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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03-05
采访时间：2019年5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问：王教授，您好！可以谈谈您的成长经历吗？您为什么选择学习美国史专业？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呢？
答：我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市（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交通非常不便，在村里读完小学，到乡里中学上初中，1981年以全县第11名的成绩考入兴城市高级中学——县里唯一的一所省级重点高中。我高中阶段只读了两年，是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生，1983年9月到南开大学报到时还不满17岁。少年时放猪，砍柴，做过各种农活，从小喜欢读书，特别喜欢阅读《春秋战国故事》《三侠五义》《水浒传》等与历史相关的书籍。填报志愿时懵里懵懂，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哪个专业好就业，当时报一所学校只能选两个专业，我填报的是金融学和世界史，结果被世界史专业录取。到了大三开始考虑未来前途的时候，不愿意马上工作，想继续读书，遂决定报考研究生。当时国门初开，西方文化、思潮和观念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是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自然也受到当时思想风潮的影响，本科阶段就对美国史有兴趣，毕业论文写的是独立战争时期的人民外交。当时南开大学的美国史学科是国内最好的，杨生茂、周基堃、张友伦、冯承柏和陆镜生等诸位先生都在此任教，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美国史专业。
问：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南开大学求学的经历吗？您印象最深的专业课程有哪些呢？
答：本科期间前5个学期主要是学习必修课，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最重要的基础课，要上两年半的时间，其他还有历史文选、史学概论等必修课程，大概要到3年级下学期才会有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的优点是基础比较牢固，但选修课门数较少。于可老师（讲授世界古代史）表情冷峻，讲课极富条理;刘洪涛老师（讲授中国古代史）擅长叙事，讲课诙谐生动;王永祥（讲授中国现代史）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常常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不同观点展示给学生。除了历史系的课程外，我还选修了法学、社会学和哲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哲学系的逻辑学课程对训练我的思维方式影响甚大。当时大学校园思想活跃，课外活动很多，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系学生会开了一个面馆，向学生卖担担面，以贴补学生活动经费，并将其作为社会实践活动来锻炼学生的能力，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各种思潮风云激荡，大学生热心于与国家政治相关的活动，我自然也参与其中，甚至成为活跃分子。那一代大学生心中充满理想主义，缺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算计，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不免有些天真和幼稚。
我入南开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杨生茂先生已经70高龄，处于半退休状态，没有给我们开课。印象最深的研究生课程是当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富布赖特学者、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外交史家卡罗尔·帕蒂罗（Carol Patillo）教授给我们开设的“美国外交史”，使用的教材是当时美国大学流行的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erson）等人合撰的《美国外交史》（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和《美国外交史中的主要问题》（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Documents and Essays），帕蒂罗教授给每个上课的学生发一册。当时南开图书馆的外文原版书籍还很少，这两本新教材自然弥足珍贵，对我影响很大，也坚定了我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决心。当时山东师大的刘祚昌先生在南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也给我们上了大约两个月的课程，讲林肯的思想和贡献，刘先生借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词汇来阐释林肯的人格和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冯承柏先生开设的“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课程扩展了我的视野，对训练我的跨学科素养非常有帮助，使用的教材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正是在这门课程中我了解了现代化理论、计量史学以及西方史学的前沿。
问：您的导师杨生茂先生是我国世界史与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能否简要谈谈您对他的印象？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吗？
答：杨先生性格质朴温厚，为人谦和平易，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在我的印象中对我们的要求也不严格。杨先生没有给我们那一届学生授过课，我与杨先生的交流主要是去他家里海阔天空地闲聊，而且聊时事居多，每次聊天都给我以启发。根据我的体会，杨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传授具体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而是其对待学问的态度和学术人格，即严谨和纯粹。杨先生早年的史学研究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下进行的，资料匮乏，无法与美国学者交流，而且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史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不是求真而是为国家的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需要服务。杨先生早年的文章，在观点和立场上不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与那个时代很多以势压人和强词夺理的文章不同，杨先生的文章资料丰富，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例如，杨先生1965年发表的《“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一文有近120个注释，1982年发表《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有164个注释。前些年为编辑杨先生文集，请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专门对文中注释进行核对，结果发现164个注释几乎没有错漏。其做学问之严谨于此可见。同时杨先生不写应景文章，不凑政治的热闹，不曲学阿世，鄙视“墙头草”和“变色龙”。他不愿做官，不愿意让行政工作耽误自己的研究，曾一度代理过主任，后坚决辞任，晚年自号“淡泊惜阴斋主”，仍笔耕不辍。杨先生的这种学术人格深刻地影响了我。
问：除了杨生茂先生之外，还有哪些国内外的知名學者对您有影响？
