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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题钟题》
近日偶得一套《旧锻坊题题题》四册，翻读一过，很有佳趣。此套书由自称“旧锻坊”主人的萧跃华君策划，并由其与钟叔河、邵燕祥、朱正、姜德明四位文化老人合作完成。所谓合作完成，乃是由萧君先搜购几位文人的各类著作，然后请他们逐一进行题跋，随后由其为每册著作写成一篇杂感文章，最后再结集出版。这四位文化老人我皆熟悉，其中的邵燕祥、朱正和姜德明三位，均與鲁迅有关，邵先生的杂文创作有鲁迅风，朱先生侧重于鲁迅史料探究，姜先生也曾写过多部关于鲁迅的书话文集，惟有钟先生以编选知堂文集而闻名。此四人中，钟叔河与朱正、姜德明两位还同为非常优秀的出版家，他们不但出书多，编选的书也很成规模。策划此书的萧跃华是有心人，他锲而不舍地搜罗各类著作版本，为这些老先生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纪念，又想法设法请他们题跋，也留下了不少颇见性情的研究素材，诚为可贵也。我因喜读知堂的文章，故而对于编选和出版周作人文集的钟叔河先生这一卷最感兴趣，而这册《题钟题》也有不少可供谈资的话题。诸如关于“书名”这个不起眼的事情，钟先生在为萧跃华的题跋中就曾多次谈及。
钟叔河先生谈书名，其实还曾引起过一个小小波澜。这册《题钟题》中便介绍了事情的原委。《书前书后》系钟先生1992年10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序跋集子，在给萧跃华的题跋中，钟先生这样写道：“‘书前书后’这个书名，自己觉得也还别致，但随后便见到同名的书一种又一种地出现。有的人不知道我有这本书，属于‘撞车’，犹有可说;有的人明明知道有此书，还要故意重复，事后又以‘陶渊明年谱’和‘中国文化史’也有重名的来强辩，那就太没有意思了。”针对这本书及钟先生的题跋，萧君写了一篇文章，谈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散文集《书前书后》出版后，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册徐城北的《书前书后》，几年后三晋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册来新夏的文集，也用名“书前书后”。虽然来先生此书的书名系编辑建议修改，但钟先生还是非常生气，后来在第三版序言中强调说：“有的人明明知道有此书，还要故意重复。”针对钟先生的意见，来新夏先生也写过一篇文章来表达歉意，但钟先生似乎并未就此释然，在新版的前言中又提到：“爱用“书前书后”做书名的都来用吧，物竞天择，就让时间和读者来‘择’好了。”
对于书名的重复，《旧锻坊题题题》的策划者萧跃华的态度倒是通达一些。在1987年11月岳麓书社出版的《文人笔下的文人》一书上，钟先生又一次谈到书名的重复问题，依然对坊间的抄袭及因袭等现象意见颇大：“文章是别个人写的，书名是我取的。从这以后，‘XX笔下的XX’正合‘书前书后’一样，重复使用的起码有十几二十本了。”此书系钟先生主编的“凤凰丛书”之一，由秦人路和孙玉蓉二位编选，收录1919年到1948年的文人回忆文章103篇。此书的编选缘由，乃是“这些文人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执着追求民主、自由、科学，执意守护道义、责任、担当，却与我们相去甚远。”萧君在介绍了此书编选的价值之后，也对钟先生题跋中谈到的书名重复进行了解释：“先生这次题跋又提到‘书前书后’书名被人袭用一事。我建议他忘却此事，不再重提，让来新夏先生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中国汉字有限，出书又多，每个书名都标新立异何其难哉，您的《念楼集》一不小心不也与道光进士刘宝楠的《念楼集》同名了吗？您就权当见到同名同姓的晚辈，亲近还来不及呢，怎能责怪他‘为什么与我同名同姓？’一笑。”
萧君在文章中提及的《念楼集》同名之事，在这本《题钟题》中也有谈及。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念楼集》上，钟先生题跋如下：“我最讨厌书名重复。此书印成后，吕焕斌君告知，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六辑’中，有清道光进士刘宝楠‘念楼集’一种，为未刊清稿本，则我的书名亦病重复矣，书此志警。”在随后的文章中，萧君则专门作文谈及此书的书名重复问题。钟先生因迁居二十层高楼，而“念”与“廿”同音，系二十之意，故为方便客人来访，他便请人集周作人手书，刻“念楼”二字悬于门上。由此一来，钟先生便有了“念楼”之称号，而先生为他的这册文集也取名《念楼集》，也有认可之意。虽然自己最讨厌重复书名，但当湖南广播电视台吕焕斌台长将台湾影印的《念楼集》复印件送到了念楼钟先生处时，先生说他“哑然失笑”了。对此，萧君的评语也有趣：“竟与道光二十年庚子科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刘宝楠如此心心相印。”这位刘宝楠，号念楼，与钟先生的名号也历史性地“撞车”了，萧君为此写道：“先生‘书此志警’，说明‘最厌’重复尚有可能重复，其他著作取书名不可不慎也。”
