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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底，画家陈丹青在中国油画院举办了画展，名为“归国十年”。2011年初，作家陈丹青的两本新书相继面市，其中一部也叫《归国十年》。归国十年，画家陈丹青个人艺术展只办了一次，但是作家陈丹青陆续出版十余本书，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归国十年来他“一天到晚在写东西”，只是“偷偷地画画”。从画画的人到写字的人，归国十年，陈丹青经历了多少转变?
“我忘了你还是个画画的”
现在市面上的写家很多，书也很多，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能够被大家关注?可能有几个原因，但是其中一个我想跟其他写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的本业是画画，忽然这十年就一天到晚写东西，而且持续地出版。
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这十年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非常杂乱，同时还在偷偷地画画。我曾经给自己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对外界说的，也是骗自己的——画画是我私人的事情，所以不办画展了，但是熬不过周围朋友的怂恿，他们说无论如何得办画展，油画院的院长是我的老同学，他一说我就答应了。办画展对我来说有点像把裤子脱下来，脱下来就脱下来。没有什么要紧的画，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度，就办了。没有想到大家很捧场，好像男女老少都有，那么远的地方每天都有观众去，还有外地来的朋友。我的习惯是办了展览就非常害臊，我不会再到展厅去，当中去了一次和一些年轻的朋友见面，聊了一会儿画画的事情，赶紧就跑走了。
我有点不相信我的书真的有人去读，据说还有影响。我曾经有过两三次被一些媒体像《新周刊》，《南方周末》评为某个年度的什么人物，评奖词里都会说以这个人的言论或者什么来影响今天这个时代，我非常怀疑这句话，根本不相信今天有谁的言论能够影响这个时代。我想我回国十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拼命不要受这样的影响，但结果还是受了不少影响——比如说我现在越来越不敢说话了。这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我实在也说得多了一点，老朋友都在劝我，有些因此跟我疏远了，绝交了。
我开了画展自己才知道有多羞愧，就这十年画画的量来说只抵我在纽约一两年画的画，很少，我一辈子没有一个十年是画得这么少的，我有一个朋友是回国以后才认识的，几乎每天都会通信，他学问很好，看了画展以后说我忘了你还是个画画的，给我的印象你就是个写字的人，忽然想起你原来是个画家，我自己也才忽然想起来，
写作也让我很吃惊，我算了一下，如果连没有发表的，被删掉的，被我自己涂改掉的稿子全部加起来恐怕有100万字了，但我也不同意用一个量来看一个人的写作，我写得多正好可能说明我写得不好，我喜欢的作家像鲁迅先生，木心先生都是非常精炼的，加起来并没有多少字，
“我的写作都不是我自己要写的”
我想了一下，我的写作大约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我的所有写作几乎没有一篇是我自己要写的，全部是别人叫我写的，也全部是别人给的话题，
第二个特点，我怎么会持续写到现在?相信就因为我被告知我有读者，并不是因为畅销，我并不信任畅销书，我的书据说也算是畅销的，可我不是很相信别人真的在读我的书，我也会有疑问，究竟为什么会卖这么多?但是它对我是有作用的，这么多活人说“我读过你的书”，就这么一个眼神，这么一句话，它是有作用的，我就持续写下来，
简单回顾一下我到目前出的这几本书的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我的书都是别人叫我写的，别人给我话题，
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是《纽约琐记》，是吉林美术出版社托人到海外找我写的，字数要求很多，至少15万，那是1997年，我还在纽约，话题是一个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术，我就很认真地写起来了，特别去买了电脑，1999年交稿，2000年初印出来，首印3500册，我还去了那一年在南京办的书市，发现这本书还可以，有办法卖，还加印了5000册，
第二本书《多余的素材》是1999年在美国写成的，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我的一本素描集，1998年前后广西美术出版社出过全国的所谓素描名家集，囊括了一大堆老先生和中年画家，我也算是其中一个，出版社要求每个人在自己的素描旁边稍微写几句话，当时我已经在业余地写《纽约琐记》，随手就在画的旁边写了上百字的小图注，讲一些好玩儿的事情，这个图注被江苏美术出版社的编辑顾华明看到了，他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按照你在素描旁边三言两语的感觉写一本书出来，于是就写了《多余的素材》。还挺快的，半年写了三五十篇，
