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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
1934年秋，袁福生参加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袁福生解下在堂市缴获的一根皮带去啃。袁福生对这根啃了又啃，救了自己性命的半节皮带，一直珍藏在身边，舍不得丢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武汉才将这件珍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红六军团命令袁福生到红十七师任副特派员。不料还未到职，突然患了急性伤寒病，被送进了军团级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
不久，部队出发了。
袁福生病情不断加重，高烧39度多，不思饮食，四肢无力，无法行走。根据这些情况，组织决定将袁福生暂留在陕北苏区离铁锅城不远的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只有老两口，没儿没女，一心想把袁福生留做自己的干儿子。老两口对他关心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天除送茶送水，熬小米粥外，还积极寻找中草药给他治病。可袁福生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有时烧到40多度，昏迷不省人事。这可把老两口吓坏了，担心袁福生会死在他家里，到时不好向政府交代，于是叫来村里几个青年把袁福生抬到村外半里路远的一个打麦场里，用麦杆把袁福生“埋”了起来。第二天清早，麦杆堆温度升高，袁福生出了一身大汗，里里外外像水洗过一样，竟然苏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周围空无一人。他想，怎么会躺在这里呢？他想喊人，又喊不出来，口里干渴得要冒烟了。
正在这时，一群中青年来了，他们中有的背镢头，有的背门板，原来他们是前来掩埋袁福生的。他们一到跟前看到袁福生还睁着两只大眼睛时，一下子吓得全跑光了，都认为是人死了，冤魂不散。
此时的袁福生心里十分着急，嘴里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只是吃力地不断招手。其中有个胆子比较大的青年转身折了回来，他近前一看，高兴地喊着：“来呀！人还没死呢！”一下子大伙围拢了过来。袁福生以微弱的声音吐了几个字：“水，水，水！”
正当这时，干部休养连连长谭剑禄和几个同志路过这里，看到围着一群人就挤了进来。当一看到躺在地上的是袁福生时，连长忍不住扑了过去，抱头大哭。袁福生得救了，他回到休养连，随即又转到铁锅城医院治疗，没几天就痊愈了。袁福生出院后，被调到军团直属队，之后又调补充团、五十三团、四十九团担任特派员工作。
巧捉汉奸
1938年春，袁福生被任命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锄奸股股长。这年7月初，部队进入到察哈尔省蔚县桃花堡附近。
根据侦察获悉，桃花堡一带没有日伪政权维持会，只有情报所便衣队，这些家伙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为分化瓦解敌人，袁福生奉命带领几名侦察员化装成北平日本宪兵，深入到桃花堡地区。
袁福生曾经学过两个多月的日语，此次通过详细研究，制定了一个慎密的行动方案。袁福生化装成日本宪兵队上尉，由一个“翻译官”两个“宪兵”紧紧跟随。他们带着王八盒子手枪，身挎东洋刀，在统一暗号之后开始出发了。
当天，袁福生一行就到了桃花堡镇，很快就把伪镇长找来了。那个镇长一见到是“日本人”，便点头哈腰地说：“不知皇军长官驾到，没能远迎，失礼了，请多海涵！”
袁福生从他话里断定这个伪镇长是“双料货”，因为面对“皇军”不用“太君”，倒用“长官”来了。于是马上给“随从”人员使了个暗号，“翻译官”站出来质问：“这位是太君，你怎么连称呼也不懂呢”？
“是，是，是！‘太君’光临有何训示，本镇长愿效犬马之劳。”
袁福生用日语说了几句。
“太君说有紧急任务，要你把治安团长、情报所长、便衣队长、维持会长统统找来，有要事交代。”“翻译官”翻译之后，伪镇长满脸笑容地说：“好！好！我就派人去找来！”
伪镇长热情招待，又是香烟瓜子，又是水果糕点，摆满了一桌子。袁福生除派一人担任警戒外，其余3人边吃边谈。这可把这个伪镇长忙得不亦乐乎。
一会儿，伪镇长进来报告：“太君久等了，多多原谅，现在人员到齐，请训示！”
袁福生来到东厢房，正在那里等候的头目们霍地都站了起来。
“太君说要大家坐下！”“翻译官”翻译道。
接着，按预定方案，一个侦察员进来向“太君”作报告。
“翻译官”讲完之后，他们都跟着“太君”走出了镇子，行至一公里多，到了侦察连埋伏的村庄，他们刚进一户大院落座，侦察连十几名持枪战士冲了进来。
