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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在于向研发和创新活动投资进而降低医疗成本和能耗成本，并帮助更多家庭实现收入和消费的稳定增长，巩固和扩大中产阶级。
美国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目前服务业是GDP的主要贡献者，服务贸易在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但需要强调的是，繁荣的制造业却是实现这一基础的关键。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高于其他部门约7%，每小时的薪酬则高于其他部门13%，如果考虑到人口和教育的区别，制造业部门的薪酬溢价更大。
在截至2010年的十年中，美国制造业岗位不断减少，但现在已经扭转了颓势。从2010年至2013年1月，美国新增了超过50万个制造业岗位。这种现象不仅意味着制造业的周期性回暖，更意味着此前转移海外的制造业开始向美国回流，并有望实现复兴。
重估制造业
本轮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始于出口密集型的企业。从2011年4月至2012年2月，出口超过20%的企业，为美国制造业贡献了57%的总产出和51%的就业。这反映出贸易成本降低和新兴市场需求的攀升，这对美国制造业复苏起到关键作用。
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供应链分工发达，已经很难判断货物出口是否反映在一个国家制造业创造的价值。有学者估算，在2004年美国进口值的8%是用于出口加工的中间产品，25%的出口值来源于经过加工的进口产品。因此，计算贸易增加值更能说明各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学者Johnson和Noguera2012年的研究成果显示，美国对进口产品加工的总额只占净出口额的13%，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这一比例达到37%，因此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可能只有目前的60%。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和此前多年向海外投资建厂的现象让世界低估了美国制造业部门。
就美国国内经济而言，同样需要重新评价制造业的作用。美国政府统计部门在将企业划分入不同行业时，参照的标准是企业从事的第一活动。在过去分工较少，制造业企业自身会承担供应链上的大部分工作，但如今这种分法也低估了制造业部门的地位。
汽车工业是美国制造业的代表之一。例如，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可能会被分入“塑料制品”或是“锻造与冲压”，而为汽车厂家提供非生产性服务和管理的企业，则直接进入了“专业科技服务业”而非“汽车制造业”。
在就业人口统计方面，汽车零部件企业通过劳务合同雇佣的工人，被归入临时援助行业，而非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截至2010年，汽车零部件生产从业人员是55.4万人，但美国国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在考虑到供应链关系后，推算出的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在供应链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看似萎缩的汽车制造部门，却更深地植入了美国经济。而这个体系中某一环的闪失会将整个经济推向危险的边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供应链上独立的企业所遭遇的打击，很快传遍上下游。
即便在分工后，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对创新和研发还存在溢出效应。产品生产过程可以让现有科技的问题和限制暴露，并使研发人员能够据此提出解决方案，实现科技进步。在数十年前，美国将电子消费品工业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亚洲国家后，诸如平板显示器、LED照明、高端电池等领域的研发工作也随之消失。若非政府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救助，汽车工业也险些在金融危机中遭遇这样的厄运。意识到这一点的芯片巨头英特尔，目前就将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和研发的流程全部放在本土相邻的地区完成。
制造业回流
随着产能利用率和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回升至历史平均水平以上，制造业整体前景越来越光明。很多观察家注意到，制造业企业主开始重新把美国视作设立工厂的首选地点。这主要缘于三个因素：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新能源和非常规油气的大规模开发降低能源约束、制造环节外包过程中的隐性成本不断上升。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1年，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下降约1.6%。尽管美国制造业的每小时工资仍在上涨，但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更快，进而削减了制造业单位产出的成本。相反，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以美元计价的单位制造业产出成本增长迅速，仅有中国台湾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下降的。例如日本和英国年均增速约为1.5%，韩国增速约为2%，德国、中国内地和法国的增速处于4%-5%区间，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增速甚至接近7%。