答：就专业研究而言，对我影响较大的学者还有入江昭和约翰·加迪斯。我在21世纪初开始阅读入江昭的著作，入江昭研究外交史的文化路径与我此前对传教士和民族主义的研究非常契合，阅读他的著作使我有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我个性淡然，不善言辞，厌恶权力，向往恬静、自由的生活，属于有点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而入江昭教授倡导文化国际主义和跨国史研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往来和思想交流，而不是权力政治对国家间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呼吁构建全球共同体，具有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我个人的气质和追求也是一致的。约翰·加迪斯教授对我的影响，则在于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和对国际史的宏观思考。2007年，我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赴耶鲁访学，加迪斯教授是接待我的美方学者，这使我与他有较多的交往。我近年来倡导中国的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要借鉴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对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加迪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此外，与同门师兄弟和北大美国史同事的交往也使我受益良多。 问：您的早期研究关注了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问题。199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学者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这一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答：我选择研究美国来华传教士作为论文选题既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又有个人特殊的原因。时代背景当然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中美关系的迅速升温（进入所谓的“蜜月期”）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在这一背景下，西学东渐的历程、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成为当时中国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个人的原因，是家里的亲戚中有人信仰基督教，使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兴趣。大约是1988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在研究生楼入口的报栏前浏览，偶然读到《光明日报》上介绍和评论美国学者杰西·卢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刚刚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的文章，该文引发我极大的兴趣，使我最终选择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教育和文化活动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后来就一直做下去，将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我的博士论文在解释框架下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化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理论的阐述，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和罗福惠教授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梳理，给我很大启发。论文虽然对传教士有一定的贬抑，但总体上把传教士在华的教育和文化活动视为向中国输出现代性的过程，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突破了此前的“文化侵略”范式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评价和谴责。
问：您在2007年出版了《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该书与传统的研究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路径有很大不同，一些青年学生甚至感到看不大懂。您为什么没有继续从事传教士的研究，而选择意识形态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美国外交政策？该书很深奥吗？您觉得该书的独特贡献是什么？
答：此书其实也谈不上深奥，只是我没有按照传统的权力-利益范式来解释美国对华政策，而是从文化的视角理解美国对外关系，关注美国历史上的两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为了使文化的视角更具解释力，我引入了政治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提出了意识形态塑造外交政策的几种途径和模式，试图通过具体的政策过程分析来更具体地解释意识形态究竟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政策。可能是这一点让习惯于阅读传统历史叙事著作的年轻读者不大舒服。
我之所以在传教史研究方兴未艾的时候放弃对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有同行朋友深感可惜），转向美国对外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是因为我于1998年底到北大历史学系后，分在欧美近现代史教研室，而传教士问题与中国近代史更为接近。系里的教学和科研需要都不允许我继续从事传教士的研究。另外，我自己也感到需要扩展研究领域和视野，思考中美关系中更宏大的问题。世纪之交是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1999年发生了美国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事件，2001年发生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以《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热销为标志，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高涨。这促使我去探究中美关系背后长期起作用的深层因素。
我在书中提出研究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范式”，指出意识形态范式有助于克服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不足，即过于关注权力和利益因素，而忽视了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文化推动力，提出美国对华政策既追求权势和利益，又试图实现美国的国家使命和梦想，应该把20世纪的中美关系既看作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又视为两种具有不同的记忆、情感、追求、梦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该书也反映了我个人在外交史研究中的“偏好”：美国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对外部环境和国际权力分布的反应，更不是单纯的对利益的算计和追求，还深植于美国的文化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国民的国家身份观念之中。我试图把美国外交史视为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潮流。
问：您在2015年出版了《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一书，引发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从事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也很关注这本书，您当时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您的核心观点吗？这本书对当前的中国有什么啟发吗？
