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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久久打量着这张母亲烧着土灶时的旧照片。我看到的似乎不是土灶,而是一个人的时光和轨迹。
我的村庄消失之后,我用了5年时间筹划一本关于故乡和青春的集子。中间有一页插图,是设计师坚持用的。我开始觉得并不好,那是我用手机随手拍的一张老家灶台照片,画面灰暗,灶膛里的火光是照片的“亮点”,但以黑白图片的方式印出来,就看不出这个“亮点”了。而且,“设计感”弱了一点。
“你听我的,没错。”设计师是我的石友。这是他活了三十多年设计的第一本书。
2013年春天的某个时候,母亲在土灶前烧饭,等我炒菜,我用手机偷拍了这个场景。村里的拆迁是从那个夏天开始的。我到处乱拍,希望留下一点记忆。
本地村庄原来多是土灶,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煤气灶渐渐成为主流。我们家,是不多的仍然以大锅土灶为主的人家之一。
母亲爱烧土灶,有两个原因。一是她积年打的柴火太多了,得烧掉,不能浪费。那些从田间地头割来的蒿草、秸秆,那些从山里扒拉来的松针、灌木,是一本无字书,写着母亲的青春时光。二是大锅烧菜,香。大锅焖饭菜是农耕社会的一种“旧制度”,母亲经常笑话我的,就是“小锅小灶炒的菜不好吃”。我表示服气。母亲用土灶大锅大火烧热菜籽油,让茄子加豇豆在油烟里翻腾,然后合上锅盖,小火焖上。这菜我能赞一辈子。
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天天去看望父母。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法子变出三两“好菜”,咸鸭蛋,咸肉,都算。而在无数的日子里,他们粗茶淡饭。滚刀块的茄子烧豇豆,清汤菊花脑,鸡毛菜……土灶菜系的历史,和他们的岁月一样长。
我所拍的灶台,是我记事起,我家的第三个灶台。这座灶台就建在我当兵前的卧室加书房里。我当兵后,这座依老屋而盖的七尺小屋,做过一阵奶奶的临时卧室。家里起了楼房后,奶奶搬进新房间,这座小屋被改成厨房。
这间厨房挺热闹,来串门的人不少,成了母亲的会客厅。我见过母亲和她的伙伴们,用大铁锅炒青茶叶,这是我喜欢喝的手工茶。因为这种喜欢,母亲愿意和伙伴们走上十几里的路,找来原料。冬天下雪的时候,大铁锅就会“笃”上咸货,这是我喜欢吃的“极品”。因为这种喜欢,母亲愿意焖一锅咸鸡咸鸭五香味的香腸,等我从城里回到村庄,回到灶台前。
自我转业回到南京之后,厨房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每逢年节,母亲都会把炒菜的大权让渡给我,她安静做一个烧火的。那些菜,早就洗净切好,和肉食搭配好,就等我回来系上围腰,往油锅里倾倒了。
母亲会让父亲电话一遍遍催促我,“早点来”。母亲是个急性子。这边炒,那边桌上摆碗筷,倒酒。我的到来,开启的是一种仪式。
在母亲“盛极一时”的时光里,炒菜必须是她的事。他人可以帮忙,但不能“夺铲”。她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灶台之主。烧什么柴火,从柴堆取多大的量,火头烧大还是烧小,先炸豆腐还是先炸肉圆,诸般事,都由母亲来定。
在重要时刻,从灶台让位,这是母亲老去的标志。
在不如意或者满心欢喜的时候,我们的胃和心,都会想念母亲的手艺。打个电话给母亲,“晚上我回来吃饭”。电话那头永远是“好啊。晓得了。”尽管那一刻,母亲也许正在没有开灯的厨房里,默默收拾着一只空盘子和一只蓝釉老碗。
我久久打量着这张母亲烧着土灶时的旧照片。我看到的似乎不是土灶,而是一个人的时光和轨迹。余生,我们再也没有了这一座可以让松毛烧得奇香,可以让茅草炸得噼里啪啦的土灶。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热气腾腾的灶台前,母亲一直在那里,站着或者坐着。
