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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逼与消费欲望作战的城市“中产”家庭——小两口被高房价绑架，丈夫不舍得吃盒饭，老婆的化妆品越用越低廉。
黑色的针织衫内里衬了豹纹的领口，在一排打折的衣服架子中抓住了她的眼睛。“这穿在我的黑色外套里会很好。”她眼睛放光，手指划过衣服的袖口、领口、下摆，干脆拿了起来在身上比画了下，对着镜子矜持地微笑。然后翻开衣服上的商标价格，239元，这是五折后的价格。
她皱了皱眉，这够她买24个盒饭，约等于一个月的工作午餐费。旋即，她把衣服放回。“我现在基本不敢随便消费。”
与消费欲望作战
在北京阜成门华联商场里，她时不时兴奋地比比这个，看看那个。26岁的王营(化名)跟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漂亮的衣服并想据为己有。
2008年，北京有近12万新人结婚，她和男朋友也在这一年修成正果买房结婚。她刚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课程咨询员，还未转正，没有销售提成，月收入不到3000元。她丈夫在一家给日企做外包软件服务的民营企业，月收入税后80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王蕾夫妻月收入万元的水准在北京属于中等家庭的收入水平。对于一件她十分心仪的200元针织衫，她应该优雅地掏出钱包买下。但实际上，不仅这件衣服，整个华联商场和她的心理距离都有些遥远，而这个商场在北京也称不上特别高档的消费场所。
从王蕾工作单位步行到华联商场不过五六分钟，她却很少进去。“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不买，那样的感觉更难受。”
每个月，王蕾会掰着指头算每一笔钱的花法，她必须把家庭开支控制在1500元左右。对于一对结婚不到两年的小夫妻来说，“坚决不看非免费的电影，不外出吃饭，不买装点五光十色生活的废物”。这听上去有些残酷。
周末，当别的情侣可能为去哪里吃饭看什么电影争吵时，王蕾和她的丈夫从没有类似的困扰。一切娱乐活动对她而言就像一只张开的大嘴，一点点吞噬她的钱包。他们选择在家里沙发上看电视娱乐。当别人约他们出去吃饭时，得到的多是“有别的安排”的回答。他们尽可能推辞或者选择参加家宴。
10000元的家庭月收入，这样的家庭财政预算是不是太吝啬?
王蕾苦笑道：“没办法，都是房子闹的。你看过《蜗居》吧，我们除了没有到每顿吃挂面那么惨，其他的跟电视剧里的海萍夫妇生活水平一样。”房贷是悬在王蕾夫妇头上的剑，他俩关于钱的想法首先是“存”，想赶紧把剩余的贷款还完。
2009年进新房后的一个傍晚，喜悦还未褪去，她丈夫在台灯下算了一笔账。他惊讶地发现，如果按照当时跟银行签的房贷协议，每月还3900多元，20年还完房贷，其利息又可以买一套房子了。“为什么我们要辛辛苦苦给银行打工呢?”她丈夫把笔一扔，两人相顾无言，思来想去后，一家人决定日后的生活消费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房子，其他一切给房贷让道。“今后就是和消费欲望作战。”她对自己说。
房贷之下
房子是王营的安慰。在她这个年纪，在北京有自己房产的外地女孩并不多。作为80后，独生子女，她和比她大三岁的同样是独生子女的丈夫来自湖北，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这个大城市庞大外来定居人员中的两分子。
2008年，在她毕业两年后，和男朋友准备结婚。她父母是湖北一个地级市的政府机关公务员，他父母是一个国企工厂的双职工。在父辈人看来，所谓结婚就是成家立室，役有自己的房子，家不成家，室不成室。
他们跑遍了北京找到了一处价钱合适的新房。房子位于北京宣武区马连道，总价近80万元，8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当时属于中等水平。他父母、她父母再加上王蕾男友工作几年来自己的几万元积蓄，首付24万就这样凑齐了。
两年来，王蕾夫妻除了每月按协议还款外两次提前还款。20多万元是他们当前所剩房贷的总额。现在，他们把每月3900元的还贷协议改成了2000多元。这说明他们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王蕾丈夫的顾虑在于，由于双方工作都在民营企业，一方可能短时期失业。他们是对的。2008年底，王蕾从上一个单位辞职后曾在家赋闲将近三个月，期间只有她丈夫一人的收入。
她把每一笔开销记在本子上，她必须省钱、存钱。如果一些经济学家熟知她的生活，那么，一定会将其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那些专家经常发出这样的论断：在中国，高房价严重抑制了家庭消费。
她身上穿的蓝色毛衣从网上购得，100元。过膝的黑色羽绒服来自网上，200元。唯一让她感到奢侈的花费来自拎包，在复兴门旁边的店里看过三次，“最后一次狠狠心买下来”，279元。
买回来后。她丈夫对此撇了撇嘴，责备她不懂事。“看上去和五十元的包有什么区别吗?净花这不该花的钱。”
结婚不到两年，她和丈夫数度争吵。主要矛盾就是花钱的方式。王蕾的记账、节省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和丈夫的争吵中一点点培养起来。“他总嫌我大手大脚，相比以前我已经很节省了。”
王蕾确实注意每个省钱的细节，每个礼拜去超市买有“黄色标签”的特价商品，买最便宜的小菜，学着自己做饭，到现在达到了“过得去”的水平。她们家的菜一般两个，一荤一素。晚餐吃一半，另一半给她丈夫第二天带去单位当午餐。
为什么选择给她丈夫带饭而不是她自己?