答：写这本书其实很偶然，原来并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内。2005年秋，当时还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晓德教授倡议仿照杨生茂先生和刘绪贻先生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撰写一部六卷本的美国对外关系史，邀我加入其中。2006年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将该项目立项，我承担其中第三卷的撰写任务，内容为伍德罗·威尔逊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在我思考写作计划时，我决定把该卷写成一部通论性的著作，提炼出一个主题来贯穿整个时期，围绕该主题来组织内容，安排章节，构建解释框架，并兼顾这一时期的重大外交政策和事件。而当时国际社会正在热议中国崛起，关注中国国力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中国崛起的大势似乎已经不可阻挡，人们忧虑的是崛起后的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而国内一些媒体和学者也很陶醉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赞扬，提出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大有作为，甚至可以扮演领导角色。在这种形势下，我决定考察美国的经验，以美国在19世纪末崛起后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处理和对国际秩序的改造作为本卷的主题，希望美国的经验可以对中国有所启迪。
实际上这本书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美国朝野和两党是如何思考、辩论和确定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的;二是美国在这一时期是如何处理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系，并逐渐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对这一秩序进行改造的。我在书中试图说明，美国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并没有立即追求世界领导地位，而是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犹豫、摇摆和国内的反复辩论后，到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确立领导世界的决心，在世界各国的“拥戴”下成为世界领袖。因此与冷战时期和冷战后“舍我其谁”的雄心相反，二战前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踌躇，甚至有些不情愿的霸权。这种“踌躇”与“不情愿”无疑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担心充当世界领导角色会让自身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渐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对旧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造，到二战结束时才建立起一整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美国化”，而新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秩序的翻版，是美国价值观的外化和国内治理经验在国际治理领域的应用。 我们从美国的经验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中国应该慎重选择自己的国际角色，世界领导地位不仅意味着荣耀和权力，还意味着责任和负担;新的国际秩序原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是伟大人物凭空设计出来的，而是源自领导国家自身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治理经验，没有良好的、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国内秩序，重构国际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问：您十几年前在国内率先介绍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潮流，近年来又大力倡导跨国史和国际史，可以谈谈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吗？您认为外交史和国际史研究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答：外交史，乃至整個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除了源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内在动力之外，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有关，那就是大国权力竞争逐渐趋于结束，族群和宗教差异引发的矛盾和战争，也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急剧增加。而跨国史和国际史兴起的主要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这些新的学术潮流都反映了历史学家在新形势下重新书写人类历史以应答时代问题的努力。跨国史重视跨国力量和全球潮流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影响，关注跨国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经历;国际史则重视多国互动，关注国际社会、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演进以及全球共同体的形成。跨国史、国际史与全球史一起，汇聚成超越民族国家来书写历史的强大潮流，有助于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培育全球共同体意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一个国家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避免褊狭自恋和妄自尊大。如果说，文化转向潮流开始呈现衰落趋势的话，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则方兴未艾，有很多题材可以挖掘。自近代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是封闭自足的，跨国力量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介入是普遍现象，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别史研究都可以引入跨国史视野。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跨越国家领土疆界进行活动的行为体决不仅限于国家（state）及其代表，还包括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是跨国史研究的重要题材。20世纪人类历史的重要发展就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把不同的国家整合到同一个共同体中，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大大缓解，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行为规范和共同体利益的全球社会初具雏形。这一进程有望成为未来国际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虽然我们不必跟在国际学术潮流后面亦步亦趋，但年轻学者要有“预流”的意识和抱负，关注时代的新材料和新问题，避免闭门造车，以不断实现学术上的推陈出新。
