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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列车上
我是谁？怎么能和大名鼎鼎的张瑞芳扯上关系呢？
那得从当年《李双双》摄制组说起。当年，我才20来岁，随着摄制组到达河南林县太行山地区安营扎寨。在外景地呆了两个多月以后，秋风扫落叶，这里的冬天提前来临了。根据剧情对环境的要求，不能继续在那里拍摄外景了；又因上影厂摄影棚全被《红楼梦》剧组“大观园”布景占用着，所以大队人马只好收营拔寨，赶往西安电影厂拍内景。
那天正是1961年10月1日，因为是国庆节，无论在候车室还是在列车上，都不断地从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声，特别提到今年是我们国家困难的“第三年”。所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牢。西行的列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有次停车的时间特别长，喇叭里反复地提醒着：请旅客们注意，不要打开车窗门。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也有人说难民们将列车包围了，解放军正在清理中，但谁也不敢开窗看一下，只听见车厢外面嘀嘀嗒嗒的敲击声。车内人心有些躁动，我在车厢的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走过来又走过去。
有一次，我正向前走动时，只见前面的一扇移门启开，探出头来的正是《李双双》的主演张瑞芳。她一见到我，就“唷”了一声。我一见到她，正欲转身，她却咯咯地笑着，同时拉开移门走了出来，朝我说：“快进去，快进去。”我欲步又止，不由得想起在洗澡间与她相撞之事。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当时很囧。
我们在7月初火热的炎夏到达太行山外景地。在离我们住宿地50多米的山脚下，大伙儿用芦席等材料围成一个男女合用的洗澡棚。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真可以说，大地作水池，天空当棚盖。不过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制片主任吴承镛宣布过，凡是进去洗澡，必须在醒目的围棚上挂一件衣服，披挂在外面。有人开玩笑说，装一只红绿灯，红灯女同志，绿灯男同志。这只是玩笑而已，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装一个照明灯也很困难，所以只限白天洗澡，晚上是一片漆黑，可能还有野狼出入呐。摄制组三四十人都打着地铺，住在养蚕场的房子里。这是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最好的条件了，而且打扫一新，屋子地面上撒满了白石灰，可跳蚤依旧活跃非凡，大家捉跳蚤常常通宵达旦。有天夜里我被咬得浑身不舒服，一清早起床去洗澡，一看洗澡棚上没有任何衣服挂着，再听没有任何动静。那时的天蒙蒙亮，天空还闪烁着星星，近山黑沉沉，远山的峰尖刚有一丝阳光，心想，谁会那么早来洗澡呢，我身上还痒着呐，所以兴奋极了，当时只想痛痛快快地洗上一个凉水澡。听人说，早上洗个澡，全天精神爽，便连蹦带跳地掀开草席门，进入洗澡棚。谁料，却与张瑞芳撞了一个满怀。我吓得灵魂出窍，慌忙倒退着出了澡棚门，差一点仰面朝天摔倒。她却手捧着装着洗好的衣服的脸盆，咯咯地笑着。我咕咕噜噜地声明：“我没有错。”她走出澡棚门朝我淡淡地一笑，说：“你是没有错。”她看我呆呆地立在那里，用一种关爱的语气说：“快进去洗吧。”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默默地说，她也没有错啊，用不着把什么衣服撂在外面呀。但我对她敬重的是，她并不因为我年少冒失，当笑话去张扬。
尽管如此，可今天她要我进她的软卧包间，我还是感到有些腼腆尴尬。不过她随和的神态和长辈的语气，很快打消了我的局促不安，我跟着她走进了她的软卧包间。这间软卧包间，在我的印象里比六个人的硬卧空间还大，床铺也很大，床的对面有两只单人沙发，中间还放着一个茶柜。我是一个从农村到上海，刚进电影厂不久，没有见过世面的小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她请我坐，我却没敢坐下。她侧坐在床沿上，左肩靠在车窗板壁上，只见她皱着双眉像自言自语，思索着问我：“三年了，可要更乱了——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停了那么长时间？”她是在担忧着国家的大事。我便将听来的告诉她：“听说前面有人卧轨。”说着就想转身离开，却又被她叫住：“嗳嗳，还有事吶。”我心里又是一阵紧张，甚至还有些害怕，不知是什么事，是不是茂路对她说了什么？
茂路是《李双双》里扮演饲养员的演员，在两个多月的外景地，他给我的印象憨厚朴实。有一天，我正捧着碗吃早饭，他啃着窝窝头朝我走过来，用眼神示意要我跟他走。我随意地跟着他，没有走几步，到了山脚下一排房屋拐弯处，他左右环顾了一下，神秘兮兮偏过头咬着耳朵对我说：“吃好早饭就在这里碰头。”我也没有多问多想，朝他点点头。当我如愿与他赴约时，他先是对我说，今天整天是阴天，摄制组安排自由活动；然后才问我：“《李双双》剧本看过吗？”我回答他看过；他又说剧本里有一位年轻小伙，从城市到农村来相亲，被李双双拦住劝他回去，他问我记得吗？我又朝他点点头。他露着满口白牙笑着说，就是这个角色，让你来演这位小青年。我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肯定不行。他却说，我来辅导你，大胆试试。可我当时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最后以失败而终。没有想到，他叹了一口气说：“完成不了任务，回去对他不好交待。”我想他说的“他”肯定不是导演鲁韧，按鲁导的性格会直接找我；是不是吴贻弓呢（吴任“李双双”副导演）？也不像。我连猜带问地说：“是不是张瑞芳同志请你来的？”他先是脱口而出“是张瑞芳老师……”，接着又神色紧张地矢口否认：“不是，不是。”稍停又突然带着憨厚的笑脸朝我肩上轻轻拍了两下，“一猜就着”，还说我“真聪明”。他的意思我明白，要我给他保密，申明不是他告诉我的，而是我用“聪明的脑袋”猜出来的。可我否定地摇头告诉他，是张瑞芳她自己告诉我的。他一听，吃惊地“啊”了一声，一会儿又摇着头，疑惑地说：“这不可能。”我马上又对他说，“我常听到她嘀咕，国家经济那么困难（文革之前摄制影片靠国家拨款或贷款），为了拍两三个镜头，一个演员专门从上海赶来外景地，多浪费啊。这不是她告诉我的吗？”茂路听后，如释重负地仰天哈哈大笑，轻轻地推了我一下：“你这傻小子真不傻。”接着又对我说：“来，再来几遍，成了，我对瑞芳老师好有个交待。”
由于我的无能，没有实现瑞芳老师的期待。但她的精神我为之感动，一个演员，不仅把戏演好，还为摄制成本节约每一个铜板而煞费苦心。这种精神，对比当今的文艺圈现状，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今年的6月1日，我拜访艾公（明之），他已是90高龄的人了，可仍然是风度翩翩，精神抖擞。在交谈中，谈到张瑞芳，他肃然起敬。他说，张瑞芳她资历很老啊，1938年就参加革命了。在谈到影视圈的现状时，他更是愤愤不平地说：当今有些演员仅靠脸蛋，富得太快太容易，所以吸毒者有之，嫖娼者有之，甚至有的演员为了哄抬身价拍了一半撂挑子。所以我认为，在当今的文艺圈，真该多些“李双双”从农业战线转移到文艺战线上来，“看到不合理的我就要管”——希望有千千万万李双双式的人物站出来。 可是当年在列车的软卧包箱里，我害怕她把我留下来，怕她再辅导我演什么角色。自认为在茂路面前出些洋相还没有什么，在瑞芳老师面前可就丢糗丢大了。我正在遐想之时，却听到她说起李保罗在候车室的事，我一听，心一宽，发出了“嘿”的笑声。可她欠了欠身，轻轻地朝我说：“这孩子，你笑什么？”当时我感到脸刷一下就热了，有些羞愧。她把我当孩子，我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后来听她说，要不是在候车室，她一定会过去批评李保罗，这才使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生活里的李双双，她关心着我，为维护我的名义，要与李保罗理论的意思。这一说，听者也许并不明白，需细说一下。