“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们是八路军，专来捉汉奸卖国贼的。”
此时，“翻译官”站起来笑着说：“太君，已经把他们都领来了，请八路军接收，可不要打收条。”
袁福生立即命令战士把这班头目带到耒水地区，经过审讯和上级批准，处决了干尽坏事的情报所长、便衣队长，其余的经过教育释放。那个伪镇长感激八路军不杀之恩，表示洗心革面，不再做民族败类，要为抗日救国出一分力。
智斗群妖
1945年秋，正当八路军三五九旅随第二批南下部队在河南漯河打仗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了。可就在这时，蒋介石一面下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大部队的到来。很明显，蒋介石是妄图独吞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几天后，三五九旅传达了中央军委8月17日命令，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军委命令三五九旅和警备一旅抢在国民党接受部队到来之前，快速赶赴东北，参加接管东北敌伪政权。为了赢得时间，决定从两个旅中抽调营以上干部120名和少数警卫人员，组成一支精干小分队率先行动，从河北涉县向关外昼夜奔驰。
旅锄奸科长袁福生也参加了这个小分队，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日夜兼程，赶到了沈阳。由于长期做锄奸工作，他和同行的李俭珠等5人被分配到长春公安总局。李俭珠化名李成功，袁福生化名颜福胜。因为在此之前，公安总局已被国民党掌握，故只能以无党派的身份出现。
长春公安局的前身是伪满警察厅，掌握着整个东北警察、治安大权。国民党深知这个要害部门的极端重要性，故日军一投降，他们就派军统特务组织“真勇社”的头目张庆和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骗取了苏军和“抗联”的信任，抢先一步接管了公安总局，当上中将公安总局局长。袁福生一行的到来，完全出乎张庆和的意料。李俭珠当上少将副局长，袁福生当上准将警政司法科长，很快就上任了。 夜幕降临，长春街头不时传来阵阵枪声。此时袁福生正在卧室的椅子上反复思考：长春如今各派力量仍在这里较量，警察厅机构非常庞大，现在局里还有7个科，每个科一二百人，下面还有8个公安分局，总局警察就有5000多人，各色人等，无奇不有。对付这帮家伙，除了采取分化瓦解策略外，还必须有自己可靠的“铁拳”。眼下，要尽快建立稽查队，还要组织一支保卫队。
几天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活动，袁福生很快从进步青年学生和党有联系的青年工人中挑选了一批精干人员，成立了一个30多人的稽查队和一个拥有两个中队计200多人的保卫队。
这天下班了，袁福生正要离开办公室，突然，有人来见。原来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一见面就自我介绍说：“同志，我是桃兰县共产党部书记长李清……”
袁福生一听心里有了底：共产党不叫“书记长”，这个家伙连称县委书记这点起码常识也弄不清楚，显然是敌人派来搞试探的。他不露声色地说：“呀！请你把你的党证给我看看！”谁知这个草包连共产党当年不发党证的情况也不知道，还连连点头说：“党证……放在家里，没带……”
袁福生心里暗暗好笑，于是又问了一句：“那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是来这里接头的。”
此时，袁福生脸一沉，厉声道：“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正要抓‘共产党’，来人呀！把这个家伙押起来！”这下他慌了，赶忙跪下哀求：“长官，不要误会，我们是自己人。”袁福生打断了他的话，不由分说地把这个家伙押走了。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所谓“接管专员”。这个家伙满以为公安局尽是他们的人，所以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自我介绍说：“我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的。”
袁福生一看此举，就知道是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为了不让他占便宜，他故作冷笑地说：“你是冒充的，分明是延安派来的。”这家伙慌慌张张掏口袋说：“你不信？我这里有证件。”
袁福生看到证件写着：姓名王大忠，职务国民党中央政府巡视员，他把证件一丢，板着脸喝道：“这证件是假的，我一看就知道！”那家伙气急败坏直嚷嚷：“你不讲理，我要告你！”说着，就想往外溜。
袁福生把桌子一拍，大吼：“哪里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告诉你，这里是你进得来，出不去的地方。来人呀！把他关起来！”
