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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地区的人们发现，世界文化遗产离日常生活愈来愈近。越来越多的旅游景点打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招牌，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文化遗产宣传活动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申遗。2010年“中国丹霞”与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使得持续多年的“申遗热”陡然升温，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报道，目前全国约有200个申遗项目，其中100个已经进入预备申遗清单。按照一国一年只准申报一个项目的规定，不少项目要排队到下个世纪。这还不包括更多的尚未得到国家批准，但仍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的项目。如此高涨的申遗热潮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申遗热”渐兴起打造旅游名片
“申遗热”的兴起，首先源于中国对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上，欧美国家远远走在了前列。目前世界遗产名录中有近一半分布在欧洲和北美，面积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遗产大国的第一、二位。欧美国家申遗的入选率一直比其它地区高出许多，在世界遗产中心编制的世界遗产分布图上，欧洲密密麻麻，而亚非拉地区则星星点点。究其原因，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对自然与文化遗产有着高度的关注与保护意识，很早就开始了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相较之下，中国则起步较晚。因此，中国的“申遗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觉醒”，是公众对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政府保护责任与义务的承担与实现，是对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争取，也是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日益增长和国家法律保护的休假制度的出台，从各方面刺激着旅游者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休闲旅游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世界遗产是发展旅游的得天独厚的资源，大部分地区的申遗活动不免与旅游业挂钩，成为旅游景点的金字招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报道，其中有两句话形容世界遗产，一句是“全球最珍贵的地方”，一句是“最好中的最好”。且不论这种评论客观与否，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看待世界遗产的，更有一些人把世界遗产目录当作了旅游的“圣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遗产成了遗产地旅游蓬勃发展的灵丹妙药了。
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是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荣誉和自豪。成功申遗之后，旅游业带动GDP的神话令每个申遗的地方政府津津乐道，神往不已。深谙旅游经济的人知道，一般情况下，申遗之后的头一年，游客会有爆发性的增长，增长率至少达30％。曾经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进而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的地方政府而言，申遗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入到了申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
唤醒保护意识 带来无限商机
对自然与文化遗产本身而言，申遗无疑能够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申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申遗的过程也是保护的过程，是唤醒全民保护意识的过程。在《世界遗产公约》里，所有条约体现的核心就是“保护”，对遗产保护的首要准则就是“保护第一，合理利用”，一切以“保护为本”，同时对其合理适度地开发利用，实现遗产保护和利用协调发展。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进了保险箱，联合国对拿世界遗产赚钱的方式早有“紧箍咒”。申遗成功之后，除不可抗力之外，一旦进行过度的商业开发或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有可能被黄牌警告，甚至取消“世遗”称号。
就过程而言，申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推动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各地在申遗过程中必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普及。即使失败，也能够学会尊重文化产业独特的发展规律，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申报过程也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国内外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的发展道路表明，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申遗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各个遗产地政府在申遗筹备过程中，会采取措施改善申报地点周边环境、交通以及居民居住条件等。申遗成功之后，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必将对地方投资环境带来很大的改善。旅游业的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等等，都是各地方政府关注和期待的核心。申遗带来的不仅仅是保护的压力，更多的是产出、效益和回报。地方形象提升、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其它项目投资，外围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等各反面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前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1996年，平遥古城门票收入仅为82万元，1997年申遗成功后，一跃而至800万元。到2009年，这项收入已高达8826万元，13年翻了108倍之多，已然成为山西省旅游业的龙头。丽江古城地理位置偏僻，但凭借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十余年来一直是中外旅游热点地，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90％来自旅游业。开平碉楼申遗的当年，从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算的村庄摇身一变成为世界遗产，门票收入立马增幅达到130％。自古以来被视为“南蛮荒芜”之地的张家界，在武陵源被遴选为世界自然遗产之后，在16年的时间内，GDP增长了28倍多，第三产业更是在1989年的基础上增长了56倍之多。整个张家界的农村居民也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总收入增长了4倍，生活层次从贫穷迅速跨过温饱，达到小康。丹霞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成功之后，当年的门票收入和旅游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并通过纪念和庆祝活动，举行了招商节，签约80多亿，当年就实现投资30多亿。这对于一个县的影响可想而知，也是任何宣传效果和广告都达不到的。申遗成功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一斑。
