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这是一篇批评中国主流女权主义者的文章。开始前，先讲个旧事。今年奥运会，有网友和媒体批评体操运动员商春松的父母控制她的奖金，拿去给哥哥治病。小姑娘憋不住，表态希望大家不要攻击自己的家人，但有的女权主义者又开始刷存在感了。女权主义者的男性阶级兄弟高富强先生评论道：已经被原生家庭压榨的仅剩下骨头的奥运选手商春松本人发声了，老像很愤怒的样子，说不要指责她的家人。像我高富强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指出这种吸血鬼家庭的真相，让更多的女人觉醒。这一点都不残酷，残酷的是像商春松这样的受害者，受尽折磨而不自知。他进而跟帖道：女权主义者批评的正是商春松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幸福！
　　当我们在说中国女权主义者时，我们在说什么？女权主义无疑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你可以只是在学院里从事艰深性别批评的精英女权派；可以像女权贴吧里的多数原教旨主义女权癌那样，动辄要把男性打倒；你也可以像高富强这样援引一点粗浅的西方女权理论然后放进一个僵化的父权压迫女性的框架，对所有性别事件高举女权大旗无往而不胜；你也可以自觉地把女权议题同性少数（即非异性恋者）议题勾连，联合性少数阶级兄弟；你也可以怀抱一腔左翼热肠，下到基层，与工人阶级姐妹站在一起。
　　但不论你是哪种女权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你除了坐拥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之外，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形成一种道德霸权，而这种道德霸权可以从性别的领域延伸至社会生活的犄角旮旯，构成你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论，而最终造成的是两大后果：一，让异质的声音噤若寒蝉，因为没有一种声音能真正对坐拥千万网友支持的女权派构成舆论上的挑战；二，以启蒙教化的姿态逼你表态，如果“柳岩们”不出声，“商春松们”不出声，自有女权主义者急不可待要帮她们代言，并批评她们的沉默是不觉悟的表现；三，建立新的道德霸权，并且有从舆论批判上升到试图推动立法，全面监管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趋势。
　　当逼你表态时，像高富强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撕下了他/她们温情脉脉的面具，开始以启蒙教化的姿态“普渡众生”。这次商春松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华科泼水节也是一例。柳岩事件也是一样，鉴于各门各派女权主义者们在柳岩事件上立场空前一致，我先放过不表。
　　相比逼人表态，女权主义有另一个后果很少被人提出来讨论，就是压迫异质声音，噤若寒蝉。以近来层出不穷的性骚扰事件举例。平心而论，在主流女权主义者凭借“反性骚扰”建立起绝对道德霸权的今天，除了谴责性骚扰、呼吁立法审判量刑、声讨当事人之外，你还敢对“反性骚扰”事件作出别的思考吗？即便你作出了有别于主流的思考，不等女权主义者来声讨你，你早已被万千网友的口水声浪所吞没。譬如，最近我注意到的一个事件是，邢台一男老师疑因性侵学生被裸体示众。事件一出，女权主义者的第一反应是将这位老师定义为“衣冠禽兽”，然而是否有强奸性侵应遵无罪推定，涉性罪就可以如此公开羞辱，女权主义者还对这样的行为背后的暴力视若无睹，甚至拍手称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事件很快迎来反转，本以为是性侵在校生，但其实是19岁的已离校学生，并不是所谓的“师源性性侵”。但剧情反转又如何？道德高压已经弥漫，除了预先道德审判，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那么，这类女权主义为何能够拥有强大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与他/她们的认识论有关。
　　性社会家潘绥铭这样批评主流女权主义者：不谈男尊女卑之外的任何社会因素，似乎唯一任务就是痛骂“男权压迫”，似乎就连喜欢吃黄瓜还是土豆也是因为“父权制”。于是，在面对商春松这样的事件时，原生家庭对于女性的榨取想象性地成为了唯一的参照因素。
　　以高富强这一派女权主义者只看得到性别，看不到性/别。为什么性别间有一个斜杠？以亚洲性/别研究重镇著称的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机构名称里就有这一根斜杠。按照创办人何春蕤、宁应斌的说法，“性/别”是想表达“性”和“性别”中有明显的“别”，即差异。除了有男、女跨性别之别，各自还有内部差异：有异性恋与同性恋以及其他很多各种“恋”之别。“性/别”也表达了与其他参数如阶级、种族等的复杂关联。总之，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斜杠来呈现出性和性别间的多元性，而非主流女权主义者眼中父权压迫女性这样简单的权力关系。然而，在高富強这样的女权主义者眼里，只有简化的两性权力，而对别的社会关系轴线通通视而不见。
