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主义遮蔽西方之乱

来源 :党员文摘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ennny77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西方世界颇不太平:美国选举出现事端、英国脱离欧盟、意大利公投修宪失败……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构筑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然而,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西方之乱”,西方社会要么无视、要么失语,既难以作出合理解释,又找不到解决良方。“西方之乱”何以成了“灯下黑”?
  西方中心主义
  将西方国家与世界隔离开来
  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从西方角度看待整个世界的文化信念,使西方国家普遍持有很强的文明优越感,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
  历史上,不同人类文明曾长期处于孤立分散发展状态,各种文明大多只从自己的视角看世界,不同文明在彼此眼中均被视作“异类”。然而,当新航路开辟、“新大陆”被发现后,西方国家却依然把自己与世界割裂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萌芽就此出现。
  随着西方霸权时代的来临,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发展演变成一种理论话语体系。在这种理论话语体系中,西方文明被认为是先进的,代表着理性、科学、民主、文明、独立、自由等文明成果;非西方文明则意味着独裁、愚昧、奴性等。随着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的强势殖民扩张,西方中心主义又成为一种从西方角度看待整个世界的文化信念。这种信念使西方国家普遍持有很强的文明优越感,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
  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观察和看待世界的选择性机制。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政治秩序等都被视为世界的范本,而愚昧无知、经济停滞、社会混乱、政治动荡则被当成非西方国家的标签。正是受这种偏见色彩浓重的选择性机制影响,“西方之乱”往往被西方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比如,2008年國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学者大多只是将危机产生的原因轻描淡写地归结为金融自由化、宏观政策失误等非制度性因素,而没有对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可行的改革意见。又如,美国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的事件,往往被解读为正常执法,但如果在非西方国家出现类似现象,就会被西方国家视为违反人权而横加指责。这种选择性机制使西方国家看不到自身的问题,却把别人的问题放大来看,进而难以正视自身,歪曲看待世界,逐渐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对社会多发频发的种种乱象视而不见,进而沦为西方国家的话语武器。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珀所说的,“打赢如今的战争靠的不是最好的武器,而是最好的叙述方式”。
  西方中心主义给西方社会
  戴上有色眼镜
  依托西方国家的优势国力和强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被进一步放大,很多西方人甚至无暇反思其国家行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作为一种文化思维范式,西方中心主义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观层面。形象地说,西方中心主义给西方社会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使其难以看到“西方之乱”。
  作为世界观,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模式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无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结构等差异,强制向中东地区输出价值观,使该地区陷入了种族冲突、教派纷争、政治动荡的乱局。如果非西方国家发生同樣的经济社会失范问题,如金融紊乱现象,一些西方国家就会颐指气使地指责其文化上的缺陷、制度上的错谬、能力上的不足等等。然而,当西方国家发生金融海啸、债务危机时,其既不从文化上找根源,也不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而是试图把问题推给非西方国家。
  作为认识论,西方中心主义让西方社会看不到自身的问题。对于持有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人来说,同样的问题,发生在西方社会就会被视为偶然特例,而发生在非西方社会就会被认为是必然;同样的不幸,发生在西方社会往往被忽略,发生在非西方社会则可能被放大。比如,有西方国家指责他国干涉其国内选举,而他们似乎已经忘记,经常明火执仗干涉别国内政的正是他们自己。依托西方国家的优势国力和强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被进一步放大,很多西方人甚至无暇反思其国家行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金泽所说,美国有能力给其他国家判死刑,只要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就可以这么做。而很多美国人包括很多美国记者,都认为官方的说法是对的。
  作为价值观,西方中心主义扭曲了西方社会对正义和善恶的认识。西方中心主义使西方社会将自身的一切道德行为规范都视为正义和善的化身,而把非西方社会看作非正义和恶的体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经说,为什么我们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美国!这赤裸裸地表达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避免“西方之乱”须摆脱
  西方中心主义辖制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权利,同时也应理解包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与主张。
  面对种种乱象,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不久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罗伯特·卡根对愈演愈烈的“西方之乱”表达了担忧,认为西方作为二战后的“秩序支撑者”,正面临内忧外患。然而,诸如此类的反思和批评往往被西方主流思想舆论所淹没或遮蔽。这种淹没和遮蔽大都披着“知识规范”的外衣,即不符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常常被视为不符合学术规范而被忽视或屏蔽。
  更严重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长期向非西方社会蔓延,造成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学术界的自我歧视,导致其失去文化创新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使其没有自己的知识、只能讲西方知识,没有自己的话语、只能讲西方话语,没有自己的价值、只能持西方价值。因此,有必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吹捧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对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模式的复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使西方社会难以看清自身的种种乱象,又将其“普世价值”强加给非西方社会,这种文化专制主义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都应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如果一味诋毁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追捧西方“普世价值”,最终只能是就范于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将西方社会的种种乱象一并复制过来。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权利,同时也应理解包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与主张。人类社会应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中跳出来,构建多元交融、互为参照的价值体系。只有这样,不同国家和民族才能在继承发展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看清自身发展中的问题。为推动世界各国相互尊重、互联互通、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帮助人类社会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辖制、走出或避免复制“西方之乱”、实现多元发展的一剂良方。