美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是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劳动力增速也在下降。弥补这方面的劣势，一方面需要通过投资教育、创新和基础设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办法则是修订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放宽后，在享受到更全面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教育机会后，非法移民可以从低端的地下工作转而从事更高阶的职业，他们更高的收入也有助于提振消费需求以及对自身技能的投资，为制造业和整个经济带来裨益。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更加重要，移民在获得工作的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占13.6%，在从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中占50%，在担任工程师的博士中占57.3%。
正如人们所知，制造业需要稳定和充足的能源供给。随着勘探技术的进步，美国本土石油产量创近15年新高，石油进口量达到近20年最低水平；而天然气不仅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提供的能源量已经超过燃煤。大量的低成本的能源让美国制造业受惠，而且其提供的丰富副产品也成为化工等特殊行业的原材料。能源结构转型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了碳排放量，这也为美国制造业提供了新的国际竞争力。
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中，美国失去了230万个制造业岗位，而在金融危机前的7年里，制造业岗位减少数目已高达350万个。这使得一些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在效率驱动下的全球劳动分工重塑——美国专注于高端研发工作，并将制造业活动外包。但实际上这存在误解。很多企业决定当初纷纷将制造环节外包，最主要出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现在企业正在重估海外生产的成本和收益。
咨询公司埃森哲对287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显示，海外生产的总成本最终远远超过了企业的预估，隐形成本占了绝大部分。由于研发活动和制造环节距离遥远很难控制，企业需要承担更频繁换制造商的风险。此外，企业高管需要往返于美国和海外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沟通。 即便美国企业已处于研发的前沿，远离制造环节反而会降低公司的盈利空间。例如亚马逊电子阅读器Kindle的供应商当中，多数在海外拥有外包生产的伙伴。在这种OEM生产模式下，承包商缺乏投资改造的动力，也无法和研发部门沟通为产品技术障碍进行交流。OEM生产模式虽然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短期的财务表现，但不利于建立稳定长久的供应链和盈利能力。据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Willy Shih估算，在美国本土销售的Kindle价值链上，美国企业只获取了全部利润的24%。
看得见的手
除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海外制造成本上升等因素外，美国制造业复兴亦离不开政府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而政府对于制造业企业的帮助是一个综合体系，也远非只限于货币补贴的范畴。
首先，试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一般政策有助于为制造业甚至是长期经济带来竞争力。实际上，美国政府支持医疗、教育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最终均可使制造业受益。
其次，美国正将规划贸易政策视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对制造业极为重要。过去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急剧减少，部分原因是从新兴市场国家进口增多，而这些国家往往对出口贸易给予优惠政策。美国政府还建立了跨部门贸易调查中心（Interagency Trade Enforcement Center），专门保护国际贸易中受不公平待遇的美国企业。
为了使产业保持持久强劲的竞争力，企业、工人和社区都需要不断投资。美国政府为制造业企业的持续研发提供税收优惠，州及以下地方政府每年向制造业企业直接提供25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支持研发和创新。美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如此，例如，德国和丹麦等国的政府不仅没有弱化制造业的作用，还在鼓励生产工人融入研发活动，提升劳动生产率。
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通过号召力，为制造业促成协作，推进投资，企业、政府、工会、贸易组织和大学由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促进就业和创新的生态系统。通过对制造业供应链的分析，我们得出两条结论，一是消除外部效应保证投资充足；二是消除供应链上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障碍。
款项的运用倾向于带动社会投资。美国政府发起了价值10亿美元的“旗舰”基金——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用于设立15个研究所，帮助连接发明、产品研发和量产。这些研究所在各个地区起到了撬动大规模资产的杠杆作用，使制造业企业不再单兵作战。例如位于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家研究所，本身投入了国家拨付的3000万美元，而其他利益相关方投入了4000万美元。
对于中小规模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即便是将已经广为人知的技术改进运用于生产也往往存在困难，自主创新难度更大。为了能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实现升级，政府又追加投资，并为之提供广泛的商业服务。尽管财政预算紧张，但本届政府仍支持向工业化领域拨款。
