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我国学者研究西方美学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那就是通过与研究对象密切对话交流来进行探讨。这种研究方式促成的学术效果是，我国的美学研究与国际美学的最新发展日趋同步，标志着我国美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日益提升。笔者最近所读的《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研究》就是典型。
　　该书作者薛富兴于2007—2008年远赴加拿大跟随卡尔松做访问学者，与卡尔松有着直接而频繁的学术讨论，并且正式发表过与卡尔松的长篇访谈录。这样的学术经历使得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思想有着切身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作者那种严肃的学术对话態度：尽管作为研究对象的卡尔松是国际著名学者，当代环境美学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薛富兴却抱着平等对话交流的态度，在客观准确地梳理卡尔松环境美学理论要点的基础上，总是试图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与卡尔松展开严肃而积极的对话。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薛富兴对于“肯定美学”（positiveaesthetics）的进一步论证。
　　肯定美学是卡尔松的代表性观点之一，也可以视为他为环境美学所做的重要贡献，其基本论断是：没有受到人类改造的原始自然从审美上来看都是好的，都具有积极的、肯定的审美价值。卡尔松集中论述这个观点的论文是他在1984年发表的《自然与肯定美学》，该文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自然世界都是美的”，国内学者彭锋最早将这种观点引进到国内并将之概括为“自然全美”。对于卡尔松的肯定美学，国内外有赞同，也有尖锐的批评。客观地说，卡尔松的那篇文章对于肯定美学的论证并不充分，不恰当地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论述科学知识对于环境欣赏的作用上了，多少有点偏离主题。薛富兴不是简单地赞同，也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尝试着在当代环境哲学的帮助下，为论证肯定美学提出了另外两种新的尝试。薛富兴提出的第一种尝试为“生态学证明”，其思路是借鉴利奥波德的生态学思想，将自然界理解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或生物共同体，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成员，都只是这个共同体的普通居民。自然的关键性价值就是其和谐、持久地产生和保存生态系统内部所有生命的功能。因此，自然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世界。正是从这种前提出发，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当的”审美欣赏，应该是对于生态系统“生生之功”与“生生之德”的欣赏，而不是对于自然对象细节上的美丑的欣赏。因此，自然的道德价值是善的，其审美价值也是积极的，即美的。薛富兴将这种证明过程概括如下：
　　前提1：本质上说，自然是一个和谐、持久地产生和保存众多生命的生态系统。
　　前提2：人类也是一种生命存在，并且属于这个生态系统。
　　基于这两个前提可知，自然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而言，其价值在整体上是积极的。
　　前提3：审美价值是自然整体生命价值的一部分，它必须与整体生命价值相一致。
　　结论：整体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第112页）
　　应该说，薛富兴的这个证明逻辑严密，推论合理，初步改变了我国美学界“重论断、轻论证”的习惯做法。特别需要补充的是，薛富兴进一步提出，这个论证对于美学基础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它明确地揭示了自然美的哲学内涵和根源，为自然美学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基础。薛富兴提供的另外一个证明是“内在价值证明”，试图促进自然审美由浅入深，由对自然对象的外在表象的形式美的欣赏，发展到对对象内在生命特性与功能的欣赏，其证明过程也非常富有逻辑性。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薛富兴将自己提供的两种证明结合起来，为卡尔松的“肯定美学”做出了全新的辩护：整体自然在本质上是美的，同时，自然界的大部分具体对象与现象也具有积极的审美特性与价值；生态学的证明论证了整体自然之审美价值，而内在价值证明则论证了微观自然对象的审美价值。这样就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更加充分地论证了“自然全美”这个命题。我们不难看到，尽管薛富兴对于卡尔松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但他通过对肯定美学的新型论证，表达了对于卡尔松的最大尊重，充分体现了实质性国际交流的积极成果。
