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受益其中的全方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资 金链，出现不同程度的被干扰、被中断的情况，且疫情的负面冲击还未见底，需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依然很多，外部疫情蔓延、家庭流动性等相对比较突出的风险维度需要格外关注。

贸易增速下滑风险持续

　　第一，疫情在全世界的暴发，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构成了重大冲击，并从多个方面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从世界产业链的角度看，疫情重挫了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信心，引发生产活动的急剧收缩。这种外部需求的骤然下降严重拖累了我国的出口，特别是对机电、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冲击尤其严重;其次，疫情导致关键投入的断供，使参与全球产业链生产的中国外贸企业生产受阻，缩减了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供给。这一效应与业已收缩的全球需求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外贸部门的下行压力;最后，更为严重的是，疫情的暴发阻碍了资源的跨国流动，对国内生产的供应链也构成了巨大挑战。疫情冲击不仅对个别行业和外贸部门产生影响，还将通过供应链在国内产生涟漪效应，通过上下游关联使疫情的影响不断蔓延，最终扩散到全部行业，使整体经济面临全面下行的严峻局面。
　　第二，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国际产业链断供，各国不得不被动补全国内生产线，客观上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的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性强化，同时，全球贸易风险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削减FDI，导致全球生产性资本在长期内将出现再分配与再平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检验了各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和协调公共资源的能力。已有文献表明，风险是决定FDI流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次疫情大考将改变不同国家对国际资本的相对吸引力，从而引起长期内全球资本的再配置。
　　第三，据1—2月数据，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新增投资同比增长18.3%，对沿线59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同比增长25.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表现好于其他地区。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一带一路”投资活动在短期内可能面临劳务输出受限、货物出口受阻，以及基建项目延期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参与国恢复生产的迫切需求仍将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持续进行，同时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有利于缓解发达市场需求不振和贸易保护的外部压力，并有助于释放部分国内过剩产能，缓解国内就业问题。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项目的主要债权人，如何维持债务的稳定可持续性，是长期对外投资风险的重点考虑因素。
　　第四，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角度，出口中包含的外部增加值比例越高的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也将越大，主要行业及其外部增加值占比为：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约35%），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约30%），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基本金属制造、其他运输设备制造（约18%）。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外部增加值占总的外部增加值近50%，因此外部产业链断供风险将主要对这些行业产生影响。此外，如果某些行业的用于出口的中间品进口投入比例越高，则其受外部影响也越大。这些行业及其出口中的中间品进口投入占比为：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约53%），纺织品制造（约43%），电子设备、化工、基本金属制造（约30%）。这些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不但在短期中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构成了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进一步凸显了转换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加快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成功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导向、要素驱动向消费引领、效率驱动的动力切换，关键在于制度性、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未来流动性问题不容忽视

　　家庭金融配置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跌至-20.5%，由此导致家庭部门短期贷款新增额在一季度陷入负增长，特别是2月份，家庭部门短期债务单月减少4504亿元。虽然3月份短期贷款新增额攀升至5144亿元，创下有史以来的新峰值，但总体上导致2020年一季度短期贷款新增额减少509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额则较为稳定，虽然受疫情影响2月份仅增加371亿元，但1月份和3月份同比仍然是正增长，特别是1月份，达到了7491亿元的新峰值。从整体来看，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额的同比增速略好于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增速，但短期贷款的增速则要差很多。具体而言，2020年一季度，我国新增贷款增速同比下降33%，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仅下降9%，短期贷款增速下降112%。
　　从新增贷款的构成上来看，无论是中长期贷款，还是短期贷款，经营性贷款在3月份均明显增加。由于经营性贷款主要是针对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这一增加也体现了金融机构在疫情当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具体而言，3月份短期经营性贷款增加2716亿元，中长期经营性贷款增加1056亿元，均达到近些年来的新高。消费贷款也在3月份回归历史平均水平。虽然在一季度金融系统对于家庭部门提供了足够多的支持，但伴随着海外疫情的加剧，宏观经济的恶化，同企业部门一样，家庭部门在未来一段时期也亟需金融系统的持续支持。
　　在家庭部门的债务存量方面，截止到2020年第一季度，家庭部门共累积了13.5万亿元左右的短期贷款，43万亿元左右的中长期贷款。受疫情影响，家庭的债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比值已经由疫情前的40%左右下降至30%左右，家庭对中长期债务变得更加依赖。在增速方面，家庭中长期贷款的增速虽然从2017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20年发生跃升，由2019年平均的17%左右上升至20%左右。在宏观经济整体受疫情持续影响的当下，家庭部门背负的沉重的中长期贷款产生的还款流，会进一步挤占家庭的流动性。
　　家庭债务在持续累积的同时，家庭存款的增速加快。2020年1月份，家庭部门新增存款4.24万亿元，虽然2月份减少了1200亿元，但3月份又继续增加2.35万亿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年3月份的最高值，远超去年同期的8800亿元，这也使得2020年一季度的家庭存款再创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0亿元。家庭部门1月份存款增加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为江苏、浙江、四川、安徽以及河北，这5个省份的新增存款额占到了全部存款的近40%。由于这几个省份均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或者人口流出大省，因此可以说1月份存款增多更多是由于春节的原因。但在3月份疫情影响下，家庭部门存款继续快速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疫情导致消费下降，家庭留存的现金增多，同时疫情也导致房地产、股市等其他投资渠道不畅，但课题组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加强。面对未来汹涌而至的不确定性，家庭有足够的动力增加储蓄，降低消费，这会使得经济复苏更为困难。
　　家庭对现金流枯竭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根据课题组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这一微观数据所做的分析，如果家庭在1—12个月内失去收入，但仍然保持原来的消费状况，则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会上升，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家庭。3个月没有收入就可以使得60%以上的低收入家庭陷入流动性约束的境地。同时由于低收入者的食品恩格尔系数更高，因此，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低收入者影响更大，这会放大疫情对低收入者流动性的冲击，使得对低收入者的实际影响更大。
　　编辑：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