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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论古老的中国文化，谈论属这一文化的精粹的造园艺术，但是，很少有谁留意到苔。如果我说，比起松、竹、梅、兰、桂、菊这些传统中的佳木名卉来，苔更是中国造园艺术里必不可少的一类植物，人们大概不会相信。如果我还说，不仅如此，苔实可以象征古人造园所欲达到的至境，也是中国文化孜孜追求的一大理想，恐怕人们将更加惊讶和疑惑。不过，事实的确是如此。
苔之所以必不可少，因为它助成了某种境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一书中有很好的说法：
“为园勿急求成，‘成’者，非必朝营夕就也。山石亭池成矣，而花木仍有待；盖杨柳虽成荫，而松柏尚侏儒。且石径之苔藓未生，亭台之青素刺目，非积年累月，风剥日侵，使渐转雅驯不为功。”
造园的至境，就在这天然和古雅。人造的美，还必须经过自然的再造，洗尽脂粉而呈天然本色；簇新之物，一定要等布满时光的锈迹，古旧然后有雅意。苔就意味着这点“积年累月、风剥日侵”之功：斑驳的苔痕，渐布满土地，径路和墙壁，把园林改造成为历史与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属隐花植物的苔，细微不起眼，悄悄地滋生在人迹罕至、幽冷湿润处，最是平淡无奇，却能够成就理想之境，正好符合造园家关于“园林邀人鉴赏处，专在用平淡无奇之物，造成佳境”的追求，因而深得造园家们的赏爱。晚明文震亨，为著名画家文征明的后人，极有修养，亦擅造园，著《长物志》论经营室庐，曰：“庭际沃以饭渖，雨渍苔生，绿缛可爱。”这是很有情趣的一句话，因为他爱苔至深，所以来不及等待它自然滋长，而想要为它催生了！
造园家是古代文人中的优秀分子；造园理想，反映着中国文人立身处世的一种理想。在封建社会里，文人这一阶层的命运掌握在帝王权贵的手中。这是个富于政治雄心的阶层，但他们的抱负与才能往往不得施展。为了维持心理上的平衡，他们找到了这样一条精神出路：避世隐逸。因此，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是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隐者的生活，比起官场上的权贵来，不能不是比较清苦的。为了在精神上能与之抗衡，甚至超越他们，如何凭借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美，充分表现隐逸生活如闲云野鹤般的意趣，和隐者的高尚情操，成为文人们精心琢磨的一门艺术，并且由此而完成了传统美学上的种种重要范畴：如天然、本色、平淡，含蓄、写意，等等。从《周易》中“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思想，到庄子道家对于逍遥游的赞美向往，到陶渊明追求而且实践了的生活方式，到唐代王维、韦应物代表的田园山水诗人的歌唱，隐逸之理想，如一缕红线直贯而下；宋元以降，更蔚为大观：在宋元文人画、明清小品文、造园艺术等与文人生活攸关的各种艺术门类，以及文人的艺术化的生活本身，全面地体现出来。一个理想，造成了一种文化，它的传统贯穿十分鲜明，可惜在历史上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称，也许是因为它的内涵太丰富，难以把握的缘故？我姑且为它杜撰一个名称曰：清淡。清者，清高绝俗；淡者，平淡随俗。以似乎并不惊世骇俗的平淡外貌，寓遗世独立的风采心志，正是这一种文化的基本要求。人们爱重苔，不仅是因为它能助成天然的、古雅的、幽冷的境界，而且是因为，苔的形象本身就象征着“清淡”这一理想。唐人王勃为苔作赋云：
“……背阳就阴，违喧处静，不根不叶，无迹无影。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不竞，每乘幽而自整。”
苔在王勃笔下被赋予了甘于寂寞、洁身自好的隐士品格。在清贫文人的居所，没有名贵的花木，唯取一片青苔，如刘禹锡《陋室铭》所云“苔痕上阶绿”，就大有意趣，足以暗示出居人的襟怀。《红楼梦》第四十回，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刘老老游大观园，第一处到了潇湘馆：