钟先生作为著名出版家，以主持编选“走向世界丛书”引起学界关注，此丛书收录辛亥革命前国人亲历东西洋的笔记和游记，原计划出版一百种，后总计出版三十六种。1985年中华书局以《走向世界》为名，辑录钟先生为这些著作所写的序言，并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查西方的历史”为副题，列入该社策划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出版。钟先生在给萧君搜购的《走向世界》一书的题跋中写道：“本书后记引缪赛句云：‘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其实要坚持只用自己的杯喝水，亦大不容易也。”钟先生的另一个壮举，就是以个人之力编选知堂文集，而他对于自己编选的知堂文集的书名也是颇为得意的。诸如在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书话》前，就有如此题跋：“此为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以周作人姓名印行的第一种书，也是我编印周作人著作的第一种。两个‘第一’，弥足纪念也。”再如，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知堂序跋》，钟先生又为萧君淘来的著作题跋如下：“《知堂序跋》与《知堂书话》互为表里，编是接着编的，读也最好能接着读或同时交错着读也。”由此可见，钟先生作为出版家，在乎的是编辑出版的创造性，而不是人云亦云。
对编选和出版周作人文集，钟先生是有着特别的感情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钟先生被打成“右派”，随后又被开除公职，他白天卖苦力拉板车养家，晚上则挑灯夜读周作人的文集，后来他写信给周作人，周氏不但很快回信，而且还赠送了书法条幅和签名著作。因此，被平反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出版周作人的著作。在为1989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周作人散文集《艺术与生活》上，钟先生的所写的题跋也是颇值回味的：“所谓‘周作人自编文集’，其实岳麓书社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出了，读者反映普遍良好。本可一气呵成，可惜因故中断，不然就轮不到别的出版社来出风头了。”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文集19种，但终因钟先生去职而停息，钟先生自然也耿耿于怀此事的善始而未能善终。此处提及的“周作人自编集”乃是后来止庵主持校订的36册周作人文集。对此，萧君特别强调钟先生是对于自己未能“一气呵成”完成心愿而生气，而他并不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之人”，并认为钟先生是“欢迎大家来做周氏著作的编订工作”。此处还有议论，钟先生曾不止一次对其说：“止庵的书名取得好，我看过他的书，书名就是取得好。”萧君果然机智，文末又补充说：“其实，先生的书名也是颇有特色。” 钟叔河先生的书名取得好，这本《题锺题》中也多次论及。且不说钟先生颇为得意的《书前书后》与《文人笔下的文人》，在为萧君淘来的《小西门集》《鸟笼集》《青灯集》《记得青山那一边》等书的题跋中，他就对于这些书名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言辞之间也有几分的自得之情。201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左右左》，书名乃取自先生的一篇同名文章，内容乃是回顾自己平生從“左”倾学生到反动“右派”，再到1979年平反后的人生波折。钟先生在此书序言中写道：“每出一本书，每写一篇文章，都翻来覆去地宣扬民主自由理念，使人们觉得不民主不自由总是不好的，现在的政治和文化还不完美，不是一种理想状态”。对此，萧君在文章中有论述，也是有见识的：“其实，‘左’和‘右’是相对的，并且可以互相转化。但无论怎么‘转’，民主自由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不论执政者对其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钟先生对于此书名的自得，还体现在此书序言中的一番调侃：“但愿它不会像《书前书后》那样，又引起第二、第三、第……回‘书名雷同’来，那就真成了小学生齐步走了。”