第三本书《音乐笔记》其实是我写作的开端，那是1992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非常怀旧，到处都感动得一塌糊涂，也看望了很多老朋友，我跟王安忆两口子聊天的时候聊起纽约的一些音乐见闻，王安忆的先生叫李章，当时在编《音乐爱好者》这本杂志，他听我说到一个细节：赫洛维兹一个钢琴家，太老了，弹钢琴鼻涕掉下来，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写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写出一篇不知像散文还是杂文的东西，被拿出去发表的经历，那时候我是非常业余的，只写过几篇创作谈之类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写作，1992年我39岁，才刚刚开始写东西发表，跟艺术无关，跟理论也无关，慢慢每一期都要提供一篇文章，到1998年攒了十来篇，回国以后李章说你把这些年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出一个集子吧，我说好啊，后来又做了一些内容的补充，又有访谈，就变成了《音乐笔记》，那个时候写作还没有变成特别主要的事情，没有占用我太多时间，我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清华招学生，
然后是《退步集》，这是我现在卖得最多的一本书，2004年年底开始集结，2005年出版，那一年被某杂志评为年度好书，我相信那是我的一个转折，九十年代我从一个画画的变成一个业余写书的人，但是从2004年《退步集》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差不多就被写作占满了时间，但是我不相信这是因为我写得好，也不相信我是一个所谓著名的画家或者一个知识分子，都不是的。
“做了以后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
我的《退步集》之所以会被评为好书，之所以有社会影响，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在骂教育体制，我是一个反社会的人，我这些年每年都会被大学生叫到各个大学讲演，每次都是走廊里站满人，我想原因很简单：这么多茫茫无靠的年轻人知道这个家伙，这个大人在为他们说话，这是让我能够得到读者青睐的原因，仅仅因为我替这些年轻人说话，
有一点要纠正一下，我经常会遇到读者说：你最近在写什么书?我读过你的书，其实我没有写过一本书，为什么叫“集”?就是平常乱写的东西，把它们凑起来，字数差不多够了，就变成书的模样的东西，此后就是《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差不多我的生活就变成每年出一两本书，直到今天的《归国十年》和《笑谈大先生》，
《笑谈大先生》里七讲鲁迅，我真是一辈子也没有想到我会去谈鲁迅先生，起因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玉，他说你什么时侯有机会到我们馆里讲演，那也是一个小小的虚荣心——我被叫到鲁迅博物馆讲演——嘴里结 结巴巴就答应了，后来没想到周令飞找来了，此后有六次谈论鲁迅，我一边谈他一边在旁边坐着，最后一次谈似乎令周令飞有点尴尬，那是他组织的一个话题，谈鲁迅和艺术的关系，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谈，一堆学者，每个人发言十分钟，轮到我发言，我就痛骂了……
其实要论读书，我受的教育不如很多人，知识非常非常有限，可是是什么让我持续十年居然就写下来，以后恐怕还得写下去?就是因为大家不断地在给我新的话题，这是我的经验谈。
有人会说：你肯定有积累，有见解，有这方面的知识，你才会去谈，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个，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过，比方说我会去谈教育问题，我会去谈城市问题，我会去谈民国问题，我会去谈鲁迅问题，我真的没有想到过，但是我为什么去谈?这里有我的生存经验，就是一件事情要去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做不到，或者说你居然做到了，做得怎样是另一回事情，
一开始画画也是这样的，我当知青的时侯画点写生，画点毛主席像，不敢想有一天我会创作，可是环境逼着你，一个展览会，两个墙面给我填满，我就画出来了，画得好坏是另一件事情，但是得去做，这是一个前提，
写作也是一样，我透露一点我是怎么写作的，我写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复稿，完全没有大纲，也没有笔记，我是一个非常当下的人，就是我打开电脑，看了这个东西，一个新的文档，白的，题目先打出来，比如说纠纠叫我讲民国，我就写“纠纠民国”，大家不明白什么意思，其实纠纠是一个人的名字，我就在那儿抽烟，呆想，然后第一句话出来了，第一句话带出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带出第三句话，然后发现可以分行了，分段，就这样子，一句话，一段话，然后一个小结，慢慢带我写完，
