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或许有点想太多了。也许心里稍微有点受伤。或许他们无法顺利跟周围的人真心沟通，而有一点烦恼。或许不能顺利找到自我表现的手段，而在自尊和自卑之间激烈地来回挣扎。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含有危险性的狂热宗教分隔的一面墙，或许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来得薄也不一定。”——村上春树《约束的场所》。
　　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发生震惊国际的沙林毒气事件，九个月后，村上陆续完成《地下铁事件》和《约束的场所》两本代表性的纪实文学作品。起心动念很简单，“想让每一位‘被害者’的容貌细部都尽可能地更真实明确地浮现出来，因为我不想让每一个活生生待那里的人，只成为没有脸的许多被害者中的一个（one of them）而敷衍了事。”
　　村上春树在台湾相当畅销，日本许多推理科幻乃至惊悚小说，也是很多人夜间拿来自己吓自己的消遣。然而，不论真实或虚构，很少人会相信“地下铁杀人事件”有可能发生在连随机抢劫都仅属特殊案例的台北，不像我们口中的美国校园枪击事件“频传”，是的，台湾用“频传”形容大洋彼端的“不正常”。话没说过几天，美国华裔学生极多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就发生枪击案，死亡七人中，两人是华裔，一人正是出身自台湾的留学生！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就是避无可避，无论如何努力都躲逃不了。但问题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他们？社会事件成了哲学问题，而且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台北发生捷运（地铁）砍人案。不安、焦虑、恐慌、愤怒（或者甚至有一点仇恨？）一时间弥漫台北上空。第一时间，从媒体到网络，急着描绘加害者的面貌，从游民到醉汉，最后证实是一名大学生，这更让人难以接受：这一代的年轻人到底怎么回事？社会事件成了教育问题，从家庭到学校都得逐一检讨一番。
　　北京地铁还得过个安检门，台北捷运什么都没有，车厢里不是有乱蹭人的色狼，就是有拿刺乱刺人的无聊汉，当局吃撑了啥事都不管吗？警察只会管学运吗？还推动废除死刑，这以后还能吓阻犯罪吗？社会事件成了政治事件，从领导人到管区派出所依例被臭骂一通。
　　然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处，类似以“杀人”作为“大事”以吸引注意力的，是一种人格缺陷，尤其可能发展成反社会人格，窝在家中只会打格斗电玩的“宅男”，尤其容易忽略他人感受。社会事件成了心理精神问题，连专业医师都凑上一脚，从症状到给药，讲得头头是道，就没一个人真的临床就诊凶嫌到底是何情状。
　　众声喧哗，常被用来形容台湾的“人多嘴杂”，意见可以多到开始讨论发生血案的车厢还能用吗？媒体报导血腥画面被骂，连主播的高分贝也成了制造社会恐慌的罪状，身为媒体同行还很难为其辩解，因为自己打开电视也头痛。
　　不过，社会机转和人体很像，再健康都会生病，生了病总有医的方法，包括“自我疗愈”。
　　砍人事件隔天，民众就自主往案发的江子翠车站献花、留卡片；大学女生在车站发起彼此拥抱；知名作家们开始搭捷运在脸书打卡；中年妇人到车站闭眼诵经为亡者助念；还有从龙山寺站到江子翠站的五分钟车程里，开始有女孩车沿着车厢送花
　　尽管媒体不断播出如何在捷运车厢里“自保”，包括别闭目养神、别低头滑手机、除了学两招擒拿术还可随身携带防狼喷雾，叫人笑不出来的笑话是，电视台示范防狼喷雾后，这节车厢和命案车厢一样，都得进厂清洗，除了少一场法事之外，清洗时间差不了多少。捷运也派驻配枪警察进驻车厢，不是开玩笑，配的是冲锋枪，这阵仗还真是台湾少见。但，我们的安全感增加了吗？
　　我不得不承认，台湾还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荷枪实弹警察效率不差，几天就逮到19个可疑的“准追随犯”，不论是在网络上真假恐吓或者带刀进捷运，以及号称是凶嫌粉丝的19岁青年，这个怪咖粉丝很快被社会热心人士关注并协助辅导，避免他成为被家庭、社会遗弃的第二个郑捷（捷杀事件凶嫌），公权力─不论是政府或配枪警察，从来不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我们的安全感还是靠自己传递的一束鲜花或一个拥抱。
　　“小确幸”永远不可能预防犯罪，但是，抚平伤痛还成。村上春树在完成沙林事件纪实作品后提醒：“人抓不住自己的时候，是最可能把自己托给巨大力量的时候。”这股巨大力量可能是宗教、可能是心魔。那么我只能套用挪威7·22爆炸事件后一句名言，“文明社会千万不可因为一个疯狂（缺陷）的人，失去了我们全部理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