问：您对目前国内的中学历史教育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认为中学历史教育和大学历史教育之间存在鸿沟？如果存在，那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答：我对当前的中学历史教育不大了解，但我的印象中这种鸿沟无疑是存在的，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无法及时体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大学历史课程一般没有统一的教材，即使有，优秀的教师也不会完全依赖教材照本宣科，而会在授课时把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而中学历史课程都有统编教材，这些教材往往反映的是官方的意志以及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观点相对保守，对学界新观点、新解释的接纳相当滞后，这一点毋庸讳言。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教师一般不会讲授与教材不一致的观点，在内容上也不会超出教材太多。也正因为如此，学生到大学后常常会惊讶地发现，对同一问题，大学课堂的讲授与中学课堂出入甚大，甚至截然对立。这在北大的课堂上尤为明显。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的另一问题就是相信一元真理观，认为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学生需要掌握的就是这唯一正确的解释，也就是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本身要复杂得多，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唯一正确的解释，而只有基于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的多种解释。历史的真实性恰恰存在于多样性解释中，而不是存在于自封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中。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但解决起来都很难，存在众所周知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学者和中学教师教学恐怕对此都无能为力。
中学历史教师在讲授重大事件时可以介绍不同的观点，给学生提供一些一手资料，尽可能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让学生参考学术界不同的解释得出自己的结论，避免死记硬背所谓的标准答案。中学历史教学不仅是传授历史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历史思维、塑造历史观的过程。
问：您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多年，而当前的中美关系又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你觉得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交往能给我们思考当前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吗？
答：我们今天常说，中美关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说法实际上对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也是适用的。中美关系极其重要，关系到中国总体外部环境的好坏和国家道路的选择，不仅当前如此，历史上也曾如此。至迟自清末以来，美国在中国人心中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与我们有着贸易关系和人员往来的异邦，它还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值得依赖的盟友以及最凶恶的敌人。这个国家曾经是一代知识分子寄托情感和理想的地方，也曾是政治家恐惧和防范的对象，甚至被视为罪恶的渊薮。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它是天堂，而在另一些中国人眼中它则是地狱。总之，对中国而言，美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着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中美关系的好坏也不仅涉及中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还关系着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通常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公民权利得到较好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相对有利的时期。因此，“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习主席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从中美关系史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希望历史的烛光能够照亮中美关系的未来，让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访谈录文字整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一哲）
【责任编辑：王湉湉】
采访时间：2019年5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问：王教授，您好！可以谈谈您的成长经历吗？您为什么选择学习美国史专业？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呢？
答：我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市（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交通非常不便，在村里读完小学，到乡里中学上初中，1981年以全县第11名的成绩考入兴城市高级中学——县里唯一的一所省级重点高中。我高中阶段只读了两年，是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生，1983年9月到南开大学报到时还不满17岁。少年时放猪，砍柴，做过各种农活，从小喜欢读书，特别喜欢阅读《春秋战国故事》《三侠五义》《水浒传》等与历史相关的书籍。填报志愿时懵里懵懂，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哪个专业好就业，当时报一所学校只能选两个专业，我填报的是金融学和世界史，结果被世界史专业录取。到了大三开始考虑未来前途的时候，不愿意马上工作，想继续读书，遂决定报考研究生。当时国门初开，西方文化、思潮和观念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是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自然也受到当时思想风潮的影响，本科阶段就对美国史有兴趣，毕业论文写的是独立战争时期的人民外交。当时南开大学的美国史学科是国内最好的，杨生茂、周基堃、张友伦、冯承柏和陆镜生等诸位先生都在此任教，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美国史专业。
问：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南开大学求学的经历吗？您印象最深的专业课程有哪些呢？
答：本科期间前5个学期主要是学习必修课，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最重要的基础课，要上两年半的时间，其他还有历史文选、史学概论等必修课程，大概要到3年级下学期才会有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的优点是基础比较牢固，但选修课门数较少。于可老师（讲授世界古代史）表情冷峻，讲课极富条理;刘洪涛老师（讲授中国古代史）擅长叙事，讲课诙谐生动;王永祥（讲授中国现代史）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常常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不同观点展示给学生。除了历史系的课程外，我还选修了法学、社会学和哲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哲学系的逻辑学课程对训练我的思维方式影响甚大。当时大学校园思想活跃，课外活动很多，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系学生会开了一个面馆，向学生卖担担面，以贴补学生活动经费，并将其作为社会实践活动来锻炼学生的能力，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各种思潮风云激荡，大学生热心于与国家政治相关的活动，我自然也参与其中，甚至成为活跃分子。那一代大学生心中充满理想主义，缺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算计，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不免有些天真和幼稚。