　　薛富兴最初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美学，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东方神韵：意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山水精神》（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这就促使他经常从中国美学出发看当代西方美学，同时又站在当代西方美学的角度去反观中国美学。我国学术界的不少学者通常对自己的美学传统采取偏爱态度，每当评论当代西方美学的时候，经常采用的句式是“我国早在什么什么时候就提出了什么什么的观点”，经常将古代某个圣贤从历史上拉出来与当代西方的某个美学家对阵。在笔者看来，这种学术心态和学术论证方式包含着“历史错位”这样的基本错误，因而都是不健康的。薛富兴非常明确地跳出了这种思维误区。比如，他站在当代环境美学的角度，比较细致地总结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极为发达的“比德”“比兴”和“借景抒情”传统，对于这个传统，他的态度是非常辩证的。他一方面认为，这个传统极大地开拓和提升了自然审美经验的内容，但是，他同时尖锐地指出，这种自然审美经验从本质上说，并非真正得之于自然对象自身，而是对自然特性的过度“人化”，违背了自然审美的客观性原则———这是卡尔松环境美学的第一原则———这样的审美模式最终只能使自然美成为艺术审美与人类自我表现的附庸。简言之，在薛富兴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人文“六艺”传统太过发达，但是，“客观地对待自然、走进自然、研究自然的态度与热情严重不足的民族”（第314页）。对于很多中国学者来说，薛富兴的这个论断可能显得相当刺耳，但是，薛富兴却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对于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思想的缺陷进行了较多反思和批判。比如，他指出，大量的山水画似乎足以有力证明中国民族很早并持久地热爱自然，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民族真正关于自然明晰、准确、深刻的知识又少得可怜，我们关于自然只有一些粗疏、模糊的主观印象而已，我们未能培养出一种客观、严肃、深入地关照、研究自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只是蒙昧地崇拜自然，功利地利用自然，主观地涂抹自然，审美地玩亵自然而已，并未客观地对待、尊重自然”（第314页）。应该说，薛富兴的批评不但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是振聋发聩的。所有这些批判，都来自卡尔松环境美学的基本原则“客观性”，薛著第二章以“客观性：自然审美的基本原则”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也成了薛富兴反思和批评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立足点。笔者对此深表赞同。 　　薛富兴是一个富有学术抱负的学者，他研究以卡尔松为代表的西方环境美学，最终的目的是建构自己独树一帜的“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薛著“下编”第五章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针对中国民族相对于当代环境科学与哲学所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薛富興有意识地探索一条克服与超越之道。他首先提出“自然审美批评”是一个“历史性空白”，然后明确提出“客观性”是“自然审美原则”，进而围绕“自然特性”这个关键词，针对形式主义仅仅关注自然之表象、尚未深入自然真实之内部的弊端，提出了自然审美的原则是“对自然对象自身所实有者之欣赏”，依次从“物相”“物性”“物史”与“物功”等四方面，探讨了自然美特性系统，认为这四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自然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结构，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自然特性或自然美内容体系，它可以具体地指导人们的自然审美欣赏，用以解决自然审美到底欣赏什么的问题。这是对于卡尔松环境美学的重要发展。众所周知，卡尔松提出环境美学只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什么”（what），一个是“如何”（how），前者回答在环境之中审美地欣赏什么，后者回答如何欣赏。卡尔松本人侧重研究后者，对于前者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正面论述。因此，薛富兴提出并论述的“自然审美批评话语体系”可以视为卡尔松环境美学的重要补充。
　　笔者与薛富兴是多年的老朋友，在阅读他的这部新著的时候，采取的态度也是严肃的对话。坦诚地说，薛著的美中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有两点：第一，薛著以“卡尔松环境美学研究”为题，但是，在具体展开“研究”的时候，较少将卡尔松放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整体之中来剖析。比如说，与卡尔松环境美学形成“双峰对峙”的是伯林特环境美学，卡尔松基本上是从素朴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出发看待环境及其审美问题，而伯林特则采取了现象学的哲学立场来研究环境美学，二人之间经常性的学术争论由此而来。薛著尽管也提到了伯林特，但是着笔太少，不足以全面展示卡尔松在整个环境美学理论图景中的确切位置，无法使读者清晰地把握卡尔松对于环境美学的独特理论贡献；第二，薛著的取材截止到2008年，需要看到的是，卡尔松自2008年以来又发表了不少成果，其中，对于中国生态美学的关注和讨论，已经成为他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在西方环境美学家中，对于中国生态美学最为同情的是卡尔松，因为他自己也关注生态美学，他的立场是在环境美学的整体框架中发展生态美学。薛著对此应该有一定的关注和讨论，以便读者了解中国生态美学与卡尔松环境美学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