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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策划】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使用粮票、肉票、布票获得所需，因为当时物资匮乏，政府通过限购来维持分配均衡。如今，限购令、限贷令、限娱令频发，越来越多的限制以稳定经济、保护环境为名渗透至我们的生活。表面上，我们的生活有序了，实质上，却是权力经济正大行其道。
后下手为强
□ 吴 丹
我自认是个“若为自由故，什么皆可抛”的主，多年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极畅快。可近几年，我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玩了，比小品《钟点工》里进城后的老赵还不会玩，因为干啥都受限了。如果是领导限制你，大不了拂他面子，但政府的面子不能不给。政府手段比领导多，跟领导玩赖皮，有时能给领导整迷糊了，而政府会武术，流氓也打憷。
前几年，我出门办事儿一律骑电动车，快速、环保。可2009年8月份，政府突然下文，有好几条主要干道禁止电动车上路，要是硬上，路口布满的协勤立马将你拿下，然后向旁边的交警飞个眼儿，挨罚没跑……如果不走这几条主干路而绕行呢，结果是电动车跑没电了也未必能到目的地。当时我就想问：政府，充电费你给报不？
说实话，路是政府修的，即便打着“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交上罚款来”的大旗也没人能把它咋地，但你这修路费哪来的？还不是我们纳税人交的？道理没错，可也没见哪个纳税人跟政府吹胡子瞪眼。最关键的是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诉苦。
惹不起，咱还躲得起。政府限了你就乖乖听话吧，或者干脆来个鸟枪换炮——买辆二手车。
岂料没过多久，政府又出台政策，说是为了让市民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要在3年内淘汰10万辆高污染的黄标车，同时限制黄标车行驶的环保绿标路也将达到60%以上。
这回，我那辆二手黄标车开始忐忑了，要是上了绿标路，被电子眼拍到，罚款可不像电动车违规那么点儿了。限了一段时间，绿标路周围的空气似乎干净了，不限行的路段成了黄标车集中营，那空气是真够脏了。随之而来的，绿标路附近房价飞涨，有钱人都奔清新空气而来。
无奈之下，我主动把汽车处理了，又买了辆电动车。因为感觉政府这两年好像有反悔之意，不怎么限制电动车了。开过汽车再换电动车，当然要换个大功率的。这家伙跟摩托似的，突突突，贼有劲。可美了没多久，政府的限制又来了。电动自行车要注册登记上牌照，没牌照的禁止在本市三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我无路可选，骑着车去登记，可人家说我的电动车不符合技术标准，不能办牌照。车超标了你治理厂家去，当初买时也没人告诉我超标受限啊？
心里一郁闷，回家打开电视，看我喜欢的娱乐节目，让自己开心一下，你总不能限制我看电视吧？服了，广电总局出台“限娱令”，想看，得看让不让播，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哎，“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我混了、自由了前三十年，难道这后三十年轮到我偿还？那政府混了多少年了，它又什么时候还呢？
网易【你如何看待广州试行中小客车限牌政策】调查结果显示
反对：官员不为百姓着想
票数：2648票
网友留言：有一段子这么说，我们刚吃上粮了，你们改吃粗粮；我们刚吃上肉了，你们改吃素了；我们刚准备买车了，你们开始限牌了。
支持：PM2.5将下降 广州空气更好
票数：348票
网友留言：支持限购。广州实在太塞车了，坚决点才有效。
最后的车夜宴
□ 林 洁
只给我们3小时
家住广州番禺区大石镇的方良栋和太太之前看车，相中了一辆暗红色的“马自达6”。今年6月30日晚，方良栋突然接到销售人员发来的“内部信息”，催他交款的同时还说早先承诺的优惠全部取消。“限购令”逆袭广州。方良栋一肚子不满，“一纸限购，连个细则都没有！”最终，他只得与心仪的汽车擦肩而过。
从7月1日零时起，广州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适度调控管理，试行期为一年，年增量配额为12万辆。一个月内，广州全市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和转移登记。7月1日零时前，单位或个人已经签订中小客车预售合同、收取预定金的，凭销售合同或发票，及公证机构对材料真实性的公证证明，不需申请指标，可直接办理车辆注册及转移登记。
尽管有北京、上海、贵阳的“试水”，广州的“限购”却因来得太突然而让民众难以适应。方良栋说，上海是通过拍卖车牌来“限购”，北京推行的是摇号“限购”，政策实施前都有一段缓冲期。而广州，从政府发布信息到“限购”生效，还不到3个小时。
这3个小时后的权力回收，对没有购车需求的市民显得无足轻重，他们觉得如果能缓解广州的交通压力，此举也无不可，但大部分市民更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和配套。质疑声也纷至沓来，“如此重大的举动，是否应该召开听证会？”
微博上关于限购和抢购的话题瞬间沸腾。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发微博说：“为何完全没有征求民意，就搞突然袭击？这可是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公共政策啊！”韩志鹏认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限牌的出发点无可非议，但务必注意公平分配、社会正义。
带钱“抢”车
对“限购令”的突袭，最早有反应的是市场。6月30日晚上，不少汽车销售人员下班后又被紧急召回公司加班，因为大部分汽车贸易公司不过晚上9点才收到消息，之前一点苗头也没有。他们和顾客一样，有些措手不及。
广州市白云大道的一家4S店里，销售人员正忙着接电话，20多个座机、手机不断响起。闻讯而来的买家带着大量的现金排队交款。有些人早就选中车型，甚至谈好价格而只差付款，结果听说“限购”，就半信半疑地跑到4S店，看到众人举着票据甚至现金才不得已接受这个事实。
