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至今,伊拉克战争已经延续6年,随着奥巴马宣布美国即将从伊拉克全面撤军,伊拉克即将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同时伊拉克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伟大传统的“新国家”在文化上何以自处,何以构建自己的国家认同,也成为伊拉克人必须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对中国而言,虽然中国和伊拉克有着巨大的不同,但伊拉克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所面临的文化身份重新构造问题,以及他们克服这一历史难题的可能尝试,将会给予我们丰富的启示。因此,本文试图讨论一个并没有在国内媒体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伊拉克战争有什么样的文化后果?
　　虽然伊拉克国土不算广袤,在当前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更因为战争而跌至谷底,但伊拉克作为一个国家,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先天的重要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正处于“四大文明”中,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核心地区。从文明的生发时间上看,伊拉克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滥觞的地方。从苏美尔人到亚历山大,当许多地区仍然徘徊在文明的门槛之前,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伊拉克已经经历了3000年的文明历程,这样的悠久历史,对于伊拉克的文化身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东方主义者试图将现代伊拉克人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等加以区别,以此剥离现在的伊拉克与古老的两河流域之间的关联。而伊拉克学者试图论证,创造两河流域文明的人们,从族群血缘上和当今伊拉克人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不讨论究竟哪种看法更为正确,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必然首先保存在它曾经发生的地方。所以,一个地区的人民也就天然地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具有继承权和从中发掘意义的权利,当然还有保护的义务。我们不能低估以族群血缘为主线的历史记忆的重要性,但历史的基本从属单元仍然是地区而不是族群,否则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就是不可能的,尽管令人遗憾的是,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在明目张胆的血族历史面前,仍然经常要犹抱琵琶。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伊拉克地区的历史,也就是从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的两河流域历史算起的伊拉克历史,从当下出发开掘其意义,可以看作是萨达姆·侯赛因所做的正面工作之一。伊拉克学者论证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正是当今伊拉克人的祖先的尝试,得到萨达姆的支持,后者甚至明目张胆地试图将自己打扮成两河流域伟大君王的继承人。
　　比如在1981年,萨达姆亲自选定两河流域时期的古都巴比伦,就是著名的汉默拉比和尼布甲尼撒的首都所在,作为庆祝他和伊朗开战一周年的地方,当时的副总统马鲁夫在庆典中发表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伟大民族的人民,伊拉克凯旋的儿郎,尼布甲尼撒的子孙,……中幼发拉底的孩子们啊,……你们为‘萨达姆的卡迪西亚战争’而呼喊的口号,‘昨天的尼布甲尼撒,今天的萨达姆·侯赛因(Nebuchadnasar al-ams Saddam Hussein al-yawm)’,把这个国家历史时期的成就……,和当前的无上伟业关联起来。胜利的旗帜,在大无畏的萨达姆·侯赛因的英明领导下飘扬。”
　　历史上,卡迪西亚战争发生在公元636年,是阿拉伯联军与波斯之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将波斯军队赶出伊拉克,并最终使萨珊王朝覆灭。萨达姆把他治下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叫做他的卡迪西亚,也是利用阿拉伯时期的伊拉克历史,来自命伊拉克新英雄的意思。这和萨达姆对尼布甲尼撒的热爱相辅相成,因为他要做的,正是所有伊拉克这块地方上的伟大君王和英雄的继承人,其中不仅包括卡迪西亚战争中的萨阿德,也包括新巴比伦王朝的尼布甲尼撒。
　　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自然有理由耻笑萨达姆的不自量力、虚妄甚至无能。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萨达姆事实上多么地不齿于人类,无论他的运用手段看起来多么粗暴而荒唐,对伊拉克悠久历史的强调,并非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和现代伊拉克的先驱者一样,萨达姆也面临着一个定义伊拉克文化身份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伊拉克大体由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构成。他们之间,尤其是穆斯林和库尔德人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共同的文化身份的。要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建设伊拉克,回归伊拉克地区的(而非血族的)悠久历史,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当然,萨达姆一方面从伊拉克地区的历史中寻找文化资源,一方面也采取武力镇压等手段对付内部反抗,来保证在新的伊拉克认同形成之前他统治的稳固。