于雅摘自《新华日报》
我的村庄消失之后,我用了5年时间筹划一本关于故乡和青春的集子。中间有一页插图,是设计师坚持用的。我开始觉得并不好,那是我用手机随手拍的一张老家灶台照片,画面灰暗,灶膛里的火光是照片的“亮点”,但以黑白图片的方式印出来,就看不出这个“亮点”了。而且,“设计感”弱了一点。
“你听我的,没错。”设计师是我的石友。这是他活了三十多年设计的第一本书。
2013年春天的某个时候,母亲在土灶前烧饭,等我炒菜,我用手机偷拍了这个场景。村里的拆迁是从那个夏天开始的。我到处乱拍,希望留下一点记忆。
本地村庄原来多是土灶,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煤气灶渐渐成为主流。我们家,是不多的仍然以大锅土灶为主的人家之一。
母亲爱烧土灶,有两个原因。一是她积年打的柴火太多了,得烧掉,不能浪费。那些从田间地头割来的蒿草、秸秆,那些从山里扒拉来的松针、灌木,是一本无字书,写着母亲的青春时光。二是大锅烧菜,香。大锅焖饭菜是农耕社会的一种“旧制度”,母亲经常笑话我的,就是“小锅小灶炒的菜不好吃”。我表示服气。母亲用土灶大锅大火烧热菜籽油,让茄子加豇豆在油烟里翻腾,然后合上锅盖,小火焖上。这菜我能赞一辈子。
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天天去看望父母。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法子变出三两“好菜”,咸鸭蛋,咸肉,都算。而在无数的日子里,他们粗茶淡饭。滚刀块的茄子烧豇豆,清汤菊花脑,鸡毛菜……土灶菜系的历史,和他们的岁月一样长。
我所拍的灶台,是我记事起,我家的第三个灶台。这座灶台就建在我当兵前的卧室加书房里。我当兵后,这座依老屋而盖的七尺小屋,做过一阵奶奶的临时卧室。家里起了楼房后,奶奶搬进新房间,这座小屋被改成厨房。
这间厨房挺热闹,来串门的人不少,成了母亲的会客厅。我见过母亲和她的伙伴们,用大铁锅炒青茶叶,这是我喜欢喝的手工茶。因为这种喜欢,母亲愿意和伙伴们走上十几里的路,找来原料。冬天下雪的时候,大铁锅就会“笃”上咸货,这是我喜欢吃的“极品”。因为这种喜欢,母亲愿意焖一锅咸鸡咸鸭五香味的香腸,等我从城里回到村庄,回到灶台前。
自我转业回到南京之后,厨房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每逢年节,母亲都会把炒菜的大权让渡给我,她安静做一个烧火的。那些菜,早就洗净切好,和肉食搭配好,就等我回来系上围腰,往油锅里倾倒了。
母亲会让父亲电话一遍遍催促我,“早点来”。母亲是个急性子。这边炒,那边桌上摆碗筷,倒酒。我的到来,开启的是一种仪式。
在母亲“盛极一时”的时光里,炒菜必须是她的事。他人可以帮忙,但不能“夺铲”。她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灶台之主。烧什么柴火,从柴堆取多大的量,火头烧大还是烧小,先炸豆腐还是先炸肉圆,诸般事,都由母亲来定。
在重要时刻,从灶台让位,这是母亲老去的标志。
在不如意或者满心欢喜的时候,我们的胃和心,都会想念母亲的手艺。打个电话给母亲,“晚上我回来吃饭”。电话那头永远是“好啊。晓得了。”尽管那一刻,母亲也许正在没有开灯的厨房里,默默收拾着一只空盘子和一只蓝釉老碗。
我久久打量着这张母亲烧着土灶时的旧照片。我看到的似乎不是土灶,而是一个人的时光和轨迹。余生,我们再也没有了这一座可以让松毛烧得奇香,可以让茅草炸得噼里啪啦的土灶。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热气腾腾的灶台前,母亲一直在那里,站着或者坐着。
于雅摘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