她解释，如果不给她丈夫带饭，他是连10元钱的盒饭都舍不得买的，顶多去超市花6元钱买两个饼充饥。而她比她丈夫还大方一些，中午工作餐都“舍得”吃盒饭。
她一个季度会为自己添置几件便宜衣服，不超过500元。她丈夫的衣物则不磨坏不买新的。吃饭、护肤品、衣服、交通等费用综合起来，王蕾夫妻两人月支出在1500元之内。任商家宣传工作做得再好，他们也不买一件没有充分理由的商品。
2009年底，王蕾应聘到一个外语培训机构课程咨询岗位的新工作，还未转正的员工需要自己提供黑色的正装。她竟然对此很开心，因为终于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买一身正装了。工作三年来，她一直就想买这样的一套衣服。过去，这套衣服让她跑了北京四五个商场，甚至借着回老家的机会踏遍了老家熟悉的商场。“一套像样的正装怎么都得上千元。”她一直踌躇着下不了决心，这次，由于是工作需要，她又开始了全城搜索，终于在公主坟的一个商场买到了打完折后不到600元一套的正装。她穿在身上很兴奋，转而又很心疼。这算得上她家庭的大笔开支了。
“一拖三”
王蕾今天的生活水平是她过去没有意料到的。她出生在湖北一个地级市的公务员家庭，父母收入稳定，视她为掌上明珠，从小衣食无忧。在北京念大学时衣服也多在商场购买，一件毛衣两百元的价格她曾经认为很普通。大学时代，她的长期护肤品牌为玉兰油，而现在，她换成了针 对更年轻人群使用的卡尼尔。她并非越来越年轻，只因后者价格比前者便宜。
毕业后她本可以回到当地，凭借父母的铺垫谋得一份好差使，过得“轻松又体面”。不过北京机会多，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找了男朋友，结婚、买房，然后过上了压得她感到喘不过气的生活。没人的时候，她对着镜子问自己，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镜子中的人，点点头。
房子不是装饰品，是必需品。她说，她或许会后悔留在北京，但是绝不后悔买房的决定。“家庭必须有房，房价涨得多厉害，我们买8000元一平米，两年后变成了20000元一平米了!早买划算，除非你一辈子不买。”
她现在的同事，在外语培训学校做老师的美国小伙，为了和一个重庆姑娘在北京成家，也开始了存钱买房计划。他面临的房价是北京城内每平米两万元左右的价格。他上午在外语学校教英语，下午去艺术学校教音乐，晚上去酒店演奏钢琴，还不定期地上门给人做家教。总之，为了在北京买房，这个要娶中国女孩的美国人同时打四份工。在这里，他身上的标签不是“老美”，而是“房奴”。
比美国人幸运的是，王蕾有坚强的后盾。但这也是她的愧疚所在，因为房子的负担，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家庭，她婆家和娘家的家庭也都在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套房子拖垮了三个家庭的消费水平”。为了挣更多钱，她公公退休后被企业返聘做会计，为他儿子的小家庭贡献“余热”。去年一年连现工资带退休工资给儿子缴纳了差不多10万元的房贷款，为小两口的房子至今贡献了35万元。
王蕾的父母由于一部分积蓄被套牢在股市，只能节衣缩食给女儿凑了10万元。为此，他们老两口来北京住在女儿女婿家都觉得“不好意思”。
2010年的春节，小两口回家给双亲的红包都是一万元。“给的多点他们心里开心点。”当然，王蕾和她丈夫清楚，这不过是做做样子，双亲会把这个红包攒在手里，凑个整数还给他们，帮他们还贷款。
王蕾知道，丈夫的计划是通过三家人的努力，明年一年把全部房贷还清。到那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吃一顿，好好庆祝一下。这算是他们计划中的一次“不理智消费”。往后，这样的情况要尽量避免，她和购物欲望的战斗是持久战，除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
“钱就那么一点，怎么能多消费呢?”她摊开手，无奈地说，“接下来的孩子、车子，哪个不需要大价钱。”
期待收入增长
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分，床头的闹铃一响，王蕾的丈夫就像军人听到号角一样一骨碌起床。七点出门，八点半到公司打卡。他总是第一个到公司上班的人。由于给日本企业提供服务，他所在的企业从组织管理上也学习了日本人的做法，管理严格还常常加班。一般晚上九点左右才能到家，周末也随叫随到。