当年的林县是一个小站，候车室很简陋，空气混浊，充满着土烟味，广播喇叭里传来一次又一次推迟发车的通知，大家担心着何时能上车。在这混乱不堪的嘈杂声中，突然传来李保罗大嗓门的喊声：“小黄啊，我网兜里少了一个月饼！”那个年代听到“月饼”二字，给人的震惊和诱惑有“炸弹”一样的效果，候车室里一瞬间鸦雀无声，人们的视线一齐投向李保罗。如果那时真有月饼堆在那里，人们肯定会一窝蜂前来哄抢，那是自然灾害的第三个年头，全国的百姓连年困苦，饿得心慌，我们在外景地，看到当地的老百姓把桦树叶也吃光了。可在那儿过中秋节，地方政府却给每一位摄制人员发了不收粮票的四个月饼，这是何等珍贵。领取很严格，不得代领，提前离开或后来者，一律不发不补。那么珍贵的月饼怎么会少了一个呢？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李保罗这位演员年龄比较大，在《李双双》里扮演老支书，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他随身行李多，有背的，有手拎的，而我的行李全部托运，又年轻，两手空空，所以我随手从他手里接过一只鼓鼓囊囊的网线袋，随他一起上卡车，一起下车，一起走进候车室，一直到把网线袋放在他身边的行李堆里。我还对他说，到上火车时，我再来帮他拎。与他打过招呼离开不久，突然传来他喊着“少了一个月饼”的大嗓门声音；我转身回过去着急地帮他打开网兜翻找时，旁边站着的另一位扮演“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落后社员”的演员阴阳怪气地朝我说：“拎一下网兜，吃一个月饼，也是按劳取酬么。”他像念台词，满脸皱纹呲牙咧嘴地笑着。他可能是开玩笑，可我不客气地骂了他一句：“给你这老狗吃了的。”嘴里在骂他，心里更恨他，因为与我一批进厂的一个青年，为偷几个自行车铃而被送去劳教；如果当时真有人偷了一个月饼，岂不是成了一桩案子？当时我心里就这么想的。他可能感到被我骂得没有落场势，就转身走了。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李保罗“嗨”的一声，并用手掌拍打着自己脑门，低着头蹲下去了。我也忙弯下腰问他怎么啦，他轻轻地对我说：“我忘了，为尝味道，自己吃了一个月饼。”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老了”。
我把真相告诉了张瑞芳，没有想到她也笑着说：“这个保罗啊。”我还把骂某演员的事告诉了她，她脸一沉说：“骂得对，怎么开这个玩笑呐！”她转而一笑说，当她见到某某时也要批评他几句。随后她欠了欠身站了起来，在车厢的挂壁上取下她的网兜，从里面取出一包月饼，要我拿着。我并没有伸手去接，可她却说，这是让我转送给我师傅蔡同原的。我师傅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布景制作师，在外景地将布景安置好后，在发月饼之前就离开去西安电影厂装置内景了，所以按规定没有发到月饼。张瑞芳告诉我，她与我师傅是老同事，她以个人的名义慰问我师傅，但要我保密，不要说是她给我师傅的。这时我马上想到，她请茂路来辅导我演戏，又要茂路保密一样。她还微笑着问我能做到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她爽朗地笑着，又朝我说：“要经得起检查哦。”我也认真地回答：“请放心，我一定经得起检查的。”她嘻笑着连声说：“相信，相信。”没有想到，小小的月饼风波竟一直延伸到“文革”的爆发，甚至延伸到四人帮粉碎以后。容后补叙。
停着的列车终于又启动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年代的火车，真像老黄牛拖破车，慢吞吞地往陕西方向进发。
二、 在五七干校
1969年12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辆军用卡车停在四营（天马电影厂）和五营（海燕电影厂）中间一条南北向的泥土大道上，陆续下车的约有十几个人，都是弯着腰背的老头老太，各自在一两名造反队员的押领下，有的往西走，有的往南走。朝我们五营走来的一位老太太，她头上裹得严严实实，一阵大风刮来，她的黑色围巾吹到了后脑上。只见她白发苍苍愁容满面，我仔细辨认，竟是多年不见的张瑞芳。
在我的记忆里，1961年跟随着她（《李双双》摄制组）奔赴过三省三城：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福建福州。由于在那个年代电影的影响力，又加上她成就显赫，在社会上是有着崇高威望的名人，所以每到一地，都得到当地政府的隆重接待。每次随她去参加宴会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一不是宽敞的宴会大厅，二不是丰润的美味佳肴，而是她的惊人风范——在当地官员面前，她会把他们桌上的全鸡、全鸭、全蹄膀大盆，一一搬到我们年轻人桌上；还说，他们桌上的热炒也吃不了，剩下了也浪费。一想到她在宴会上反客为主，充满青春朝气的形象，再看看仅隔八九年以后的今天，论年龄，也不过刚满50岁吧，可怎么完全成了老态龙钟的人了。我心一酸，转身离开。看到这一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些人惊叹地说：“啊，一下子变得那么老！”也有人窃窃私语：“这运动真摧残人啊！”
我们干校是按部队编制，电影局为团部，各个厂是营部，各部门按连或班为单位，平日里的住宿、吃饭、劳动，都以班为单位。张瑞芳的先生严励在我们一个班。刚下五七干校时，戒备森严，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班却有一位久经沙场游击战士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大名叫罗志明（电影《等待满山红叶时》编剧之一），在干校里，有人说他是逍遥派，可在我的眼里，他更是一位乐天派。他将严励称之为励励，将张瑞芳简称为芳芳。运动一开始，张瑞芳就被关押起来，有着种种传说。现在看到她那么苍老，大家心灵深处为她伤感，气氛有些沉闷。可罗志明对严励说：“励励，芳芳也来干校了，你怎么不去看看芳芳？”这一戏说，在班里引出一阵沉闷的苦笑声。有一次，正在门口吃午饭的罗志明，迅速地退了进来，嬉笑着朝严励说：“励励，快，芳芳这次真的来看你了。”然后学着老首长的口气拉腔拉调地说：“你要好好地款待哦。”这时候的严励不知是真是假，呆呆地捧着饭碗站了起来。张瑞芳她真的出现在我们集体宿舍，可在这个时候，大家想笑而不会笑了，反而出奇地平静。只见张瑞芳礼节性的朝大家点点头，然后走到严励面前，很深沉动情地发出微弱的声音：“两年多了！”严励很久很久凝视着她，最后蹦出了这样一句话：“能活着相见，很幸运！”语气虽轻，但冲击着在场人们的心灵，胸中都有一些苦涩在涌动。 但从此以后，张瑞芳常来我们班组，有时与她的先生共进午餐，有时双双啃着西瓜。总之她的到来，增添了班里的乐趣。罗志明甚至当着他俩的面，也戏谓励励和芳芳之说，他俩也乐意接受这样的玩笑。班里的一位工宣队员曾说过，“这样不太严肃吧？”可大家谁也不理这一说法。
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夏日，某一天，午休以后，班里正在各自学习，有的看报，有的看书，有的轻轻地闲聊着。罗志明似真似假又文雅地叫喊着：“芳芳来找励励了！”大家抬起头，只见张瑞芳走进宿舍却脱口而出：“今天不是来找励励的！”突如奇来的这句话，引起一场哄然大笑。在欢乐的气氛中，重点批判的对象、有多产作家之称的艾明之，也开怀大笑。
张瑞芳是来找我的，大家都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我看到她手里拿着一只小矮凳和一卷稿纸时，加之我预先得到的信息，我心里明白了。在同事们的笑声中，我从自己的床旁边拿了一张小矮凳，跟着她走出去了。她说我们去哪里谈呢，我随口一说，去食堂吧。我与她进了没有凳、没有桌的食堂，就在食堂门口坐下，既避炎热的太阳，又通风，光线又好，又清静。她连声说，这里好，这里好。
