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为了突破能源供应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对节能工作高度重视。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目标，其中，今年的目标是下降4%左右。
　　形势不容乐观。8月1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2006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公报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改变“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远非一朝一夕之功。
　　虽然说，按照结构升级之一般过程，工业内部将会出现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演进。观察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化，也的确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电子信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双重特征。若就此论，今年上半年单位能耗的不降反升，可以解释为前期低级加工业过度发展的惯性所致。
　　不过，中国的能耗问题必须跳出经验的框架予以审视，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工业化过程，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所不曾面临的巨大约束，换言之，西方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定技术路线，同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不能将发展的前景寄望于模仿。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工业化尤其需要在世界范围进行资源配置。近年来的情况已经表明，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总量又是如此之大，已经对世界资源产品市场产生很大压力。例如，早在2003年，中国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铁、水泥、氧化铝就已分别占到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40%和25%。随着全球范围的能源价格上扬，中国经济增长也付出了较大代价。
　　除了独特的先天禀赋以及历史条件，中国的能源问题之所以格外突出并需要下大力气予以整治，还在于一系列机制性的扭曲使得经济、行政手段的采用，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目前大家广泛认可的一点是，中国相对较低的能源价格使能源使用者鲜有节能的动力。因此，不少人提出消费者不仅应支付能源的全部直接成本，还应支付与环境破坏等相关的其他外部成本。但问题是：第一，政府很难将能源价格上涨的部分转移给困境中的国企；第二，很多国企无力且无意于对能源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
　　更有甚者，即使在政府内部，尽管市场机制已逐渐渗入中国经济各个领域，但是部分政府部门未能及时调整思路、转变职能以适应新的环境。譬如说，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 就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卓有成效地缓解了当时的能源紧张局面。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彼时的政府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非常适于推行指令性的节能措施，各地方政府纷纷采取导向性措施以支持节能。而现在的情况是，在不正常的政绩观和GDP至上的思想指导下，一些地方政府极力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并各自为政，从而形成与中央政府长期战略间的协调失灵、利益冲突。
　　我们认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必须兼具坚定的决心和审慎的方法，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当前经济发展所遭遇的资源瓶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革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