　　战争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权结构,萨达姆被小布什击败了,萨达姆的统治被推翻了,萨达姆的方式被终结了,但萨达姆的伊拉克曾经面临的文化身份问题并没有被取消,新的伊拉克仍然要面对,甚至因为伊拉克战争而更加尖锐起来。新伊拉克回到萨达姆的老路肯定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仍然能够在未来的伊拉克充任领袖自比尼布甲尼撒,用传统的个人崇拜方式组织新伊拉克的历史记忆。然而另一方面,萨达姆时期的强权和高压政策,也是在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构造文化身份,方式的粗暴并不能否认这一点。萨达姆的倒台虽然让新伊拉克走上了民主道路,却在文化身份构造上失去了中央强权的主导作用。随着萨达姆的倒台,伊拉克的文化身份构造更加艰难,曾经被压制的“诸神”纷纷复活,开始争夺塑造伊拉克的权力。
　　伊拉克战后至今,境内此起彼伏的教派之争、族群之争以血淋淋的方式展示着未来伊拉克文化身份构造的艰巨性。如果伊拉克仍然要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的话,重建伊拉克的艰难不仅仅在制度上,伊拉克的碎片化更深刻地表现在它的文化身份的分裂上。显然,来自外部的军事力量以及在其扶持之下的世俗政权很难解决这一难题。许多在海外的伊拉克人,萨达姆时期或之前流亡国外的反对派,对萨达姆的倒台表示庆幸,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胜利表示认可,但不会接受伊拉克被殖民化的可能。生活在伊拉克这片国土上的族群必须构造出他们新的、或者是复活出旧的、共同的文化身份。这是重建伊拉克的前提。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复杂的文明传统中,一部宪法、一次大选都会显得过于单薄。要构造新伊拉克的文化身份,伊拉克地区的悠久历史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这一点在海内外的伊拉克知识分子中,有着让人惊讶的共识。2009年2月23日,英国《卫报》将巴格达博物馆的重新开馆描绘为“希望的象征”,虽然语焉不详,却表达了伊拉克人的一种暧昧的渴望。新伊拉克必须获得文化自信,必须继承自己的历史,而如何获得、如何继承,相信未来的伊拉克人会找到合适的答案。
　　在这个问题上,关心未来世界中国文化身份的人们,也需要拭目以待。中国的境况当然和伊拉克有着巨大的不同,从文化身份问题的角度来说,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过完全的殖民地时代,传统形成的文化身份事实上一直若隐若现。从闭关锁国到中体西用、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中国的文化自信从根本上并没有消失过。这一点从人们对全盘西化的不同解读和与之相始终的争论上便能够看出,全盘西化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现实可能,甚至从来就不是主流观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化身份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制度上的文化混乱,回归的声音和外向的声音虽然一直此起彼伏,社会层面上则依然读经的读经、拜佛的拜佛。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特定的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文化身份并不由抽象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化”来标记的认识。学者们开始从文化身份自然形成的角度,从现实的、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中来重新思考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而现代伊拉克基本上是一个由殖民者生生创造出来的新国家,现代伊拉克的文化身份问题天然地要比中国更加缺少根基。这也就使伊拉克对构造文化身份的可能资源的选择,不得不更加具有创造性。现代伊拉克从立国到萨达姆时代,正是在现实的内在文化和民族冲突中,在现实的国际文化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将文化身份问题和本地区历史联结起来的。萨达姆的粗暴和原始,并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新伊拉克也不会忽略这一点。这一点对中国的意义在于,如果从文化身份构造的角度来认识,悠久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主张,才是文化身份的天然资源和平台,因为只有当这块土地上共享历史的人民,成功地继承共同的历史,不是从血族历史的角度去做无谓的争论,而是从地区的角度去发现客观的共享,并且成功地创造新的共享历史的时候,未来的文化身份才能作为一种未来的历史事实出现。
　　和中国悠久历史相比,伊拉克地区的历史发展成分甚至更加复杂。作为旧大陆的文明重心,伊拉克地区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几千年来多少民族多少文化曾经在这里成长过?从苏美尔人到阿拉伯人,从波斯人到希腊人再到现代欧洲人,甚至还有来自东方的蒙古人,都在这块土地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是中国与伊拉克不同的第二个方面,也是未来中国需要在文化身份构造问题上特别关注伊拉克的另一个原因。新伊拉克仍需要历史来构造新的文化身份,将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同样来自这历史的极端丰富性。如果新伊拉克以地区历史为主线,探讨和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被世界所认可的、新的伊拉克文化身份,对于中国的启发意义将是巨大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掩藏了从历史资源出发认识和构造文化身份的不少问题,新伊拉克从地区历史角度重建文化自信的努力及其成功的可能,将会为未来中国提供极好的学习样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