我入南开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杨生茂先生已经70高龄，处于半退休状态，没有给我们开课。印象最深的研究生课程是当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富布赖特学者、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外交史家卡罗尔·帕蒂罗（Carol Patillo）教授给我们开设的“美国外交史”，使用的教材是当时美国大学流行的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erson）等人合撰的《美国外交史》（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和《美国外交史中的主要问题》（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Documents and Essays），帕蒂罗教授给每个上课的学生发一册。当时南开图书馆的外文原版书籍还很少，这两本新教材自然弥足珍贵，对我影响很大，也坚定了我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决心。当时山东师大的刘祚昌先生在南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也给我们上了大约两个月的课程，讲林肯的思想和贡献，刘先生借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词汇来阐释林肯的人格和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冯承柏先生开设的“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课程扩展了我的视野，对训练我的跨学科素养非常有帮助，使用的教材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正是在这门课程中我了解了现代化理论、计量史学以及西方史学的前沿。
问：您的导师杨生茂先生是我国世界史与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能否简要谈谈您对他的印象？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吗？
答：杨先生性格质朴温厚，为人谦和平易，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在我的印象中对我们的要求也不严格。杨先生没有给我们那一届学生授过课，我与杨先生的交流主要是去他家里海阔天空地闲聊，而且聊时事居多，每次聊天都给我以启发。根据我的体会，杨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传授具体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而是其对待学问的态度和学术人格，即严谨和纯粹。杨先生早年的史学研究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下进行的，资料匮乏，无法与美国学者交流，而且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史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不是求真而是为国家的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需要服务。杨先生早年的文章，在观点和立场上不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与那个时代很多以势压人和强词夺理的文章不同，杨先生的文章资料丰富，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例如，杨先生1965年发表的《“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一文有近120个注释，1982年发表《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有164个注释。前些年为编辑杨先生文集，请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专门对文中注释进行核对，结果发现164个注释几乎没有错漏。其做学问之严谨于此可见。同时杨先生不写应景文章，不凑政治的热闹，不曲学阿世，鄙视“墙头草”和“变色龙”。他不愿做官，不愿意让行政工作耽误自己的研究，曾一度代理过主任，后坚决辞任，晚年自号“淡泊惜阴斋主”，仍笔耕不辍。杨先生的这种学术人格深刻地影响了我。
问：除了杨生茂先生之外，还有哪些国内外的知名學者对您有影响？
答：就专业研究而言，对我影响较大的学者还有入江昭和约翰·加迪斯。我在21世纪初开始阅读入江昭的著作，入江昭研究外交史的文化路径与我此前对传教士和民族主义的研究非常契合，阅读他的著作使我有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我个性淡然，不善言辞，厌恶权力，向往恬静、自由的生活，属于有点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而入江昭教授倡导文化国际主义和跨国史研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往来和思想交流，而不是权力政治对国家间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呼吁构建全球共同体，具有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我个人的气质和追求也是一致的。约翰·加迪斯教授对我的影响，则在于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和对国际史的宏观思考。2007年，我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赴耶鲁访学，加迪斯教授是接待我的美方学者，这使我与他有较多的交往。我近年来倡导中国的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要借鉴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对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加迪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此外，与同门师兄弟和北大美国史同事的交往也使我受益良多。 问：您的早期研究关注了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问题。199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学者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这一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答：我选择研究美国来华传教士作为论文选题既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又有个人特殊的原因。时代背景当然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中美关系的迅速升温（进入所谓的“蜜月期”）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在这一背景下，西学东渐的历程、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成为当时中国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个人的原因，是家里的亲戚中有人信仰基督教，使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兴趣。大约是1988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在研究生楼入口的报栏前浏览，偶然读到《光明日报》上介绍和评论美国学者杰西·卢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刚刚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的文章，该文引发我极大的兴趣，使我最终选择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教育和文化活动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后来就一直做下去，将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我的博士论文在解释框架下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化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理论的阐述，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和罗福惠教授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梳理，给我很大启发。论文虽然对传教士有一定的贬抑，但总体上把传教士在华的教育和文化活动视为向中国输出现代性的过程，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突破了此前的“文化侵略”范式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评价和谴责。
问：您在2007年出版了《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该书与传统的研究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路径有很大不同，一些青年学生甚至感到看不大懂。您为什么没有继续从事传教士的研究，而选择意识形态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美国外交政策？该书很深奥吗？您觉得该书的独特贡献是什么？