与上述的《左右左》相类似的一本书，则是200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窗》，书名也是取自钟先生书中收录的一篇同名文章。《天窗》一文的内容系先生谈其从七岁到五十岁没有住过通明透亮的房子，每每半夜从黑暗中醒来，只有头上的一块天窗的微明，故而他对于“天窗”这个词语特别有感情。此书原名为《天窗集》，出版时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了“集”字，最终只留“天窗”二字，但书中内容还是保留原有的两辑，一为“念楼杂抄”，一为“天窗小集”。对此，钟先生解释说：“《天窗》之外又开个小‘天窗’，所以不嫌重复，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天窗的特别纪念而已。”由《天窗集》改为《天窗》，钟先生“从善如流”，算是接受了出版社的意见。但也有坚不接受的事情。200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百家文库·散文方阵·钟叔河卷》，就使得钟先生很不高兴，在题跋中他这样写道：“这是人家好意为我出的一本书，我却不喜欢它，因为我是向来不愿排在什么‘方阵’里头齐步走的。所以后来将送来的一百本样书扯掉封面和序跋，换上一个‘偶然集’的封面拿来送人了。此属原本，萧君购得，亦属难得。”由此其实也可见，虽然只是小小书名，对于钟先生，还是有着一种深深的寄托的。
《知堂美文选》琐屑
湖南的钟叔河先生去年赠我一册《知堂美文选》，随赠书还有一封复信，其中提及了他编选知堂文集的事情：“知堂文字是我的最爱，所以才编它，才印它，只怪自己才力不济，未能善作善成，有负知者的期望也。兹奉上《知堂美文选》一册，有拙序一篇，希望能予以批评指正。”此事的缘起，乃是我曾去信谈及岳麓书社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整理出版的周作人文集，但遗憾没有将知堂的自编文集完璧。念楼先生曾赠我一册《儿童杂事诗笺释》，这次又赠我一册由他编选的《知堂美文选》，并在此书的扉页签名钤印，可谓舍下的又一珍藏。我将这册文选一直放在手边，时常翻阅，对于钟先生编选知堂先生的文集十分钦佩。钟先生在《知堂美文选》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美文），又因为周作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我心中引起的一点知己之感（虽不敢妄托，却也不敢隐瞒），又因为能得到周氏后人的信任和委托，我以十年之力搜集、整理，编成了一部周作人散文全编，共收文三千余篇。”这里提及的散文全编，便是最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的《周作人散文全集》。
既然编选《知堂美文选》，就必然要对“美文”二字予以解释，钟先生在序言的开篇中写道：“周作人于1921年首创‘美文’一词，他在现代美文创作上的首席地位，有胡适、鲁迅二位作证，大约无可怀疑。”查周作人《谈虎集》中所收的《美文》一文，开篇这样定义他心目中的“美文”，“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钟先生在序言里还引用周作人《两个鬼的文章》中的相关议论：“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的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中的《两个鬼的文章》，以为这篇作于1945年11月的文章中，还有句话十分重要：“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周氏的这句话十分形象，但也说明了闲适文章的同样重要。
读作家的作品，首要读的，应是作家的自编集，这样对于更为深刻理解作家的本意很有必要。但他人编选的文集，也为我们理解作者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的视角，诸如钟叔河先生编选的《知堂书话》和《知堂谈吃》，以及舒芜先生编选的《女性的发现》和刘绪源先生编选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等，都是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周作人提供了参考。同样，一些文集和选集的编选，也对于我们理解周氏有所帮助，诸如黄乔生编选的《苦雨斋文丛·周作人卷》就以其在文体上成就来编选，分为文论、序跋、游记、书话、笔记、小品等内容，而钱理群编选的《周作人散文精编》则以主题来进行分类，分为民俗风物、生活情趣、追怀故人、文化评论等部分，可以算作是周作人的散文类编。钟先生编选的这册《美文选》，则侧重于周作人的“闲适文章”，即注重其“正经文章”之外的内容，也是别具一格的编选。其实，周氏的那些“正经文章”也写得很美，钟先生还曾编选过一册四卷本的《周作人文选》，标准就是周氏的“文章之美”，而这其中囊括的，就是广义的美文了。