至于价格，早已板上钉钉，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与买家希望在3小时内实现购车愿望的急切相同，汽车销售商也绝不肯错过这个最佳商机。几乎所有的车行都取消了先前的优惠和折扣，有些促销活动的宣传广告还来不及撤下，就用黑布遮起来。这丝毫阻挡不了买家的抢购“热情”，没优惠不要紧、款式也无所谓、颜色更不重要，抢到手才是实惠。 忙着开票盖章的销售人员没空抬头，只感慨：“这种带着钱来‘抢’车的场面，估计能创下每小时最高的卖车纪录。”
尽管限购令来得突然，各车行还是有机会留了一手——“囤”指标供7月上牌。不少市民收到了手机短信：“最后4个小时，先到先得”、“限牌已成事实，现有少量上牌名额抢购咨询”、“少量免摇号上牌机会，今晚继续通宵营业”。
广州汽车行业协会公布数据称，2011年广州市新车上牌量33.1万辆，其中列入限牌范围内的中小客车上牌量为24.2万辆，而且每月都在增长。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限牌政策，广州的汽车销量至少要下降一半。但汽车销售公司除了告知客户尽早排队等候“摇号”外，并无更新策略来面对即将下滑的销售量。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自由购买权不可限
□许小年
限购、限贷、限价、限行、限娱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侵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权利可以让渡，但必须是自愿的和有补偿的。
如果今天为了张三而限制李四，明天就可以为了李四而剥夺张三，社会将陷入剥夺与被剥夺的轮回和动荡。权利的平等与不可侵犯是社会公正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市场经济的伦理是尊崇法律框架内的交易自由。交易自由是每一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现代社会的公平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其中包括了交易权利和交易机会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机会。“国家利益”、“经济稳定”、“市场秩序”、“弱势群体”等说法都不能作为政府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的理由，在这些名义下的行政性垄断、倾向性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市场的任意干预却正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
交易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易于理解，交易自由产生经济效率的逻辑就不那么直接了。自由意味着交易的自愿性，凡自愿之事，必为互利，一方获利而一方受损就不会有交易。既然是互利的，自愿交易就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交易越自由，社会福利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高。交易自由因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限购令”则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购买权。这些行政干预措施均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
公民权利至上并不排斥对交易自由的限制。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全体公民同意制定一些规则（立法），委托政府执行这些规则（执法）。规则当然对交易的自由构成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公民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自发提出和自愿接受的，他们同意让渡出部分权利，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收益。
在很多甚至是大部分问题上，公民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当涉及不同利益时。为打破公共决策的僵局，全体公民同意建立决策规则，遵守这个规则，并接受这个规则下的决策结果。权利的公平就此转化为程序的公平。公平体现在程序和规则的全体同意上，尽管结果不一定是全体同意的。
限令有边界
各国政府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在一些领域都会有一些限制性政策，例如作为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大事的奥运会举办期间，短期实行交通限行，公众和社会都能理解和支持。但法治社会中的政府出台限制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的措施，必须遵循极为严格的法律程序。财产权是宪法学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非依严格的法定条款和程序不得被侵犯和剥夺。同时必须是“事先限制”，而不能是“事后限制”。北京实施的限行措施实质上影响到了车主财产的使用价值。汽车的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不能使用，自然失去了价值。汽车作为消费品其折旧和贬值很快，其生命周期是有限的，有限的使用期限被强制减少无疑将使汽车价值降低。因此限行侵犯和损害了车主的财产权。
车辆牌照是政府跟买车人之间的契约，车主上了车牌并足额缴纳了各种法定税费后，就有合法自由使用汽车的权利。北京的广大公私车主在购车上牌照之前，政府并未明示要长期实行限行措施，供其买车决策时参考，而是在车主上牌正常使用后单方推出长期限行措施，有违法治精神。
此外我们注意到，北京有关部门出台限行政策前，由非独立部门做过一些范围十分有限、缺乏代表性的调查，其结论是大部分民意支持限行政策。这一做法忽视了立法的一个原则，即政策和法律出台不能单纯取决于民意多寡，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就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民主方法不是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唯一方法，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话题是不适于通过民主讨论方式裁决的，否则就将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本栏责编/王欢