我并没有事先的观点，我痛恨现在的博士论文，上来就是要“点”，读鲁迅也是这样，《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是扯淡，千千万万的孩子就这样被弄傻了，在我看来，我看一篇文章，看着看着说停住，托尔斯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记住了小说中的人，记住了某一个细节，在那个细节里我知道我笑得一塌糊涂，或者我哭了，我是这么一个脑子，
我想来想去这跟我画画有关系，因为我画画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一块白布，我第一笔下去了，如果画脸，通常我先画眉毛，然后有了额头，有了鼻子，最后这张脸出来，如果没有第一句话第一段出不来，没有第一段底下的序篇出不来，然后我不断地复读，如果你的道理没说透或者道理说过了，已经写下的东西会自己提醒你，说：文章这个地方要有一句话，我就会点一支烟想想缺了哪句话，有时候写到后面发现有了这句话，就把这句话挪到前面去，像补衣服一样，这是我非常不足道的写作经验，我只知道文章会带我走，而不是我带文章走。
我很少谈绘画，谈美术。最近这个意思我在《归国十年》这本书里稍微露了一句。我不太敢谈美术，比较公开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这个空间心浮气燥，同时好的面又非常多元，我会非常慎重谈这个问题。而内里真实的原因不是怕别的，是我怕同行，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同学、老师、晚辈，大家在一块儿喝茶、吃饭、开玩笑，很多问题其实不敢说。我不会大谈写作，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业余的。我自己想了一下有几个原因对我的写作很有利。第一我要感谢“文革”，我没有上过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革命教科书的教育，我没有太早地被那个话语完全改变，我生在那样的年代，知青读的都是野书，欧美文学之类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
第二个原因是我长期没有单位。我在中央美院读了两年的研究生，留校年，加起来三年，那三年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三年，放开让大家说话，是那种官腔、革命腔、假话相对而言比较少的阶段，所以我没有学会说套话。等2000年回来，我再次有单位了，呆在清华，我又已经足够成熟到这套话语不会对我发生影响了。但是它也对我造成困扰，在会议桌上经常发脾气、吵架、骂人，因为我跟话语太对立了，那时候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我不怕他们，最后就是我走人。所以没有单位是谢天谢地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是跟我很早出国有关系。我到美国以后至少发现在媒体层面，在生活层面，从总统到要饭的，所有人说话都非常简单，这让我惊讶——我那会儿英语还非常差，居然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我看到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非常朴素，这些原因加起来可能会让我的写作和言说跟我们今天在这儿能听到的不一样。
这十年来应该说我很感谢我的写作。第一个要感谢的是它让我走出了绘画的圈子。绘画其实是很小的圈子，非常孤立的圈子，今天的绘画对社会一点用都没有，对人民、对我们这个时代一点用都没有，是非常自我满足、自我繁殖的一个圈子。我走出了这个圈子，这是写作带给我的好处。
此外，我因为写作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年轻人、大学生，尤其是我尊敬的一些国内的被笼统地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像清华大学的汪晖、秦晖、上海的朱学勤、社科院的徐友渔，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
因为我糊里糊涂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赶紧去看中国还有哪些这样的分子，说了什么。这一看就开了我的眼界，因为我毕竟原来只是一个画画的人。看了以后在有些领域说话我就会非常当心，因为这是我不懂的事情，它会让我非常审慎地面对我自己发言的处境。同时我也倍受鼓舞，在这么荒凉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优秀的文人在那儿说话，而且说得很有品质，在很多层面已经超越了“五四”那代知识分子。这也是我非常感谢写作的原因。如果我还在那儿傻画画，就不会接触这个层面。但是我仍然不会天真到认为我的书写得好，我只是拼命地不受影响。
我还要说三点。
第一，这基本上不是一个书的时代，而是一个网络的时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网络是越来越重要的个角色。网络有很多问题，它不能说取代但至少跟书是强势竞争的状态，它变成现在年轻人天然的选择。
