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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30日早上5点10分，我亲爱的爸爸走了，永远地走了。二十多天来，纷乱漂浮的痛渐渐沉淀下来，变得沉重而深切。
爸爸像山，从容坚定给我安全感，我靠着他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可是这山，瞬间轰然坍塌，山崩地裂，一切都分崩离析，一切都不复存在。我悲痛欲绝，惊慌失措，而又无能为力。我只能面对这残酷的事实，捡起山体崩塌后的零零碎碎星星点点，捧在手里以怀念我的爸爸。
翻开小时候的相册，我平生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爸爸怀抱里照的。爸爸那时很年轻，帅气、儒雅。他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我，脸上流淌笑容，充满了爱意。我在他怀里露出阳光般的微笑。他为我起名为如玉，在相册的扉页上爸爸亲手书写着，“如玉无暇，这是对我女儿未来生活的最诚挚的祝福。爸爸”。从那时起，不论是我年幼还是他渐渐变老，爸爸就是我一生的靠山。
那时候拍照片还是很稀罕的事情。最珍贵的是，很多照片的后面都有爸爸标明的日期和对我当时的评价。我刚刚学会坐着的那张照片的背后，爸爸以我的口吻写着：“我第一次独自不用人扶坐在椅子上，我感到很新奇，并不害怕，而且为了我个人的独立，感到非常骄傲。”
我想爸爸当年寄予我的希望还有很多很多吧。我抚摸着相册，不知有多少父爱在里面啊。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每逢我想起爸爸的那几行手书，心里总是有一种被轻轻地触动的感觉——暖暖的，感受着一种只有我能体会到的父爱的柔情与重厚。感谢上苍让我拥有这样一位父亲，他如此疼爱我，关心我，包容我。
我慢慢长大，爸爸慢慢变老，等我有时间可以好好陪陪他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那时我们在西山矿务局中学的一个筒子楼里住，因为妈妈的家庭出身不好，随时都有被揪斗的可能。妈妈如惊弓之鸟，带着我和弟弟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爸爸那时已调到省哲学研究所工作，从家到研究所要走30多里路，所以爸爸每周回来一次，他一回来气氛立刻轻松许多，他常常讲个小笑话让我们高兴，然后一家人围在小餐桌前吃饭。我们的小餐桌，是一位叔叔在批斗大会的场地，捡了几块薄薄小木板拼凑而成的，桌腿细细的，短短的，是用一根小树干截成四段做成的。非常单薄简陋。那时我们如获至宝，一家人坐在小凳子上，围着我们家第一个餐桌，喝着玉米面糊糊，吃着窝头。餐桌上常有爸爸腌制的咸菜，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青菜都很少见到，他把买来又一下子吃不了的白菜、萝卜、辣椒等洗净放在类似泡菜坛的小罐里，放清水、花椒、咸鹽，扣好盖子。盖子和罐口之间放上水以免进空气。泡制一天就可以吃了，味道很鲜美。爸爸也很欣赏他的泡菜，称为“李家泡菜”。有这样的泡菜，吃窝头，喝糊糊的日子也不觉得太苦。
那时候白面大米很少，是要靠供应的，每月每人3斤白面。每逢有窝头又有馒头的时候，爸爸总是吃窝头，他还笑呵呵地说，“我喜欢吃这刚蒸出来的窝头，松软。”爸爸总把细粮让给我们吃，还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们的自尊。我那时很小，还真以为爸爸爱吃窝头呢。因为有爸爸为我们营造轻松的氛围，所以我们的童年少了一份阴霾，多了一份阳光。
爸爸是我们家的精神支柱，但说真的，他的生活能力和对外联系的能力不是很强。家里像拉煤泥、打煤糕、修房子这样苦重的活都是妈妈找人干的。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回徐州探亲，回太原时亲戚们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吃的用的，一大堆，从徐州到太原又没有直达车，要在德州转车。德州火车站一片混乱，上车时人们各显其能，有的从窗户上钻进去，有的是在车厢门口互相厮打着、叫骂着往上挤的。我都吓呆了，弟弟那时四五岁，怎么往上挤呢？爸爸一看这种局面，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很豪爽地对妈妈说，“你带好他们两个，拿上东西，我先上去占个座儿，然后我从窗口叫你们。”我们在车下等着，车快开了，也没见爸爸在哪个窗口叫我们。妈妈只好带我们上车。列车缓缓地前行，渐渐，车上的人少了，我们都有了座位。我们四处张望，又去前后车厢寻找爸爸，都没找见。我们都怀疑爸爸是不是没有挤上车。等到了太原，我们下车，在拥挤的人群里看见了他，我和弟弟高声叫他，他已疲惫不堪——我老爸从德州一直站到太原，没吃没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手里。把爸爸挤丢了，这一直都成了我们家和爸爸开玩笑的话题。以后不论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我们都不敢让他先上车了。