[email protected]
后下手为强
□ 吴 丹
我自认是个“若为自由故，什么皆可抛”的主，多年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极畅快。可近几年，我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玩了，比小品《钟点工》里进城后的老赵还不会玩，因为干啥都受限了。如果是领导限制你，大不了拂他面子，但政府的面子不能不给。政府手段比领导多，跟领导玩赖皮，有时能给领导整迷糊了，而政府会武术，流氓也打憷。
前几年，我出门办事儿一律骑电动车，快速、环保。可2009年8月份，政府突然下文，有好几条主要干道禁止电动车上路，要是硬上，路口布满的协勤立马将你拿下，然后向旁边的交警飞个眼儿，挨罚没跑……如果不走这几条主干路而绕行呢，结果是电动车跑没电了也未必能到目的地。当时我就想问：政府，充电费你给报不？
说实话，路是政府修的，即便打着“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交上罚款来”的大旗也没人能把它咋地，但你这修路费哪来的？还不是我们纳税人交的？道理没错，可也没见哪个纳税人跟政府吹胡子瞪眼。最关键的是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诉苦。
惹不起，咱还躲得起。政府限了你就乖乖听话吧，或者干脆来个鸟枪换炮——买辆二手车。
岂料没过多久，政府又出台政策，说是为了让市民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要在3年内淘汰10万辆高污染的黄标车，同时限制黄标车行驶的环保绿标路也将达到60%以上。
这回，我那辆二手黄标车开始忐忑了，要是上了绿标路，被电子眼拍到，罚款可不像电动车违规那么点儿了。限了一段时间，绿标路周围的空气似乎干净了，不限行的路段成了黄标车集中营，那空气是真够脏了。随之而来的，绿标路附近房价飞涨，有钱人都奔清新空气而来。
无奈之下，我主动把汽车处理了，又买了辆电动车。因为感觉政府这两年好像有反悔之意，不怎么限制电动车了。开过汽车再换电动车，当然要换个大功率的。这家伙跟摩托似的，突突突，贼有劲。可美了没多久，政府的限制又来了。电动自行车要注册登记上牌照，没牌照的禁止在本市三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我无路可选，骑着车去登记，可人家说我的电动车不符合技术标准，不能办牌照。车超标了你治理厂家去，当初买时也没人告诉我超标受限啊？
心里一郁闷，回家打开电视，看我喜欢的娱乐节目，让自己开心一下，你总不能限制我看电视吧？服了，广电总局出台“限娱令”，想看，得看让不让播，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哎，“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我混了、自由了前三十年，难道这后三十年轮到我偿还？那政府混了多少年了，它又什么时候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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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车夜宴
□ 林 洁
只给我们3小时
家住广州番禺区大石镇的方良栋和太太之前看车，相中了一辆暗红色的“马自达6”。今年6月30日晚，方良栋突然接到销售人员发来的“内部信息”，催他交款的同时还说早先承诺的优惠全部取消。“限购令”逆袭广州。方良栋一肚子不满，“一纸限购，连个细则都没有！”最终，他只得与心仪的汽车擦肩而过。
从7月1日零时起，广州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适度调控管理，试行期为一年，年增量配额为12万辆。一个月内，广州全市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和转移登记。7月1日零时前，单位或个人已经签订中小客车预售合同、收取预定金的，凭销售合同或发票，及公证机构对材料真实性的公证证明，不需申请指标，可直接办理车辆注册及转移登记。
尽管有北京、上海、贵阳的“试水”，广州的“限购”却因来得太突然而让民众难以适应。方良栋说，上海是通过拍卖车牌来“限购”，北京推行的是摇号“限购”，政策实施前都有一段缓冲期。而广州，从政府发布信息到“限购”生效，还不到3个小时。
这3个小时后的权力回收，对没有购车需求的市民显得无足轻重，他们觉得如果能缓解广州的交通压力，此举也无不可，但大部分市民更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和配套。质疑声也纷至沓来，“如此重大的举动，是否应该召开听证会？”
微博上关于限购和抢购的话题瞬间沸腾。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发微博说：“为何完全没有征求民意，就搞突然袭击？这可是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公共政策啊！”韩志鹏认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限牌的出发点无可非议，但务必注意公平分配、社会正义。
带钱“抢”车
对“限购令”的突袭，最早有反应的是市场。6月30日晚上，不少汽车销售人员下班后又被紧急召回公司加班，因为大部分汽车贸易公司不过晚上9点才收到消息，之前一点苗头也没有。他们和顾客一样，有些措手不及。
广州市白云大道的一家4S店里，销售人员正忙着接电话，20多个座机、手机不断响起。闻讯而来的买家带着大量的现金排队交款。有些人早就选中车型，甚至谈好价格而只差付款，结果听说“限购”，就半信半疑地跑到4S店，看到众人举着票据甚至现金才不得已接受这个事实。
至于价格，早已板上钉钉，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与买家希望在3小时内实现购车愿望的急切相同，汽车销售商也绝不肯错过这个最佳商机。几乎所有的车行都取消了先前的优惠和折扣，有些促销活动的宣传广告还来不及撤下，就用黑布遮起来。这丝毫阻挡不了买家的抢购“热情”，没优惠不要紧、款式也无所谓、颜色更不重要，抢到手才是实惠。 忙着开票盖章的销售人员没空抬头，只感慨：“这种带着钱来‘抢’车的场面，估计能创下每小时最高的卖车纪录。”
