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不惑之年的管虎至今还会问自己：“18岁时的理想还在吗?”为了这理想，他曾有六七年没戏可拍。以目前导演的标准看，他也不多产。但《生存之民工》、《外乡人》、《杀生》等，每一部都堪称耐人寻味的佳作。从不迎合市场，只向自己的心作交代；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这般坚持的理由只有一个：不要成为二十几岁时自己最瞧不上的人!在坚持与妥协中前行，逆流依旧可以向上生长，他做到了。
　　他不是个擅长言辞、通过一番言谈可以探得内心世界的人——这是从一些电视访谈中获得的印象。可管虎顶着草帽走进自己的工作室、大步跨上楼梯，嘴角分明有一个浑不吝的笑，比想象中更高大，也更自在轻松，这还是叫人诧异!谁说他的气场里有《杀生》中牛结实的影子!他当然比牛结实瘦削以及帅多了，竟还很“随和”，甚至是“松弛”，在他的电影里体察到的犀利和嘲讽，在他身上，一点寻不着痕迹。
　　坐下来聊天，他没拒绝任何一个问题，想不出答案时，坦率地说一句：“这个我真不知道。”虽然坐在沙发里，但他并不紧靠在沙发背上，也不想舒服地“窝”着，他的双手搭在膝头，身体大幅度前倾，微弓着背，以便跟谈话的对方保持同一个水平，显然他一点不排斥谈话。
　　“听说你很不好相处?”
　　“反正我身边的人都是很好相处的那种。”
　　“你的哪个个性让你最痛限?”
　　“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我其实挺想跟人好好打交道，如果我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半个小时跟人一块论事，可能很多情况会得到改善，但是不行，我有时忍耐不了。”
　　“你现在是在忍耐吗?”
　　“没有没有。现在多好呀……”
　　他喜欢谈沦电影，但也不排斥谈到生活，相比很多明星的回答，你可以很确定管虎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他不屑用哪怕一丁点谎言来粉饰自己，他显然是个内心骄傲的人，对他不愿意的事，他的拒绝从来不婉转。工作伙伴说，他的口头禅是：“绝不!”他确实说了几次，对工作和人生的一些情况，他几乎没有考虑过“妥协”，还有年轻人特有的那种执拗和洒脱。明明是这么个浪荡不羁的男人，可听到他谈起鲁迅时说，“不敢说先生对我有多大影响，但他的品格，对我是有一些灌注的，嗯，我是这样想的……”你分明感觉心里有些肃然的感动。
　　人生的第二次从容
　　管虎的《杀生》在上海试映，一位老先生看完后，突然站起来发言，话音颤抖，眼泪刷刷往下流，他说自己在美国待了六十年，研究人类学，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应该是宽容，而不是剿灭异己，他想给电影的创作者鞠躬，表达他的震撼和感动。看得出，对于导演来说，有类似如此对电影的理解，他觉得满足。
　　每一部电影，都有他浓烈的个人风格，而每一部的影评，几乎都呈现奇妙的两极化，喜欢的非常喜欢，不喜欢的很不喜欢。管虎对此早就习惯，“如果电影出来，只有—种声音，那才最可怕。”他也不希望别人对他妥协，放弃自己的想法。世界是多元的、世界应该是宽容的——他想提醒人们这点，也仅仅是提醒。
　　“我小时候抽烟，我爸与我抽着烟聊天；14岁谈恋爱，父母也不干涉。”管虎之所以成为管虎，或许就源于这最初的自由。拍完《杀生》的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第二个感到最从容和淡然的阶段。他不再那么“不好相处”，大概也和目前心境有关。作品对创作者而言，是最好的纾解。通过电影说了自己想说的话，用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获得某些认同——这样很好，多年的坚持和妥协似乎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尚且还算自由。管虎，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管虎。
　　人生第一次感到从容而淡然的时期，是2005年由一场大病中得来。“老婆怀着孩子，正赶上我得了一场大病，那像是老天给我提了个醒。医生说我身体全是给自己糟坏了。我糟了差不多十年，人都说我身体好，我就不管不顾地透支，不好好睡觉，然后喝酒熬夜，在这个行业里拍戏经常这样，但它是有报的。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成了一特严重的病，就差点死了。我在病房里，看着姜文那个《太阳照常升起》。那时我说话都不利索，我意识到：就算是电影，它也突然不再是最重要的事。社会角色、金钱、性，都不是那么重要的，想办法活下去才是真的。经此大劫，原来看重的突然都变淡了。”
　　而这一次，《杀生》之后，管虎说：“我从来没这么清醒地知道自己后面该怎么做，以前都是糊涂的，我甚至还很享受那种‘糊涂’，低着头往前走，不看更远，只顾眼前，但现在我似乎摸着道门了可以看得远一点，未必能实现，但我至少心里是清楚的。”
　　他说的这道“门”，也是困扰许多导演的永恒难题，商业和自我怎么兼顾?‘具体地说，我现在拍电视剧，成为一个正常运转的轮子，就跟公粮生产似的，我会挣到钱，然后，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不用你们任何人压我催我，我想弄自己的电影，我可以不要钱，还往里扔钱
　　那样我的状态就会从容，我想弄什么样的就弄什么样的，可以由着我的心性可持续地去做电影。”
　　所以，管虎的《杀生》，在拍摄之初，就不是以票房作为衡量电影价值的标准，这样相对自由的状态，他探索、抗争、妥协并坚持了二十年，才刚刚获得。