  (摘自201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其他文献
这篇小文要跟您聊一聊有关雅贪和雅贿的故事,因为雅,难免文绉绉,难免有些个儿迂回曲折——  丁老板给大权在握的倪首长送去一幅文徵明的兰竹图。倪首长虽不太懂,内心觉得这图如果是真的话一定很名贵,摆摆手表示不愿意收下。丁老板不由分说,爬上梯子,摘下客厅里的一幅画,换上兰竹图。首长退后几步瞧着:嗯,竹子果然画得有模有样。  过了一个礼拜,小汤来拜访倪首长,进门就看见客厅挂着的兰竹图,一下“惊呆”了:“啊呀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回到广州。他说:“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复兴效力。”  从此,卢永根在教育领域开始了一辈子的坚守。1983年,他担任华南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院长。  “先党员,后校长”是卢永根的口头禅,他认为当好校长的前提是先当好一名党员。  20世纪80年代,学校经费紧缺,身为
当别的超市都热衷于促销、打价格战的时候,它却反着来,最普通食品的价格都要比沃尔玛的高出10%~20%,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要比普通超市高出40%~175%。可是,别看它的商品价格高,但顾客依旧蜂拥而至。它就是全美最大的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零售商——全食超市,业界称它是“零售业创新的样板”。  走进全食超市,你会看到所有的产品都有标识。比如这款肉排的标识上写着:NO CAGES(没有笼子) 、NO CR
“哲学”这两个字,其实蒋介石也说过,宋希濂(国民党名将,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被赦,后担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本刊注)亲耳听到的。宋希濂在潜心研究共产党理论时,突然想起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时间是1948年7月下旬,地点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与会者有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汤恩伯、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黄维等共计120人。  主持会
美国一项针对腰围的经济学研究发现: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左右,一个正常人每天的能耗呈下降趋势,走路或者骑自行车去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坐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70年,我们身体每天的能耗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但从1970年之后,却出现了另一个巨大变化:我们的食量开始增长,每过十年,我们的日均能量摄入量增长300千焦,于是肥胖成为一个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问题。  行为经济学家们发现,更大的盘子、
〔摘要〕电子政务服务(E-Government Service,EGS)是政府和公共部门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向公众、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是社会公众参与资源整合、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途径。在信息技术推动和用户需求拉动的双重力量作用下,电子政务服务遵循的逻辑前提已经改变,导致电子政务服务的内涵随之变化,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梳理。从公共服务主导逻辑的演变入手,对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电子政务服
改革开放,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冲击着陈旧的体制和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撞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雇工问题:“傻子瓜子”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的个体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其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逐渐突破了国家规定的雇工8人的限额,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  雇工现象在各地的出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雇工问题一时间成为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失去20年”似乎是日本的一个特有标签。谈论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学者,往往喜欢用“失去20年”来佐证日本的衰退与没落,并把它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描述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的灾难性后果。  到日本出差或者是旅游的外国人,在到日本走马观花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亲眼见到的富裕、整洁、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日本,与一个经历了20年停滞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经历了“失去20年”之后的日本,依然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日本
国人每年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一些特殊群体的闲暇时间更多:学生、教师有寒暑假,白领有“带薪休假”,农民约有“半年闲”……在许多人的概念中,休闲就意味着睡觉、旅游、玩手机。而在专家看来,休闲是衡量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的尺度,也是人类生活质量的风向标。  在“知乎”上,一大批小伙伴提问“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好”“怎样才能提高休闲生活质量”,回答者却寥寥。或许,绝大多数国人对休闲本身的了解还不够。  当被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会是一个“在商言商”的对手。创造机会,在不影响自己“绝对利润”的大前提下,提升美国商人总统的“相对利润”感受,是有机会让美国“回头是岸”的。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自己花大力气经营了多年的东西,说丢就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抛弃。就拿世贸组织(WTO)来说吧,这是多少届美国政府竭尽全力与世界各国一起打造的全球化旗舰啊,可特朗普说丢就丢,一点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