今天我与她面对面坐在一起，盯着看她，脑海里一幕幕闪现过去与她接触的情景。没有想到，我奉工军宣队领导之命写的干校一年的总结，会落在她手里；她也没有想到，要她在全营大会上宣读的这份总结，是我写的。她淡淡一笑说：“真有意思。”随后她问我，多少年没有见面啦？我说，九年啦。她惊讶地看着我问，怎么计算出九年来的呢？可我并没有回答她的话，又抢先说了一件事——我对她说，在这九年里我和她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她也想起来了说，对对，你在安徽打到家里找严励的，已经深夜快2点了，所以记得很牢。
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几位青年第一次去安徽深入生活，经过合肥，省会领导安排我们住进了“稻香楼”。当时文学部负责人是她的先生严励，他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问我们，“稻香楼”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年轻人怎么能住在那里呢？我们向他解释，招待所、旅馆都客满了，所以我们才去找省委，由省委安排的；但严励斩钉截铁地说：“也不行！难道澡堂子也客满了吗？”由此我们牢记他的教导，第二次去安徽，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住进了澡堂子，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曹松茂先生哈哈笑着，露出闪烁的两颗大银牙说：“我们真的住进澡堂子了。”话音刚落，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人喊着：“请上海来的客人出来。”原来是省委派人来接我们了。我们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那个时候安徽的省委书记是李宝华，来人说：“是李书记说的，哪有客人住澡堂子的事。”我们不得不第二次住进了“稻香楼”，但心里忐忑不安。就是那晚，我也顾不上时间已晚，赶忙往上海严励家打长途，没有想到严励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张瑞芳。“那我们怎么办？”我在电话里就这样傻乎乎地说。“你问我什么怎么办？”我吞吞吐吐地说了过程，又问她“我们要不要住稻香楼？”想不到她在电话里很有大将风度地回答我四个字：“客随主便”。当时就是她的这句话，我们睡上了一个安稳觉……
此时，一件埋在我心里多年的事，应该向她报告了。我说，九年前，你托我把两个月饼转交我师傅，我今天趁这个机会，向你作一个汇报……突然，张瑞芳发出灿烂的笑声，打断了我的话。我连忙想一想，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但一想又不对，真的在她面前说错了话，她不会有那样的笑声。我再想说什么一时又说不下去，可她却笑出了泪水，她从衣袋里拿出手帕擦着眼角说：“真没有想到，今天你在我面前说出‘汇报’二字，真让我笑死了。”这时我又信心十足地说：“你是我心目中永远不倒的一面红旗，永远不倒的李双双，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她听了后，笑着问我：“你参加什么派？”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既不是造反派，因这派人员太杂；又不是保皇派，因这派没有造反精神；所以我参加了自认为既有造反精神、又把握住斗争大方向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组织，当时的首领是文学部陈玮若和从市委宣传部刚调到我们厂的壮茂树，我对此人印象很好，我们第一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张春桥。”当我说到这里时，她脸上消失了笑容，关切地问：“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我们的组织被造反派砸烂了，头头和我一直被批斗。最惨的是壮茂树，因为他女友正面临大学毕业分配，为这还被分到外地，他也去了外地，从此没有见到过……”我像孩子似的在她面前说了一大通，可我突然想到一句心里话：九年以后的今天面对面坐着，比我当年在你软卧包厢里轻松多了。
“哦，从那个时候算起，真的整整九年啦？”突然她转忧地问，“九年了，我老了很多吧？”我只得实话实说：“去年你刚从车上下来，看到你走路的神态，老得不敢相认，如今……”我站了起来，没有想到她也跟着站了起来，可能坐着矮凳不舒服，我朝她上下仔细打量一翻，连声说：“不老，不老！”为了进一步说明我说的是真话，我又补充说：“你与我母亲相比，我母亲比你老多了，看样子好做你母亲了。”她咯咯笑出声来，她说我比以前会说话了。我忙摇头说：“我真不是奉承你，也不是安慰你，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她接着我的话题点着头说：“这倒有可能，因为农村妇女辛苦么。”她顿了顿，又朝我一笑，她说她毕竟头发全白了。我说白毛女从深山老林走到人间，头发不也全白了吗？可她还是一个姑娘呐。她又笑出了声，说我是多会说话的老实人。可我却对她说，我是不老实的人。她又笑着说：“怎么说自己不老实呢？”我说，当年我把你的月饼转交我师傅的时候，我实话实说了，当时，你说要我保密。“哦，你的师傅在厂里见到我，已把月饼的事说了，没有想到你那么认真。”我又认真地说，如果在搞地下党活动时，讲了真相，不是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呀？她笑得更厉害了，说我逗乐她，使她话也说不出了。我又和她说了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她听了，问我师傅还好吗，我低下头说，他“走”了。接着她以沉重的心情坐下来，我也随之而坐。她很久不说话，我觉得她心里很难过。我突然想到我师傅对我说过的那些重要的话——“我把你的月饼转交我师傅，他接过月饼后，很久不说话，最后他说，这不是两只月饼的事，而是她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她以总理的精神关心着人啊！这我才知道你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幼稚地啰嗦地说着，她却似听非听地把我写的材料在手里一张一张翻看着。她忧心忡忡说，我把知识分子写得太好了，她以矛盾的心理提醒我，同时关心着自己的命运。对这份总结，我自认为是有思想有主见的，所以我对她说，错别字替我改，字句不通的地方替我改，内容上出了问题，完全由我负责。她又说，是一位军代表，据说是军级干部，把我写的材料交给她时说，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地方。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奉命前来找我修改的。我也告诉她，我是奉工军宣队之命写出这份总结材料的，而且我自认为不是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想到了一些问题，为了不让同事为难，从我接到任务到完稿，没有请任何人看过，就交给工军宣队负责人了。三天以后，我们班里的一位工宣队员对我说，几个领导看了我写的总结材料，都说好。所以我对她说，能在盐碱地上种出庄稼来，这是知识分子的力量。尤其是试验田里棉花长势枝繁叶茂，约有一公尺之高，不仅引来电影系统（团部）出版系统三三两两前来观看，也有当地的农民，看了以后赞不绝口，而试验田之外的棉苗，参差不齐，有的长得像筷子那么高，一片片枯黄，渐渐死去。通过这鲜活的典型例子，总结出知识分子的伟大力量，来“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工军宣队的正确领导。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评估，这个“歌颂”完全是错误的；但劳动能创造世界，能改变世界，我想这个观点是不会错的，因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嘛。
