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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敦煌莫高窟内藏有很多诸如《史记》、《汉书》之类的史籍抄本。我们认为，这些史籍抄本的传抄应该同当时流行的讲史变文有关，下面我们就专门探讨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敦煌讲史变文是种类繁多，著名者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我们先选取几例来看看它们和传统史书之间的关联。
先看《李陵变文》，该变文讲述的是汉将李陵迎战匈奴失利，被迫投降的故事。其大致情节为：李陵进军击鼓不鸣，斩杀军中所藏匿的女人，鸣鼓进军；单于纵火燎原，李陵智烧前方枯草避过火险；李陵部下管感投降匈奴，让单于知道了李陵兵力空虚的真像；李陵兵马丧尽，箭镞用完，被困十万匈奴中，不得已诈降；司马迁为李陵妻、母占相，为李陵在武帝前求情；公孙邀失利，言亲见李陵为单于操练兵马（实际为李绪冒名顶替），汉武帝怒诛李陵全家。李陵的历史故事因为涉及司马迁受刑的事而广为人知。熟读《汉书》的人不难发现，《变文》的情节主线和《汉书》记载的史实是高度一致的。在敦煌的讲史变文中《李陵变文》是最忠于史书的一篇。
《汉将王陵变文》，在敦煌遗书中有四个写本，分别是S.5437、P.3627、P.3867和北图188。其内容大致情节为楚汉两军对阵荥阳时，汉将王陵与灌婴偷袭楚营，重创楚军。项羽用钟离昧计策捉拿王陵母入营，逼迫她写信招降儿子王陵。王陵母为激励儿子忠心事汉，在汉使者卢绾面前，大骂西楚霸王不仁不义，而后自刎于三军账上。变文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王母形象。其实，在史书中，该变文的大致情节已经粗具规模了：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厢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以死伏剑。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
可见史书的情节和《变文》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在谁何王陵一起斫营，谁建议项羽用计等细节问题上有些补充，而大的情节上没有什么改变。
《捉季布传文》在敦煌遗书中有11个抄本，可谓盛行一时。该故事的根脉也要上溯到正史中去找寻，《汉书·季布栾布列传》：
季布，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求季布将军急，迹且至臣家，能听臣，臣敢进计；即否，愿先自刭。”布许之。乃髡钳布，衣褐，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乃之雒阳见汝阴侯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侍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布召见，谢，拜郎中。
史书中的记载和该变文的情节有较大的差异。变文中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七个情节片段：季布骂阵，曾数次羞辱汉王；高祖在全国下诏令捉季布，后者到处躲藏，无奈投身濮阳周氏；朱解请令捉拿季布，后者巧易容装卖身于朱解为奴；随朱解至京城后自报身份，软硬兼施逼迫朱解相救；朱解宴请萧何、夏侯婴请二人劝说高祖；二人以用季布平复北狄南越为名使其赚得高祖重用；高祖反悔，季布当庭力辩得到圆满结果。从情节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变文改变了史书中的很多情节。史书中的季布几乎处处被动，全靠周氏、朱家等人的周旋相救，而变文中却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有胆有识的全新形象，几乎每一步都是他的智慧和胆识在起主导作用。变文为了生动形象的塑造一个机智勇敢的季布形象，在史书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生动的细节。作者用了很多想象、夸张等形象性的文学手法对史传记录进行了文学化的改编。这种戏剧性情节的加入正是史传和变文之间转变的要点。恰如王重民所论：
盖词人演义史事，藻绘剧情，第一不脱时代色彩，第二加入个人想象，而后方合于社会心理，将死历史变成活戏剧。如篇中写季布夜深潜至台阶下，周氏夫妇疑其是鬼一节；朱解深悔误买季布欲系之于朝一节……施之史传斯为瑕累，唱自词人，的是精彩处。明于此，方足言史传与俗文之关系。
敦煌讲史变文的其他篇目也都和各种史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伍子胥变文》的基本情节在《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中已经完成了构建，《王昭君变文》、在《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书中也有了大致的交代。总起来看，敦煌讲史变文和史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大体情节都是取自史书的。尽管出于表演的需要，讲唱者重新改造了情节，但它们和历史典籍的近亲关系是不容否定的。其实不仅是讲史变文，其他题材的变文也都和史书有着一定的关联。民间传说类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孟姜女变文》等也都需要附着在一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也需要讲唱者知道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即便是地人物事迹变文乃至宗教题材的变文，在具体讲唱的过程中也都避免不了用一些古代历史的典故和传说来讲解，毕竟他们要面对中国的老百姓。从讲唱文学尤其是讲史变文和史籍的密切关联中，我们可以推知，一个有一定知识修养地成功地讲唱僧是必须要熟读历代史籍的，敦煌遗书中的史籍抄本同佛教讲唱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应该是存在的。其实变文底本的编写者早就把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了，正如《捉季布传文》的结尾所唱：“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