“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甬路。刘老老让出来与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走上来，看青苔滑倒了。’刘老老道：‘不相干，我们走熟了，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鞋，别沾了泥。’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不妨脚底下果滑了，‘咕咚’一交跌倒，众人都拍手呵呵地大笑。”
这一个细节，一方面固然传神地写出了庄户人家的刘老老，当跻身于贵族妇女的生活环境中时，必然会有的言与行；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那一片厚而滑腻的青苔。写苔之意还在于写人物，潇湘馆乃林黛玉所居，黛玉是何等样人？可以说，这是一个寓形于女身之中的中国文人的典型。她的心态、气质、趣味、才情，无一不体现出文人的理想；乃至于她对于传统的叛逆，从内容到方式，也并不脱文人的窠臼。人皆知潇湘馆有竹，不知此地亦有苔，“翠竹夹路，苍苔布满”，是何等的幽雅和冷寂！这正是黛玉的，亦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心态情致的一幅形象画图。
无独有偶，日本人也爱重苔。在日本的造园艺术里，苔亦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室町时代的著名造园艺术“枯山水”，得名于不取真水真花木，而用他物象征的手法。但是苔却是运用的：或者在洼地满铺松针苔藓，拟为素波；或者白砂铺地，钯纹作波，中间错落地点缀石块，庭院无它花木，石面仅有苔藓。枯山水是抽象艺术、是写意手法的极诣，而不排斥运用苔，是因为苔的模样本身毫不起眼，人们往往对它熟视而无睹；但是，人们却无法不感受由它所造成的幽冷氛围。这样的效果，正是抽象艺术所追求的。
十九世纪后期的一位日本作家中汪兆民，也曾怀着深情这样地描写他家中的庭园：
“我在市的寓所，庭园虽说不大，却颇有苍古隐秀的气概。一株槠树，已经长了七、八十年。分别长出了五、六根树干。……几十块山石，大小不同，都长满了青苔，地面也大都覆盖着青苔。石灯笼四、五个，也都无不覆盖着青苔。假使运用柳宗元的笔法来加以记述，那就是：凡所罗列者，树木也，石也，灯也，以及其他一切之物，而皆被之以苔。”(见中江兆民《一年有余》。)
因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那样地契合于中国文化，所以借助以传达的描述语言，也模仿了中国古代作家的笔法。中江兆民赞美苔所造成的苍古隐秀之气概，这样的欣赏趣味，令中国文化中人感到十分的亲切。只有中国人与日本人，才能为苔而动情，从它的朴素无华的形象里，品味出无比隽永的清淡之美。由一衣带水隔开，或者说，由它联结的中日文化，确实有着十分接近的理想追求。
关于中日文化间的这种亲近关系，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进行考察。作为日本人生活文化基调的茶道，原是由中国文化里嫁接过去的一株奇葩。公元八、九世纪间，日本的遣唐使、入唐僧带回了包括饮茶风尚在内的唐代文化。入元僧人又传入了“唐式茶会”，一时在禅林、公卿及武士的社会圈子内十分流行。茶会的现象很有趣，而且对日本的茶文化发展有全面的影响，这里根据木宫泰彦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史》的记载，将其场面及过程大略叙述如下：
首先，当会众聚齐，便请入客殿，飨以点心。“以山海珍味劝酒，以林园美果甘哺”，竟是一席盛宴！点心用毕，会众离座，或窗边眺远，或庭园闲步，体憩片刻，然后正式入茶亭点茶。茶亭设在楼阁之上，可以眺望景色优美的茶庭。室内的布置，正面必张挂由宋元名画家作的佛像，像前陈设烛台、香炉。古铜瓶中插红花或者青莲。浓重的禅寺风味，提醒着人们这正是经由僧侣的途径传来的异国风尚。扇和墙壁上挂着宋元名家的人物、花鸟、山水画。主、客位上安放着胡床、竹椅。以屏风隔出茶亭的一角，置风炉煮茶，所用各色茶器也都是由中国大陆上舶来的精品。主人的息男从上位至末座依次献上茶果。为了助兴，饮茶间还玩斗茶游戏，以猜所饮各种茶的产地来赌胜负，尤其在武士们的茶会上，赌注往往是巨额的。完毕，撤去茶果，另陈佳肴美酒，重开宴会，于是歌舞管弦，余兴盎然。