大会以后反响强烈，这份总结材料被四营负责政宣的一位女同志取走，在大喇叭里向他们全营广播。了解情况的人对我说，这份总结写得好，经张瑞芳一读更生动了。我认为前一句是奉承话，但后一句却是实在话，因为我也在会场里听着，她有声有色，有轻有重，韵味甜美，又有激情，像朗诵一样标准动听的普通话，每一句，每一个字，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特别是送到有些人的心灵里，真可以说，像潮水般的汹涌澎湃，翻江倒海，尤其是曾被重点批斗过的“牛鬼蛇神”们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长长地呼出：“啊，张瑞芳登台亮相了！”用那个年代里一句时尚的话说，张瑞芳彻底“解放”了。
张瑞芳的“解放”是必然的，但谁也不会想到，巧合的是运用我写的材料“获得”解放，她曾与我说过：“真是奇缘。”
更没想到的是，我最后在她领导下工作，一直到退休。
三、 在上海影协
“协会工作是跑腿的事”——“四人帮”粉碎以后，我调离上影文学部，参加市文联筹备恢复上海影协组织机构，在与“三人小组”之一的李伯龙老先生一起工作时，他常说这样一句话。他是解放以后第一任影协秘书长，其资历很深，1949年10月1日，他曾作为上海市工商界人士的杰出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我在老一代领导的熏陶下，渐渐安心于协会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影协秘书长比较频繁地更换。由第四任秘书长丁玉玲的推荐，我被提升为影协办公室主任。那个时候的影协主席是张瑞芳。
在1995年春暖花开季节的某一天，我受张瑞芳主席之邀又来到她家。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一进她家门，见她正在抽烟。我好生奇怪，因为她从不抽烟，反对抽烟，进她家门从没有看到她抽过烟。可今天，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一见到我进门，她一边说着“来来来”，一边从浅蓝色纸盒内取了一支烟给我。她已是78岁的人了，头上留着全白的游泳式发型，但她的精神状态，仍有着青春年华的风采。她带着甜蜜的笑意问我：“这叫什么来着？”我接过长长细细的烟说：“我不懂外文，不知是什么牌子，但我只知道人们称之为小姐烟。”她连声说：“对，对。”她说，那位朋友送给她这一盒烟的时候，讲了这烟的牌子，可她也忘了，只记得说它是小姐抽的烟。所以我对她说：“您那位朋友送这盒烟的心愿，是祝您永远年轻。”她笑着说：“是吗？是吗？”她点着了打火机，我有些心慌意乱地凑上火苗，点燃后吸了一口。
张瑞芳高兴地对我说：“昨天夜里接到保罗（李保罗）的电话，他说我很兴奋、很激动；他电话里一个劲地夸影协这次活动，而且还说我给他治好了多年的心病。”张瑞芳轻轻地吸了一口烟，饶有兴味地问我，昨天的活动真的搞得那么成功吗？我说是的。活动是由丁玉玲秘书长策划的，她理解年老体弱会员的心态，她敢于担当，冒着易出事故的风险，邀请他们参观新外滩和黄浦江上的跨江大桥等活动。没有想到参观者热情高涨，如双目失明的李保罗，他身穿淡灰色的风衣，戴着深黑色的太阳镜，到了外滩，抚摸着护堤墙，走上跨江大桥抚摸着铁索，像诗人站在舞台朗诵的架势，情绪激昂，举着双手，仰望天空，放开嗓门大声地：“啊，站在外滩，走上大桥，听着风声，心里也感到舒坦啊！”我全程陪伴他，在这过程中，他悄悄地告诉我，在文革初期他到厂里找过我，害怕我因“月饼”的事批斗他，见到我师傅，师傅不明就里，对他说，不会批斗你，可能会感激你的。李保罗笑着对我说，跟你师傅一时说不清楚，可心病长在……
聊着聊着，又聊到了干校。我笑说，干校时，有一个人把一双袜子穿在一只脚上，她却还在找另一只袜，结果闹得天翻地覆。因为集体睡地铺，所以个个起来掀开被头帮她寻找袜子，还怀疑有人搞恶作剧，把她的一只袜子藏起来了。最后还是她自己发现，一双袜子穿在一只脚上了。这事虽小，但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同宿舍的有人要贴她的大字报，有人要批斗她。张瑞芳笑问：“一双袜子穿在一只脚上，发生在女宿舍的事，你怎么知道的？”还没有等我回答，她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天早晨起床军号声还没有吹响，所以搞得大家又生气又好笑。”可她吸一口烟，突然在一瞬间收住笑容，沉下脸，灭了烟：“唉，那个年代里，人斗人，白天斗，夜里斗，斗得人们昏天黑地，分不清天南地北，才会闹出如此的‘笑话’来。”
光阴如箭，转眼间我也退休十年。2008年的重阳节，影协在文艺会堂大厅为70、80、90周岁的会员过集体生日，没有想到，张瑞芳也来了，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进入大厅。一批又一批的人们围上去与她握手，向她问候，拍照合影。那年她正逢90大寿，我上去与她握手时问：“腿怎么啦？”她说，能走路，但时间不能太长。她继续握着我的手，似乎还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布置于我，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在众目睽睽下，她用极其平和的语气，朝我幽默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还那么年轻漂亮。”顿时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我已是70周岁的人了，当时认为她老人家是调侃我，事后一想，这是艺术家的风采，有意无意地给人们创造欢乐的气氛。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是我与她最后一次握手、言别。在四年以后的一天，2012年6月28日，她与世长辞。
她匆匆地去了天国，我与她永难相见，但她却给我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难以忘怀的昨天》。这是她的著作，近30万字，我捧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因为这里记载着一个艺术家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书的内容极其丰富，我已细细地拜读过。当我将这部著作再次掀开封面，但见雪白的扉页上她用毛笔以工整的字体写上“锦元同志留念”，还签上“张瑞芳”的名字和日期“1998 . 6 . 15”。如今凝视着她的每一笔每一划甚至每一点，看得出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仔细，似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又一次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倍感珍惜和亲切。
今天写下这些“我所接触的张瑞芳”的回忆文字，并非为了自我夸耀，而是想表达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对她的敬爱和怀念。正如影评家梅朵老先生生前对她的评说：“在生活中永久记着那些共同工作过的朋友，生生死死铭记心中。”这是对她真实的写照，也是我真真切切的感受。
前不久我去拜访电影编剧叶丹老先生，他居住在老年公寓。据说这公寓是张瑞芳生前创办的，环境优雅舒适，在我看来，管理水平也一流。可见，她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位艺术家的精神财富，还给人们留下了物质上的享受。她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关爱和温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怀念她，敬仰她？
