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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史,大多数的仍然是史料,如文章、文集或出版物,鲜有真正的专题艺术史的深度挖掘式研究;加之史料类的访谈或口述史的随意性,就很容易造成论述的失衡。所幸的是,王志亮博士的专著《话语与运动: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的两个关键词》不仅充分对“85美术运动”鲜活的历史和文献进行梳理和考证,更有力地抓住了公共舆论和权力话语两方面论述“理性绘画”乃至85美术运动的发生发展,这为该阶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洞见。此书的前言中提及“如何建构80年代不同艺术团体之间,团体与艺术事件之间,艺术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等都成为研究这一时期艺术史的突破点”,恐怕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把握作者的深意。作者擅长哲学思辨,又有科学的考证和清晰的论证,从而使得这部著作在历史、文献、哲学之间建立起动态的平衡关系。
本书前言中一开篇就提到《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一书,这是作者研究的起点,“做学问,总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对于作者来说前者意味着“巨人”,其中所构建历史结构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框架,但在这个相对完善的框架之下,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做详细的叙述和考证,这也是王志亮博士在书中着力之处。如书中的第一章和第三章都论及理性绘画中冷漠感和崇高感最初是如何从1986年的“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研讨会”就初现端倪的。也正是这次会议,作为理性绘画自发到自觉的转折点。在大的框架下很多类似的联系都隐约或间接地产生影响,它们之于组成叙事结构的事件或空间是不透明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很容易成为被动的内容,但又不能忽视其与该阶段整体的发展轨迹共同构成了当时话语传播的公共领域。
这些艺术团体、艺术事件、艺术现象、艺术理论以及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又如何?通过作者考古式的求证,找到了这些联系生发的几个关键点,即话语传播的空间,也就是艺术公共领域,以及理性思潮的权力话语。作者首先从星星画会、无名画会的展览着手,将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中有关“公共领域”的概念运用到中国80年代艺术公共领域。根据作者的深入阐释,观众(哈贝马斯)或艺术家和群众(80年代中国艺术语境中),以及实体空间(展览馆),促成了艺术公共领域的初级机制。自80年代中后期始,围绕着以报刊为核心的展览(话语空间)、讨论会(“形式探索和个人表现”话语属性)和群体(“文化意识和人本主义”话语属性)三种机制将艺术公共领域的初级机制进一步扩展。第二章“三种美学话语:传统、现代和前卫”,从标题可知是围绕艺术作品的美学特征展开,但实际上讨论的核心问题是85美术运动时期传统、现代和前卫三种美学话语是如何往复切换和重合交叠的。作者引入高名潞先生的整一性理论,并找到了一幅被认为是85美术运动的开篇之作为例———孟禄丁和张群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作者先是以放大镜式的方式获取细节,这么做是因为原来对这幅画的定位就是打破传统,这从画面中女青年从破碎的画面中走来到桌上破碎的八卦餐盘就可以得见,象征东方的元素几乎都是破碎的状态。但就在画面最不起眼的下半部分集中显现了传统与前卫话语系统的关联:古代石窟所连接的草木不生的山岩之下是两位创作者的形象,他们托起了这看似不能承受的山石之重,不远处他们自己的作品处于山与地的夹缝之间。在一片海域的前方中心处是一杆矗立着的却不易察觉的钟表。艺术家通过画面的有意安排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创作者自身的出现意味着他们无意识中的时代精神,也就是传统与前卫的整一性。画面中的对象被符号化之后,由于显而易见的二元对立是诱人的,对于“破”的理解容易表面化,因此作者在书中着重解释了这个有差异化的“破”。为了进一步说明三类话语的关联,作者再次以北方艺术群体为例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书的后半部分爬梳了理性话语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传播发展最终成型的逻辑。可谓全书叙述的重心,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事件,理性话语的生成和发展。作者在这一章节中有两个精彩之处:一是理性话语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二是以传播的角度来考证“理性之潮”的发展过程。85美术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中间关键的一环是1986年的一次官方会议“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自此之后的85美术运动才进入有组织和有规划的自觉阶段。这一点可以在紧接其后的珠海会议和当时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如北方艺术群体、池社、红色·旅)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通过表格的形式展现理性思潮的发展过程,区别于单纯以时间为线索的大事纪年表,这里的时间增加了传播这一限定条件。也就是说,事件的发生还须根据它进入传播媒介的时间。“这种时间概念是与当代传播媒介的不断复杂化相伴而生的”,當代史研究需要考虑与之相适应的当代传播媒介。一旦有了传播媒介因素的介入,书中前半部分所论及的公共空间的场域就扩大了。同时,又对应的是前面的艺术公共领域相关内容,最终确立了理性话语成型的逻辑范式。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本书后记中,作者提到这些章节的内容原本是集中于2007年至2018年发表的独立文章,我们会思考它们是如何编成一本书。
我们可以将作者十年来的思考和写作放入一个长线逻辑中。作者独特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相信,在冥冥之中,在他不同时间写作的篇章之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思想轨迹。跟随作者的思路,85美术运动中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以及各个艺术事件、艺术实践、艺术理论和艺术团体或艺术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就变得豁然开朗了。除此之外,本书最后部分以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艺术史理论收尾,使得前三章的理论得以升华,这也是初读此书被吸引之处。书的前三章本身独立成章,分别回答了各自的问题,最后部分则在方法论上进行理论补充。作者在这一章节对艺术史中符号学的应用,符号学与视觉艺术进行了颇为精妙的探讨。可以说,以方法论的灵活性检视了80年代的艺术话语。