不加班的周末，王蕾的丈夫总是在补觉，呼呼大睡一场，是他一个礼拜疲惫工作后的愿望。不过，他总是希望，自己醒来时看到王蕾在认真读书而不是在休息。“你应该提升你的专业技能，考些职业资格证书。”王蕾看电视时，她丈夫常挡在她面前“哕嗦”。她丈夫希望王蕾能再要求上进些，获得一个高些的职位或者跳槽到一个更加稳定的单位。
王营也一直在努力。教师资格证、导游证，从大学在校期间到毕业将近四年时间，王蕾不断地树立考试新目标，有些通过，有些失败。但是，“北京什么人才都是一抓抓一把。有比我高的学历、比我优秀的工作经验的竞争对手太多”，王蕾有些失落。
尽管对丈夫的“啰嗦”反感，甚至为此争论不休，但她知道丈夫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收入不增加，他们接下来的生活质量不会有质的飞跃。她常常在周末拿着书本看到不知不觉睡着。
孩子是计划中的事，王蕾咨询过身边有孩子的夫妻，不包括衣服玩具，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要2000元左右，接下来的幼儿园赞助费、学费，笔笔费用都需要数万元的规划。他们还希望买辆车，以后好接送孩子。此外还有老人需要他们照顾。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今后要负担起四个老人的照顾责任。
等房贷还完，王蕾丈夫的父亲就可以再度退 休，那时王蕾的父母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双方亲家很可能轮流来北京和小夫妻团聚，虽然都带着工资，但势必因此增加家庭开支。在此期间，还要保证他们夫妻双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出意外情况。这些都需要储蓄卡上的数字作为保障。
所以王蕾叹了口气，“生活中总有重大事项需要我们节省度日。”
对于婚后丈夫的“小气”政策，王蕾很委屈。她丈夫安慰她，像他这样努力认真的职员总有升职的时候，等两人月收入到达一万五千元，日子就会过得比较舒心了。王蕾不知道这一天准确到来的日期，“但相比北京的不少白领，我们的家庭月收入算不错了，我就想我们还算好的，这样心里就好过些。”
实际上，王蕾还真的算是幸运儿。2009年12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显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大多数准备买房的家庭，像她一样节衣缩食地蜗居在出租房里等待买房的一天，而她虽然同样节衣缩食，但起码提前享受到了自己当业主的权利。
为了这套房子，生活中没有鲜花、没有电影、没有好看的衣服，就像一部机器一样一天天紧张地运行，王蕾觉得压抑而自卑，“有时候甚至对爱产生了怀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前不久，上天给了她丈夫一次证明的机会。他被公司派去日本出差几天，得到1000元的差旅补贴，必须要在日本花掉。结果，他给自己买了两瓶共40元的眼药水，剩下的钱都给王蕾买了日本的护肤品。王蕾嘴里不说感谢的话，但心里乐开了花。
当然，这笔意外的家庭支出全都贡献给了日本。王蕾笑笑说，祖国若想让她多消费，前提是让她更有钱。
黑色的针织衫内里衬了豹纹的领口，在一排打折的衣服架子中抓住了她的眼睛。“这穿在我的黑色外套里会很好。”她眼睛放光，手指划过衣服的袖口、领口、下摆，干脆拿了起来在身上比画了下，对着镜子矜持地微笑。然后翻开衣服上的商标价格，239元，这是五折后的价格。
她皱了皱眉，这够她买24个盒饭，约等于一个月的工作午餐费。旋即，她把衣服放回。“我现在基本不敢随便消费。”
与消费欲望作战
在北京阜成门华联商场里，她时不时兴奋地比比这个，看看那个。26岁的王营(化名)跟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漂亮的衣服并想据为己有。
2008年，北京有近12万新人结婚，她和男朋友也在这一年修成正果买房结婚。她刚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课程咨询员，还未转正，没有销售提成，月收入不到3000元。她丈夫在一家给日企做外包软件服务的民营企业，月收入税后80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王蕾夫妻月收入万元的水准在北京属于中等家庭的收入水平。对于一件她十分心仪的200元针织衫，她应该优雅地掏出钱包买下。但实际上，不仅这件衣服，整个华联商场和她的心理距离都有些遥远，而这个商场在北京也称不上特别高档的消费场所。