我是谁？怎么能和大名鼎鼎的张瑞芳扯上关系呢？
那得从当年《李双双》摄制组说起。当年，我才20来岁，随着摄制组到达河南林县太行山地区安营扎寨。在外景地呆了两个多月以后，秋风扫落叶，这里的冬天提前来临了。根据剧情对环境的要求，不能继续在那里拍摄外景了；又因上影厂摄影棚全被《红楼梦》剧组“大观园”布景占用着，所以大队人马只好收营拔寨，赶往西安电影厂拍内景。
那天正是1961年10月1日，因为是国庆节，无论在候车室还是在列车上，都不断地从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声，特别提到今年是我们国家困难的“第三年”。所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牢。西行的列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有次停车的时间特别长，喇叭里反复地提醒着：请旅客们注意，不要打开车窗门。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也有人说难民们将列车包围了，解放军正在清理中，但谁也不敢开窗看一下，只听见车厢外面嘀嘀嗒嗒的敲击声。车内人心有些躁动，我在车厢的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走过来又走过去。
有一次，我正向前走动时，只见前面的一扇移门启开，探出头来的正是《李双双》的主演张瑞芳。她一见到我，就“唷”了一声。我一见到她，正欲转身，她却咯咯地笑着，同时拉开移门走了出来，朝我说：“快进去，快进去。”我欲步又止，不由得想起在洗澡间与她相撞之事。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当时很囧。
我们在7月初火热的炎夏到达太行山外景地。在离我们住宿地50多米的山脚下，大伙儿用芦席等材料围成一个男女合用的洗澡棚。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真可以说，大地作水池，天空当棚盖。不过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制片主任吴承镛宣布过，凡是进去洗澡，必须在醒目的围棚上挂一件衣服，披挂在外面。有人开玩笑说，装一只红绿灯，红灯女同志，绿灯男同志。这只是玩笑而已，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装一个照明灯也很困难，所以只限白天洗澡，晚上是一片漆黑，可能还有野狼出入呐。摄制组三四十人都打着地铺，住在养蚕场的房子里。这是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最好的条件了，而且打扫一新，屋子地面上撒满了白石灰，可跳蚤依旧活跃非凡，大家捉跳蚤常常通宵达旦。有天夜里我被咬得浑身不舒服，一清早起床去洗澡，一看洗澡棚上没有任何衣服挂着，再听没有任何动静。那时的天蒙蒙亮，天空还闪烁着星星，近山黑沉沉，远山的峰尖刚有一丝阳光，心想，谁会那么早来洗澡呢，我身上还痒着呐，所以兴奋极了，当时只想痛痛快快地洗上一个凉水澡。听人说，早上洗个澡，全天精神爽，便连蹦带跳地掀开草席门，进入洗澡棚。谁料，却与张瑞芳撞了一个满怀。我吓得灵魂出窍，慌忙倒退着出了澡棚门，差一点仰面朝天摔倒。她却手捧着装着洗好的衣服的脸盆，咯咯地笑着。我咕咕噜噜地声明：“我没有错。”她走出澡棚门朝我淡淡地一笑，说：“你是没有错。”她看我呆呆地立在那里，用一种关爱的语气说：“快进去洗吧。”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默默地说，她也没有错啊，用不着把什么衣服撂在外面呀。但我对她敬重的是，她并不因为我年少冒失，当笑话去张扬。
尽管如此，可今天她要我进她的软卧包间，我还是感到有些腼腆尴尬。不过她随和的神态和长辈的语气，很快打消了我的局促不安，我跟着她走进了她的软卧包间。这间软卧包间，在我的印象里比六个人的硬卧空间还大，床铺也很大，床的对面有两只单人沙发，中间还放着一个茶柜。我是一个从农村到上海，刚进电影厂不久，没有见过世面的小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她请我坐，我却没敢坐下。她侧坐在床沿上，左肩靠在车窗板壁上，只见她皱着双眉像自言自语，思索着问我：“三年了，可要更乱了——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停了那么长时间？”她是在担忧着国家的大事。我便将听来的告诉她：“听说前面有人卧轨。”说着就想转身离开，却又被她叫住：“嗳嗳，还有事吶。”我心里又是一阵紧张，甚至还有些害怕，不知是什么事，是不是茂路对她说了什么？
茂路是《李双双》里扮演饲养员的演员，在两个多月的外景地，他给我的印象憨厚朴实。有一天，我正捧着碗吃早饭，他啃着窝窝头朝我走过来，用眼神示意要我跟他走。我随意地跟着他，没有走几步，到了山脚下一排房屋拐弯处，他左右环顾了一下，神秘兮兮偏过头咬着耳朵对我说：“吃好早饭就在这里碰头。”我也没有多问多想，朝他点点头。当我如愿与他赴约时，他先是对我说，今天整天是阴天，摄制组安排自由活动；然后才问我：“《李双双》剧本看过吗？”我回答他看过；他又说剧本里有一位年轻小伙，从城市到农村来相亲，被李双双拦住劝他回去，他问我记得吗？我又朝他点点头。他露着满口白牙笑着说，就是这个角色，让你来演这位小青年。我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肯定不行。他却说，我来辅导你，大胆试试。可我当时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最后以失败而终。没有想到，他叹了一口气说：“完成不了任务，回去对他不好交待。”我想他说的“他”肯定不是导演鲁韧，按鲁导的性格会直接找我；是不是吴贻弓呢（吴任“李双双”副导演）？也不像。我连猜带问地说：“是不是张瑞芳同志请你来的？”他先是脱口而出“是张瑞芳老师……”，接着又神色紧张地矢口否认：“不是，不是。”稍停又突然带着憨厚的笑脸朝我肩上轻轻拍了两下，“一猜就着”，还说我“真聪明”。他的意思我明白，要我给他保密，申明不是他告诉我的，而是我用“聪明的脑袋”猜出来的。可我否定地摇头告诉他，是张瑞芳她自己告诉我的。他一听，吃惊地“啊”了一声，一会儿又摇着头，疑惑地说：“这不可能。”我马上又对他说，“我常听到她嘀咕，国家经济那么困难（文革之前摄制影片靠国家拨款或贷款），为了拍两三个镜头，一个演员专门从上海赶来外景地，多浪费啊。这不是她告诉我的吗？”茂路听后，如释重负地仰天哈哈大笑，轻轻地推了我一下：“你这傻小子真不傻。”接着又对我说：“来，再来几遍，成了，我对瑞芳老师好有个交待。”
由于我的无能，没有实现瑞芳老师的期待。但她的精神我为之感动，一个演员，不仅把戏演好，还为摄制成本节约每一个铜板而煞费苦心。这种精神，对比当今的文艺圈现状，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今年的6月1日，我拜访艾公（明之），他已是90高龄的人了，可仍然是风度翩翩，精神抖擞。在交谈中，谈到张瑞芳，他肃然起敬。他说，张瑞芳她资历很老啊，1938年就参加革命了。在谈到影视圈的现状时，他更是愤愤不平地说：当今有些演员仅靠脸蛋，富得太快太容易，所以吸毒者有之，嫖娼者有之，甚至有的演员为了哄抬身价拍了一半撂挑子。所以我认为，在当今的文艺圈，真该多些“李双双”从农业战线转移到文艺战线上来，“看到不合理的我就要管”——希望有千千万万李双双式的人物站出来。 可是当年在列车的软卧包箱里，我害怕她把我留下来，怕她再辅导我演什么角色。自认为在茂路面前出些洋相还没有什么，在瑞芳老师面前可就丢糗丢大了。我正在遐想之时，却听到她说起李保罗在候车室的事，我一听，心一宽，发出了“嘿”的笑声。可她欠了欠身，轻轻地朝我说：“这孩子，你笑什么？”当时我感到脸刷一下就热了，有些羞愧。她把我当孩子，我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后来听她说，要不是在候车室，她一定会过去批评李保罗，这才使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生活里的李双双，她关心着我，为维护我的名义，要与李保罗理论的意思。这一说，听者也许并不明白，需细说一下。