象这样豪奢的饮茶法，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找到类似记载。唐代与陆羽《茶经》齐名的玉川茶歌中云：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宋代两位著名诗人苏轼与黄庭坚，苏有《汲江煎茶》诗：
“活火仍须活水烹，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卧数荒城长短更。”
黄有《茶碾烹煎》诗：
“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所举三首茶诗，用典都出自《茶经》。由经与诗可知，饮茶在唐宋，完全是一桩文人的清事。固然它十分有讲究，但绝不在于排场的奢丽，而是在于精心选择所用的茶、水、炭或柴、茶器，使它们都能助成茶在视觉、嗅觉和味觉上无缺憾的美；在于掌握烹茶的技巧和品茶的艺术，其中有种种微妙之处。这是一门艺术，所以必须摒除“俗客”；那么，更何须要用酒肴“助兴”，使大煞风景呢？因此，日本历史上的“唐式茶会”，尽管标榜以中国风趣，凡所陈设器物，都求来自中国，但事实上令中国人看去总觉得不太地道，有异样处。这并非是中国的茶文化，而是入元僧人带回岛国的、关于元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给搅和到了一起去的一团绚烂印象！从后来茶道的格局(客人先在茶室中用过饭食，然后退入茶庭，待茶室陈设一新，再入座品茶)及茶室布置的种种讲究看，茶会与茶道有一脉相承处。但是，从茶会到茶道，却并不是如某些日本学者所认为的，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中国风尚日本化的过程，而同时也是一个逐渐认清和把握中国茶文化真谛的过程。
中日的茶文化，都善于品尝啜苦咽甘的茶滋味，而不屑于西方人兑牛乳加方糖的饮茶法；亦都具有简静雅洁的情调，由下引两条材料可见：中国的文人，“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夜兀坐，幽人首务，不可稍废者”。(见文震亨《长物志·宣庐》)日本人行茶道，则“邀集知己数人，在一间狭隘的屋宇中，利用简单的器皿，在闲静清寂之中寻求雅趣”。(《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南宋·元篇》)但是，同样是这两条材料，细细琢磨之下，又能感觉出中日茶文化的同中之异：在中国文化里，饮茶与文人的日常生活完全交融为一片，洒脱而亲切，长日清淡、寒夜兀坐，不可一刻无此君，茶的滋味正好就象征着整个悠然潇洒的文人生活的情趣。日本的茶道，却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格局和仪式，用以使品茶一事脱离和超越日常生活，让品茶者在行进过程的每一环节中，都能全神贯注于体味清寂之趣，洗涤心灵的宿垢，求得半日的优闲，抵去十年的尘梦，由暂时的解脱，悟永恒的禅境。也许正是因为日本茶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深奥的玄趣，它才被名之曰：“茶道”？
同属于东方文化，中日文化都追求清淡之美，但是，两种文化中的清淡之美又相当不同。我看中日茶文化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主要参加者的身份不同而形成：中国的茶文化，主角为文人，其生活条件虽不能比官宦之人，但也尽够让他们优闲地享受；日本茶道的主角是庶民，只能于谋食之艰难繁忙中求片刻的身心休息，然后又须各自去努力干营生。不过，造成这种种微妙差异的，我认为，除去这一条原因外，还可以补充另一条：比起幅员辽阔的、物产丰富的中国来，岛国日本是一片太狭窄而且贫乏的土地！这一点给予日本文化的影响至深。