审查严格苛刻 申遗之路漫漫
中国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上起步较晚，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还较为淡薄。不少自然景观、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历史中或饱受岁月冲蚀，或因天灾人祸遭到破坏，真正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遗产的认证和选择是极其严谨的，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根据相关规定，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必须是精深、独特、稀有、珍贵的，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和个性特色，需反映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杰出创造，体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自然遗存则应该是天然的，具有形态美、意象美及惟一性和原生态性的，同时注重整体环境的和谐。申报项目必须符合遗产公约规定的每一条规定，经过专家的严苛审查才能过关。《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显示，申遗的程序大致是：每个国家需要首先对本国有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出一份详细的目录，也就是预备名单，然后该国从预备名单中筛选出一处遗产，列入提名表中，交给世界遗产中心的提名表会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NCU)两个机构独立审核。之后，审核的评估报告被送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会则在每年举行一次的会议 中讨论决定是否将被提名的遗产录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中。
在这种严格的评审制度下，走申遗之路，西湖花了十多年。审查之所以历尽艰难，原因就在于西湖很多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破坏殆尽。在向世遗评委会提交材料的时候，西湖其实已经被城市化侵蚀得相当严重。不仅西湖如是，不少文化遗存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旦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就很难通过审查。申遗成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努力。同样申遗成功的中国丹霞花了4年，开平碉楼花了7年，五台山和西湖花了10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更是用了长达16年。这些最终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地犹如跃过龙门的鲤鱼，举世瞩目。而“革命尚未成功”的申请地，仍在渺茫的希望中继续努力。如今在国家预备清单中苦苦等待、翘首以盼的申遗项目无不是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备的。2012年申遗候选名单上的元上都遗址，早在2002年就正式开始申遗；始于2009年的大运河申遗项目则排到了2014年；经历了多年筹划的鼓浪屿、丝绸之路等5个项目正在角逐2013年的名额。江南水乡古镇、蜀道、茶马古道等自古为人们熟知的文化遗产或景点，也在很早之前就启动了申遗工作，但成功之日还遥遥无期。
事实上，“申遗热”也曾在其它国家出现过。截至2008年，共有145个国家的878个项目入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两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此前“一国一项”的限制虽然放宽，但附加的条件依然苛刻，比如每年大会审议的遗产总数不能超过45项；没有遗产列入名录的缔约国具有申报优先权。这些措施避免了一个国家一次性申请过多项目而造成垄断，然而对于中国这样参与较晚的文化大国而言，这是很大的限制。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排名世界第三，在申报的国际排队中，势必往后排。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官员郭旃曾说：“中国的申遗大队已排到下世纪的门槛。”面对这样的窘境，中国政府拿出了自己的对策：打包申遗。
打包申遗又叫捆绑式申遗，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申遗的成功率，而且可以让尽可能多的遗产纳入到世界遗产名录。2010年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中国丹霞”申遗成功便是打包申遗的典型例证。“中国丹霞”覆盖了6个省份，仅因都属“丹霞地貌”，便被合成一项。“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则包括了多达8处的11项建筑，建筑规制、年代都不统一，但也被算作一个项目进行申报。
打包申遗虽是无奈之举，但很有效果，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申遗项目数量与名额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方式不像“名人故里争夺战”，没有排他性，更容易达成地区间的合作。如今关注度颇高的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蜀道等项目，无不采取这种方式。大运河申遗项目规模颇大，将大运河沿线的北京、河南等8个省35个城市的132个遗产点和43段河道合为一体，打包申报世界遗产。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大运河已经走过了2500余年的历史，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大工程奇迹。就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而言，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便是流动的文化。与世界其它地区运河相比，大运河有着独特的价值。就长度而言，大运河比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有“运河之王”之称的土库曼运河长400多公里。就历史而言，大运河开凿年代比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早了两千多年。同样是古代水利工程，罗马城内的13条古罗马时代的水道，最长不过90余公里，均是意大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班牙塞哥维亚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大渡槽”，建于公元前1世纪，长仅813米，早在1985年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窥一斑而见全豹，同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一样，我国不少大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珍贵的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已经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任何一处。