第二，我的文章都不是文学，没有长久的价值。我稍微透露一下，到2012年是我开始大量写作的20年，回国是10年，写作是20年。我想找一个冷静的时候，看能不能选出一个自选集。
第三，以我的偏见，一个好的学者是不应该露面的，可是我露面了，因为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我变成一个被娱乐的对象。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所有学者，所有严肃的事情相对来说层面比较多的人物或者作品会被放到一个非常轻率、快速对待的空间里去，添一点小热闹。
最后我想说，这是一个不再认真的时代，不是大家不想认真，而是一切的一切让你无法认真，无法安静下来。读书是最怕这样的，我真的不太相信我的书会被很认真地读，我也知道我的书不是在那么认真、绝对诚实和安静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一切变化太快了，一切太喧嚣了。
最后，我们活在越来越不能说话，同时也越来越不能倾听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在大学里面，在所谓知识界、出版界造成的后果是说话的能力和倾听的能力会慢慢退化或者会被异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写书，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笑话，至少我自己照照镜子觉得就是个笑话。可我仍然在写，写了这么多，我只想告诉人群中的某一个人，如果假定他的性格跟我差不多，就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心，不要怕这个世界。现在年轻人非常恐惧能不能毕业，将来的饭碗怎么办，一点没有比“文革”时候的青年少一点恐惧，也许更恐惧，因为竞争机制被引入。我在书里胡说八道，什么事情都谈，其实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相信你自己的内心。
这十年来写作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变成了一个穷于应付的人，就是你发表了一些东西，所有人都来找你帮忙，写个序，写个评语，堆满了这种稿债。写作又给我另外一个好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我比以前更加喜欢画画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不写作，不会那么喜欢画画。
所以，从2011年开始，我真的会把比较大量的时间放到画画上。我这么多年经常遇到两拨意见，一个是说哥们儿使劲写，另外就说你赶紧画，再不画就完蛋了。大家看我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回答，我这儿已经决定了，我要多画画，趁着时代不让人说话，我就画画去。
“我忘了你还是个画画的”
现在市面上的写家很多，书也很多，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能够被大家关注?可能有几个原因，但是其中一个我想跟其他写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的本业是画画，忽然这十年就一天到晚写东西，而且持续地出版。
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这十年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非常杂乱，同时还在偷偷地画画。我曾经给自己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对外界说的，也是骗自己的——画画是我私人的事情，所以不办画展了，但是熬不过周围朋友的怂恿，他们说无论如何得办画展，油画院的院长是我的老同学，他一说我就答应了。办画展对我来说有点像把裤子脱下来，脱下来就脱下来。没有什么要紧的画，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度，就办了。没有想到大家很捧场，好像男女老少都有，那么远的地方每天都有观众去，还有外地来的朋友。我的习惯是办了展览就非常害臊，我不会再到展厅去，当中去了一次和一些年轻的朋友见面，聊了一会儿画画的事情，赶紧就跑走了。
我有点不相信我的书真的有人去读，据说还有影响。我曾经有过两三次被一些媒体像《新周刊》，《南方周末》评为某个年度的什么人物，评奖词里都会说以这个人的言论或者什么来影响今天这个时代，我非常怀疑这句话，根本不相信今天有谁的言论能够影响这个时代。我想我回国十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拼命不要受这样的影响，但结果还是受了不少影响——比如说我现在越来越不敢说话了。这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我实在也说得多了一点，老朋友都在劝我，有些因此跟我疏远了，绝交了。
我开了画展自己才知道有多羞愧，就这十年画画的量来说只抵我在纽约一两年画的画，很少，我一辈子没有一个十年是画得这么少的，我有一个朋友是回国以后才认识的，几乎每天都会通信，他学问很好，看了画展以后说我忘了你还是个画画的，给我的印象你就是个写字的人，忽然想起你原来是个画家，我自己也才忽然想起来，