　　那些成人的喜悦和悲哀
　　拍第一部电影《头发乱了》时，管虎23岁，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电影拍完了，送电影局，被剪了一千多尺、改得乱七八糟，最后还是被毙了。“那整个就是一大棒子，那时年轻，承受能力差，我心高气傲地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拍了一电影，结果根本通不过，一下受打击委靡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干这行啊。”
　　《头发乱了》之后，管虎彻底没活干了，穷得一塌糊涂，一群人天天骑着自行车晃来晃去，“我家在北京，晚上到处蹭饭，反正穷就穷吧，比人家北漂们还是好过很多，没怎么觉得生活紧迫。”当时有人找他拍电视剧，他说：“别扯了，谁干那玩意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六七年，中间做过两个小电影，都没上映，至今没观众见过。那会儿电视剧开始兴盛，天天好多人劝他，拍电视剧吧，总比这么耗着强，可别人越劝，管虎越不干。“突然有一天我谈恋爱了。”文艺青年也需要钱。管虎开始自己写剧本，天天出去找活，尽管那时的他，还常被轰出去。这么心酸的经历从管虎口中说出来，沉重感荡然无存，他也边说边笑，好像是别人的故事。“突然出现一种叫电视电影的东西，其实就是两集电视连续剧。但拍的话我能挣三万块钱，我就拍了，还特别认真，用我全部能力去做，就是黄渤演的那部《上车，走吧》，结果一出手就是百花奖，然后金鸡奖，全来了，然后我突然发现，我不用再拿着剧本去求人了，好些人来找我。” 　　“接着就是《黑洞》，陈道明主演，临开机了，本来定下的导演做不了了''剧本还没写。制片人想到《上车，走吧》那小孩还不错，要不来试试，然后我就去了那年代，电影学院毕业生拍电视剧，我自己都不屑，但估算了—下挣的钱够我买辆车，就咬牙低着头也得干吧，还自己写剧本，一边拍一边写，那回受大委屈了。”电视剧拍完，管虎果然提着现金就去买了辆车。
　　电视剧拍顺手了，收视率高，又能赚钱，再不用去求人投资了，管虎的生活变舒服了。“可我心里清楚，这么着连续拍下去的话，我的状态心境不是电影心境，我还是想拍电影，但在那么商业的环境里，我只能尽量有意去避免许多事，累积将来拍电影的资源，然后等待那个机会。可能别人觉得我那几年像不务正业的，但我自己心里有数。”
　　如今，每过三五年，管虎和当年的朋友就会互相问，十八岁那时的理想还在不在?他有意识地保持当年对电影的理想和纯粹心境，每当觉得心要乱了’就把自己往回拉一拉。觉得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就刻意跟许多东西拉开距离。放弃一些现实，让自我的世界尽量单纯。“到了现在的年龄，把锐利往骨子里藏不是坏事。人可以变换表现形式，因为我知道这世界不全是我的。”他知道话语权很重要，如果非得坚持以十八岁时对世界的锐利方式去实现自我，只会撞得头破血流，更谈不上表达的自由。
　　“用自己的一部分去服从商业操作的要求，如果真有本事，我可以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再找回自由。”这种“退让”并不无奈。“不再人微言轻了，你才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电影。我想有限的生命应该发挥出更多能量和效率，而不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强行自我安慰中度过。”这是他的妥协和坚持，尽管充斥着喜悦或者悲哀。但过程其实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逆流也照样生长了。
　　Q＆A
　　Q：你理想中人生最完美的时刻是怎样的?
　　A：事大成，有好酒。
　　Q：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A：剑走偏锋。我不希望在主流里摸爬滚打，如果下棋的话，我希望把这棋子儿往棋盘外边走点。
　　Q：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A：女孩是欺骗，男的是迟到。男的迟到一分钟，我心里的火都噌噌的。
　　Q：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评估的?
　　A：诚实，这是应该的事；还有就是从业人员负责任，这是最该不过的事。
　　Q：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A：外表啊，哎呀，我长得太丑了，这回答不了，我没什么满意的。
　　Q：你说得最多的词是什么?
　　A：绝不!
　　Q：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A：几种，一种是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实打实的快乐，别人给你掌声，那个时候你会快乐，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灯黑下来，你第一次看到自己初剪，看到你营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特别快乐，还有遇到新女孩的时候，以及喝酒喝到快醉的时候。
　　Q：如果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A：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