由于同一个原因，日本文化尤其对于中国文化里寓繁于简、小处见大的审美特点感兴趣，有共鸣，将它取去加以登峰造极的发展。花道的大师池坊专应，追求“仅以点滴之水、咫尺之树，表现江山万里气象，瞬息呈现千变万化之佳兴”。在茶道中，茶室壁龛里按季节的不同插上鲜花，但是只插一朵，因为日本人认为，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而且必须是含苞欲放的，因为欲放未放之花比怒放的花更美；还必须是洁白不掺任何杂色的，因为这才是最高贵也最富于色彩的颜色。在这样的审美精神熏陶下，日本人养成了善于凭借极微而少的一点点物质，去领悟无限丰富的美那样一种精微纤细的感受力。中国人能够欣赏平淡本色的美，日本人则还能够欣赏残破的花瓶、枯枝败叶和完全的废墟，残破与荒野所具有的魅力引动了他们的遐思……
苔之所以必不可少，因为它助成了某种境界。关于这一点，童
“为园勿急求成，‘成’者，非必朝营夕就也。山石亭池成矣，而花木仍有待；盖杨柳虽成荫，而松柏尚侏儒。且石径之苔藓未生，亭台之青素刺目，非积年累月，风剥日侵，使渐转雅驯不为功。”
造园的至境，就在这天然和古雅。人造的美，还必须经过自然的再造，洗尽脂粉而呈天然本色；簇新之物，一定要等布满时光的锈迹，古旧然后有雅意。苔就意味着这点“积年累月、风剥日侵”之功：斑驳的苔痕，渐布满土地，径路和墙壁，把园林改造成为历史与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属隐花植物的苔，细微不起眼，悄悄地滋生在人迹罕至、幽冷湿润处，最是平淡无奇，却能够成就理想之境，正好符合造园家关于“园林邀人鉴赏处，专在用平淡无奇之物，造成佳境”的追求，因而深得造园家们的赏爱。晚明文震亨，为著名画家文征明的后人，极有修养，亦擅造园，著《长物志》论经营室庐，曰：“庭际沃以饭渖，雨渍苔生，绿缛可爱。”这是很有情趣的一句话，因为他爱苔至深，所以来不及等待它自然滋长，而想要为它催生了！
造园家是古代文人中的优秀分子；造园理想，反映着中国文人立身处世的一种理想。在封建社会里，文人这一阶层的命运掌握在帝王权贵的手中。这是个富于政治雄心的阶层，但他们的抱负与才能往往不得施展。为了维持心理上的平衡，他们找到了这样一条精神出路：避世隐逸。因此，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是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隐者的生活，比起官场上的权贵来，不能不是比较清苦的。为了在精神上能与之抗衡，甚至超越他们，如何凭借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美，充分表现隐逸生活如闲云野鹤般的意趣，和隐者的高尚情操，成为文人们精心琢磨的一门艺术，并且由此而完成了传统美学上的种种重要范畴：如天然、本色、平淡，含蓄、写意，等等。从《周易》中“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思想，到庄子道家对于逍遥游的赞美向往，到陶渊明追求而且实践了的生活方式，到唐代王维、韦应物代表的田园山水诗人的歌唱，隐逸之理想，如一缕红线直贯而下；宋元以降，更蔚为大观：在宋元文人画、明清小品文、造园艺术等与文人生活攸关的各种艺术门类，以及文人的艺术化的生活本身，全面地体现出来。一个理想，造成了一种文化，它的传统贯穿十分鲜明，可惜在历史上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称，也许是因为它的内涵太丰富，难以把握的缘故？我姑且为它杜撰一个名称曰：清淡。清者，清高绝俗；淡者，平淡随俗。以似乎并不惊世骇俗的平淡外貌，寓遗世独立的风采心志，正是这一种文化的基本要求。人们爱重苔，不仅是因为它能助成天然的、古雅的、幽冷的境界，而且是因为，苔的形象本身就象征着“清淡”这一理想。唐人王勃为苔作赋云：
“……背阳就阴，违喧处静，不根不叶，无迹无影。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不竞，每乘幽而自整。”
苔在王勃笔下被赋予了甘于寂寞、洁身自好的隐士品格。在清贫文人的居所，没有名贵的花木，唯取一片青苔，如刘禹锡《陋室铭》所云“苔痕上阶绿”，就大有意趣，足以暗示出居人的襟怀。《红楼梦》第四十回，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刘老老游大观园，第一处到了潇湘馆：