写作也让我很吃惊，我算了一下，如果连没有发表的，被删掉的，被我自己涂改掉的稿子全部加起来恐怕有100万字了，但我也不同意用一个量来看一个人的写作，我写得多正好可能说明我写得不好，我喜欢的作家像鲁迅先生，木心先生都是非常精炼的，加起来并没有多少字，
“我的写作都不是我自己要写的”
我想了一下，我的写作大约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我的所有写作几乎没有一篇是我自己要写的，全部是别人叫我写的，也全部是别人给的话题，
第二个特点，我怎么会持续写到现在?相信就因为我被告知我有读者，并不是因为畅销，我并不信任畅销书，我的书据说也算是畅销的，可我不是很相信别人真的在读我的书，我也会有疑问，究竟为什么会卖这么多?但是它对我是有作用的，这么多活人说“我读过你的书”，就这么一个眼神，这么一句话，它是有作用的，我就持续写下来，
简单回顾一下我到目前出的这几本书的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我的书都是别人叫我写的，别人给我话题，
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是《纽约琐记》，是吉林美术出版社托人到海外找我写的，字数要求很多，至少15万，那是1997年，我还在纽约，话题是一个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术，我就很认真地写起来了，特别去买了电脑，1999年交稿，2000年初印出来，首印3500册，我还去了那一年在南京办的书市，发现这本书还可以，有办法卖，还加印了5000册，
第二本书《多余的素材》是1999年在美国写成的，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我的一本素描集，1998年前后广西美术出版社出过全国的所谓素描名家集，囊括了一大堆老先生和中年画家，我也算是其中一个，出版社要求每个人在自己的素描旁边稍微写几句话，当时我已经在业余地写《纽约琐记》，随手就在画的旁边写了上百字的小图注，讲一些好玩儿的事情，这个图注被江苏美术出版社的编辑顾华明看到了，他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按照你在素描旁边三言两语的感觉写一本书出来，于是就写了《多余的素材》。还挺快的，半年写了三五十篇，
第三本书《音乐笔记》其实是我写作的开端，那是1992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非常怀旧，到处都感动得一塌糊涂，也看望了很多老朋友，我跟王安忆两口子聊天的时候聊起纽约的一些音乐见闻，王安忆的先生叫李章，当时在编《音乐爱好者》这本杂志，他听我说到一个细节：赫洛维兹一个钢琴家，太老了，弹钢琴鼻涕掉下来，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写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写出一篇不知像散文还是杂文的东西，被拿出去发表的经历，那时候我是非常业余的，只写过几篇创作谈之类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写作，1992年我39岁，才刚刚开始写东西发表，跟艺术无关，跟理论也无关，慢慢每一期都要提供一篇文章，到1998年攒了十来篇，回国以后李章说你把这些年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出一个集子吧，我说好啊，后来又做了一些内容的补充，又有访谈，就变成了《音乐笔记》，那个时候写作还没有变成特别主要的事情，没有占用我太多时间，我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清华招学生，
然后是《退步集》，这是我现在卖得最多的一本书，2004年年底开始集结，2005年出版，那一年被某杂志评为年度好书，我相信那是我的一个转折，九十年代我从一个画画的变成一个业余写书的人，但是从2004年《退步集》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差不多就被写作占满了时间，但是我不相信这是因为我写得好，也不相信我是一个所谓著名的画家或者一个知识分子，都不是的。
“做了以后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
我的《退步集》之所以会被评为好书，之所以有社会影响，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在骂教育体制，我是一个反社会的人，我这些年每年都会被大学生叫到各个大学讲演，每次都是走廊里站满人，我想原因很简单：这么多茫茫无靠的年轻人知道这个家伙，这个大人在为他们说话，这是让我能够得到读者青睐的原因，仅仅因为我替这些年轻人说话，
有一点要纠正一下，我经常会遇到读者说：你最近在写什么书?我读过你的书，其实我没有写过一本书，为什么叫“集”?就是平常乱写的东西，把它们凑起来，字数差不多够了，就变成书的模样的东西，此后就是《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差不多我的生活就变成每年出一两本书，直到今天的《归国十年》和《笑谈大先生》，