从王蕾工作单位步行到华联商场不过五六分钟，她却很少进去。“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不买，那样的感觉更难受。”
每个月，王蕾会掰着指头算每一笔钱的花法，她必须把家庭开支控制在1500元左右。对于一对结婚不到两年的小夫妻来说，“坚决不看非免费的电影，不外出吃饭，不买装点五光十色生活的废物”。这听上去有些残酷。
周末，当别的情侣可能为去哪里吃饭看什么电影争吵时，王蕾和她的丈夫从没有类似的困扰。一切娱乐活动对她而言就像一只张开的大嘴，一点点吞噬她的钱包。他们选择在家里沙发上看电视娱乐。当别人约他们出去吃饭时，得到的多是“有别的安排”的回答。他们尽可能推辞或者选择参加家宴。
10000元的家庭月收入，这样的家庭财政预算是不是太吝啬?
王蕾苦笑道：“没办法，都是房子闹的。你看过《蜗居》吧，我们除了没有到每顿吃挂面那么惨，其他的跟电视剧里的海萍夫妇生活水平一样。”房贷是悬在王蕾夫妇头上的剑，他俩关于钱的想法首先是“存”，想赶紧把剩余的贷款还完。
2009年进新房后的一个傍晚，喜悦还未褪去，她丈夫在台灯下算了一笔账。他惊讶地发现，如果按照当时跟银行签的房贷协议，每月还3900多元，20年还完房贷，其利息又可以买一套房子了。“为什么我们要辛辛苦苦给银行打工呢?”她丈夫把笔一扔，两人相顾无言，思来想去后，一家人决定日后的生活消费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房子，其他一切给房贷让道。“今后就是和消费欲望作战。”她对自己说。
房贷之下
房子是王营的安慰。在她这个年纪，在北京有自己房产的外地女孩并不多。作为80后，独生子女，她和比她大三岁的同样是独生子女的丈夫来自湖北，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这个大城市庞大外来定居人员中的两分子。
2008年，在她毕业两年后，和男朋友准备结婚。她父母是湖北一个地级市的政府机关公务员，他父母是一个国企工厂的双职工。在父辈人看来，所谓结婚就是成家立室，役有自己的房子，家不成家，室不成室。
他们跑遍了北京找到了一处价钱合适的新房。房子位于北京宣武区马连道，总价近80万元，8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当时属于中等水平。他父母、她父母再加上王蕾男友工作几年来自己的几万元积蓄，首付24万就这样凑齐了。
两年来，王蕾夫妻除了每月按协议还款外两次提前还款。20多万元是他们当前所剩房贷的总额。现在，他们把每月3900元的还贷协议改成了2000多元。这说明他们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王蕾丈夫的顾虑在于，由于双方工作都在民营企业，一方可能短时期失业。他们是对的。2008年底，王蕾从上一个单位辞职后曾在家赋闲将近三个月，期间只有她丈夫一人的收入。
她把每一笔开销记在本子上，她必须省钱、存钱。如果一些经济学家熟知她的生活，那么，一定会将其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那些专家经常发出这样的论断：在中国，高房价严重抑制了家庭消费。
她身上穿的蓝色毛衣从网上购得，100元。过膝的黑色羽绒服来自网上，200元。唯一让她感到奢侈的花费来自拎包，在复兴门旁边的店里看过三次，“最后一次狠狠心买下来”，279元。
买回来后。她丈夫对此撇了撇嘴，责备她不懂事。“看上去和五十元的包有什么区别吗?净花这不该花的钱。”
结婚不到两年，她和丈夫数度争吵。主要矛盾就是花钱的方式。王蕾的记账、节省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和丈夫的争吵中一点点培养起来。“他总嫌我大手大脚，相比以前我已经很节省了。”
王蕾确实注意每个省钱的细节，每个礼拜去超市买有“黄色标签”的特价商品，买最便宜的小菜，学着自己做饭，到现在达到了“过得去”的水平。她们家的菜一般两个，一荤一素。晚餐吃一半，另一半给她丈夫第二天带去单位当午餐。
为什么选择给她丈夫带饭而不是她自己?