当年的林县是一个小站，候车室很简陋，空气混浊，充满着土烟味，广播喇叭里传来一次又一次推迟发车的通知，大家担心着何时能上车。在这混乱不堪的嘈杂声中，突然传来李保罗大嗓门的喊声：“小黄啊，我网兜里少了一个月饼！”那个年代听到“月饼”二字，给人的震惊和诱惑有“炸弹”一样的效果，候车室里一瞬间鸦雀无声，人们的视线一齐投向李保罗。如果那时真有月饼堆在那里，人们肯定会一窝蜂前来哄抢，那是自然灾害的第三个年头，全国的百姓连年困苦，饿得心慌，我们在外景地，看到当地的老百姓把桦树叶也吃光了。可在那儿过中秋节，地方政府却给每一位摄制人员发了不收粮票的四个月饼，这是何等珍贵。领取很严格，不得代领，提前离开或后来者，一律不发不补。那么珍贵的月饼怎么会少了一个呢？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李保罗这位演员年龄比较大，在《李双双》里扮演老支书，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他随身行李多，有背的，有手拎的，而我的行李全部托运，又年轻，两手空空，所以我随手从他手里接过一只鼓鼓囊囊的网线袋，随他一起上卡车，一起下车，一起走进候车室，一直到把网线袋放在他身边的行李堆里。我还对他说，到上火车时，我再来帮他拎。与他打过招呼离开不久，突然传来他喊着“少了一个月饼”的大嗓门声音；我转身回过去着急地帮他打开网兜翻找时，旁边站着的另一位扮演“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落后社员”的演员阴阳怪气地朝我说：“拎一下网兜，吃一个月饼，也是按劳取酬么。”他像念台词，满脸皱纹呲牙咧嘴地笑着。他可能是开玩笑，可我不客气地骂了他一句：“给你这老狗吃了的。”嘴里在骂他，心里更恨他，因为与我一批进厂的一个青年，为偷几个自行车铃而被送去劳教；如果当时真有人偷了一个月饼，岂不是成了一桩案子？当时我心里就这么想的。他可能感到被我骂得没有落场势，就转身走了。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李保罗“嗨”的一声，并用手掌拍打着自己脑门，低着头蹲下去了。我也忙弯下腰问他怎么啦，他轻轻地对我说：“我忘了，为尝味道，自己吃了一个月饼。”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老了”。
我把真相告诉了张瑞芳，没有想到她也笑着说：“这个保罗啊。”我还把骂某演员的事告诉了她，她脸一沉说：“骂得对，怎么开这个玩笑呐！”她转而一笑说，当她见到某某时也要批评他几句。随后她欠了欠身站了起来，在车厢的挂壁上取下她的网兜，从里面取出一包月饼，要我拿着。我并没有伸手去接，可她却说，这是让我转送给我师傅蔡同原的。我师傅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布景制作师，在外景地将布景安置好后，在发月饼之前就离开去西安电影厂装置内景了，所以按规定没有发到月饼。张瑞芳告诉我，她与我师傅是老同事，她以个人的名义慰问我师傅，但要我保密，不要说是她给我师傅的。这时我马上想到，她请茂路来辅导我演戏，又要茂路保密一样。她还微笑着问我能做到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她爽朗地笑着，又朝我说：“要经得起检查哦。”我也认真地回答：“请放心，我一定经得起检查的。”她嘻笑着连声说：“相信，相信。”没有想到，小小的月饼风波竟一直延伸到“文革”的爆发，甚至延伸到四人帮粉碎以后。容后补叙。
停着的列车终于又启动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年代的火车，真像老黄牛拖破车，慢吞吞地往陕西方向进发。
二、 在五七干校
1969年12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辆军用卡车停在四营（天马电影厂）和五营（海燕电影厂）中间一条南北向的泥土大道上，陆续下车的约有十几个人，都是弯着腰背的老头老太，各自在一两名造反队员的押领下，有的往西走，有的往南走。朝我们五营走来的一位老太太，她头上裹得严严实实，一阵大风刮来，她的黑色围巾吹到了后脑上。只见她白发苍苍愁容满面，我仔细辨认，竟是多年不见的张瑞芳。
在我的记忆里，1961年跟随着她（《李双双》摄制组）奔赴过三省三城：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福建福州。由于在那个年代电影的影响力，又加上她成就显赫，在社会上是有着崇高威望的名人，所以每到一地，都得到当地政府的隆重接待。每次随她去参加宴会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一不是宽敞的宴会大厅，二不是丰润的美味佳肴，而是她的惊人风范——在当地官员面前，她会把他们桌上的全鸡、全鸭、全蹄膀大盆，一一搬到我们年轻人桌上；还说，他们桌上的热炒也吃不了，剩下了也浪费。一想到她在宴会上反客为主，充满青春朝气的形象，再看看仅隔八九年以后的今天，论年龄，也不过刚满50岁吧，可怎么完全成了老态龙钟的人了。我心一酸，转身离开。看到这一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些人惊叹地说：“啊，一下子变得那么老！”也有人窃窃私语：“这运动真摧残人啊！”
我们干校是按部队编制，电影局为团部，各个厂是营部，各部门按连或班为单位，平日里的住宿、吃饭、劳动，都以班为单位。张瑞芳的先生严励在我们一个班。刚下五七干校时，戒备森严，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班却有一位久经沙场游击战士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大名叫罗志明（电影《等待满山红叶时》编剧之一），在干校里，有人说他是逍遥派，可在我的眼里，他更是一位乐天派。他将严励称之为励励，将张瑞芳简称为芳芳。运动一开始，张瑞芳就被关押起来，有着种种传说。现在看到她那么苍老，大家心灵深处为她伤感，气氛有些沉闷。可罗志明对严励说：“励励，芳芳也来干校了，你怎么不去看看芳芳？”这一戏说，在班里引出一阵沉闷的苦笑声。有一次，正在门口吃午饭的罗志明，迅速地退了进来，嬉笑着朝严励说：“励励，快，芳芳这次真的来看你了。”然后学着老首长的口气拉腔拉调地说：“你要好好地款待哦。”这时候的严励不知是真是假，呆呆地捧着饭碗站了起来。张瑞芳她真的出现在我们集体宿舍，可在这个时候，大家想笑而不会笑了，反而出奇地平静。只见张瑞芳礼节性的朝大家点点头，然后走到严励面前，很深沉动情地发出微弱的声音：“两年多了！”严励很久很久凝视着她，最后蹦出了这样一句话：“能活着相见，很幸运！”语气虽轻，但冲击着在场人们的心灵，胸中都有一些苦涩在涌动。 但从此以后，张瑞芳常来我们班组，有时与她的先生共进午餐，有时双双啃着西瓜。总之她的到来，增添了班里的乐趣。罗志明甚至当着他俩的面，也戏谓励励和芳芳之说，他俩也乐意接受这样的玩笑。班里的一位工宣队员曾说过，“这样不太严肃吧？”可大家谁也不理这一说法。
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夏日，某一天，午休以后，班里正在各自学习，有的看报，有的看书，有的轻轻地闲聊着。罗志明似真似假又文雅地叫喊着：“芳芳来找励励了！”大家抬起头，只见张瑞芳走进宿舍却脱口而出：“今天不是来找励励的！”突如奇来的这句话，引起一场哄然大笑。在欢乐的气氛中，重点批判的对象、有多产作家之称的艾明之，也开怀大笑。
张瑞芳是来找我的，大家都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我看到她手里拿着一只小矮凳和一卷稿纸时，加之我预先得到的信息，我心里明白了。在同事们的笑声中，我从自己的床旁边拿了一张小矮凳，跟着她走出去了。她说我们去哪里谈呢，我随口一说，去食堂吧。我与她进了没有凳、没有桌的食堂，就在食堂门口坐下，既避炎热的太阳，又通风，光线又好，又清静。她连声说，这里好，这里好。