“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甬路。刘老老让出来与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走上来，看青苔滑倒了。’刘老老道：‘不相干，我们走熟了，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鞋，别沾了泥。’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不妨脚底下果
这一个细节，一方面固然传神地写出了庄户人家的刘老老，当跻身于贵族妇女的生活环境中时，必然会有的言与行；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那一片厚而滑腻的青苔。写苔之意还在于写人物，潇湘馆乃林黛玉所居，黛玉是何等样人？可以说，这是一个寓形于女身之中的中国文人的典型。她的心态、气质、趣味、才情，无一不体现出文人的理想；乃至于她对于传统的叛逆，从内容到方式，也并不脱文人的窠臼。人皆知潇湘馆有竹，不知此地亦有苔，“翠竹夹路，苍苔布满”，是何等的幽雅和冷寂！这正是黛玉的，亦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心态情致的一幅形象画图。
无独有偶，日本人也爱重苔。在日本的造园艺术里，苔亦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室町时代的著名造园艺术“枯山水”，得名于不取真水真花木，而用他物象征的手法。但是苔却是运用的：或者在洼地满铺松针苔藓，拟为素波；或者白砂铺地，钯纹作波，中间错落地点缀石块，庭院无它花木，石面仅有苔藓。枯山水是抽象艺术、是写意手法的极诣，而不排斥运用苔，是因为苔的模样本身毫不起眼，人们往往对它熟视而无睹；但是，人们却无法不感受由它所造成的幽冷氛围。这样的效果，正是抽象艺术所追求的。
十九世纪后期的一位日本作家中汪兆民，也曾怀着深情这样地描写他家中的庭园：
“我在
因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那样地契合于中国文化，所以借助以传达的描述语言，也模仿了中国古代作家的笔法。中江兆民赞美苔所造成的苍古隐秀之气概，这样的欣赏趣味，令中国文化中人感到十分的亲切。只有中国人与日本人，才能为苔而动情，从它的朴素无华的形象里，品味出无比隽永的清淡之美。由一衣带水隔开，或者说，由它联结的中日文化，确实有着十分接近的理想追求。
关于中日文化间的这种亲近关系，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进行考察。作为日本人生活文化基调的茶道，原是由中国文化里嫁接过去的一株奇葩。公元八、九世纪间，日本的遣唐使、入唐僧带回了包括饮茶风尚在内的唐代文化。入元僧人又传入了“唐式茶会”，一时在禅林、公卿及武士的社会圈子内十分流行。茶会的现象很有趣，而且对日本的茶文化发展有全面的影响，这里根据木宫泰彦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史》的记载，将其场面及过程大略叙述如下：
首先，当会众聚齐，便请入客殿，飨以点心。“以山海珍味劝酒，以林园美果甘哺”，竟是一席盛宴！点心用毕，会众离座，或窗边眺远，或庭园闲步，体憩片刻，然后正式入茶亭点茶。茶亭设在楼阁之上，可以眺望景色优美的茶庭。室内的布置，正面必张挂由宋元名画家作的佛像，像前陈设烛台、香炉。古铜瓶中插红花或者青莲。浓重的禅寺风味，提醒着人们这正是经由僧侣的途径传来的异国风尚。
象这样豪奢的饮茶法，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找到类似记载。唐代与陆羽《茶经》齐名的玉川茶歌中云：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宋代两位著名诗人苏轼与黄庭坚，苏有《汲江煎茶》诗：
“活火仍须活水烹，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