虽然钟先生在这册《知堂美文选》中选了78篇所谓的“闲适文章”，但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其中两篇特别的文章，一篇则是1921年写就的《碰伤》，另一篇则是他在1957年所作的《谈毒草》，前者是周氏见到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而作的感想，极具讽刺意义，周氏晚年对于此篇文章也是颇为得意的;后者则系其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私下所作的一点补充，现在看来也是一篇经典的杂文。前者我在读周氏文集《谈虎集》时便有所留意，而后者因作于1957年，未曾收录其自编集中，就不曾留意。这次由钟先生特别强调，查阅陈子善先生编订的《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才得知此文刊发于1957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署名“启明”。钟先生在序言中强调此两篇文章，乃是“有点‘搭界’的文字”，“我想以此说明，周作人并不是只在寒斋喝苦茶的人。对于读他全部文章的人，当然用不着如此费辞;但对于只看看选本，尤其是又听过些‘文学批评’的读者，恐怕也还有必要。”这一编者的心思，不能说是辩护，至少也是良苦用心了。 毕竟是编选过《周作人散文全集》的编者，钟先生对于知堂老人的文章可谓别具会心，《周作人美文选》中收录的不少文章就别具一格。钟先生在序言中谈到：“我选的七十八篇文章，只占三千篇之三不到，但寫作跨度同样从光绪戊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长达六十八年，与周作人的写作生涯相始终。”此书的第一篇，便是作于1898年的《戊戌日记》，而最后一篇，则是周氏作于1965年的《四月八日的日记》。对于前者，钟先生在注释中写道：“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这一年周作人年十三岁，在杭州。此系是年日记之选抄。”对于后者，钟先生也有小注：“从周作人手书日记中摘出。”由此确可见，周氏从十三岁开始，到其生命的终止，都在这册小书中予以展示，而其中文字，皆可观也。难得钟先生这般的慧心明眼，且费了很大的心思。尤其是周氏在《四月八日的日记》中所写，乃有大限将临的意味，末一句如此写道：“余写遗嘱已有数次，主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以此作为全书的终篇，令人读后怅然。
《美文选》的特别，还在于将周氏的译文入集，其中纳入周氏早年以文言翻译的《匈加利之原野》和《第十四夜》，又有周氏晚年从日文翻译的《虾油黄瓜》。这种译文入集的情况，在周作人早前的集子中，也是有过的，其实周氏早已将译文、小说等皆作为文章来看待的。我们由他的这两篇译文，也是可以体会到周氏其非同一般的眼光和韵味。另外一个特别，便是其中的一篇文章《Baub on》。此文作于1932年，而其实只是周氏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希腊拟曲》中的《昵谈》一篇的附注。尽管只是一篇注解，但也是旁征博引，文辞畅达，真正显示了周氏的风范。这里的Baub on，周氏翻译为“角先生”，钟先生又注释为：“旧时对女子用淫具伪阴茎的俗称。”周氏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北大故旧的胡适之，对于此也有提及，可为补充：“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拟曲《昵谈》里有‘角先生’这一个字，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虽然唐译苾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对于这个请求，“胡适笑着答应了”。
钟先生在序言中还写道：“每篇都在题下注明了写作年份，可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作者思想与风格的逐渐形成，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对于这种按照编年的排列方式，我是很赞同的。但也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乃是原本周氏在文章末尾注释的写作时间多被删去了。对于这一点，可能是编者为了避免重复而造成的，但其实这也是文章的一部分，尽管大多数并不对理解文章有所妨害，但我以为还是不删去为最好。这里仅举《美文选》中所收录的一篇《石板路》，此文文末原本有：“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其实却是大有内容，钱理群在编选《周作人散文精编》时，对于这句话予以如此注释：“本文是周作人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因汉奸被捕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日北平各报载：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五四时期《新潮社》骨干，是周作人的学生）对记者说：‘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后来周作人还写有《骑驴》一诗，云：‘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销沉’，暗含讥讽之意。”