答：此书其实也谈不上深奥，只是我没有按照传统的权力-利益范式来解释美国对华政策，而是从文化的视角理解美国对外关系，关注美国历史上的两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为了使文化的视角更具解释力，我引入了政治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提出了意识形态塑造外交政策的几种途径和模式，试图通过具体的政策过程分析来更具体地解释意识形态究竟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政策。可能是这一点让习惯于阅读传统历史叙事著作的年轻读者不大舒服。
我之所以在传教史研究方兴未艾的时候放弃对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有同行朋友深感可惜），转向美国对外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是因为我于1998年底到北大历史学系后，分在欧美近现代史教研室，而传教士问题与中国近代史更为接近。系里的教学和科研需要都不允许我继续从事传教士的研究。另外，我自己也感到需要扩展研究领域和视野，思考中美关系中更宏大的问题。世纪之交是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1999年发生了美国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事件，2001年发生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以《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热销为标志，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高涨。这促使我去探究中美关系背后长期起作用的深层因素。
我在书中提出研究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范式”，指出意识形态范式有助于克服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不足，即过于关注权力和利益因素，而忽视了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文化推动力，提出美国对华政策既追求权势和利益，又试图实现美国的国家使命和梦想，应该把20世纪的中美关系既看作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又视为两种具有不同的记忆、情感、追求、梦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该书也反映了我个人在外交史研究中的“偏好”：美国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对外部环境和国际权力分布的反应，更不是单纯的对利益的算计和追求，还深植于美国的文化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国民的国家身份观念之中。我试图把美国外交史视为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潮流。
问：您在2015年出版了《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一书，引发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从事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也很关注这本书，您当时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您的核心观点吗？这本书对当前的中国有什么啟发吗？
答：写这本书其实很偶然，原来并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内。2005年秋，当时还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晓德教授倡议仿照杨生茂先生和刘绪贻先生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撰写一部六卷本的美国对外关系史，邀我加入其中。2006年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将该项目立项，我承担其中第三卷的撰写任务，内容为伍德罗·威尔逊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在我思考写作计划时，我决定把该卷写成一部通论性的著作，提炼出一个主题来贯穿整个时期，围绕该主题来组织内容，安排章节，构建解释框架，并兼顾这一时期的重大外交政策和事件。而当时国际社会正在热议中国崛起，关注中国国力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中国崛起的大势似乎已经不可阻挡，人们忧虑的是崛起后的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而国内一些媒体和学者也很陶醉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赞扬，提出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大有作为，甚至可以扮演领导角色。在这种形势下，我决定考察美国的经验，以美国在19世纪末崛起后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处理和对国际秩序的改造作为本卷的主题，希望美国的经验可以对中国有所启迪。
实际上这本书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美国朝野和两党是如何思考、辩论和确定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的;二是美国在这一时期是如何处理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系，并逐渐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对这一秩序进行改造的。我在书中试图说明，美国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并没有立即追求世界领导地位，而是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犹豫、摇摆和国内的反复辩论后，到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确立领导世界的决心，在世界各国的“拥戴”下成为世界领袖。因此与冷战时期和冷战后“舍我其谁”的雄心相反，二战前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踌躇，甚至有些不情愿的霸权。这种“踌躇”与“不情愿”无疑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担心充当世界领导角色会让自身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渐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对旧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造，到二战结束时才建立起一整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美国化”，而新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秩序的翻版，是美国价值观的外化和国内治理经验在国际治理领域的应用。 我们从美国的经验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中国应该慎重选择自己的国际角色，世界领导地位不仅意味着荣耀和权力，还意味着责任和负担;新的国际秩序原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是伟大人物凭空设计出来的，而是源自领导国家自身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治理经验，没有良好的、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国内秩序，重构国际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问：您十几年前在国内率先介绍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潮流，近年来又大力倡导跨国史和国际史，可以谈谈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吗？