《笑谈大先生》里七讲鲁迅，我真是一辈子也没有想到我会去谈鲁迅先生，起因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玉，他说你什么时侯有机会到我们馆里讲演，那也是一个小小的虚荣心——我被叫到鲁迅博物馆讲演——嘴里结 结巴巴就答应了，后来没想到周令飞找来了，此后有六次谈论鲁迅，我一边谈他一边在旁边坐着，最后一次谈似乎令周令飞有点尴尬，那是他组织的一个话题，谈鲁迅和艺术的关系，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谈，一堆学者，每个人发言十分钟，轮到我发言，我就痛骂了……
其实要论读书，我受的教育不如很多人，知识非常非常有限，可是是什么让我持续十年居然就写下来，以后恐怕还得写下去?就是因为大家不断地在给我新的话题，这是我的经验谈。
有人会说：你肯定有积累，有见解，有这方面的知识，你才会去谈，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个，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过，比方说我会去谈教育问题，我会去谈城市问题，我会去谈民国问题，我会去谈鲁迅问题，我真的没有想到过，但是我为什么去谈?这里有我的生存经验，就是一件事情要去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做不到，或者说你居然做到了，做得怎样是另一回事情，
一开始画画也是这样的，我当知青的时侯画点写生，画点毛主席像，不敢想有一天我会创作，可是环境逼着你，一个展览会，两个墙面给我填满，我就画出来了，画得好坏是另一件事情，但是得去做，这是一个前提，
写作也是一样，我透露一点我是怎么写作的，我写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复稿，完全没有大纲，也没有笔记，我是一个非常当下的人，就是我打开电脑，看了这个东西，一个新的文档，白的，题目先打出来，比如说纠纠叫我讲民国，我就写“纠纠民国”，大家不明白什么意思，其实纠纠是一个人的名字，我就在那儿抽烟，呆想，然后第一句话出来了，第一句话带出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带出第三句话，然后发现可以分行了，分段，就这样子，一句话，一段话，然后一个小结，慢慢带我写完，
我并没有事先的观点，我痛恨现在的博士论文，上来就是要“点”，读鲁迅也是这样，《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是扯淡，千千万万的孩子就这样被弄傻了，在我看来，我看一篇文章，看着看着说停住，托尔斯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记住了小说中的人，记住了某一个细节，在那个细节里我知道我笑得一塌糊涂，或者我哭了，我是这么一个脑子，
我想来想去这跟我画画有关系，因为我画画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一块白布，我第一笔下去了，如果画脸，通常我先画眉毛，然后有了额头，有了鼻子，最后这张脸出来，如果没有第一句话第一段出不来，没有第一段底下的序篇出不来，然后我不断地复读，如果你的道理没说透或者道理说过了，已经写下的东西会自己提醒你，说：文章这个地方要有一句话，我就会点一支烟想想缺了哪句话，有时候写到后面发现有了这句话，就把这句话挪到前面去，像补衣服一样，这是我非常不足道的写作经验，我只知道文章会带我走，而不是我带文章走。
我很少谈绘画，谈美术。最近这个意思我在《归国十年》这本书里稍微露了一句。我不太敢谈美术，比较公开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这个空间心浮气燥，同时好的面又非常多元，我会非常慎重谈这个问题。而内里真实的原因不是怕别的，是我怕同行，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同学、老师、晚辈，大家在一块儿喝茶、吃饭、开玩笑，很多问题其实不敢说。我不会大谈写作，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业余的。我自己想了一下有几个原因对我的写作很有利。第一我要感谢“文革”，我没有上过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革命教科书的教育，我没有太早地被那个话语完全改变，我生在那样的年代，知青读的都是野书，欧美文学之类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
第二个原因是我长期没有单位。我在中央美院读了两年的研究生，留校年，加起来三年，那三年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三年，放开让大家说话，是那种官腔、革命腔、假话相对而言比较少的阶段，所以我没有学会说套话。等2000年回来，我再次有单位了，呆在清华，我又已经足够成熟到这套话语不会对我发生影响了。但是它也对我造成困扰，在会议桌上经常发脾气、吵架、骂人，因为我跟话语太对立了，那时候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我不怕他们，最后就是我走人。所以没有单位是谢天谢地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是跟我很早出国有关系。我到美国以后至少发现在媒体层面，在生活层面，从总统到要饭的，所有人说话都非常简单，这让我惊讶——我那会儿英语还非常差，居然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我看到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非常朴素，这些原因加起来可能会让我的写作和言说跟我们今天在这儿能听到的不一样。