然而欲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恐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申遗热”的兴起，首先源于中国对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上，欧美国家远远走在了前列。目前世界遗产名录中有近一半分布在欧洲和北美，面积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遗产大国的第一、二位。欧美国家申遗的入选率一直比其它地区高出许多，在世界遗产中心编制的世界遗产分布图上，欧洲密密麻麻，而亚非拉地区则星星点点。究其原因，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对自然与文化遗产有着高度的关注与保护意识，很早就开始了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相较之下，中国则起步较晚。因此，中国的“申遗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觉醒”，是公众对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政府保护责任与义务的承担与实现，是对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争取，也是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日益增长和国家法律保护的休假制度的出台，从各方面刺激着旅游者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休闲旅游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世界遗产是发展旅游的得天独厚的资源，大部分地区的申遗活动不免与旅游业挂钩，成为旅游景点的金字招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报道，其中有两句话形容世界遗产，一句是“全球最珍贵的地方”，一句是“最好中的最好”。且不论这种评论客观与否，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看待世界遗产的，更有一些人把世界遗产目录当作了旅游的“圣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遗产成了遗产地旅游蓬勃发展的灵丹妙药了。
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是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荣誉和自豪。成功申遗之后，旅游业带动GDP的神话令每个申遗的地方政府津津乐道，神往不已。深谙旅游经济的人知道，一般情况下，申遗之后的头一年，游客会有爆发性的增长，增长率至少达30％。曾经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进而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的地方政府而言，申遗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入到了申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
唤醒保护意识 带来无限商机
对自然与文化遗产本身而言，申遗无疑能够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申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申遗的过程也是保护的过程，是唤醒全民保护意识的过程。在《世界遗产公约》里，所有条约体现的核心就是“保护”，对遗产保护的首要准则就是“保护第一，合理利用”，一切以“保护为本”，同时对其合理适度地开发利用，实现遗产保护和利用协调发展。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进了保险箱，联合国对拿世界遗产赚钱的方式早有“紧箍咒”。申遗成功之后，除不可抗力之外，一旦进行过度的商业开发或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有可能被黄牌警告，甚至取消“世遗”称号。
就过程而言，申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推动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各地在申遗过程中必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普及。即使失败，也能够学会尊重文化产业独特的发展规律，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申报过程也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国内外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的发展道路表明，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申遗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各个遗产地政府在申遗筹备过程中，会采取措施改善申报地点周边环境、交通以及居民居住条件等。申遗成功之后，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必将对地方投资环境带来很大的改善。旅游业的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等等，都是各地方政府关注和期待的核心。申遗带来的不仅仅是保护的压力，更多的是产出、效益和回报。地方形象提升、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其它项目投资，外围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等各反面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前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1996年，平遥古城门票收入仅为82万元，1997年申遗成功后，一跃而至800万元。到2009年，这项收入已高达8826万元，13年翻了108倍之多，已然成为山西省旅游业的龙头。丽江古城地理位置偏僻，但凭借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十余年来一直是中外旅游热点地，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90％来自旅游业。开平碉楼申遗的当年，从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算的村庄摇身一变成为世界遗产，门票收入立马增幅达到130％。自古以来被视为“南蛮荒芜”之地的张家界，在武陵源被遴选为世界自然遗产之后，在16年的时间内，GDP增长了28倍多，第三产业更是在1989年的基础上增长了56倍之多。整个张家界的农村居民也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总收入增长了4倍，生活层次从贫穷迅速跨过温饱，达到小康。丹霞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成功之后，当年的门票收入和旅游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并通过纪念和庆祝活动，举行了招商节，签约80多亿，当年就实现投资30多亿。这对于一个县的影响可想而知，也是任何宣传效果和广告都达不到的。申遗成功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一斑。