她解释，如果不给她丈夫带饭，他是连10元钱的盒饭都舍不得买的，顶多去超市花6元钱买两个饼充饥。而她比她丈夫还大方一些，中午工作餐都“舍得”吃盒饭。
她一个季度会为自己添置几件便宜衣服，不超过500元。她丈夫的衣物则不磨坏不买新的。吃饭、护肤品、衣服、交通等费用综合起来，王蕾夫妻两人月支出在1500元之内。任商家宣传工作做得再好，他们也不买一件没有充分理由的商品。
2009年底，王蕾应聘到一个外语培训机构课程咨询岗位的新工作，还未转正的员工需要自己提供黑色的正装。她竟然对此很开心，因为终于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买一身正装了。工作三年来，她一直就想买这样的一套衣服。过去，这套衣服让她跑了北京四五个商场，甚至借着回老家的机会踏遍了老家熟悉的商场。“一套像样的正装怎么都得上千元。”她一直踌躇着下不了决心，这次，由于是工作需要，她又开始了全城搜索，终于在公主坟的一个商场买到了打完折后不到600元一套的正装。她穿在身上很兴奋，转而又很心疼。这算得上她家庭的大笔开支了。
“一拖三”
王蕾今天的生活水平是她过去没有意料到的。她出生在湖北一个地级市的公务员家庭，父母收入稳定，视她为掌上明珠，从小衣食无忧。在北京念大学时衣服也多在商场购买，一件毛衣两百元的价格她曾经认为很普通。大学时代，她的长期护肤品牌为玉兰油，而现在，她换成了针 对更年轻人群使用的卡尼尔。她并非越来越年轻，只因后者价格比前者便宜。
毕业后她本可以回到当地，凭借父母的铺垫谋得一份好差使，过得“轻松又体面”。不过北京机会多，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找了男朋友，结婚、买房，然后过上了压得她感到喘不过气的生活。没人的时候，她对着镜子问自己，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镜子中的人，点点头。
房子不是装饰品，是必需品。她说，她或许会后悔留在北京，但是绝不后悔买房的决定。“家庭必须有房，房价涨得多厉害，我们买8000元一平米，两年后变成了20000元一平米了!早买划算，除非你一辈子不买。”
她现在的同事，在外语培训学校做老师的美国小伙，为了和一个重庆姑娘在北京成家，也开始了存钱买房计划。他面临的房价是北京城内每平米两万元左右的价格。他上午在外语学校教英语，下午去艺术学校教音乐，晚上去酒店演奏钢琴，还不定期地上门给人做家教。总之，为了在北京买房，这个要娶中国女孩的美国人同时打四份工。在这里，他身上的标签不是“老美”，而是“房奴”。
比美国人幸运的是，王蕾有坚强的后盾。但这也是她的愧疚所在，因为房子的负担，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家庭，她婆家和娘家的家庭也都在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套房子拖垮了三个家庭的消费水平”。为了挣更多钱，她公公退休后被企业返聘做会计，为他儿子的小家庭贡献“余热”。去年一年连现工资带退休工资给儿子缴纳了差不多10万元的房贷款，为小两口的房子至今贡献了35万元。
王蕾的父母由于一部分积蓄被套牢在股市，只能节衣缩食给女儿凑了10万元。为此，他们老两口来北京住在女儿女婿家都觉得“不好意思”。
2010年的春节，小两口回家给双亲的红包都是一万元。“给的多点他们心里开心点。”当然，王蕾和她丈夫清楚，这不过是做做样子，双亲会把这个红包攒在手里，凑个整数还给他们，帮他们还贷款。
王蕾知道，丈夫的计划是通过三家人的努力，明年一年把全部房贷还清。到那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吃一顿，好好庆祝一下。这算是他们计划中的一次“不理智消费”。往后，这样的情况要尽量避免，她和购物欲望的战斗是持久战，除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