这十年来应该说我很感谢我的写作。第一个要感谢的是它让我走出了绘画的圈子。绘画其实是很小的圈子，非常孤立的圈子，今天的绘画对社会一点用都没有，对人民、对我们这个时代一点用都没有，是非常自我满足、自我繁殖的一个圈子。我走出了这个圈子，这是写作带给我的好处。
此外，我因为写作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年轻人、大学生，尤其是我尊敬的一些国内的被笼统地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像清华大学的汪晖、秦晖、上海的朱学勤、社科院的徐友渔，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
因为我糊里糊涂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赶紧去看中国还有哪些这样的分子，说了什么。这一看就开了我的眼界，因为我毕竟原来只是一个画画的人。看了以后在有些领域说话我就会非常当心，因为这是我不懂的事情，它会让我非常审慎地面对我自己发言的处境。同时我也倍受鼓舞，在这么荒凉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优秀的文人在那儿说话，而且说得很有品质，在很多层面已经超越了“五四”那代知识分子。这也是我非常感谢写作的原因。如果我还在那儿傻画画，就不会接触这个层面。但是我仍然不会天真到认为我的书写得好，我只是拼命地不受影响。
我还要说三点。
第一，这基本上不是一个书的时代，而是一个网络的时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网络是越来越重要的个角色。网络有很多问题，它不能说取代但至少跟书是强势竞争的状态，它变成现在年轻人天然的选择。
第二，我的文章都不是文学，没有长久的价值。我稍微透露一下，到2012年是我开始大量写作的20年，回国是10年，写作是20年。我想找一个冷静的时候，看能不能选出一个自选集。
第三，以我的偏见，一个好的学者是不应该露面的，可是我露面了，因为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我变成一个被娱乐的对象。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所有学者，所有严肃的事情相对来说层面比较多的人物或者作品会被放到一个非常轻率、快速对待的空间里去，添一点小热闹。
最后我想说，这是一个不再认真的时代，不是大家不想认真，而是一切的一切让你无法认真，无法安静下来。读书是最怕这样的，我真的不太相信我的书会被很认真地读，我也知道我的书不是在那么认真、绝对诚实和安静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一切变化太快了，一切太喧嚣了。
最后，我们活在越来越不能说话，同时也越来越不能倾听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在大学里面，在所谓知识界、出版界造成的后果是说话的能力和倾听的能力会慢慢退化或者会被异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写书，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笑话，至少我自己照照镜子觉得就是个笑话。可我仍然在写，写了这么多，我只想告诉人群中的某一个人，如果假定他的性格跟我差不多，就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心，不要怕这个世界。现在年轻人非常恐惧能不能毕业，将来的饭碗怎么办，一点没有比“文革”时候的青年少一点恐惧，也许更恐惧，因为竞争机制被引入。我在书里胡说八道，什么事情都谈，其实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相信你自己的内心。
这十年来写作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变成了一个穷于应付的人，就是你发表了一些东西，所有人都来找你帮忙，写个序，写个评语，堆满了这种稿债。写作又给我另外一个好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我比以前更加喜欢画画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不写作，不会那么喜欢画画。
所以，从2011年开始，我真的会把比较大量的时间放到画画上。我这么多年经常遇到两拨意见，一个是说哥们儿使劲写，另外就说你赶紧画，再不画就完蛋了。大家看我怎么办?我给大家一个回答，我这儿已经决定了，我要多画画，趁着时代不让人说话，我就画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