本书是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艺术的具体问题的一次实在的努力,其中对个案提供了深入研究和反思,铺陈出80年代各种艺术话语传播的相互关系。在后记中我们看到作者的写作历程,对于王志亮博士来说是一次阶段性的学术整理;对于读者来说,更是一次中国20世纪80年代艺术史研究大门的“再次”打开。除了对作者严谨的学术表示致敬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作为一个真诚思考者的坚守。
本书前言中一开篇就提到《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一书,这是作者研究的起点,“做学问,总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对于作者来说前者意味着“巨人”,其中所构建历史结构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框架,但在这个相对完善的框架之下,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做详细的叙述和考证,这也是王志亮博士在书中着力之处。如书中的第一章和第三章都论及理性绘画中冷漠感和崇高感最初是如何从1986年的“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研讨会”就初现端倪的。也正是这次会议,作为理性绘画自发到自觉的转折点。在大的框架下很多类似的联系都隐约或间接地产生影响,它们之于组成叙事结构的事件或空间是不透明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很容易成为被动的内容,但又不能忽视其与该阶段整体的发展轨迹共同构成了当时话语传播的公共领域。
这些艺术团体、艺术事件、艺术现象、艺术理论以及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又如何?通过作者考古式的求证,找到了这些联系生发的几个关键点,即话语传播的空间,也就是艺术公共领域,以及理性思潮的权力话语。作者首先从星星画会、无名画会的展览着手,将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中有关“公共领域”的概念运用到中国80年代艺术公共领域。根据作者的深入阐释,观众(哈贝马斯)或艺术家和群众(80年代中国艺术语境中),以及实体空间(展览馆),促成了艺术公共领域的初级机制。自80年代中后期始,围绕着以报刊为核心的展览(话语空间)、讨论会(“形式探索和个人表现”话语属性)和群体(“文化意识和人本主义”话语属性)三种机制将艺术公共领域的初级机制进一步扩展。第二章“三种美学话语:传统、现代和前卫”,从标题可知是围绕艺术作品的美学特征展开,但实际上讨论的核心问题是85美术运动时期传统、现代和前卫三种美学话语是如何往复切换和重合交叠的。作者引入高名潞先生的整一性理论,并找到了一幅被认为是85美术运动的开篇之作为例———孟禄丁和张群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作者先是以放大镜式的方式获取细节,这么做是因为原来对这幅画的定位就是打破传统,这从画面中女青年从破碎的画面中走来到桌上破碎的八卦餐盘就可以得见,象征东方的元素几乎都是破碎的状态。但就在画面最不起眼的下半部分集中显现了传统与前卫话语系统的关联:古代石窟所连接的草木不生的山岩之下是两位创作者的形象,他们托起了这看似不能承受的山石之重,不远处他们自己的作品处于山与地的夹缝之间。在一片海域的前方中心处是一杆矗立着的却不易察觉的钟表。艺术家通过画面的有意安排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创作者自身的出现意味着他们无意识中的时代精神,也就是传统与前卫的整一性。画面中的对象被符号化之后,由于显而易见的二元对立是诱人的,对于“破”的理解容易表面化,因此作者在书中着重解释了这个有差异化的“破”。为了进一步说明三类话语的关联,作者再次以北方艺术群体为例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书的后半部分爬梳了理性话语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传播发展最终成型的逻辑。可谓全书叙述的重心,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事件,理性话语的生成和发展。作者在这一章节中有两个精彩之处:一是理性话语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二是以传播的角度来考证“理性之潮”的发展过程。85美术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中间关键的一环是1986年的一次官方会议“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自此之后的85美术运动才进入有组织和有规划的自觉阶段。这一点可以在紧接其后的珠海会议和当时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如北方艺术群体、池社、红色·旅)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通过表格的形式展现理性思潮的发展过程,区别于单纯以时间为线索的大事纪年表,这里的时间增加了传播这一限定条件。也就是说,事件的发生还须根据它进入传播媒介的时间。“这种时间概念是与当代传播媒介的不断复杂化相伴而生的”,當代史研究需要考虑与之相适应的当代传播媒介。一旦有了传播媒介因素的介入,书中前半部分所论及的公共空间的场域就扩大了。同时,又对应的是前面的艺术公共领域相关内容,最终确立了理性话语成型的逻辑范式。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本书后记中,作者提到这些章节的内容原本是集中于2007年至2018年发表的独立文章,我们会思考它们是如何编成一本书。
我们可以将作者十年来的思考和写作放入一个长线逻辑中。作者独特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相信,在冥冥之中,在他不同时间写作的篇章之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思想轨迹。跟随作者的思路,85美术运动中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以及各个艺术事件、艺术实践、艺术理论和艺术团体或艺术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就变得豁然开朗了。除此之外,本书最后部分以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艺术史理论收尾,使得前三章的理论得以升华,这也是初读此书被吸引之处。书的前三章本身独立成章,分别回答了各自的问题,最后部分则在方法论上进行理论补充。作者在这一章节对艺术史中符号学的应用,符号学与视觉艺术进行了颇为精妙的探讨。可以说,以方法论的灵活性检视了80年代的艺术话语。
本书是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艺术的具体问题的一次实在的努力,其中对个案提供了深入研究和反思,铺陈出80年代各种艺术话语传播的相互关系。在后记中我们看到作者的写作历程,对于王志亮博士来说是一次阶段性的学术整理;对于读者来说,更是一次中国20世纪80年代艺术史研究大门的“再次”打开。除了对作者严谨的学术表示致敬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作为一个真诚思考者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