黄有《茶碾烹煎》诗：
“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所举三首茶诗，用典都出自《茶经》。由经与诗可知，饮茶在唐宋，完全是一桩文人的清事。固然它十分有讲究，但绝不在于排场的奢丽，而是在于精心选择所用的茶、水、炭或柴、茶器，使它们都能助成茶在视觉、嗅觉和味觉上无缺憾的美；在于掌握烹茶的技巧和品茶的艺术，其中有种种微妙之处。这是一门艺术，所以必须摒除“俗客”；那么，更何须要用酒肴“助兴”，使大煞风景呢？因此，日本历史上的“唐式茶会”，尽管标榜以中国风趣，凡所陈设器物，都求来自中国，但事实上令中国人看去总觉得不太地道，有异样处。这并非是中国的茶文化，而是入元僧人带回岛国的、关于元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给搅和到了一起去的一团绚烂印象！从后来茶道的格局(客人先在茶室中用过饭食，然后退入茶庭，待茶室陈设一新，再入座品茶)及茶室布置的种种讲究看，茶会与茶道有一脉相承处。但是，从茶会到茶道，却并不是如某些日本学者所认为的，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中国风尚日本化的过程，而同时也是一个逐渐认清和把握中国茶文化真谛的过程。
中日的茶文化，都善于品尝啜苦咽甘的茶滋味，而不屑于西方人兑牛乳加方糖的饮茶法；亦都具有简静雅洁的情调，由下引两条材料可见：中国的文人，“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夜兀坐，幽人首务，不可稍废者”。(见文震亨《长物志·宣庐》)日本人行茶道，则“邀集知己数人，在一间狭隘的屋宇中，利用简单的器皿，在闲静清寂之中寻求雅趣”。(《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南宋·元篇》)但是，同样是这两条材料，细细琢磨之下，又能感觉出中日茶文化的同中之异：在中国文化里，饮茶与文人的日常生活完全交融为一片，洒脱而亲切，长日清淡、寒夜兀坐，不可一刻无此君，茶的滋味正好就象征着整个悠然潇洒的文人生活的情趣。日本的茶道，却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格局和仪式，用以使品茶一事脱离和超越日常生活，让品茶者在行进过程的每一环节中，都能全神贯注于体味清寂之趣，洗涤心灵的宿垢，求得半日的优闲，抵去十年的尘梦，由暂时的解脱，悟永恒的禅境。也许正是因为日本茶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深奥的玄趣，它才被名之曰：“茶道”？
同属于东方文化，中日文化都追求清淡之美，但是，两种文化中的清淡之美又相当不同。我看中日茶文化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主要参加者的身份不同而形成：中国的茶文化，主角为文人，其生活条件虽不能比官宦之人，但也尽够让他们优闲地享受；日本茶道的主角是庶民，只能于谋食之艰难繁忙中求片刻的身心休息，然后又须各自去努力干营生。不过，造成这种种微妙差异的，我认为，除去这一条原因外，还可以补充另一条：比起幅员辽阔的、物产丰富的中国来，岛国日本是一片太狭窄而且贫乏的土地！这一点给予日本文化的影响至深。
由于同一个原因，日本文化尤其对于中国文化里寓繁于简、小处见大的审美特点感兴趣，有共鸣，将它取去加以登峰造极的发展。花道的大师池坊专应，追求“仅以点滴之水、咫尺之树，表现江山万里气象，瞬息呈现千变万化之佳兴”。在茶道中，茶室壁龛里按季节的不同插上鲜花，但是只插一朵，因为日本人认为，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而且必须是含苞欲放的，因为欲放未放之花比怒放的花更美；还必须是洁白不掺任何杂色的，因为这才是最高贵也最富于色彩的颜色。在这样的审美精神熏陶下，日本人养成了善于凭借极微而少的一点点物质，去领悟无限丰富的美那样一种精微纤细的感受力。中国人能够欣赏平淡本色的美，日本人则还能够欣赏残破的花瓶、枯枝败叶和完全的废墟，残破与荒野所具有的魅力引动了他们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