“钱就那么一点，怎么能多消费呢?”她摊开手，无奈地说，“接下来的孩子、车子，哪个不需要大价钱。”
期待收入增长
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分，床头的闹铃一响，王蕾的丈夫就像军人听到号角一样一骨碌起床。七点出门，八点半到公司打卡。他总是第一个到公司上班的人。由于给日本企业提供服务，他所在的企业从组织管理上也学习了日本人的做法，管理严格还常常加班。一般晚上九点左右才能到家，周末也随叫随到。
不加班的周末，王蕾的丈夫总是在补觉，呼呼大睡一场，是他一个礼拜疲惫工作后的愿望。不过，他总是希望，自己醒来时看到王蕾在认真读书而不是在休息。“你应该提升你的专业技能，考些职业资格证书。”王蕾看电视时，她丈夫常挡在她面前“哕嗦”。她丈夫希望王蕾能再要求上进些，获得一个高些的职位或者跳槽到一个更加稳定的单位。
王营也一直在努力。教师资格证、导游证，从大学在校期间到毕业将近四年时间，王蕾不断地树立考试新目标，有些通过，有些失败。但是，“北京什么人才都是一抓抓一把。有比我高的学历、比我优秀的工作经验的竞争对手太多”，王蕾有些失落。
尽管对丈夫的“啰嗦”反感，甚至为此争论不休，但她知道丈夫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收入不增加，他们接下来的生活质量不会有质的飞跃。她常常在周末拿着书本看到不知不觉睡着。
孩子是计划中的事，王蕾咨询过身边有孩子的夫妻，不包括衣服玩具，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要2000元左右，接下来的幼儿园赞助费、学费，笔笔费用都需要数万元的规划。他们还希望买辆车，以后好接送孩子。此外还有老人需要他们照顾。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今后要负担起四个老人的照顾责任。
等房贷还完，王蕾丈夫的父亲就可以再度退 休，那时王蕾的父母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双方亲家很可能轮流来北京和小夫妻团聚，虽然都带着工资，但势必因此增加家庭开支。在此期间，还要保证他们夫妻双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出意外情况。这些都需要储蓄卡上的数字作为保障。
所以王蕾叹了口气，“生活中总有重大事项需要我们节省度日。”
对于婚后丈夫的“小气”政策，王蕾很委屈。她丈夫安慰她，像他这样努力认真的职员总有升职的时候，等两人月收入到达一万五千元，日子就会过得比较舒心了。王蕾不知道这一天准确到来的日期，“但相比北京的不少白领，我们的家庭月收入算不错了，我就想我们还算好的，这样心里就好过些。”
实际上，王蕾还真的算是幸运儿。2009年12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显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大多数准备买房的家庭，像她一样节衣缩食地蜗居在出租房里等待买房的一天，而她虽然同样节衣缩食，但起码提前享受到了自己当业主的权利。
为了这套房子，生活中没有鲜花、没有电影、没有好看的衣服，就像一部机器一样一天天紧张地运行，王蕾觉得压抑而自卑，“有时候甚至对爱产生了怀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前不久，上天给了她丈夫一次证明的机会。他被公司派去日本出差几天，得到1000元的差旅补贴，必须要在日本花掉。结果，他给自己买了两瓶共40元的眼药水，剩下的钱都给王蕾买了日本的护肤品。王蕾嘴里不说感谢的话，但心里乐开了花。
当然，这笔意外的家庭支出全都贡献给了日本。王蕾笑笑说，祖国若想让她多消费，前提是让她更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