近日偶得一套《旧锻坊题题题》四册，翻读一过，很有佳趣。此套书由自称“旧锻坊”主人的萧跃华君策划，并由其与钟叔河、邵燕祥、朱正、姜德明四位文化老人合作完成。所谓合作完成，乃是由萧君先搜购几位文人的各类著作，然后请他们逐一进行题跋，随后由其为每册著作写成一篇杂感文章，最后再结集出版。这四位文化老人我皆熟悉，其中的邵燕祥、朱正和姜德明三位，均與鲁迅有关，邵先生的杂文创作有鲁迅风，朱先生侧重于鲁迅史料探究，姜先生也曾写过多部关于鲁迅的书话文集，惟有钟先生以编选知堂文集而闻名。此四人中，钟叔河与朱正、姜德明两位还同为非常优秀的出版家，他们不但出书多，编选的书也很成规模。策划此书的萧跃华是有心人，他锲而不舍地搜罗各类著作版本，为这些老先生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纪念，又想法设法请他们题跋，也留下了不少颇见性情的研究素材，诚为可贵也。我因喜读知堂的文章，故而对于编选和出版周作人文集的钟叔河先生这一卷最感兴趣，而这册《题钟题》也有不少可供谈资的话题。诸如关于“书名”这个不起眼的事情，钟先生在为萧跃华的题跋中就曾多次谈及。
钟叔河先生谈书名，其实还曾引起过一个小小波澜。这册《题钟题》中便介绍了事情的原委。《书前书后》系钟先生1992年10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序跋集子，在给萧跃华的题跋中，钟先生这样写道：“‘书前书后’这个书名，自己觉得也还别致，但随后便见到同名的书一种又一种地出现。有的人不知道我有这本书，属于‘撞车’，犹有可说;有的人明明知道有此书，还要故意重复，事后又以‘陶渊明年谱’和‘中国文化史’也有重名的来强辩，那就太没有意思了。”针对这本书及钟先生的题跋，萧君写了一篇文章，谈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散文集《书前书后》出版后，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册徐城北的《书前书后》，几年后三晋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册来新夏的文集，也用名“书前书后”。虽然来先生此书的书名系编辑建议修改，但钟先生还是非常生气，后来在第三版序言中强调说：“有的人明明知道有此书，还要故意重复。”针对钟先生的意见，来新夏先生也写过一篇文章来表达歉意，但钟先生似乎并未就此释然，在新版的前言中又提到：“爱用“书前书后”做书名的都来用吧，物竞天择，就让时间和读者来‘择’好了。”
对于书名的重复，《旧锻坊题题题》的策划者萧跃华的态度倒是通达一些。在1987年11月岳麓书社出版的《文人笔下的文人》一书上，钟先生又一次谈到书名的重复问题，依然对坊间的抄袭及因袭等现象意见颇大：“文章是别个人写的，书名是我取的。从这以后，‘XX笔下的XX’正合‘书前书后’一样，重复使用的起码有十几二十本了。”此书系钟先生主编的“凤凰丛书”之一，由秦人路和孙玉蓉二位编选，收录1919年到1948年的文人回忆文章103篇。此书的编选缘由，乃是“这些文人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执着追求民主、自由、科学，执意守护道义、责任、担当，却与我们相去甚远。”萧君在介绍了此书编选的价值之后，也对钟先生题跋中谈到的书名重复进行了解释：“先生这次题跋又提到‘书前书后’书名被人袭用一事。我建议他忘却此事，不再重提，让来新夏先生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中国汉字有限，出书又多，每个书名都标新立异何其难哉，您的《念楼集》一不小心不也与道光进士刘宝楠的《念楼集》同名了吗？您就权当见到同名同姓的晚辈，亲近还来不及呢，怎能责怪他‘为什么与我同名同姓？’一笑。”
萧君在文章中提及的《念楼集》同名之事，在这本《题钟题》中也有谈及。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念楼集》上，钟先生题跋如下：“我最讨厌书名重复。此书印成后，吕焕斌君告知，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六辑’中，有清道光进士刘宝楠‘念楼集’一种，为未刊清稿本，则我的书名亦病重复矣，书此志警。”在随后的文章中，萧君则专门作文谈及此书的书名重复问题。钟先生因迁居二十层高楼，而“念”与“廿”同音，系二十之意，故为方便客人来访，他便请人集周作人手书，刻“念楼”二字悬于门上。由此一来，钟先生便有了“念楼”之称号，而先生为他的这册文集也取名《念楼集》，也有认可之意。虽然自己最讨厌重复书名，但当湖南广播电视台吕焕斌台长将台湾影印的《念楼集》复印件送到了念楼钟先生处时，先生说他“哑然失笑”了。对此，萧君的评语也有趣：“竟与道光二十年庚子科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刘宝楠如此心心相印。”这位刘宝楠，号念楼，与钟先生的名号也历史性地“撞车”了，萧君为此写道：“先生‘书此志警’，说明‘最厌’重复尚有可能重复，其他著作取书名不可不慎也。”