敦煌讲史变文是种类繁多，著名者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我们先选取几例来看看它们和传统史书之间的关联。
先看《李陵变文》，该变文讲述的是汉将李陵迎战匈奴失利，被迫投降的故事。其大致情节为：李陵进军击鼓不鸣，斩杀军中所藏匿的女人，鸣鼓进军；单于纵火燎原，李陵智烧前方枯草避过火险；李陵部下管感投降匈奴，让单于知道了李陵兵力空虚的真像；李陵兵马丧尽，箭镞用完，被困十万匈奴中，不得已诈降；司马迁为李陵妻、母占相，为李陵在武帝前求情；公孙邀失利，言亲见李陵为单于操练兵马（实际为李绪冒名顶替），汉武帝怒诛李陵全家。李陵的历史故事因为涉及司马迁受刑的事而广为人知。熟读《汉书》的人不难发现，《变文》的情节主线和《汉书》记载的史实是高度一致的。在敦煌的讲史变文中《李陵变文》是最忠于史书的一篇。
《汉将王陵变文》，在敦煌遗书中有四个写本，分别是S.5437、P.3627、P.3867和北图188。其内容大致情节为楚汉两军对阵荥阳时，汉将王陵与灌婴偷袭楚营，重创楚军。项羽用钟离昧计策捉拿王陵母入营，逼迫她写信招降儿子王陵。王陵母为激励儿子忠心事汉，在汉使者卢绾面前，大骂西楚霸王不仁不义，而后自刎于三军账上。变文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王母形象。其实，在史书中，该变文的大致情节已经粗具规模了：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厢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以死伏剑。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
可见史书的情节和《变文》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在谁何王陵一起斫营，谁建议项羽用计等细节问题上有些补充，而大的情节上没有什么改变。
《捉季布传文》在敦煌遗书中有11个抄本，可谓盛行一时。该故事的根脉也要上溯到正史中去找寻，《汉书·季布栾布列传》：
季布，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求季布将军急，迹且至臣家，能听臣，臣敢进计；即否，愿先自刭。”布许之。乃髡钳布，衣褐，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乃之雒阳见汝阴侯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侍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布召见，谢，拜郎中。
史书中的记载和该变文的情节有较大的差异。变文中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七个情节片段：季布骂阵，曾数次羞辱汉王；高祖在全国下诏令捉季布，后者到处躲藏，无奈投身濮阳周氏；朱解请令捉拿季布，后者巧易容装卖身于朱解为奴；随朱解至京城后自报身份，软硬兼施逼迫朱解相救；朱解宴请萧何、夏侯婴请二人劝说高祖；二人以用季布平复北狄南越为名使其赚得高祖重用；高祖反悔，季布当庭力辩得到圆满结果。从情节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变文改变了史书中的很多情节。史书中的季布几乎处处被动，全靠周氏、朱家等人的周旋相救，而变文中却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有胆有识的全新形象，几乎每一步都是他的智慧和胆识在起主导作用。变文为了生动形象的塑造一个机智勇敢的季布形象，在史书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生动的细节。作者用了很多想象、夸张等形象性的文学手法对史传记录进行了文学化的改编。这种戏剧性情节的加入正是史传和变文之间转变的要点。恰如王重民所论：
盖词人演义史事，藻绘剧情，第一不脱时代色彩，第二加入个人想象，而后方合于社会心理，将死历史变成活戏剧。如篇中写季布夜深潜至台阶下，周氏夫妇疑其是鬼一节；朱解深悔误买季布欲系之于朝一节……施之史传斯为瑕累，唱自词人，的是精彩处。明于此，方足言史传与俗文之关系。
敦煌讲史变文的其他篇目也都和各种史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伍子胥变文》的基本情节在《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中已经完成了构建，《王昭君变文》、在《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书中也有了大致的交代。总起来看，敦煌讲史变文和史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大体情节都是取自史书的。尽管出于表演的需要，讲唱者重新改造了情节，但它们和历史典籍的近亲关系是不容否定的。其实不仅是讲史变文，其他题材的变文也都和史书有着一定的关联。民间传说类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孟姜女变文》等也都需要附着在一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也需要讲唱者知道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即便是地人物事迹变文乃至宗教题材的变文，在具体讲唱的过程中也都避免不了用一些古代历史的典故和传说来讲解，毕竟他们要面对中国的老百姓。从讲唱文学尤其是讲史变文和史籍的密切关联中，我们可以推知，一个有一定知识修养地成功地讲唱僧是必须要熟读历代史籍的，敦煌遗书中的史籍抄本同佛教讲唱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应该是存在的。其实变文底本的编写者早就把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了，正如《捉季布传文》的结尾所唱：“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