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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正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贵，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1637年（崇祯十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1640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传教，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顺治五年（ 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允许他们传教。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圣教入川记》的亲历价值。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但刘宇亮声望极大，热心天主教，在他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锋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4页）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了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伯多禄（音译）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 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重要的传教区。随着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造型特异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让居住于山区、觊觎红尘动向的道观中人，大为不快。
《圣教入川记》屡屡提及为难天主教的“道党”，乃是道教教徒。当时成都道教盛行，从教者广泛，官绅较多。一见洋天主教吸引听众，他们立即采取了很多攻击措施。四川武官阎督系明蜀王府禁卫军统领，皈依天主之后，奋力保护教众，还在自己家中设立圣母堂，可见当时天主教对于绝望世人的大光普照。
本书里，显示出作者拘于教派之争的狭隘立场，远没有宽厚仁爱的立场：“道党种种暴行，攻击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实，分别首从，将为首滋事三八严办；余皆薄责，充留省外多其余附和之辈，亦受应得之罚。因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是其显报也。”（《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3页）最后一句，不应该是真正得道者说得出口的话。
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九（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铸造、天象与《天书》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洋人出山觐见。
见到礼部来人，不得有误，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光禄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来到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他们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两人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手里还捧西文版《圣经》。
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
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好印象。再一想，这两人胆子够大，能够进入正在战乱的内陆积极传教，可以说是明末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他们对传教的那份执念，为了传教所能做到的牺牲精神，让久经沙场的张献忠暗暗称奇。
胸怀祖国的人，总是渴望放眼世界。张献忠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0页）
张献忠是最求立竿见影出效果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回光禄寺署，他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中国式朝衣朝冠觐见，张献忠有些不悦，洋人解释说早已绝世俗荣华，张献忠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这也成为革命学者们引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
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一见，一箭双雕，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国师了。
张献忠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民主选举，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請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费著《岁华纪丽谱》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然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下令，请两位洋人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看起来，反而让我疑心，写作者此时饱受刺激太巨，头脑已不大正常。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仪器，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天体观测仪，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在落下闳提出“浑天说”之后一千六百年间，世界上一直没有其他理论比他的想象说更为正统，地是中心，宇宙围绕着地球转。 对此，以革命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竅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经历8个多月的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24页）
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发出冲天血光。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空旷的坝子里（现在的天府广场）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
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的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草灰蛇线，羊肠小道。他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问题在于，中国的稳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学者说，大西皇是坚定的爱国主义，东方文化为世界中心的提倡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实践者。
张献忠决定举行一场辩论大会。他命令宫廷太监与洋人进行学理驳难。真理，越辩越明嘛。
他突然插话：“外国有无菩萨？”
太监们揣测旨意，大肆诋毁天主教。但张献忠显然更为宏阔，他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意，反而颂扬天主真神。放声高祷：“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张献忠手抚怅然，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颔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这个话，让洋人大惊。其实是他们没听懂。头发长，见识短；老龙王，胡子长。张献忠的意思是洋人见识多，学问渊博，如果他获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心理。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所谓红夷大炮，乃是荷兰人发明，原名叫“荷兰雷”，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故称为红夷大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结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但张献忠没有重责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盘。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鑄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望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洋人认为这是“谚语”，而且狂悖荒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自古有“语录”传统，圣者之言，方为“语录”。
张献忠的这一番比热烈拥抱地球仪还要狂悖的念头，是依靠如下言论支撑的——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
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张献忠依靠“语录”与《天书》两本著作，就将首开华人问鼎之先河。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张献忠虎目圆睁。
“脸，突然就黄了。”
他怒不可遏，七窍生烟，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均为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抑或明军的呢？
张皇帝目光如炬：“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这就是说，张献忠提出了“国际间谍”的严重问题。这的确体现出张献忠的国际视野，非同寻常。两个洋人双股战战，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出巨手扶他们起身。
张献忠的岳父是南京的一个老儒生，从洋人处得到一本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后，一读狂喜，再三索书，他们又把《天学实义》给了他，也是利玛窦所著。张献忠岳父一读再读，竟然产生了皈依之心。但张献忠耳听八面，知道洋人竟然还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书”，疑心大起。他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匿而未献出，遂命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张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祥。“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
张献忠闻之，狂吼云：“真正野蛮！”言完，又索要天文书。
“野蛮”一词出自张献忠之口，历史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他为什么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讲述了一番至理名言，也可以收入《天书》：“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34页）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恰在于其滔滔雄辩的杀人逻辑。替天行道，吊罪伐恶。反过来看，张献忠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某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的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疑虑，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汪兆麟是一踩九头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我们一边。
张献忠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我估计，张献忠应该也使用千里镜独照过洋人，显然，他的X光设备透射出了“赤胆忠心”，否则，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宫里的獒犬了。
张献忠对各类天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驻扎在南充军营之后，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锋，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窥破天机，从而找到破解之道。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瓦，至多是声撼帐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二个洋司铎处以极刑。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待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但张献忠大喊：却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这些事情，一直到二位司驿随军到达西充县也未消散。皇帝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这是因为二司铎从在成都开始就在上层人物中发展信徒，张献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劝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还有些宫女和军官等数十人领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忆起鲜衣怒马时候忽略的细节，现在一旦回想起来，张献忠陡生疑心。他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二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己”，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他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
《老子》有箴言：“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这个道理，饱读中外典籍的张献忠，应该懂吧。
这一切，距离那一支飞扑皇帝胸口的利箭，仅有几个时辰了。他是活到死、学到死的榜样。
好了。我们就让那一支利箭，多飞一会儿。