今天我与她面对面坐在一起，盯着看她，脑海里一幕幕闪现过去与她接触的情景。没有想到，我奉工军宣队领导之命写的干校一年的总结，会落在她手里；她也没有想到，要她在全营大会上宣读的这份总结，是我写的。她淡淡一笑说：“真有意思。”随后她问我，多少年没有见面啦？我说，九年啦。她惊讶地看着我问，怎么计算出九年来的呢？可我并没有回答她的话，又抢先说了一件事——我对她说，在这九年里我和她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她也想起来了说，对对，你在安徽打到家里找严励的，已经深夜快2点了，所以记得很牢。
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几位青年第一次去安徽深入生活，经过合肥，省会领导安排我们住进了“稻香楼”。当时文学部负责人是她的先生严励，他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问我们，“稻香楼”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年轻人怎么能住在那里呢？我们向他解释，招待所、旅馆都客满了，所以我们才去找省委，由省委安排的；但严励斩钉截铁地说：“也不行！难道澡堂子也客满了吗？”由此我们牢记他的教导，第二次去安徽，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住进了澡堂子，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曹松茂先生哈哈笑着，露出闪烁的两颗大银牙说：“我们真的住进澡堂子了。”话音刚落，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人喊着：“请上海来的客人出来。”原来是省委派人来接我们了。我们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那个时候安徽的省委书记是李宝华，来人说：“是李书记说的，哪有客人住澡堂子的事。”我们不得不第二次住进了“稻香楼”，但心里忐忑不安。就是那晚，我也顾不上时间已晚，赶忙往上海严励家打长途，没有想到严励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张瑞芳。“那我们怎么办？”我在电话里就这样傻乎乎地说。“你问我什么怎么办？”我吞吞吐吐地说了过程，又问她“我们要不要住稻香楼？”想不到她在电话里很有大将风度地回答我四个字：“客随主便”。当时就是她的这句话，我们睡上了一个安稳觉……
此时，一件埋在我心里多年的事，应该向她报告了。我说，九年前，你托我把两个月饼转交我师傅，我今天趁这个机会，向你作一个汇报……突然，张瑞芳发出灿烂的笑声，打断了我的话。我连忙想一想，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但一想又不对，真的在她面前说错了话，她不会有那样的笑声。我再想说什么一时又说不下去，可她却笑出了泪水，她从衣袋里拿出手帕擦着眼角说：“真没有想到，今天你在我面前说出‘汇报’二字，真让我笑死了。”这时我又信心十足地说：“你是我心目中永远不倒的一面红旗，永远不倒的李双双，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她听了后，笑着问我：“你参加什么派？”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既不是造反派，因这派人员太杂；又不是保皇派，因这派没有造反精神；所以我参加了自认为既有造反精神、又把握住斗争大方向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组织，当时的首领是文学部陈玮若和从市委宣传部刚调到我们厂的壮茂树，我对此人印象很好，我们第一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张春桥。”当我说到这里时，她脸上消失了笑容，关切地问：“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我们的组织被造反派砸烂了，头头和我一直被批斗。最惨的是壮茂树，因为他女友正面临大学毕业分配，为这还被分到外地，他也去了外地，从此没有见到过……”我像孩子似的在她面前说了一大通，可我突然想到一句心里话：九年以后的今天面对面坐着，比我当年在你软卧包厢里轻松多了。
“哦，从那个时候算起，真的整整九年啦？”突然她转忧地问，“九年了，我老了很多吧？”我只得实话实说：“去年你刚从车上下来，看到你走路的神态，老得不敢相认，如今……”我站了起来，没有想到她也跟着站了起来，可能坐着矮凳不舒服，我朝她上下仔细打量一翻，连声说：“不老，不老！”为了进一步说明我说的是真话，我又补充说：“你与我母亲相比，我母亲比你老多了，看样子好做你母亲了。”她咯咯笑出声来，她说我比以前会说话了。我忙摇头说：“我真不是奉承你，也不是安慰你，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她接着我的话题点着头说：“这倒有可能，因为农村妇女辛苦么。”她顿了顿，又朝我一笑，她说她毕竟头发全白了。我说白毛女从深山老林走到人间，头发不也全白了吗？可她还是一个姑娘呐。她又笑出了声，说我是多会说话的老实人。可我却对她说，我是不老实的人。她又笑着说：“怎么说自己不老实呢？”我说，当年我把你的月饼转交我师傅的时候，我实话实说了，当时，你说要我保密。“哦，你的师傅在厂里见到我，已把月饼的事说了，没有想到你那么认真。”我又认真地说，如果在搞地下党活动时，讲了真相，不是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呀？她笑得更厉害了，说我逗乐她，使她话也说不出了。我又和她说了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她听了，问我师傅还好吗，我低下头说，他“走”了。接着她以沉重的心情坐下来，我也随之而坐。她很久不说话，我觉得她心里很难过。我突然想到我师傅对我说过的那些重要的话——“我把你的月饼转交我师傅，他接过月饼后，很久不说话，最后他说，这不是两只月饼的事，而是她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她以总理的精神关心着人啊！这我才知道你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幼稚地啰嗦地说着，她却似听非听地把我写的材料在手里一张一张翻看着。她忧心忡忡说，我把知识分子写得太好了，她以矛盾的心理提醒我，同时关心着自己的命运。对这份总结，我自认为是有思想有主见的，所以我对她说，错别字替我改，字句不通的地方替我改，内容上出了问题，完全由我负责。她又说，是一位军代表，据说是军级干部，把我写的材料交给她时说，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地方。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奉命前来找我修改的。我也告诉她，我是奉工军宣队之命写出这份总结材料的，而且我自认为不是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想到了一些问题，为了不让同事为难，从我接到任务到完稿，没有请任何人看过，就交给工军宣队负责人了。三天以后，我们班里的一位工宣队员对我说，几个领导看了我写的总结材料，都说好。所以我对她说，能在盐碱地上种出庄稼来，这是知识分子的力量。尤其是试验田里棉花长势枝繁叶茂，约有一公尺之高，不仅引来电影系统（团部）出版系统三三两两前来观看，也有当地的农民，看了以后赞不绝口，而试验田之外的棉苗，参差不齐，有的长得像筷子那么高，一片片枯黄，渐渐死去。通过这鲜活的典型例子，总结出知识分子的伟大力量，来“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工军宣队的正确领导。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评估，这个“歌颂”完全是错误的；但劳动能创造世界，能改变世界，我想这个观点是不会错的，因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嘛。