　　该怎样去描述高富强这样的女权主义呢？我不想用“女权屌”这样的说法，我想用文学研究者薛毅在批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时提出的一个词叫“短路”，所谓的短路指的是女权主义成了一个万试万灵的方法，抽离出背后的复杂的语境和结构，造成的结果是，在许多女权主义者那里，女权主义成了唯一的认识框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审视《老炮儿》《百鸟朝凤》等电影时，有一些人拿出女性主义的放大镜，批评这些电影中性别观念的落后，甚至认为这样的电影无法走出国门的原因是因为电影透露出的直男癌气息，是中国电影的耻辱。以女权主义作为唯一的方法论，以价值判断取代对一部电影的艺术价值的评判。再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美国大选希拉里败北，李银河老师就写了篇文章说我们还是没能打破职场天花板。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娱乐明星都比李老师看得清楚，有一位明星说我不会根据一个生殖器官来投票。拿女权主义思维来思考为什么美国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无疑掩盖了更重要的社会现实：对自身境况愈感绝望的白人男性已经厌倦了形形色色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确。尽管近些年来这类思维短路的中国女权主义对于思想界的贡献微乎其微，但他/她们显然已经成功地成为议题设置者，以其一贯不容分说的道德立场在民间积蓄起强大的情绪能量。然而，如此这般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公共情绪对女权自身的发展真的好吗？未必。当女权成为公共情绪的导火索的时候，社会大众也已经无力也无心再去仔细分辨女权内部的千差万别和立场分歧。 　　最后，要说到最被中国大陆媒体和大众忽视的事实是：女权主义在民间建立起的绝对政治正确大有取代男权和父权、建立新的道德霸权之势，而且这种霸权正在蔓延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肌理中。
　　在论述这一点前，我们可以台湾为参照。这些年，台湾的主流女性主义者以保护女性、保护儿童为名，推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骚扰防治法》等。如此一来，当面骂人可以招致“公开侮辱罪”，在网上匿名发布分享自己的性经验，彼此交换私密图片，现在都有可能上升到刑事案件被起诉。在过去，性的法制化没有全面实施之前，社会有充足的弹性空间来容纳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戏谑，即便有不舒服，也不觉得怎么样，不必要上纲上线到法律的层面，这个社会有更多元更包容的情欲空间。然而据说，今天，如果父亲和幼女一起赤裸洗澡，会被舆论认为是性骚扰。
　　当然，在中国大陆，女权主义者还远没有强大到像台湾那样能和立法者讨价还价或共谋共生的地步，但她们显然已经在致力于将种种和性有关的问题纳入法制的轨道。譬如在华科泼水节风波之后，有女权主义者明确呼吁中国需要一部《反性骚扰法》。尽管相较于台湾，大陆涉性的法制化还难以望其项背，但在主流女权主义的策动和攻势下，民间已然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情感结构。举两个笔者自身经历的例子。在做性教育媒体的新媒体运营工作时，我曾发布一张日本导演新藤兼人的作品《落叶树》里妈妈给幼儿洗澡时亲吻了一下他的阴茎的剧照，结果引来网友一片骂声，说性骚扰的有之，说感觉生理不适的有之，但很少有人觉得这只是母亲表达一种无伤大雅的母爱表达。另一个例子是，在一个针对30岁左右年轻男性的性观念的焦点小组访谈时，当问到大家周围有没有过性骚扰的经历时，有一位受访者说，她妻子开会时，有一位后排的男同事一直在盯着她的电脑看，她觉得这构成了性骚扰。天地良心，在如此强大的反性骚扰舆论之下，性骚扰的边界已然模糊到了这样的地步！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女权主义的逻辑已经渐渐溢出传统意義上的性别领域，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女权主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后，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在台湾学者宁应斌看来，这是一种阶级治理。在台湾，主流女性主义者推动通过一系列保护儿童少年的法律，这种对于儿童少年的治理的实质是对下层阶级的支配，它是通过家庭亲子的文明化与娇贵化实现的。通过这样的文明化与娇贵化，完成了阶级区分（区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文明程度）和国族区分（比如区分台湾和大陆的文明程度）。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文明化、娇贵化的逻辑也在大陆暗流涌动，而其始作俑者正是女权主义者，她们是最娴熟地操纵“文明/野蛮”、“东方/西方”辞令的意见领袖。
　　在大陆的语境下，这个文明化是通过“直男癌”的命名实现的，通过将中国男性命名为“直男癌”，我们确认了精英与下层的阶级界限，确认了东方与西方间的文明等级。譬如，在柳岩事件中，一个普遍被放大的由头是，有的女权主义者把中国的闹婚习俗视作野蛮，而西方婚礼则彬彬有礼，同时，以此来佐证中国男性不绅士，西方男性很绅士。
　　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疯转朋友圈，题目是《为什么西方女权更“低调”时，中国女权运动愈发“激进化”？》。恕我直言，如果中国女权运动的所谓“激进”是造成一种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舆论环境，是对社会情境中的复杂多元抹杀，是缩减自由的情欲氛围和情欲文化，是以女权主义为唯一参照系丈量一切社会议题，是建立一种不容分辩的道德霸权和文明等级，那么，这类所谓的“激进”，按照宁应斌的说法，应该叫“道德进步主义”，这种“道德进步主义”与传统的“道德保守主义”估计也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