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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会老去，经历了寒来暑往的风吹雨打和历代社会变革中的人为踩踏、涂抹，正面已经近乎一座无字碑，刻字消逝于斑驳的历史中，只有一旁的展览牌揭示它原本的模样——“明故义士佘公之墓碑”。
“佘公”墓旁是袁崇焕的墓地，如今叫作“袁崇焕墓和祠”，在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佘家人在这里守着袁崇焕的墓，已历17代，坚持了390年。
2002年，袁崇焕墓祠归于国家统一管理，周边的拆迁重建渐次展开，佘家不得不离开。第17代守墓人佘幼芝和丈夫焦立江搬到了石景山，俩人年岁渐老、疾病缠身，但经常换乘两班公交车来看墓祠，扫扫落叶，浇浇水，有时也给游客讲讲历史。
2020年8月，佘幼芝在京去世，享年81歲。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她之后写下，“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你们佘家却为一个人守墓三百多年，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地图显示袁崇焕墓祠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斜街52号，藏在一片居民区里。在小区里一打听，居民都知道这个墓和祠，也都知道佘幼芝。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为一块墓碑奔走了一辈子的女人是“佘疯子”。随着佘幼芝去世，她和她的家族此前数百年的历史，在这个不起眼的巷子中渐渐模糊。
“不能在我这里断了”
社会变幻不定，连一块墓碑，也命途多舛。
上世纪70年代，传说袁崇焕的头是金子做的，有人推倒墓碑，刨开坟，但什么也没找到，只在月光下留了个黑黢黢的大坑。
那时，佘家看守袁崇焕墓已经三百多年，为了一句祖辈遗训。这要从“盗头”的故事说起。
公元1630年8月，明崇祯三年，名将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凌迟处死。北京城的百姓争买其肉下酒吃。顷刻间，袁崇焕骨肉俱尽，只剩下一颗头颅。
九个月前，在与刑场一墙之隔的广渠门外城壕之中，袁崇焕曾率领将士死战，击退十倍于己的后金大军。袁崇焕解京师之围不久，遭魏忠贤余党弹劾，后金主将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最终，袁崇焕被崇祯帝朱由检以通敌、议和等罪名冤杀。
袁崇焕死后，尸骸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佘的“仆人”，广东顺德马江人，半夜去偷了头颅，埋在广渠门内的自家后院。
“佘义士”盗头之后，告别朝堂、留在北京，临终前，给后代留下三条遗训：
在北京守护袁墓，不得回广东老家;
不得做官;
要读书明理。
当时，袁崇焕身系“反”罪，佘家只敢偷偷收葬。历史的重担系于小人物身上，往往意味着道不明的代价，这家人背负秘密，直到乾隆年间袁崇焕被平反。
佘家收葬袁崇焕后，世代为其守墓。“文革”期间，传到了第17代，男丁有佘宝林，也就是佘幼芝的堂兄。佘幼芝刚生女儿，发着烧，出院后听到墓地遭劫的消息。夜里两三点钟，她和丈夫焦立江偷偷过去，只看到个大坑，眼泪止不住哗哗往下流。
很快，堂兄一家搬走了。佘幼芝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佘家有传统，家人下班后得先去老屋问安，那天她到伯母家去，叫门没人应，屋里已空空如也。
之后的几年，她找过堂兄，但一直没下落。动荡年代里，无暇做更多的事情，佘幼芝就在此时接下守墓人的最后一棒。
佘幼芝出生于1939年，八岁丧父，和母亲一起生活，作为女娃，她原本只是家族守墓的旁观者。她小时候听大伯介绍先祖，说是“磨石”，跑去问妈妈，才知道是“谋士”，这也是家传的说法。
