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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公益基金会向来以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小伙伴、推动行业发展为名，无论是“银杏计划”还是“景行计划”，都为其在公益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同样，在突发自然灾害面前，南都公益基金会也着眼于资助，做强有力的支持后盾，通过资助之道来协作、引导民间NGO救灾，促进其能力建设。
地震发生，作为一家非公募且定位于资助的基金会，如何回应救灾需求？和公募基金会相比，非公募基金会的筹款渠道受限；和操作型基金会相比，资助型基金会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救援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无用武之地。
“我们不是直接救灾、组织救援，而是支持NGO前往救灾。我们平时做得比较多，支持做减灾、防灾教育的NGO，搭建民间组织行动学习网络，提高他们专业救灾的能力。”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说道。
南都公益基金会向来以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小伙伴、推动行业发展为名，无论是“银杏计划”还是“景行计划”，都为其在公益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同样，在突发自然灾害面前，南都公益基金会也着眼于资助，做强有力的支持后盾，通过资助之道来协作、引导民间NGO救灾，促进其能力建设。
救援队的后盾
鲁甸地震之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紧急启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资助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工作。地震第二天，国家应急响应级别从三级提升为一级，大幅加拨援震物资。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和云南省协力公益支持中心等多家民间救灾组织发起的“鲁甸抗震救灾民间协作大本营”正式建立，由县团委牵线联络，建立在位于鲁甸县世纪大道延长线的特殊教育学校。
据和川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安平公益联合发起人贺永强介绍，地震发生之后，鲁甸来了很多救援队，进行搜救工作。搜救队的工作周期较短，一般是一周左右便会结束。而很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将陆续进入灾区。事实上，目前灾区的“大本营”有五六家，大都为民间救灾组织服务，保障生活，以便于开展救灾工作。该大本营可供10人同时办公，操场可停靠50辆轿车或10辆大货车，有一个可供30人开会的会议室。在住宿方面，则有24个女生床位及40个男生床位。当天上午，平安星即与当地团委合作，对200多名志愿者进行安全培训。
民间协作大本营获得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据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冯元介绍，地震发生之后，南都公益基金会与成都授渔公益达成共识，基金会将出资资助授渔公益协调大本营事宜，将雅安的民间协作经验复制到云南。“4日当天我们已经达成了资助意向，等授渔公益提交项目预算。”
8月6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即审批通过了第一笔资助，资助大本营的运营行政费用，资助金额为8万元，主要包括平台的办公、志愿者培训等内容，以期通过推动民间力量在灾害应对中的写作，实现有序有效参与。
在地震之后的紧急情况下，南都公益基金会对民间协作大本营的资助审批，不超过三天。“具体的一些事项我们可以后补。”刘洲鸿说道。
事实上，之所以迅速达成资助意向，原因在于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汶川、雅安地震之后，南都公益基金会陆续支持了灾害救援领域的一些公益项目，而着眼于公益人才培养的“银杏计划”也聚集了众多民间组织的骨干，形成了稳定的伙伴关系。因此，一旦灾害发生，南都公益基金会即与前线公益组织联系，询问是否需要支持。“如果他们已经有想法了，也会和我们联系。”
“正面灾害观”