最后要强调的是，虽然任何富有竞争力的产业最终需要各利益相关方持续的投资，且投资存在协同效应，但难免会有投资缺位。政府政策则力图弥补这种缺位。
本文翻译节选自《2013年总统经济报告》
美国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目前服务业是GDP的主要贡献者，服务贸易在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但需要强调的是，繁荣的制造业却是实现这一基础的关键。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高于其他部门约7%，每小时的薪酬则高于其他部门13%，如果考虑到人口和教育的区别，制造业部门的薪酬溢价更大。
在截至2010年的十年中，美国制造业岗位不断减少，但现在已经扭转了颓势。从2010年至2013年1月，美国新增了超过50万个制造业岗位。这种现象不仅意味着制造业的周期性回暖，更意味着此前转移海外的制造业开始向美国回流，并有望实现复兴。
重估制造业
本轮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始于出口密集型的企业。从2011年4月至2012年2月，出口超过20%的企业，为美国制造业贡献了57%的总产出和51%的就业。这反映出贸易成本降低和新兴市场需求的攀升，这对美国制造业复苏起到关键作用。
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供应链分工发达，已经很难判断货物出口是否反映在一个国家制造业创造的价值。有学者估算，在2004年美国进口值的8%是用于出口加工的中间产品，25%的出口值来源于经过加工的进口产品。因此，计算贸易增加值更能说明各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学者Johnson和Noguera2012年的研究成果显示，美国对进口产品加工的总额只占净出口额的13%，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这一比例达到37%，因此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可能只有目前的60%。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和此前多年向海外投资建厂的现象让世界低估了美国制造业部门。
就美国国内经济而言，同样需要重新评价制造业的作用。美国政府统计部门在将企业划分入不同行业时，参照的标准是企业从事的第一活动。在过去分工较少，制造业企业自身会承担供应链上的大部分工作，但如今这种分法也低估了制造业部门的地位。
汽车工业是美国制造业的代表之一。例如，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可能会被分入“塑料制品”或是“锻造与冲压”，而为汽车厂家提供非生产性服务和管理的企业，则直接进入了“专业科技服务业”而非“汽车制造业”。
在就业人口统计方面，汽车零部件企业通过劳务合同雇佣的工人，被归入临时援助行业，而非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截至2010年，汽车零部件生产从业人员是55.4万人，但美国国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在考虑到供应链关系后，推算出的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在供应链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看似萎缩的汽车制造部门，却更深地植入了美国经济。而这个体系中某一环的闪失会将整个经济推向危险的边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供应链上独立的企业所遭遇的打击，很快传遍上下游。
即便在分工后，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对创新和研发还存在溢出效应。产品生产过程可以让现有科技的问题和限制暴露，并使研发人员能够据此提出解决方案，实现科技进步。在数十年前，美国将电子消费品工业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亚洲国家后，诸如平板显示器、LED照明、高端电池等领域的研发工作也随之消失。若非政府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救助，汽车工业也险些在金融危机中遭遇这样的厄运。意识到这一点的芯片巨头英特尔，目前就将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和研发的流程全部放在本土相邻的地区完成。
制造业回流
随着产能利用率和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回升至历史平均水平以上，制造业整体前景越来越光明。很多观察家注意到，制造业企业主开始重新把美国视作设立工厂的首选地点。这主要缘于三个因素：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新能源和非常规油气的大规模开发降低能源约束、制造环节外包过程中的隐性成本不断上升。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1年，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下降约1.6%。尽管美国制造业的每小时工资仍在上涨，但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更快，进而削减了制造业单位产出的成本。相反，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以美元计价的单位制造业产出成本增长迅速，仅有中国台湾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下降的。例如日本和英国年均增速约为1.5%，韩国增速约为2%，德国、中国内地和法国的增速处于4%-5%区间，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增速甚至接近7%。
