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各地窑场几乎都曾烧制过陶瓷花器，它们的形制多种多样，装饰各擅其长，体量大小有别。以精美的器物搭配各色花卉，既可成为市坊间酒肆铺排的热闹点缀，也寄予了博雅君子朗风霁月的清疏士风，同时也呈现于民众奉祀神佛的堂供香火中。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热衷于以插花来装点生活。

插花渐成艺术

　　真正意义上的容器插花乃源于印度佛教中的供花仪式，《修行本起经》记载：“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宋代陈昉在其《颍川语小》中曾提出：“花有瓶，非古也。盖自释道献花始，今人遂取古鼎鼐尊罍之范，强名而用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佛教传入中土的影响外，本土的道教思想与玄学之风也日渐盛行，风流名士多浮心物外，寄情于山水花木。在当时的赏花活动中，还有聚芳、图花、以花木为友、为花木疗伤等风雅之举。直至隋唐五代，插花才真正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进入繁盛时期，不仅插花形式有了扩展，还出现了指导插花的艺术原则、插花品鉴专著及专门用于插花的花器，出现了专门的从业人员——卖花郎与种花师，以种花闻名的便有诸葛颖、王方庆、郭橐驼等人。这一时期，容器插花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除瓶花外，缸花、挂花、竹筒花、小品花、大堂花应运而生。上行下效，民间甚至出现了斗花之风。陈诗教《花里活》记载：“长安仕女春时斗花，以奇花多者为胜，皆以千金市名花植于庭院中，以备春时之斗。”
　　至宋代，花事之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端午节卖花人“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南宋赵蕃也有诗云：“昔人种田不种花，有花只数西湖家。只今西湖属官去，卖花乃亦遍户户。种田年年水旱伤，种花岁岁天时禳。安得家家弃籴米，尘甑炊香胜旖旎。”可见当时插花之风的繁盛。

皇家花事有讲究

　　宫廷插花艺术也在帝王、贵族的喜爱与推崇下快速发展，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他曾欣赏“并蒂牡丹”，德行禅师《四字经》中有李隆基论术数时提及“金瓶牡丹”“瓶里琼花”“瓶里梅花”的记载，这说明瓶花在唐代已不只为佛教独占，也作为其他信仰的仪式，并与日常审美装饰关系密切。
　　两宋宫廷及官府贵家在节日中往往会举行盛大的插花盛会，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载：“禁中赏花非一，……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姚黄、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至于梁栋窗户间，亦以湘筒贮水，麟次簇插，何翅万朵。”卷七载：“（禁中）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就中间沉香卓几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约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由此可知，宋代宫廷插花所用花材及花器的选择均有明确要求，以突出皇家富贵之意。
　　图1这件南宋官窑花盆则专供皇室栽种花卉使用，其呈海棠式，斜直壁，外敞，口沿嵌铜扣;下承四足，平底，中心留有一孔;通体施青釉，莹润光亮，釉面细碎开片，足端露胎，呈黑色。整件器物造型规整而端庄，殊为难得。
　　另据记载：“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由此可见，这些插花盛会一般由后苑修内司或“四司六局”等专门的职能机构负责，一般人家也可以花钱雇佣其进行代办。

花开路旁野酒家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说明寻常百姓在特定的节日也都要在家中点缀鲜花以迎合节令。
　　宋朝的酒家茶坊等商铺也喜欢用插花来装点门面。杨万里《道旁店》诗云：“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店家用瓶花点缀门面、营造氛围，吸引观者或茶客、食客，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丝艺术气息。青瓷花瓶在宋代龙泉窑生产数量较多，如图2这件青瓷双鱼耳瓶，尖圆唇，盘口，长颈，两侧对称置鱼耳，斜折肩，直壁，隐圈足。通体施青釉，圈足刮釉，露胎处呈现火石红。折肩瓶是宋代新出现的瓷器品种，汝窑、张公巷窑、南宋官窑等窑口均有生产，南宋中期以后逐渐在颈部两侧安置双耳。

　　除了龙泉窑之外，北方地区的磁州窑也曾生产过各式花器。比如图3这件花插，瓶口七孔，外口沿下折呈花边口，直颈，肩部较饱满，其上置六管，下腹部渐收，下置圈足;其通体施白釉，外底露胎，腹部戳印珍珠地，上划钱纹，造型尤为独特。
　　宋代许多花瓶孕育或脱胎于其他日用器具之中，或是相同器型多种功能交织使用，如酒馆中常见的梅瓶，瓶口细而颈短，丰肩、瘦底、圈足，器型简洁，既可插梅，也可作为酒器。比如图4这件磁州窑系的剔花梅瓶，小口，丰肩，下腹渐收，圈足外撇，通体施黑釉，腹部剔刻一周，呈现首尾相接的鱼纹。整件器物古朴自然，也是作插花之用。

文人与花为伴

　　在宋代雅事盛行的时代，酒与花都是文人喜爱之物，所谓“古瓶盛酒后簪花，花酒由来是一家”。文人插花，在花器造型的选择上则以小而简洁为审美准则。
　　扬无咎《点绛唇·小阁清幽》云：“小阁清幽，胆瓶高插梅千朵。主宾欢坐。不速还容我。”冯子振《梅花百咏·浸梅》云：“旋汲澄泉满胆瓶，一枝斜插置幽亭。”此两首诗词描写的瓶花都是以胆瓶插贮。胆瓶，其因器型如垂胆而得名，口直且小，而不泄花之神气;颈细且长，而容花枝;削肩，肩以下渐硕，腹下丰满，而容水。其造型简洁而优雅，线条流畅而俊逸，是文人插花中的常用器。
　　根据扬之水在《宋代花瓶》中的推论，可知在两宋诗词中出现的“胆瓶”可能是表述花瓶中的一大类，并不是具体指某一器型。如图5这件胆瓶，方唇，直口，细长颈，颈部修饰两道细弦纹，素雅大方;两侧对称置兽形双耳，下衔花形环;垂腹，下腹圆鼓，下置圈足，圈足旋削规整，修足精细;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勻净、光洁。

　　明清时期，人们对于插花的兴趣依然不减，并且出现了很多有关插花及插花所用花瓶的专著，如《瓶式》《瓶花谱》和《遵生八笺》等。明清时期的制瓷水平也进一步提升，出现了更多样式的花瓶，这些花瓶的造型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还加以创新。比如壁瓶在南宋时就已经出现，但图6 这类葫芦形青花五彩壁瓶则是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新出现的壁瓶样式。对于壁瓶在生活中的使用，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遵生八笺》一书记载：“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足见当时文人对壁瓶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