从2008年至今，历次大灾之后，爱心人士驰援灾区，却也造成无序状况，堵塞交通，资源重复浪费。去年雅安地震之后，众多公益组织涌入雅安，却发现地震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而一些公益组织在雅安地震之后募款过度膨胀，超过自身能力所及，一时无法消化。
有鉴于此，8月5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官网发布鲁甸地震救灾策略，呼吁在需求评估的基础上再进入灾区，同时首次提出“正面灾害观”的说法。
正面灾害观呼吁人们树立对灾害的正面认识，认为灾害是人类所需要面对的正常生存挑战之一，“人类文明即是在回应包括灾害在内的各种挑战中构建起来的”，而且“灾害对于人类来说具有能力激活、沟通、醒世作用”。
“这是我们以往救灾过程中的体会，”刘洲鸿说，“其实灾害一直就有，但是如果引导得好，也能激发公民参与的意识，引导不好的话，就容易造成资源的堰塞湖。”他特别强调，资源是有周期性的，大灾来临的时候捐赠非常多，灾区一时消化不了，NGO的能力也不足以应对。因此，南都公益基金会号召基金会行业多注重平时对公益伙伴的支持与能力建设，而不需急于在突发灾害时花掉大量资金。
此外，正面灾害观还指出，民间组织需要重点关注非物质损失和非物质建设。其中，非物质损失是指灾害及不当救援和重建对社会资本、制度、文化、精神等造成的损失；非物质建设则是指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等关系重建。南都公益基金会发现，在以往的灾后重建中，物质损失和物质建设容易得到政府的重视，而恰恰是社会关系重建、心理建设等非物质建设更难恢复，却更容易被忽视。
倡导新的救灾策略
如何通过有效的资助策略来引导民间组织关注非物质建设？
在发布资助策略之前，南都公益基金会将相关的公益伙伴召集，一起讨论。在正面灾害观的想法下，形成了新的救灾策略。
救灾策略指明了南都公益基金会重点支持的工作方向，一是支持民间组织有序、有效、有爱参与救灾的平台建设和项目，二是支持以提高NGO能力为重点和行动学习网络，及时梳理和总结民间参与救灾的经验，三是支持围绕正面灾害观的相关研究工作。
但是，搭建救灾行动学习网络仍处于概念阶段。如何搭建行动学习网络、如何资助等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设想中，搭建学习网络可以由几个核心人物来发起，关注心理援助、农村社区建设等相关主题，还可以囊括专题会议、学习培训、资质认证、学术研究等内容。此外，在灾害来临时，政府救援如何将民间救援纳入救灾体系，发挥专业NGO的救援作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研究的方向。
刘洲鸿表示，希望NGO的骨干能够挑起救灾行动学习网络的大梁。灾后往往有很多资源涌入灾区及公益行业，刘洲鸿一再强调，基金会更应该在平时支持NGO能力建设。这就是古人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地震发生，作为一家非公募且定位于资助的基金会，如何回应救灾需求？和公募基金会相比，非公募基金会的筹款渠道受限；和操作型基金会相比，资助型基金会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救援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无用武之地。
“我们不是直接救灾、组织救援，而是支持NGO前往救灾。我们平时做得比较多，支持做减灾、防灾教育的NGO，搭建民间组织行动学习网络，提高他们专业救灾的能力。”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说道。
南都公益基金会向来以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小伙伴、推动行业发展为名，无论是“银杏计划”还是“景行计划”，都为其在公益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同样，在突发自然灾害面前，南都公益基金会也着眼于资助，做强有力的支持后盾，通过资助之道来协作、引导民间NGO救灾，促进其能力建设。
救援队的后盾
鲁甸地震之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紧急启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资助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工作。地震第二天，国家应急响应级别从三级提升为一级，大幅加拨援震物资。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和云南省协力公益支持中心等多家民间救灾组织发起的“鲁甸抗震救灾民间协作大本营”正式建立，由县团委牵线联络，建立在位于鲁甸县世纪大道延长线的特殊教育学校。