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坏人，自然逃不脱应得的惩罚。
一天，袁福生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突然保卫大队长温良从看守所打来告急电话：科长，我们这里来了个“老毛子”（对俄国人的称呼），他带着转盘冲锋枪，强行要我们释放犯人。
“稳住他！我马上就到！”袁福生放下话筒，寻思：看守所关押的有伪满的日本皇后、皇太子、伪大臣、伪省长、中将宪兵司令，还有国民党的县书记长、公安局长，地下军大小头目等各种要犯，为何一个苏联军人竟闯到监狱强行要放犯人呢？想到这里，他果断地对警卫员说：“要稽查队来两个人，要抗联来个翻译，我们立即到看守所去！”
看守所门前，一个高个子蓄着大胡子的苏联军人肩挎转盘冲锋枪，正在指手画脚，哇啦哇啦地直叫喊。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满脸酒气冲天，举止昏昏然。
袁福生一走近，就示意翻译告诉他：我们是八路军的保卫人员，你老实一点。刚才还神气十足的“老毛子”，一听说是八路军的保卫人员，吓得目瞪口呆。说时迟，那时快，袁福生一挥手，两个稽查队员上前就下了他的枪。
经过审讯，这个人原来是苏联刚释放不久的劳改犯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急需兵员，苏联当局也就把这样的人补充到了部队。此人嗜酒好色，军统特务张庆和一伙就利用金钱和女人收买了他，妄图借他的手释放他们的人，然后再嫁祸于袁福生。殊不知，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一天，袁福生刚到办公室，一个日本人跑来对他耳语一阵，此人是日本派到警察厅的特务，叫松田一郎。松田一郎听到一伙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在二道沟开秘密会，于是，赶紧来向袁福生报告。
对此，袁福生通过其它途径证实可信之后，当机立断找来骑兵大队的魏大队长。此人是行伍出身的伪满军官，袁福生命他立即带领骑兵赶到二道沟。很快，就把正在秘密开会的国民党地下军大小头目全部抓到，其中有1名支队司令，3名团长和其他一些头目。
1946年初，袁福生被派往东满军区任保卫部部长，随即也将在长春公安总局掌握到的情况向有关部门汇了报。不久，中共东北局决定立即逮捕张庆和，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1934年秋，袁福生参加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袁福生解下在堂市缴获的一根皮带去啃。袁福生对这根啃了又啃，救了自己性命的半节皮带，一直珍藏在身边，舍不得丢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武汉才将这件珍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红六军团命令袁福生到红十七师任副特派员。不料还未到职，突然患了急性伤寒病，被送进了军团级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
不久，部队出发了。
袁福生病情不断加重，高烧39度多，不思饮食，四肢无力，无法行走。根据这些情况，组织决定将袁福生暂留在陕北苏区离铁锅城不远的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只有老两口，没儿没女，一心想把袁福生留做自己的干儿子。老两口对他关心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天除送茶送水，熬小米粥外，还积极寻找中草药给他治病。可袁福生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有时烧到40多度，昏迷不省人事。这可把老两口吓坏了，担心袁福生会死在他家里，到时不好向政府交代，于是叫来村里几个青年把袁福生抬到村外半里路远的一个打麦场里，用麦杆把袁福生“埋”了起来。第二天清早，麦杆堆温度升高，袁福生出了一身大汗，里里外外像水洗过一样，竟然苏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周围空无一人。他想，怎么会躺在这里呢？他想喊人，又喊不出来，口里干渴得要冒烟了。
正在这时，一群中青年来了，他们中有的背镢头，有的背门板，原来他们是前来掩埋袁福生的。他们一到跟前看到袁福生还睁着两只大眼睛时，一下子吓得全跑光了，都认为是人死了，冤魂不散。
此时的袁福生心里十分着急，嘴里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只是吃力地不断招手。其中有个胆子比较大的青年转身折了回来，他近前一看，高兴地喊着：“来呀！人还没死呢！”一下子大伙围拢了过来。袁福生以微弱的声音吐了几个字：“水，水，水！”
