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诗歌叙事性大增，梅尧臣作为“中唐—北宋”诗歌时段的重要诗人，其创作实践涂上了鲜明的叙记色彩。这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梅尧臣的制题突破“卓绝清新，言简意足”的艺术规范和审美标准，创作了不少体兼诗序、貌类散文的诗序化长题和散文化诗序；其次，梅尧臣自拟题目的乐府歌行、古体诗歌大量运用对话、引语形式穿插、填充诗歌内容；再次，梅尧臣的代书诗继承杜甫、白居易的写作传统，以诗歌代替书简，承担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功能，以叙事笔法呈现一个个因果清楚、脉络分明的故事；最后，梅尧臣注重按照线性时间发展流程展开不同时空的叙事流转，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点间对比与切换，以时间率领空间，完成诗歌场景的时空转换，体现出梅尧臣布局谋篇时的叙记意识。叙事理路的彰显，逻辑思维的演绎，使其诗歌接续中唐以后创作倾向，具有拓开宋诗美学范型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