审查严格苛刻 申遗之路漫漫
中国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上起步较晚，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还较为淡薄。不少自然景观、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历史中或饱受岁月冲蚀，或因天灾人祸遭到破坏，真正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遗产的认证和选择是极其严谨的，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根据相关规定，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必须是精深、独特、稀有、珍贵的，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和个性特色，需反映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杰出创造，体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自然遗存则应该是天然的，具有形态美、意象美及惟一性和原生态性的，同时注重整体环境的和谐。申报项目必须符合遗产公约规定的每一条规定，经过专家的严苛审查才能过关。《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显示，申遗的程序大致是：每个国家需要首先对本国有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出一份详细的目录，也就是预备名单，然后该国从预备名单中筛选出一处遗产，列入提名表中，交给世界遗产中心的提名表会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NCU)两个机构独立审核。之后，审核的评估报告被送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会则在每年举行一次的会议 中讨论决定是否将被提名的遗产录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中。
在这种严格的评审制度下，走申遗之路，西湖花了十多年。审查之所以历尽艰难，原因就在于西湖很多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破坏殆尽。在向世遗评委会提交材料的时候，西湖其实已经被城市化侵蚀得相当严重。不仅西湖如是，不少文化遗存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旦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就很难通过审查。申遗成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努力。同样申遗成功的中国丹霞花了4年，开平碉楼花了7年，五台山和西湖花了10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更是用了长达16年。这些最终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地犹如跃过龙门的鲤鱼，举世瞩目。而“革命尚未成功”的申请地，仍在渺茫的希望中继续努力。如今在国家预备清单中苦苦等待、翘首以盼的申遗项目无不是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备的。2012年申遗候选名单上的元上都遗址，早在2002年就正式开始申遗；始于2009年的大运河申遗项目则排到了2014年；经历了多年筹划的鼓浪屿、丝绸之路等5个项目正在角逐2013年的名额。江南水乡古镇、蜀道、茶马古道等自古为人们熟知的文化遗产或景点，也在很早之前就启动了申遗工作，但成功之日还遥遥无期。
事实上，“申遗热”也曾在其它国家出现过。截至2008年，共有145个国家的878个项目入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两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此前“一国一项”的限制虽然放宽，但附加的条件依然苛刻，比如每年大会审议的遗产总数不能超过45项；没有遗产列入名录的缔约国具有申报优先权。这些措施避免了一个国家一次性申请过多项目而造成垄断，然而对于中国这样参与较晚的文化大国而言，这是很大的限制。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排名世界第三，在申报的国际排队中，势必往后排。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官员郭旃曾说：“中国的申遗大队已排到下世纪的门槛。”面对这样的窘境，中国政府拿出了自己的对策：打包申遗。
打包申遗又叫捆绑式申遗，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申遗的成功率，而且可以让尽可能多的遗产纳入到世界遗产名录。2010年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中国丹霞”申遗成功便是打包申遗的典型例证。“中国丹霞”覆盖了6个省份，仅因都属“丹霞地貌”，便被合成一项。“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则包括了多达8处的11项建筑，建筑规制、年代都不统一，但也被算作一个项目进行申报。
打包申遗虽是无奈之举，但很有效果，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申遗项目数量与名额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方式不像“名人故里争夺战”，没有排他性，更容易达成地区间的合作。如今关注度颇高的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蜀道等项目，无不采取这种方式。大运河申遗项目规模颇大，将大运河沿线的北京、河南等8个省35个城市的132个遗产点和43段河道合为一体，打包申报世界遗产。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大运河已经走过了2500余年的历史，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大工程奇迹。就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而言，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便是流动的文化。与世界其它地区运河相比，大运河有着独特的价值。就长度而言，大运河比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有“运河之王”之称的土库曼运河长400多公里。就历史而言，大运河开凿年代比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早了两千多年。同样是古代水利工程，罗马城内的13条古罗马时代的水道，最长不过90余公里，均是意大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班牙塞哥维亚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大渡槽”，建于公元前1世纪，长仅813米，早在1985年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窥一斑而见全豹，同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一样，我国不少大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珍贵的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已经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任何一处。然而欲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恐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