袁崇焕在乾隆时期平反后，常有广东同乡到广渠门内拜谒。佘幼芝小时候，看家里时不时来人到后院拜谒，作为女孩子，很多时候她不上正厅，就在祠堂门口听大人们在里面谈论，渐渐知道了家里守墓的事情。
直到进入新世纪，大约2001、2002年，墓祠周边拆迁，佘幼芝才有堂兄的消息。佘宝林后来在一档节目上讲述，当年国家支援三线建设，单位要求，他没得选，要么离开，要么“丢饭碗”。
古代家族传统历来是“传男不传女”，佘幼芝是17代守墓人里唯一一位女性。她没办法，“不能在我这里断了。”
“离开这就不叫守墓了”
过去的数百年历史中，袁崇焕的墓碑在时局起伏中承受着不同的命运。
袁崇焕死后，偷来头颅的佘家先祖“佘义士”不敢声张，简单埋在家后院，墓碑上没有“袁崇焕”三个字。当年的佘家属于高门大院，大院占地面积广，因为是广东人，佘家把后院这一片地辟为义园，在北京去世的广东人很多都埋在那里，也能掩人耳目。
整片地方叫佘家营，后来叫佘家村、佘家湾，最后叫佘家馆。佘幼芝一家就住在佘家馆1号。1970年，北京行政区划调整，街名改为东花市斜街52号。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属于佘家的大片土地交给国家，后来的北京市第59中学就兴建在这里;“文革”后，原来佘家人住的大院变成了“大杂院”，最多的时候，住了二十几户人家。
和佘幼芝结婚的时候，焦立江对“守墓”并不知情，按当时的情况，家里男丁还在，守墓的事也确实落不到佘幼芝头上。直到佘宝林离开，佘幼芝成了守墓人。
“文革”期间，佘家大院挤进来二十几户人家，佘幼芝和丈夫只得搬到小屋住，那里原先是“羊圈”，房子潮湿，一下雨，水倒灌进屋，床底下能长出蘑菇。
焦立江是小学老师，很看重对子女的教育，觉得大杂院的环境不好，经常提“孟母三迁”，想一家人搬到别的地方去。
佘幼芝不同意，“离开这就不叫守墓了，我走了就没人了。”两个人闹得厉害，甚至要离婚，立了字据，家里几个枕头、几双筷子的分家单都写好了。
最后，婚没离，焦立江成了另一个佘幼芝，此后数年和她相互扶持，为墓祠的重建多方奔走。
重新把墓立起来
无名的墓碑因平反广受拜谒，又因为社会运动被推倒，在这块墓碑上，一层新的历史总能掩盖旧的部分。佘幼芝真正开始为袁崇焕墓祠重建而奔走，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佘幼芝）这种人，上哪儿找，没有，”2020年10月，85岁的蒋建国回忆当年和佘幼芝打交道，觉得她性子很硬。
蒋建国是蒋光鼐的儿子，籍贯广东。1959年，他成为“右派”、“反革命”，到甘肃待了20年。1987年，作为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蒋建国出席记者招待会，介绍民革的一些委员。
佘幼芝在电视上看到蒋建国的发言，知道了过去常来墓祠的那些前辈的后人们，默默记下来。没几天，她到北京市政协找蒋建国。
新中国成立后，原属佘家的大片土地被收走，一大家子一度靠广东会馆财产委员会过活，每个月到主任委员蔡廷锴那边，领两百多斤小米。
1950年代初，蔡廷锴去给袁崇焕扫墓时，佘家有个穿长袍的男子在一侧。佘幼芝拿出当时的照片给蒋建国看。
蒋建国听完佘幼芝的讲述，很快来到佘家看望。当时佘幼芝一家人还挤在那间改造后的“羊圈”里。
从1987年开始，14年里，蒋建国在政协提案8次，都和袁崇焕墓祠的重建有关。但重建并不容易。
重建墓祠的前提是先清退住户。佘家院里住了二十几户人家，让他们离开不容易。
事情迟迟没有进展，蒋建国一次又一次提案。1952年，按照北京城市改造规划，城区内墓地外迁，袁崇焕墓也在此列。这一年5月14日，柳亚子、章士钊、叶恭绰、李济深四人上书毛泽东请求保护袁崇焕墓。毛泽东回复，“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这一批示成为此后袁崇焕墓祠得以重建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重建墓祠的事，蒋建国和佘幼芝交流频繁，成了朋友，“她一直为这个事奔走，我很佩服她。”作为当时政府机构助推此事的重要官员，蒋建国放话，“袁祠墓不恢复，我就不退休。”最终，在他和佘家的努力下，袁崇焕墓祠重修获批。