据和川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安平公益联合发起人贺永强介绍，地震发生之后，鲁甸来了很多救援队，进行搜救工作。搜救队的工作周期较短，一般是一周左右便会结束。而很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将陆续进入灾区。事实上，目前灾区的“大本营”有五六家，大都为民间救灾组织服务，保障生活，以便于开展救灾工作。该大本营可供10人同时办公，操场可停靠50辆轿车或10辆大货车，有一个可供30人开会的会议室。在住宿方面，则有24个女生床位及40个男生床位。当天上午，平安星即与当地团委合作，对200多名志愿者进行安全培训。
民间协作大本营获得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据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冯元介绍，地震发生之后，南都公益基金会与成都授渔公益达成共识，基金会将出资资助授渔公益协调大本营事宜，将雅安的民间协作经验复制到云南。“4日当天我们已经达成了资助意向，等授渔公益提交项目预算。”
8月6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即审批通过了第一笔资助，资助大本营的运营行政费用，资助金额为8万元，主要包括平台的办公、志愿者培训等内容，以期通过推动民间力量在灾害应对中的写作，实现有序有效参与。
在地震之后的紧急情况下，南都公益基金会对民间协作大本营的资助审批，不超过三天。“具体的一些事项我们可以后补。”刘洲鸿说道。
事实上，之所以迅速达成资助意向，原因在于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汶川、雅安地震之后，南都公益基金会陆续支持了灾害救援领域的一些公益项目，而着眼于公益人才培养的“银杏计划”也聚集了众多民间组织的骨干，形成了稳定的伙伴关系。因此，一旦灾害发生，南都公益基金会即与前线公益组织联系，询问是否需要支持。“如果他们已经有想法了，也会和我们联系。”
“正面灾害观”
从2008年至今，历次大灾之后，爱心人士驰援灾区，却也造成无序状况，堵塞交通，资源重复浪费。去年雅安地震之后，众多公益组织涌入雅安，却发现地震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而一些公益组织在雅安地震之后募款过度膨胀，超过自身能力所及，一时无法消化。
有鉴于此，8月5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官网发布鲁甸地震救灾策略，呼吁在需求评估的基础上再进入灾区，同时首次提出“正面灾害观”的说法。
正面灾害观呼吁人们树立对灾害的正面认识，认为灾害是人类所需要面对的正常生存挑战之一，“人类文明即是在回应包括灾害在内的各种挑战中构建起来的”，而且“灾害对于人类来说具有能力激活、沟通、醒世作用”。
“这是我们以往救灾过程中的体会，”刘洲鸿说，“其实灾害一直就有，但是如果引导得好，也能激发公民参与的意识，引导不好的话，就容易造成资源的堰塞湖。”他特别强调，资源是有周期性的，大灾来临的时候捐赠非常多，灾区一时消化不了，NGO的能力也不足以应对。因此，南都公益基金会号召基金会行业多注重平时对公益伙伴的支持与能力建设，而不需急于在突发灾害时花掉大量资金。
此外，正面灾害观还指出，民间组织需要重点关注非物质损失和非物质建设。其中，非物质损失是指灾害及不当救援和重建对社会资本、制度、文化、精神等造成的损失；非物质建设则是指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等关系重建。南都公益基金会发现，在以往的灾后重建中，物质损失和物质建设容易得到政府的重视，而恰恰是社会关系重建、心理建设等非物质建设更难恢复，却更容易被忽视。
倡导新的救灾策略
如何通过有效的资助策略来引导民间组织关注非物质建设？
在发布资助策略之前，南都公益基金会将相关的公益伙伴召集，一起讨论。在正面灾害观的想法下，形成了新的救灾策略。
救灾策略指明了南都公益基金会重点支持的工作方向，一是支持民间组织有序、有效、有爱参与救灾的平台建设和项目，二是支持以提高NGO能力为重点和行动学习网络，及时梳理和总结民间参与救灾的经验，三是支持围绕正面灾害观的相关研究工作。
但是，搭建救灾行动学习网络仍处于概念阶段。如何搭建行动学习网络、如何资助等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设想中，搭建学习网络可以由几个核心人物来发起，关注心理援助、农村社区建设等相关主题，还可以囊括专题会议、学习培训、资质认证、学术研究等内容。此外，在灾害来临时，政府救援如何将民间救援纳入救灾体系，发挥专业NGO的救援作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研究的方向。
刘洲鸿表示，希望NGO的骨干能够挑起救灾行动学习网络的大梁。灾后往往有很多资源涌入灾区及公益行业，刘洲鸿一再强调，基金会更应该在平时支持NGO能力建设。这就是古人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