正当这时，干部休养连连长谭剑禄和几个同志路过这里，看到围着一群人就挤了进来。当一看到躺在地上的是袁福生时，连长忍不住扑了过去，抱头大哭。袁福生得救了，他回到休养连，随即又转到铁锅城医院治疗，没几天就痊愈了。袁福生出院后，被调到军团直属队，之后又调补充团、五十三团、四十九团担任特派员工作。
巧捉汉奸
1938年春，袁福生被任命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锄奸股股长。这年7月初，部队进入到察哈尔省蔚县桃花堡附近。
根据侦察获悉，桃花堡一带没有日伪政权维持会，只有情报所便衣队，这些家伙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为分化瓦解敌人，袁福生奉命带领几名侦察员化装成北平日本宪兵，深入到桃花堡地区。
袁福生曾经学过两个多月的日语，此次通过详细研究，制定了一个慎密的行动方案。袁福生化装成日本宪兵队上尉，由一个“翻译官”两个“宪兵”紧紧跟随。他们带着王八盒子手枪，身挎东洋刀，在统一暗号之后开始出发了。
当天，袁福生一行就到了桃花堡镇，很快就把伪镇长找来了。那个镇长一见到是“日本人”，便点头哈腰地说：“不知皇军长官驾到，没能远迎，失礼了，请多海涵！”
袁福生从他话里断定这个伪镇长是“双料货”，因为面对“皇军”不用“太君”，倒用“长官”来了。于是马上给“随从”人员使了个暗号，“翻译官”站出来质问：“这位是太君，你怎么连称呼也不懂呢”？
“是，是，是！‘太君’光临有何训示，本镇长愿效犬马之劳。”
袁福生用日语说了几句。
“太君说有紧急任务，要你把治安团长、情报所长、便衣队长、维持会长统统找来，有要事交代。”“翻译官”翻译之后，伪镇长满脸笑容地说：“好！好！我就派人去找来！”
伪镇长热情招待，又是香烟瓜子，又是水果糕点，摆满了一桌子。袁福生除派一人担任警戒外，其余3人边吃边谈。这可把这个伪镇长忙得不亦乐乎。
一会儿，伪镇长进来报告：“太君久等了，多多原谅，现在人员到齐，请训示！”
袁福生来到东厢房，正在那里等候的头目们霍地都站了起来。
“太君说要大家坐下！”“翻译官”翻译道。
接着，按预定方案，一个侦察员进来向“太君”作报告。
“翻译官”讲完之后，他们都跟着“太君”走出了镇子，行至一公里多，到了侦察连埋伏的村庄，他们刚进一户大院落座，侦察连十几名持枪战士冲了进来。
“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们是八路军，专来捉汉奸卖国贼的。”
此时，“翻译官”站起来笑着说：“太君，已经把他们都领来了，请八路军接收，可不要打收条。”
袁福生立即命令战士把这班头目带到耒水地区，经过审讯和上级批准，处决了干尽坏事的情报所长、便衣队长，其余的经过教育释放。那个伪镇长感激八路军不杀之恩，表示洗心革面，不再做民族败类，要为抗日救国出一分力。
智斗群妖
1945年秋，正当八路军三五九旅随第二批南下部队在河南漯河打仗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了。可就在这时，蒋介石一面下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大部队的到来。很明显，蒋介石是妄图独吞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几天后，三五九旅传达了中央军委8月17日命令，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军委命令三五九旅和警备一旅抢在国民党接受部队到来之前，快速赶赴东北，参加接管东北敌伪政权。为了赢得时间，决定从两个旅中抽调营以上干部120名和少数警卫人员，组成一支精干小分队率先行动，从河北涉县向关外昼夜奔驰。
旅锄奸科长袁福生也参加了这个小分队，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日夜兼程，赶到了沈阳。由于长期做锄奸工作，他和同行的李俭珠等5人被分配到长春公安总局。李俭珠化名李成功，袁福生化名颜福胜。因为在此之前，公安总局已被国民党掌握，故只能以无党派的身份出现。
长春公安局的前身是伪满警察厅，掌握着整个东北警察、治安大权。国民党深知这个要害部门的极端重要性，故日军一投降，他们就派军统特务组织“真勇社”的头目张庆和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骗取了苏军和“抗联”的信任，抢先一步接管了公安总局，当上中将公安总局局长。袁福生一行的到来，完全出乎张庆和的意料。李俭珠当上少将副局长，袁福生当上准将警政司法科长，很快就上任了。 夜幕降临，长春街头不时传来阵阵枪声。此时袁福生正在卧室的椅子上反复思考：长春如今各派力量仍在这里较量，警察厅机构非常庞大，现在局里还有7个科，每个科一二百人，下面还有8个公安分局，总局警察就有5000多人，各色人等，无奇不有。对付这帮家伙，除了采取分化瓦解策略外，还必须有自己可靠的“铁拳”。眼下，要尽快建立稽查队，还要组织一支保卫队。