钟先生作为著名出版家，以主持编选“走向世界丛书”引起学界关注，此丛书收录辛亥革命前国人亲历东西洋的笔记和游记，原计划出版一百种，后总计出版三十六种。1985年中华书局以《走向世界》为名，辑录钟先生为这些著作所写的序言，并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查西方的历史”为副题，列入该社策划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出版。钟先生在给萧君搜购的《走向世界》一书的题跋中写道：“本书后记引缪赛句云：‘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其实要坚持只用自己的杯喝水，亦大不容易也。”钟先生的另一个壮举，就是以个人之力编选知堂文集，而他对于自己编选的知堂文集的书名也是颇为得意的。诸如在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书话》前，就有如此题跋：“此为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以周作人姓名印行的第一种书，也是我编印周作人著作的第一种。两个‘第一’，弥足纪念也。”再如，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知堂序跋》，钟先生又为萧君淘来的著作题跋如下：“《知堂序跋》与《知堂书话》互为表里，编是接着编的，读也最好能接着读或同时交错着读也。”由此可见，钟先生作为出版家，在乎的是编辑出版的创造性，而不是人云亦云。
对编选和出版周作人文集，钟先生是有着特别的感情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钟先生被打成“右派”，随后又被开除公职，他白天卖苦力拉板车养家，晚上则挑灯夜读周作人的文集，后来他写信给周作人，周氏不但很快回信，而且还赠送了书法条幅和签名著作。因此，被平反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出版周作人的著作。在为1989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周作人散文集《艺术与生活》上，钟先生的所写的题跋也是颇值回味的：“所谓‘周作人自编文集’，其实岳麓书社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出了，读者反映普遍良好。本可一气呵成，可惜因故中断，不然就轮不到别的出版社来出风头了。”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文集19种，但终因钟先生去职而停息，钟先生自然也耿耿于怀此事的善始而未能善终。此处提及的“周作人自编集”乃是后来止庵主持校订的36册周作人文集。对此，萧君特别强调钟先生是对于自己未能“一气呵成”完成心愿而生气，而他并不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之人”，并认为钟先生是“欢迎大家来做周氏著作的编订工作”。此处还有议论，钟先生曾不止一次对其说：“止庵的书名取得好，我看过他的书，书名就是取得好。”萧君果然机智，文末又补充说：“其实，先生的书名也是颇有特色。” 钟叔河先生的书名取得好，这本《题锺题》中也多次论及。且不说钟先生颇为得意的《书前书后》与《文人笔下的文人》，在为萧君淘来的《小西门集》《鸟笼集》《青灯集》《记得青山那一边》等书的题跋中，他就对于这些书名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言辞之间也有几分的自得之情。201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左右左》，书名乃取自先生的一篇同名文章，内容乃是回顾自己平生從“左”倾学生到反动“右派”，再到1979年平反后的人生波折。钟先生在此书序言中写道：“每出一本书，每写一篇文章，都翻来覆去地宣扬民主自由理念，使人们觉得不民主不自由总是不好的，现在的政治和文化还不完美，不是一种理想状态”。对此，萧君在文章中有论述，也是有见识的：“其实，‘左’和‘右’是相对的，并且可以互相转化。但无论怎么‘转’，民主自由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不论执政者对其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钟先生对于此书名的自得，还体现在此书序言中的一番调侃：“但愿它不会像《书前书后》那样，又引起第二、第三、第……回‘书名雷同’来，那就真成了小学生齐步走了。”