美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是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劳动力增速也在下降。弥补这方面的劣势，一方面需要通过投资教育、创新和基础设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办法则是修订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放宽后，在享受到更全面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教育机会后，非法移民可以从低端的地下工作转而从事更高阶的职业，他们更高的收入也有助于提振消费需求以及对自身技能的投资，为制造业和整个经济带来裨益。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更加重要，移民在获得工作的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占13.6%，在从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中占50%，在担任工程师的博士中占57.3%。
正如人们所知，制造业需要稳定和充足的能源供给。随着勘探技术的进步，美国本土石油产量创近15年新高，石油进口量达到近20年最低水平；而天然气不仅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提供的能源量已经超过燃煤。大量的低成本的能源让美国制造业受惠，而且其提供的丰富副产品也成为化工等特殊行业的原材料。能源结构转型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了碳排放量，这也为美国制造业提供了新的国际竞争力。
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中，美国失去了230万个制造业岗位，而在金融危机前的7年里，制造业岗位减少数目已高达350万个。这使得一些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在效率驱动下的全球劳动分工重塑——美国专注于高端研发工作，并将制造业活动外包。但实际上这存在误解。很多企业决定当初纷纷将制造环节外包，最主要出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现在企业正在重估海外生产的成本和收益。
咨询公司埃森哲对287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显示，海外生产的总成本最终远远超过了企业的预估，隐形成本占了绝大部分。由于研发活动和制造环节距离遥远很难控制，企业需要承担更频繁换制造商的风险。此外，企业高管需要往返于美国和海外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沟通。 即便美国企业已处于研发的前沿，远离制造环节反而会降低公司的盈利空间。例如亚马逊电子阅读器Kindle的供应商当中，多数在海外拥有外包生产的伙伴。在这种OEM生产模式下，承包商缺乏投资改造的动力，也无法和研发部门沟通为产品技术障碍进行交流。OEM生产模式虽然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短期的财务表现，但不利于建立稳定长久的供应链和盈利能力。据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Willy Shih估算，在美国本土销售的Kindle价值链上，美国企业只获取了全部利润的24%。
看得见的手
除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海外制造成本上升等因素外，美国制造业复兴亦离不开政府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而政府对于制造业企业的帮助是一个综合体系，也远非只限于货币补贴的范畴。
首先，试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一般政策有助于为制造业甚至是长期经济带来竞争力。实际上，美国政府支持医疗、教育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最终均可使制造业受益。
其次，美国正将规划贸易政策视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对制造业极为重要。过去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急剧减少，部分原因是从新兴市场国家进口增多，而这些国家往往对出口贸易给予优惠政策。美国政府还建立了跨部门贸易调查中心（Interagency Trade Enforcement Center），专门保护国际贸易中受不公平待遇的美国企业。
为了使产业保持持久强劲的竞争力，企业、工人和社区都需要不断投资。美国政府为制造业企业的持续研发提供税收优惠，州及以下地方政府每年向制造业企业直接提供25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支持研发和创新。美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如此，例如，德国和丹麦等国的政府不仅没有弱化制造业的作用，还在鼓励生产工人融入研发活动，提升劳动生产率。
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通过号召力，为制造业促成协作，推进投资，企业、政府、工会、贸易组织和大学由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促进就业和创新的生态系统。通过对制造业供应链的分析，我们得出两条结论，一是消除外部效应保证投资充足；二是消除供应链上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障碍。
款项的运用倾向于带动社会投资。美国政府发起了价值10亿美元的“旗舰”基金——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用于设立15个研究所，帮助连接发明、产品研发和量产。这些研究所在各个地区起到了撬动大规模资产的杠杆作用，使制造业企业不再单兵作战。例如位于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家研究所，本身投入了国家拨付的3000万美元，而其他利益相关方投入了4000万美元。
对于中小规模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即便是将已经广为人知的技术改进运用于生产也往往存在困难，自主创新难度更大。为了能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实现升级，政府又追加投资，并为之提供广泛的商业服务。尽管财政预算紧张，但本届政府仍支持向工业化领域拨款。
最后要强调的是，虽然任何富有竞争力的产业最终需要各利益相关方持续的投资，且投资存在协同效应，但难免会有投资缺位。政府政策则力图弥补这种缺位。
本文翻译节选自《2013年总统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