责任编辑 杨 希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正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贵，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1637年（崇祯十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1640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传教，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顺治五年（ 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允许他们传教。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圣教入川记》的亲历价值。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但刘宇亮声望极大，热心天主教，在他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锋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4页）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了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伯多禄（音译）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 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重要的传教区。随着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造型特异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让居住于山区、觊觎红尘动向的道观中人，大为不快。
《圣教入川记》屡屡提及为难天主教的“道党”，乃是道教教徒。当时成都道教盛行，从教者广泛，官绅较多。一见洋天主教吸引听众，他们立即采取了很多攻击措施。四川武官阎督系明蜀王府禁卫军统领，皈依天主之后，奋力保护教众，还在自己家中设立圣母堂，可见当时天主教对于绝望世人的大光普照。
本书里，显示出作者拘于教派之争的狭隘立场，远没有宽厚仁爱的立场：“道党种种暴行，攻击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实，分别首从，将为首滋事三八严办；余皆薄责，充留省外多其余附和之辈，亦受应得之罚。因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是其显报也。”（《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3页）最后一句，不应该是真正得道者说得出口的话。
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九（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铸造、天象与《天书》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洋人出山觐见。
见到礼部来人，不得有误，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光禄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来到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他们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两人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手里还捧西文版《圣经》。
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
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好印象。再一想，这两人胆子够大，能够进入正在战乱的内陆积极传教，可以说是明末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他们对传教的那份执念，为了传教所能做到的牺牲精神，让久经沙场的张献忠暗暗称奇。
胸怀祖国的人，总是渴望放眼世界。张献忠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0页）
张献忠是最求立竿见影出效果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回光禄寺署，他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中国式朝衣朝冠觐见，张献忠有些不悦，洋人解释说早已绝世俗荣华，张献忠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这也成为革命学者们引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
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一见，一箭双雕，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国师了。
张献忠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民主选举，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請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费著《岁华纪丽谱》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然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下令，请两位洋人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看起来，反而让我疑心，写作者此时饱受刺激太巨，头脑已不大正常。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仪器，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天体观测仪，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在落下闳提出“浑天说”之后一千六百年间，世界上一直没有其他理论比他的想象说更为正统，地是中心，宇宙围绕着地球转。 对此，以革命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竅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经历8个多月的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24页）
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发出冲天血光。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空旷的坝子里（现在的天府广场）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
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的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草灰蛇线，羊肠小道。他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问题在于，中国的稳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学者说，大西皇是坚定的爱国主义，东方文化为世界中心的提倡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实践者。
张献忠决定举行一场辩论大会。他命令宫廷太监与洋人进行学理驳难。真理，越辩越明嘛。
他突然插话：“外国有无菩萨？”
太监们揣测旨意，大肆诋毁天主教。但张献忠显然更为宏阔，他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意，反而颂扬天主真神。放声高祷：“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张献忠手抚怅然，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颔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这个话，让洋人大惊。其实是他们没听懂。头发长，见识短；老龙王，胡子长。张献忠的意思是洋人见识多，学问渊博，如果他获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心理。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所谓红夷大炮，乃是荷兰人发明，原名叫“荷兰雷”，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故称为红夷大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结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但张献忠没有重责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盘。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鑄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望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洋人认为这是“谚语”，而且狂悖荒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自古有“语录”传统，圣者之言，方为“语录”。
张献忠的这一番比热烈拥抱地球仪还要狂悖的念头，是依靠如下言论支撑的——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
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张献忠依靠“语录”与《天书》两本著作，就将首开华人问鼎之先河。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张献忠虎目圆睁。
“脸，突然就黄了。”
他怒不可遏，七窍生烟，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均为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抑或明军的呢？
张皇帝目光如炬：“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这就是说，张献忠提出了“国际间谍”的严重问题。这的确体现出张献忠的国际视野，非同寻常。两个洋人双股战战，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出巨手扶他们起身。
张献忠的岳父是南京的一个老儒生，从洋人处得到一本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后，一读狂喜，再三索书，他们又把《天学实义》给了他，也是利玛窦所著。张献忠岳父一读再读，竟然产生了皈依之心。但张献忠耳听八面，知道洋人竟然还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书”，疑心大起。他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匿而未献出，遂命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张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祥。“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
张献忠闻之，狂吼云：“真正野蛮！”言完，又索要天文书。
“野蛮”一词出自张献忠之口，历史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他为什么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讲述了一番至理名言，也可以收入《天书》：“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34页）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恰在于其滔滔雄辩的杀人逻辑。替天行道，吊罪伐恶。反过来看，张献忠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某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的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疑虑，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汪兆麟是一踩九头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我们一边。
张献忠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我估计，张献忠应该也使用千里镜独照过洋人，显然，他的X光设备透射出了“赤胆忠心”，否则，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宫里的獒犬了。
张献忠对各类天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驻扎在南充军营之后，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锋，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窥破天机，从而找到破解之道。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瓦，至多是声撼帐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二个洋司铎处以极刑。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待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但张献忠大喊：却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这些事情，一直到二位司驿随军到达西充县也未消散。皇帝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这是因为二司铎从在成都开始就在上层人物中发展信徒，张献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劝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还有些宫女和军官等数十人领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忆起鲜衣怒马时候忽略的细节，现在一旦回想起来，张献忠陡生疑心。他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二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己”，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他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
《老子》有箴言：“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这个道理，饱读中外典籍的张献忠，应该懂吧。
这一切，距离那一支飞扑皇帝胸口的利箭，仅有几个时辰了。他是活到死、学到死的榜样。
好了。我们就让那一支利箭，多飞一会儿。
责任编辑 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