1992年，袁墓修复完成。那年清明节，蒋建国去看了新墓。此后数年的清明节，他只要在北京，都会来看一看，一直到近年走不动了。
修复袁崇焕墓祠阻碍重重，佘家的人命运也随之波澜起伏。
今年65岁的郑长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见证了佘幼芝的坚守。二十年前，郑长明在中国煤矿文工团供职，给中央电视台做一档节目，其中一期是“北京胡同与历史名人”，经清史研究所的老师介绍，认识了佘幼芝。
郑长明拍过很多手艺人、传承派，“但人家是靠它吃饭、养家，（守墓）这个事业，比较悲凉，受苦、受累、不讨好，注定走向衰落。”这让郑长明感到震撼，并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跟拍记录，目击了一家人的变化和袁墓祠的变化。墓园重建等重要场合，佘幼芝都会提前知会郑长明。
郑长明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文革”结束后，政府出台政策保护文物，佘幼芝看到了希望，多方联系广东的袁氏宗亲会。建立联系后，宗亲会的人要来看墓园。当时正值北京亚运会前夕，整个城市都在倾力打造形象。北京的相关文物保护单位找到佘家，连夜立起了碑。当时天色暗，还把墓碑的底座装反了。
郑长明向本刊记者转述佘幼芝的话，她内心觉得还得继续守下去、呼吁政府更加重视。佘幼芝四处递材料、上访、找相关机构的领导。那些年，她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她当时在北京市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单位领导知道后劝她，“别人都为活人忙，你为死人忙，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佘幼芝生病住院，听说广东那边关注袁崇焕墓祠的人来北京，约见了一面。回医院的时候，她饿了。焦立江说天气冷，出去买吃的，让她在商店等。
恰好遇到一位同事，对她嘘寒问暖。回到单位后，领导以医药费无法实报实销为由，劝佘幼芝出院回来上班。后来，和其他同事闲聊时，佘幼芝才知道，在商店遇见的同事回去后，跟领导说自己不上班是在逛商店。
作为直接见证人，提起佘幼芝奔走中经历的苦难，郑长明忍不住感叹，“这么孱弱的一个女人，走路晃晃悠悠，她的坚毅不是外表体现的，是祖先传下来的精神支持。”
进入新世纪，袁崇焕墓祠所在居民区开始拆迁重建工作。郑长明记得，那时佘家大院里住了二十几户人，他去拍攝，在如今祠堂位置的墙壁上，刻着些文字，他想让佘幼芝对照讲一讲历史。 敲开一个年轻人的门，对方冷冷拒绝，说家里孩子感冒了，不方便。出大院的时候，佘幼芝看到那个年轻人的爱人抱着孩子在门口玩，上去打招呼，“你孩子病好了？”对方答，“孩子一直都好好的，没事儿啊。”
相比委婉的冷漠，更难面对的是直接冲突。重修袁崇焕墓祠，要把“文革”期间住进来的人清走;市政规划也对这一带有拆迁要求。邻居们不了解，以为佘幼芝要把他们赶出去，進出门都不给佘家人好脸色，“佘疯子”的绰号也就越传越广。
任何来大院的人，都能感觉到这种微妙的邻里关系。李彩云也是长期关注重修袁崇焕墓祠的一员。她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北京作协，妹妹是焦立江的同事，辗转听说了这个事情。
李彩云第一次见到佘幼芝时，佘家人挤住在袁祠靠西边的偏房，潮湿狭窄。当时佘幼芝的女儿焦颖刚结婚，住在里面一小间，佘幼芝和丈夫住在外间，儿子焦平住在厅里。李彩云走进这个大杂院，明显感觉到邻居对佘家人的不满。
李彩云帮着写材料、联系袁氏宗亲会，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袁祠墓。1996年，李彩云在《北京政协》上发表文章《众手扶起的墓碑》，记载了重修袁崇焕墓祠背后的故事。
守的是忠义精神
墓碑沉默如历史本身，佘家数代守墓的故事，也被白耀灿以另外的形式讲述着。