您认为外交史和国际史研究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答：外交史，乃至整個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除了源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内在动力之外，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有关，那就是大国权力竞争逐渐趋于结束，族群和宗教差异引发的矛盾和战争，也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急剧增加。而跨国史和国际史兴起的主要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这些新的学术潮流都反映了历史学家在新形势下重新书写人类历史以应答时代问题的努力。跨国史重视跨国力量和全球潮流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影响，关注跨国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经历;国际史则重视多国互动，关注国际社会、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演进以及全球共同体的形成。跨国史、国际史与全球史一起，汇聚成超越民族国家来书写历史的强大潮流，有助于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培育全球共同体意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一个国家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避免褊狭自恋和妄自尊大。如果说，文化转向潮流开始呈现衰落趋势的话，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则方兴未艾，有很多题材可以挖掘。自近代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是封闭自足的，跨国力量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介入是普遍现象，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别史研究都可以引入跨国史视野。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跨越国家领土疆界进行活动的行为体决不仅限于国家（state）及其代表，还包括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是跨国史研究的重要题材。20世纪人类历史的重要发展就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把不同的国家整合到同一个共同体中，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大大缓解，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行为规范和共同体利益的全球社会初具雏形。这一进程有望成为未来国际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虽然我们不必跟在国际学术潮流后面亦步亦趋，但年轻学者要有“预流”的意识和抱负，关注时代的新材料和新问题，避免闭门造车，以不断实现学术上的推陈出新。
问：您对目前国内的中学历史教育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认为中学历史教育和大学历史教育之间存在鸿沟？如果存在，那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答：我对当前的中学历史教育不大了解，但我的印象中这种鸿沟无疑是存在的，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无法及时体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大学历史课程一般没有统一的教材，即使有，优秀的教师也不会完全依赖教材照本宣科，而会在授课时把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而中学历史课程都有统编教材，这些教材往往反映的是官方的意志以及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观点相对保守，对学界新观点、新解释的接纳相当滞后，这一点毋庸讳言。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教师一般不会讲授与教材不一致的观点，在内容上也不会超出教材太多。也正因为如此，学生到大学后常常会惊讶地发现，对同一问题，大学课堂的讲授与中学课堂出入甚大，甚至截然对立。这在北大的课堂上尤为明显。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的另一问题就是相信一元真理观，认为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学生需要掌握的就是这唯一正确的解释，也就是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本身要复杂得多，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唯一正确的解释，而只有基于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的多种解释。历史的真实性恰恰存在于多样性解释中，而不是存在于自封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中。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但解决起来都很难，存在众所周知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学者和中学教师教学恐怕对此都无能为力。
中学历史教师在讲授重大事件时可以介绍不同的观点，给学生提供一些一手资料，尽可能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让学生参考学术界不同的解释得出自己的结论，避免死记硬背所谓的标准答案。中学历史教学不仅是传授历史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历史思维、塑造历史观的过程。
问：您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多年，而当前的中美关系又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你觉得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交往能给我们思考当前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吗？
答：我们今天常说，中美关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说法实际上对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也是适用的。中美关系极其重要，关系到中国总体外部环境的好坏和国家道路的选择，不仅当前如此，历史上也曾如此。至迟自清末以来，美国在中国人心中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与我们有着贸易关系和人员往来的异邦，它还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值得依赖的盟友以及最凶恶的敌人。这个国家曾经是一代知识分子寄托情感和理想的地方，也曾是政治家恐惧和防范的对象，甚至被视为罪恶的渊薮。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它是天堂，而在另一些中国人眼中它则是地狱。总之，对中国而言，美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着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中美关系的好坏也不仅涉及中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还关系着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通常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公民权利得到较好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相对有利的时期。因此，“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习主席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从中美关系史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希望历史的烛光能够照亮中美关系的未来，让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访谈录文字整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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