与上述的《左右左》相类似的一本书，则是200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窗》，书名也是取自钟先生书中收录的一篇同名文章。《天窗》一文的内容系先生谈其从七岁到五十岁没有住过通明透亮的房子，每每半夜从黑暗中醒来，只有头上的一块天窗的微明，故而他对于“天窗”这个词语特别有感情。此书原名为《天窗集》，出版时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了“集”字，最终只留“天窗”二字，但书中内容还是保留原有的两辑，一为“念楼杂抄”，一为“天窗小集”。对此，钟先生解释说：“《天窗》之外又开个小‘天窗’，所以不嫌重复，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天窗的特别纪念而已。”由《天窗集》改为《天窗》，钟先生“从善如流”，算是接受了出版社的意见。但也有坚不接受的事情。200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百家文库·散文方阵·钟叔河卷》，就使得钟先生很不高兴，在题跋中他这样写道：“这是人家好意为我出的一本书，我却不喜欢它，因为我是向来不愿排在什么‘方阵’里头齐步走的。所以后来将送来的一百本样书扯掉封面和序跋，换上一个‘偶然集’的封面拿来送人了。此属原本，萧君购得，亦属难得。”由此其实也可见，虽然只是小小书名，对于钟先生，还是有着一种深深的寄托的。
《知堂美文选》琐屑
湖南的钟叔河先生去年赠我一册《知堂美文选》，随赠书还有一封复信，其中提及了他编选知堂文集的事情：“知堂文字是我的最爱，所以才编它，才印它，只怪自己才力不济，未能善作善成，有负知者的期望也。兹奉上《知堂美文选》一册，有拙序一篇，希望能予以批评指正。”此事的缘起，乃是我曾去信谈及岳麓书社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整理出版的周作人文集，但遗憾没有将知堂的自编文集完璧。念楼先生曾赠我一册《儿童杂事诗笺释》，这次又赠我一册由他编选的《知堂美文选》，并在此书的扉页签名钤印，可谓舍下的又一珍藏。我将这册文选一直放在手边，时常翻阅，对于钟先生编选知堂先生的文集十分钦佩。钟先生在《知堂美文选》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美文），又因为周作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我心中引起的一点知己之感（虽不敢妄托，却也不敢隐瞒），又因为能得到周氏后人的信任和委托，我以十年之力搜集、整理，编成了一部周作人散文全编，共收文三千余篇。”这里提及的散文全编，便是最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的《周作人散文全集》。
既然编选《知堂美文选》，就必然要对“美文”二字予以解释，钟先生在序言的开篇中写道：“周作人于1921年首创‘美文’一词，他在现代美文创作上的首席地位，有胡适、鲁迅二位作证，大约无可怀疑。”查周作人《谈虎集》中所收的《美文》一文，开篇这样定义他心目中的“美文”，“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钟先生在序言里还引用周作人《两个鬼的文章》中的相关议论：“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的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查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中的《两个鬼的文章》，以为这篇作于1945年11月的文章中，还有句话十分重要：“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周氏的这句话十分形象，但也说明了闲适文章的同样重要。
读作家的作品，首要读的，应是作家的自编集，这样对于更为深刻理解作家的本意很有必要。但他人编选的文集，也为我们理解作者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的视角，诸如钟叔河先生编选的《知堂书话》和《知堂谈吃》，以及舒芜先生编选的《女性的发现》和刘绪源先生编选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等，都是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周作人提供了参考。同样，一些文集和选集的编选，也对于我们理解周氏有所帮助，诸如黄乔生编选的《苦雨斋文丛·周作人卷》就以其在文体上成就来编选，分为文论、序跋、游记、书话、笔记、小品等内容，而钱理群编选的《周作人散文精编》则以主题来进行分类，分为民俗风物、生活情趣、追怀故人、文化评论等部分，可以算作是周作人的散文类编。钟先生编选的这册《美文选》，则侧重于周作人的“闲适文章”，即注重其“正经文章”之外的内容，也是别具一格的编选。其实，周氏的那些“正经文章”也写得很美，钟先生还曾编选过一册四卷本的《周作人文选》，标准就是周氏的“文章之美”，而这其中囊括的，就是广义的美文了。
