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依赖收费”的公共政策，最终成本大部分会转嫁到本就脆弱的中产阶层身上，让腰包里刚有了点钱的中产阶层不堪重负。
　　“政府过度依赖收费”是此次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一个话题，无论什么社会问题，公共政策最后总是选择“收费”和“增税”去解决。比如针对这一轮力度加大的房市调控，政府使出的杀手锏是增加交易税和酝酿房产税。百姓抱怨城市拥堵，政府酝酿拥堵费。公众批评环境污染，政府开始讨论环境税。
　　谈起改革时，重庆市长黄奇帆说：“说起改革只知道跟国家要钱，但凡这样的管理者都是懒汉，”他说，真正的改革应该是用一个巧办法、一个好主意实现共赢，没给国家添麻烦，也没给国家制造通货膨胀。我觉得，懒惰的管理者说起改革时不仅是向国家要钱，更是向老百姓要钱，不是收费，就是增税。毕竟，国家还是有“不给钱”的威权的，一旦国家不给钱，政府就理直气壮地掏百姓的腰包。
　　这种“依赖收费”的公共政策，最终成本大部分会转嫁到本就脆弱的中产阶层身上，让腰包里刚有了点钱的中产阶层不堪重负。
　　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想买个房迈入中产阶层，高高的门槛让他们望而兴叹，无法通过将自己的收入变成房产从而实现保值增值。想换套大一点儿的房子，卖房子的成本增加了，而那边买房子的成本又增加了，两边受力。
　　同样，一些地方政府在拥堵上的治理，同样把矛头指向中产阶层。上海一个车牌已经拍到近10万元了，车已经不是中产阶层的身份象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在买车这个环节上，中产阶层又被狠狠地宰了一刀。汽车的税本身就非常高，而在解决汽车问题的名义下，各种税费还在向本就不堪重负的小汽车上叠加。
　　从房市、城市拥堵到环境污染的治理，中产阶层一次次地躺着中枪。穷人无钱可收无税可课，富人又有税赋的转嫁能力，可以通过转移资产等方式避税逃费。而分散的中产阶层们是无力转嫁无力回避的，所以成为最大的承受者。税收的功能本在于“征富济贫”，调节收入差距，“提低、扩中、控高”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高收入者应成为最大的税源，可据统计，富人的税没有收到，中产阶层交了最多的税。
　　社会中流行着一个词叫“下流化”，也就是很多事实上属于中产阶层的人，却并没有“中产”的自我认同，而倾向于低估自己的价值，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下层。屌丝是一个流行语，自上而下，人们都自认为属于屌丝那个阶层。这种“下流化”的自我认同，就在于这个阶层太脆弱了。虽然名义上属于中产，但政府的公共政策一调整，增个税或收个费，就可能立刻返贫。加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一场大病，或孩子的教育，都可能让中产家庭陷入困境。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才是稳定的，而当下的中国是两头大中间小。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制造了一个富人群体，也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穷人群体，而没有制造出一个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最不希望乱的就是中产阶层，最爱国的也是这个阶层，千万不能把他们当成刀俎上的肉。应该通过减负扩大这个阶层，而不是涸泽而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