大会以后反响强烈，这份总结材料被四营负责政宣的一位女同志取走，在大喇叭里向他们全营广播。了解情况的人对我说，这份总结写得好，经张瑞芳一读更生动了。我认为前一句是奉承话，但后一句却是实在话，因为我也在会场里听着，她有声有色，有轻有重，韵味甜美，又有激情，像朗诵一样标准动听的普通话，每一句，每一个字，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特别是送到有些人的心灵里，真可以说，像潮水般的汹涌澎湃，翻江倒海，尤其是曾被重点批斗过的“牛鬼蛇神”们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长长地呼出：“啊，张瑞芳登台亮相了！”用那个年代里一句时尚的话说，张瑞芳彻底“解放”了。
张瑞芳的“解放”是必然的，但谁也不会想到，巧合的是运用我写的材料“获得”解放，她曾与我说过：“真是奇缘。”
更没想到的是，我最后在她领导下工作，一直到退休。
三、 在上海影协
“协会工作是跑腿的事”——“四人帮”粉碎以后，我调离上影文学部，参加市文联筹备恢复上海影协组织机构，在与“三人小组”之一的李伯龙老先生一起工作时，他常说这样一句话。他是解放以后第一任影协秘书长，其资历很深，1949年10月1日，他曾作为上海市工商界人士的杰出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我在老一代领导的熏陶下，渐渐安心于协会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影协秘书长比较频繁地更换。由第四任秘书长丁玉玲的推荐，我被提升为影协办公室主任。那个时候的影协主席是张瑞芳。
在1995年春暖花开季节的某一天，我受张瑞芳主席之邀又来到她家。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一进她家门，见她正在抽烟。我好生奇怪，因为她从不抽烟，反对抽烟，进她家门从没有看到她抽过烟。可今天，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一见到我进门，她一边说着“来来来”，一边从浅蓝色纸盒内取了一支烟给我。她已是78岁的人了，头上留着全白的游泳式发型，但她的精神状态，仍有着青春年华的风采。她带着甜蜜的笑意问我：“这叫什么来着？”我接过长长细细的烟说：“我不懂外文，不知是什么牌子，但我只知道人们称之为小姐烟。”她连声说：“对，对。”她说，那位朋友送给她这一盒烟的时候，讲了这烟的牌子，可她也忘了，只记得说它是小姐抽的烟。所以我对她说：“您那位朋友送这盒烟的心愿，是祝您永远年轻。”她笑着说：“是吗？是吗？”她点着了打火机，我有些心慌意乱地凑上火苗，点燃后吸了一口。
张瑞芳高兴地对我说：“昨天夜里接到保罗（李保罗）的电话，他说我很兴奋、很激动；他电话里一个劲地夸影协这次活动，而且还说我给他治好了多年的心病。”张瑞芳轻轻地吸了一口烟，饶有兴味地问我，昨天的活动真的搞得那么成功吗？我说是的。活动是由丁玉玲秘书长策划的，她理解年老体弱会员的心态，她敢于担当，冒着易出事故的风险，邀请他们参观新外滩和黄浦江上的跨江大桥等活动。没有想到参观者热情高涨，如双目失明的李保罗，他身穿淡灰色的风衣，戴着深黑色的太阳镜，到了外滩，抚摸着护堤墙，走上跨江大桥抚摸着铁索，像诗人站在舞台朗诵的架势，情绪激昂，举着双手，仰望天空，放开嗓门大声地：“啊，站在外滩，走上大桥，听着风声，心里也感到舒坦啊！”我全程陪伴他，在这过程中，他悄悄地告诉我，在文革初期他到厂里找过我，害怕我因“月饼”的事批斗他，见到我师傅，师傅不明就里，对他说，不会批斗你，可能会感激你的。李保罗笑着对我说，跟你师傅一时说不清楚，可心病长在……
聊着聊着，又聊到了干校。我笑说，干校时，有一个人把一双袜子穿在一只脚上，她却还在找另一只袜，结果闹得天翻地覆。因为集体睡地铺，所以个个起来掀开被头帮她寻找袜子，还怀疑有人搞恶作剧，把她的一只袜子藏起来了。最后还是她自己发现，一双袜子穿在一只脚上了。这事虽小，但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同宿舍的有人要贴她的大字报，有人要批斗她。张瑞芳笑问：“一双袜子穿在一只脚上，发生在女宿舍的事，你怎么知道的？”还没有等我回答，她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天早晨起床军号声还没有吹响，所以搞得大家又生气又好笑。”可她吸一口烟，突然在一瞬间收住笑容，沉下脸，灭了烟：“唉，那个年代里，人斗人，白天斗，夜里斗，斗得人们昏天黑地，分不清天南地北，才会闹出如此的‘笑话’来。”
光阴如箭，转眼间我也退休十年。2008年的重阳节，影协在文艺会堂大厅为70、80、90周岁的会员过集体生日，没有想到，张瑞芳也来了，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进入大厅。一批又一批的人们围上去与她握手，向她问候，拍照合影。那年她正逢90大寿，我上去与她握手时问：“腿怎么啦？”她说，能走路，但时间不能太长。她继续握着我的手，似乎还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布置于我，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在众目睽睽下，她用极其平和的语气，朝我幽默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还那么年轻漂亮。”顿时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我已是70周岁的人了，当时认为她老人家是调侃我，事后一想，这是艺术家的风采，有意无意地给人们创造欢乐的气氛。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是我与她最后一次握手、言别。在四年以后的一天，2012年6月28日，她与世长辞。
她匆匆地去了天国，我与她永难相见，但她却给我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难以忘怀的昨天》。这是她的著作，近30万字，我捧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因为这里记载着一个艺术家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书的内容极其丰富，我已细细地拜读过。当我将这部著作再次掀开封面，但见雪白的扉页上她用毛笔以工整的字体写上“锦元同志留念”，还签上“张瑞芳”的名字和日期“1998 . 6 . 15”。如今凝视着她的每一笔每一划甚至每一点，看得出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仔细，似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又一次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倍感珍惜和亲切。
今天写下这些“我所接触的张瑞芳”的回忆文字，并非为了自我夸耀，而是想表达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对她的敬爱和怀念。正如影评家梅朵老先生生前对她的评说：“在生活中永久记着那些共同工作过的朋友，生生死死铭记心中。”这是对她真实的写照，也是我真真切切的感受。
前不久我去拜访电影编剧叶丹老先生，他居住在老年公寓。据说这公寓是张瑞芳生前创办的，环境优雅舒适，在我看来，管理水平也一流。可见，她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位艺术家的精神财富，还给人们留下了物质上的享受。她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关爱和温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怀念她，敬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