一篇篇仔细看。”加上日常的锻炼、网上的茶艺课和英语课，她竟没什么真正空闲的时刻。
“好像忙忙叨叨，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平时的工作基本在外面，拍戏之外还有很多事务性的事情，就算能在家待一会儿，也很少有机会去做这些事。”
和所有人一样，疫情的爆发打乱了她原定的工作计划。原本4月定在昆明上演的话剧不知何时才有新的定期，她也不焦躁，“反而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去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这场疫情可能让全世界都有一次反省，我们总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断往前奔，到底奔什么呢？我们能够到的只有‘当下’，那就活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说起疫情期间翻看了些她的旧作，她很高兴，但似乎有点惊讶“。我的电视剧我基本都没看过，电影其实特别精彩的也没那么多。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是个遗憾，因为她无法再被复制了—但有时想想，即使复制了，也不一定比原来的更好对吧？那样的时间那样的状态就是独一无二的。我没怎么回顾这些过去的作品，其实还在想着怎么创造下一个。”
这么多年来，她选择角色最重要的标准始终是“兴趣”。“要让我演一个完全没兴趣的角色，我会觉得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接的戏基本都是看了剧本后喜欢人物，当然也要顺应些天时地利人和。”
她往往感到些遗憾，现在的创作环境变化很大，整个节奏太快“。国外很多演员可以为一个角色准备很久，在开拍前已经完全进入人物的状态了。以前我们也会有更多时间围读剧本、体验生活，现在往往到了剧组就拍。”她一度觉得不适，好像总在打无准备之仗，但一己之力无法扭转环境，那么只能要求自己尽力准备充足。
蒋雯丽喜欢马思纯表演中的自然，“她更多凭借的是自己真诚的感受，会更动人”。但她也担心马思纯这种方式太耗心力，建议她要更果断地从角色中抽离“。我告诉她，拍完戏后要过一过正常的生活，要落地。片场的工作环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时间久了你会分不清什么才是真实的。她把自己完全抛出去的方式其实很危险，但那种创作态度特别值得我学习，演戏久了，总会有一些自我保护和惯性在那儿，要打破它们。”
拍电影《立春》的时候，蒋雯丽为“王彩铃”这个角色短期内增肥30斤。“那次我收获非常大，但后来才知道，这样做会给身体带来危险，会破坏内分泌，引发糖尿病。”她不希望马思纯重蹈这一覆辙，“一方面我特别骄傲，她能这么投入，但同时也很心疼，希望她不要在角色里陷得太深，太摧残自己，把身体弄坏了。”
和许多步入中年的女演员一样，她看到环境对这个年龄层的演员所展现出的残酷：不仅合适的角色寥寥、空间有限，而且角色的立场和设计往往非常狭隘“。不管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实际上中年才是他们最好的时期。演员靠的就是自己那一块料，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他们所积累下的阅历，都能让他们对人物有更深刻的解读，表现出的人物也有更丰富的层次。”这不是国内独有的遭遇，即使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这样公认的戏骨，即使在美国这样分级更健全成熟的体制内，也会遇到机会匮乏的窘境。
“很多事情其实在发生变化。比如原来好像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电影和电视剧不能轻易跨界，但许多只演电影的演员，现在也越来越多出现在网飞等公司制作的电视剧里。如果关注一下，国内外‘网剧’的质量都与日俱佳，积累了很好的口碑，这种制作也是个新的趋势。”
只要守住表演的根本，只要恪守对自我的要求，电影、电视剧或者话剧舞台虽然形式不同，但各有千秋。蒋雯丽在电影学院的毕业大戏《北京人》之后，一别话剧舞台就是多年，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回去，能再站上话剧舞台，就好像一个梦一样”。话剧表演对演员的体力、精力要求都格外严格，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准备，“一旦开始排练就不能安排别的工作，日子会变得很规律：晚上演出，下午排练，要把精神气都养足了”。
和她搭档过的演员何冰曾感慨道，如果演话剧的收入可以养全家，他才不去演电视剧。“话剧舞台能更完整地展现你的创作欲望。不管哪一部戏，第一次和观众见面时我还是会感到紧张，大幕一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对舞台的敬畏感本身就会带来压力。”蒋雯丽说。
蒋雯丽曾导演过电影《我们天上见》，其中夹杂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那一种表达一方面痛快淋漓，一方面也让她如被掏空了一般疲惫。是否还会以导演的身份去创作？她觉得一时不能下定论“。创作还是需要冲动和热情的。如果再导一个作品，那它也应该像第一个作品一样，是我生命的表达，如果不做，就是莫大的遗憾。”
导演工作的辛劳也让她心有余悸，“我当过导演才知道当演员多么幸福，确实不需要承担那么大的压力，影片是否卖座等问题都不需要特别挂心，只要集中精神在角色的创作上就好”。《我们天上见》的拍摄前后花了两年，但加上前期的剧本和后期的种种，实际跨度是5年。“可以花这么多精力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当然很值得，但对一个女演员来说，5年不出作品，代价也很大。”
这些年里她接到过不少本子，邀请她执导，但她觉得时机还没有到。“我无意成为一个职业导演，也同样不认为作为职业导演的话，我可以做得多出色。如果再拍片，一定是要有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不一定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一定可以表达我的态度。”
她还是迷恋表演时的“相信”，那份赤子之心。“做演员或者艺术工作，我觉得应该永葆童心，而不能太过世故。在创作的过程中如果你老是去怀疑和审视角色，就没法演好。假作真时真亦假，演员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拍戏是假的，但演的瞬间你就要把它当成真的，需要这样的信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