虽然钟先生在这册《知堂美文选》中选了78篇所谓的“闲适文章”，但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其中两篇特别的文章，一篇则是1921年写就的《碰伤》，另一篇则是他在1957年所作的《谈毒草》，前者是周氏见到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而作的感想，极具讽刺意义，周氏晚年对于此篇文章也是颇为得意的;后者则系其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私下所作的一点补充，现在看来也是一篇经典的杂文。前者我在读周氏文集《谈虎集》时便有所留意，而后者因作于1957年，未曾收录其自编集中，就不曾留意。这次由钟先生特别强调，查阅陈子善先生编订的《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才得知此文刊发于1957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署名“启明”。钟先生在序言中强调此两篇文章，乃是“有点‘搭界’的文字”，“我想以此说明，周作人并不是只在寒斋喝苦茶的人。对于读他全部文章的人，当然用不着如此费辞;但对于只看看选本，尤其是又听过些‘文学批评’的读者，恐怕也还有必要。”这一编者的心思，不能说是辩护，至少也是良苦用心了。 毕竟是编选过《周作人散文全集》的编者，钟先生对于知堂老人的文章可谓别具会心，《周作人美文选》中收录的不少文章就别具一格。钟先生在序言中谈到：“我选的七十八篇文章，只占三千篇之三不到，但寫作跨度同样从光绪戊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长达六十八年，与周作人的写作生涯相始终。”此书的第一篇，便是作于1898年的《戊戌日记》，而最后一篇，则是周氏作于1965年的《四月八日的日记》。对于前者，钟先生在注释中写道：“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这一年周作人年十三岁，在杭州。此系是年日记之选抄。”对于后者，钟先生也有小注：“从周作人手书日记中摘出。”由此确可见，周氏从十三岁开始，到其生命的终止，都在这册小书中予以展示，而其中文字，皆可观也。难得钟先生这般的慧心明眼，且费了很大的心思。尤其是周氏在《四月八日的日记》中所写，乃有大限将临的意味，末一句如此写道：“余写遗嘱已有数次，主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以此作为全书的终篇，令人读后怅然。
《美文选》的特别，还在于将周氏的译文入集，其中纳入周氏早年以文言翻译的《匈加利之原野》和《第十四夜》，又有周氏晚年从日文翻译的《虾油黄瓜》。这种译文入集的情况，在周作人早前的集子中，也是有过的，其实周氏早已将译文、小说等皆作为文章来看待的。我们由他的这两篇译文，也是可以体会到周氏其非同一般的眼光和韵味。另外一个特别，便是其中的一篇文章《Baub on》。此文作于1932年，而其实只是周氏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希腊拟曲》中的《昵谈》一篇的附注。尽管只是一篇注解，但也是旁征博引，文辞畅达，真正显示了周氏的风范。这里的Baub on，周氏翻译为“角先生”，钟先生又注释为：“旧时对女子用淫具伪阴茎的俗称。”周氏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北大故旧的胡适之，对于此也有提及，可为补充：“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拟曲《昵谈》里有‘角先生’这一个字，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虽然唐译苾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对于这个请求，“胡适笑着答应了”。
钟先生在序言中还写道：“每篇都在题下注明了写作年份，可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作者思想与风格的逐渐形成，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对于这种按照编年的排列方式，我是很赞同的。但也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乃是原本周氏在文章末尾注释的写作时间多被删去了。对于这一点，可能是编者为了避免重复而造成的，但其实这也是文章的一部分，尽管大多数并不对理解文章有所妨害，但我以为还是不删去为最好。这里仅举《美文选》中所收录的一篇《石板路》，此文文末原本有：“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其实却是大有内容，钱理群在编选《周作人散文精编》时，对于这句话予以如此注释：“本文是周作人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因汉奸被捕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日北平各报载：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五四时期《新潮社》骨干，是周作人的学生）对记者说：‘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后来周作人还写有《骑驴》一诗，云：‘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销沉’，暗含讥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