尽管限购令来得突然，各车行还是有机会留了一手——“囤”指标供7月上牌。不少市民收到了手机短信：“最后4个小时，先到先得”、“限牌已成事实，现有少量上牌名额抢购咨询”、“少量免摇号上牌机会，今晚继续通宵营业”。
广州汽车行业协会公布数据称，2011年广州市新车上牌量33.1万辆，其中列入限牌范围内的中小客车上牌量为24.2万辆，而且每月都在增长。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限牌政策，广州的汽车销量至少要下降一半。但汽车销售公司除了告知客户尽早排队等候“摇号”外，并无更新策略来面对即将下滑的销售量。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自由购买权不可限
□许小年
限购、限贷、限价、限行、限娱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侵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权利可以让渡，但必须是自愿的和有补偿的。
如果今天为了张三而限制李四，明天就可以为了李四而剥夺张三，社会将陷入剥夺与被剥夺的轮回和动荡。权利的平等与不可侵犯是社会公正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市场经济的伦理是尊崇法律框架内的交易自由。交易自由是每一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现代社会的公平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其中包括了交易权利和交易机会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机会。“国家利益”、“经济稳定”、“市场秩序”、“弱势群体”等说法都不能作为政府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的理由，在这些名义下的行政性垄断、倾向性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市场的任意干预却正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
交易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易于理解，交易自由产生经济效率的逻辑就不那么直接了。自由意味着交易的自愿性，凡自愿之事，必为互利，一方获利而一方受损就不会有交易。既然是互利的，自愿交易就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交易越自由，社会福利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高。交易自由因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限购令”则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购买权。这些行政干预措施均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
公民权利至上并不排斥对交易自由的限制。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全体公民同意制定一些规则（立法），委托政府执行这些规则（执法）。规则当然对交易的自由构成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公民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自发提出和自愿接受的，他们同意让渡出部分权利，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收益。
在很多甚至是大部分问题上，公民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当涉及不同利益时。为打破公共决策的僵局，全体公民同意建立决策规则，遵守这个规则，并接受这个规则下的决策结果。权利的公平就此转化为程序的公平。公平体现在程序和规则的全体同意上，尽管结果不一定是全体同意的。
限令有边界
各国政府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在一些领域都会有一些限制性政策，例如作为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大事的奥运会举办期间，短期实行交通限行，公众和社会都能理解和支持。但法治社会中的政府出台限制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的措施，必须遵循极为严格的法律程序。财产权是宪法学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非依严格的法定条款和程序不得被侵犯和剥夺。同时必须是“事先限制”，而不能是“事后限制”。北京实施的限行措施实质上影响到了车主财产的使用价值。汽车的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不能使用，自然失去了价值。汽车作为消费品其折旧和贬值很快，其生命周期是有限的，有限的使用期限被强制减少无疑将使汽车价值降低。因此限行侵犯和损害了车主的财产权。
车辆牌照是政府跟买车人之间的契约，车主上了车牌并足额缴纳了各种法定税费后，就有合法自由使用汽车的权利。北京的广大公私车主在购车上牌照之前，政府并未明示要长期实行限行措施，供其买车决策时参考，而是在车主上牌正常使用后单方推出长期限行措施，有违法治精神。
此外我们注意到，北京有关部门出台限行政策前，由非独立部门做过一些范围十分有限、缺乏代表性的调查，其结论是大部分民意支持限行政策。这一做法忽视了立法的一个原则，即政策和法律出台不能单纯取决于民意多寡，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就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民主方法不是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唯一方法，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话题是不适于通过民主讨论方式裁决的，否则就将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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