几天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活动，袁福生很快从进步青年学生和党有联系的青年工人中挑选了一批精干人员，成立了一个30多人的稽查队和一个拥有两个中队计200多人的保卫队。
这天下班了，袁福生正要离开办公室，突然，有人来见。原来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一见面就自我介绍说：“同志，我是桃兰县共产党部书记长李清……”
袁福生一听心里有了底：共产党不叫“书记长”，这个家伙连称县委书记这点起码常识也弄不清楚，显然是敌人派来搞试探的。他不露声色地说：“呀！请你把你的党证给我看看！”谁知这个草包连共产党当年不发党证的情况也不知道，还连连点头说：“党证……放在家里，没带……”
袁福生心里暗暗好笑，于是又问了一句：“那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是来这里接头的。”
此时，袁福生脸一沉，厉声道：“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正要抓‘共产党’，来人呀！把这个家伙押起来！”这下他慌了，赶忙跪下哀求：“长官，不要误会，我们是自己人。”袁福生打断了他的话，不由分说地把这个家伙押走了。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所谓“接管专员”。这个家伙满以为公安局尽是他们的人，所以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自我介绍说：“我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的。”
袁福生一看此举，就知道是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为了不让他占便宜，他故作冷笑地说：“你是冒充的，分明是延安派来的。”这家伙慌慌张张掏口袋说：“你不信？我这里有证件。”
袁福生看到证件写着：姓名王大忠，职务国民党中央政府巡视员，他把证件一丢，板着脸喝道：“这证件是假的，我一看就知道！”那家伙气急败坏直嚷嚷：“你不讲理，我要告你！”说着，就想往外溜。
袁福生把桌子一拍，大吼：“哪里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告诉你，这里是你进得来，出不去的地方。来人呀！把他关起来！”
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坏人，自然逃不脱应得的惩罚。
一天，袁福生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突然保卫大队长温良从看守所打来告急电话：科长，我们这里来了个“老毛子”（对俄国人的称呼），他带着转盘冲锋枪，强行要我们释放犯人。
“稳住他！我马上就到！”袁福生放下话筒，寻思：看守所关押的有伪满的日本皇后、皇太子、伪大臣、伪省长、中将宪兵司令，还有国民党的县书记长、公安局长，地下军大小头目等各种要犯，为何一个苏联军人竟闯到监狱强行要放犯人呢？想到这里，他果断地对警卫员说：“要稽查队来两个人，要抗联来个翻译，我们立即到看守所去！”
看守所门前，一个高个子蓄着大胡子的苏联军人肩挎转盘冲锋枪，正在指手画脚，哇啦哇啦地直叫喊。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满脸酒气冲天，举止昏昏然。
袁福生一走近，就示意翻译告诉他：我们是八路军的保卫人员，你老实一点。刚才还神气十足的“老毛子”，一听说是八路军的保卫人员，吓得目瞪口呆。说时迟，那时快，袁福生一挥手，两个稽查队员上前就下了他的枪。
经过审讯，这个人原来是苏联刚释放不久的劳改犯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急需兵员，苏联当局也就把这样的人补充到了部队。此人嗜酒好色，军统特务张庆和一伙就利用金钱和女人收买了他，妄图借他的手释放他们的人，然后再嫁祸于袁福生。殊不知，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一天，袁福生刚到办公室，一个日本人跑来对他耳语一阵，此人是日本派到警察厅的特务，叫松田一郎。松田一郎听到一伙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在二道沟开秘密会，于是，赶紧来向袁福生报告。
对此，袁福生通过其它途径证实可信之后，当机立断找来骑兵大队的魏大队长。此人是行伍出身的伪满军官，袁福生命他立即带领骑兵赶到二道沟。很快，就把正在秘密开会的国民党地下军大小头目全部抓到，其中有1名支队司令，3名团长和其他一些头目。
1946年初，袁福生被派往东满军区任保卫部部长，随即也将在长春公安总局掌握到的情况向有关部门汇了报。不久，中共东北局决定立即逮捕张庆和，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