2001年，由白耀灿独立编剧的话剧《袁崇焕之死》在香港首演，500人的剧场场场全满、连演5场。话剧名为“袁崇焕之死”，但用了大篇幅讲述佘家守墓的故事，“主角是佘家，但要用袁崇焕之死来开启，这个历史人物普通人都知道。如果当时直接写佘家守墓，可能没多少人知道。”白耀灿对本刊记者解释。
2012年，香港教育局为高中中国语文课重新编教材，从香港本土的戏剧中选出10个剧本，供戏剧选修课的学生学习，其中一个就是《袁崇焕之死》。
白耀灿今年68岁，已经退休十几年，过去在香港一所高中教历史。他祖籍广东，自小喜欢历史，每每读到袁崇焕都觉得他死得太惨、太冤，“说他卖国卖国，其实他最忠最勇。”袁崇焕行刑前，写过一首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
机缘巧合，1998年暑假，白耀灿到北京交流。离京前一晚，他偶然在《文汇报》上读到一整版讲佘家守墓三百多年的故事。“忠义精神”，他教习的历史书本里常有，“但像个空洞的概念，不是眼前的，我想去看看佘幼芝。”看到佘家的简陋居所，他“难以想象这里原来是很雄伟的纪念袁崇焕的祠”。
那时候，北京59中的大楼把墓园半包围起来，东边是职工楼，西边是传达室、办公室，要到墓园需经过学校大门，学校觉得因此带来“麻烦”。加之当时佘幼芝不断上访，要求恢复袁崇焕墓祠，学校认为她是要把自己赶走，校长对佘幼芝直言，“别人为了活人，你为了死人这么到处折腾，影响我们学校。”
白耀灿转述佘幼芝当时的苦楚，学校让学生们在操场推圆球，把它推到袁墓，很多砖破了。佘幼芝没说话，默默把砖补好。学校把食堂厨房的排烟口对着佘家人住的方向，滚滚黑烟，焦立江晚上备课不得安宁，经常咳嗽。
白耀灿和佘幼芝聊了两个钟头，于当天下午飞回香港。临走前，他给佘家人清唱了一首《我们举杯》：“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同我们欢聚一起＼让我们＼为自由的祖国＼为光辉的使命＼干一杯＼再干一杯……”这是苏联战地聚会的酒歌，在当时很流行。
白耀灿觉得歌词饱含着大学生对理想的纯真渴望，有一种闪闪发光的坚持，正像佘幼芝带给他的感动，“好像科幻小说里的外星人，本来存在于想象，突然出现在眼前，惊讶又感动。”
后来，白耀灿为写剧本，又三次拜访佘幼芝。话剧公演时，他邀请佘幼芝一家人去看。演出结束后，佘幼芝泪流满面。有记者采访这一家人，“佘家守墓什么时候结束？”
儿子焦平当即回答，“不会结束，永远守下去。”
佘幼芝听完，觉得回答唐突，任何事要善始善终，“永远”没有那么容易。意外的是，命运以另外一种方式，印证了这个回答。
2002年，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重修了袁崇焕故居，之后又建了规模不小的袁崇焕纪念园。东莞有关方面多次邀请佘幼芝、焦立江去广东工作。佘幼芝坚持遵照家训，守在北京袁墓。
后来，东莞方面再次提出，如果佘幼芝夫妇不能前去，可否由佘幼芝的儿子焦平去东莞袁崇焕纪念馆工作。
焦平答应了，当时他在苏州的一家公司工作，待遇比东莞那边好很多。焦平先去吉林女朋友家跟未来的岳父岳母辞行，之后再计划奔赴广东。
不幸的是，焦平在吉林出车祸去世，年仅28岁。“我儿子活着的时候你们要他去，现在死了，你们还要不要？”佘幼芝问，东莞方面决定在袁崇焕的陵园里安放焦平的骨灰，还邀请佘幼芝与焦立江立即乘飞机前去。
作家陈光中一直在关注佘家守墓的故事。佘幼芝夫妇去广州前夕，陈光中前去看望，回忆当时的场景，久久不能平静。
焦平的骨灰盒放在佘家客厅正中的方桌上，盒上摆放的是一张公共汽车月票。那是2003年6月苏州市的月票，上面只有一张一寸照片，照片上是一张充满青春朝气的面庞。
骨灰盒旁边放了碗打卤面，是北京普通家庭最常吃的。佘幼芝坐在一旁哭，“春节的时候，儿子回来，说想吃我做的面条。那天家里有客人，我说顾不上给你单做面条了，等下回吧。哪想到，哪想到……”
历史的一个段落结束了
过去390年，历经17代人，墓碑静立在园内。本刊记者几次前去，看到园内一片崭新面貌，墓前放着鲜花，应该是经常有人来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