我老爸不会做家务活，像修水管，安装个东西，拧个螺丝等等的活儿，他都不会。可他还真为我修了一次自行车。我高中毕业那年，还不满17岁，正好赶上插队的末班车。那时我们家还在西山矿务局住，从我们家到我插队的郊区，要走20多分钟的路，因为农场没有那么多房子提供给知青住，所以许多知青都要跑家。爸爸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26型的深绿色坤车，大小很适合我用。60元钱，当时很贵，因为不需要自行车券，所以就买了。车子很旧，哪儿都需要修理，爸爸坐在小凳上，手里拿着钳子、 改锥、扳手，鼓捣了一天，晚上爸爸说，修好了。我高兴地问，那我明天能骑了？第二天，我骑上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去插队的地方。路上要下一个大坡，我左手捏住闸，准备减速。可我刚刚捏住闸，就觉得前车轮突然停住，后车身一下子被掀起很高，我整个人被抛向空中，好像身子在空中翻了一圈。那是怎样的一个弧度，我现在也没弄明白，然后就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顾不上什么，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看看车子摔坏没有。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农民，问，摔疼了没有？没有，我轻松地回答。我晚上回到家说了这件事，爸爸说，哦，我给你把前闸后闸调换了一下。他说得很淡定。后来我又买了几辆自行车，每次买，爸爸都说，自行车没什么可挑的，主要是看闸灵不灵。我总要跟他开玩笑：我还得看看换闸了没有。
爸爸在家里很民主，很随和。他很希望我和弟弟能多读书，但从不要求我们读他的书。他说，世界上好文章多得是，为什么要读我的？他鼓励我们去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并且总能给出指导性的建议。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读大学，爸爸去北京出差，根据我那时的英语水平，给我买了六本英文简写本小说，“The Little Governess”“The Elephant Man”等等。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英文小说，很喜欢，感觉很新鲜。但是生字太多，令我发怵。这时爸爸从书柜里拿出他年轻时读过的一些英文书，递给我。第一本是他1948年读的《伊尔文见闻杂记》，那时他刚刚18岁。这是一本很经典，但很不好读的书。我翻开他的书，每页上都有几个他标出的生词和注释。书上有很多地方都有勾勾画画的痕迹，空白处还工工整整地记着笔记。我明白了，英语就应该这样学的。 我工作后，他向我推荐英语杂志。每年年底订报刊的时候，他都到机关阅览室亲自给我订阅《英语世界》，一订就是12年。他说，不一定篇篇都读，可选择地读。多读可增加知识，开阔眼界。头几年，每次来了《英语世界》时，他总是饶有兴趣地读着。后来目力不好了，他总是让我给他拿来放大镜，翻着看看，尽管这样，还是经常和我谈起哪篇文章有意思，哪篇值得好好读。再后来，由于眼睛和身体的原因不能自由地阅读了。就像他在《目倦集》“序”中所说，“读书的愉悦，抵不上读书的痛苦。”他常常无奈地说，“我现在是看报看题，看书看皮。”我听了很心酸，后来我会为他读一些他感兴趣的文章。一来他想听，想了解外面的世界，二来也消愁解闷。记得2016年第12期《英语世界》刊登陆谷孙先生的几篇文章和译文，我给他读了其中一篇，题为“勤则不匮”。爸爸在医院一边输液，一边听我读这篇文章。他听得很认真，很专注，眼睛看着我的口型。爸爸那时的听力已经不太好了，每次给他读文章的时候，他都要看着我的口型，方能听清。我一字一句地念，念一会儿，就停下来问他，“能听清楚么？”他说 “能。”我就继续读。读完之后，爸爸大加赞赏，直说真是篇好文章。你该多读读这样的文章。
爸爸的性格让人觉得有些冷傲，很多人都说他严厉，威严。但其实不然，他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别人，就是那种默默的，不打扰别人的方式。前两年听说作家李锐身体不好，他很着急，在家念叨多次。一天，从北京回来的成一老师来看他，刚坐下，爸爸就急切地询问李锐的情况，问得很仔细。实际上爸爸那时也在生病，而且很严重。他和成一老师在客厅里单独谈论李锐的身体状况和治疗情况。我通过客厅的玻璃看见他非常严肃，非常担心地听着。成一老师走后，爸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不断跟我们说，“这个李锐，怎么搞的。”一会又说，“蒋韵那两下子，能干得了家务？！”爸爸很着急，其实他要一个李锐在北京的电话，直接打过去问问，也是很容易的事。但是他说，他不想增加李锐夫妇的心理负担，也不愿意让他们一遍遍叙述疾病和治疗方面的事情，去加深他们的痛苦。过了好久，等成一老师又一次从北京回来，看望爸爸，并告知说李锐的情况好些了，爸爸方觉得放心了许多。记得大约一年多前，爸爸那时还能拄着手杖一个人慢慢地走到机关小院坐坐，拿拿报纸。一天，他从小院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蒋韵发表文章了，蒋韵发表文章了。”蒋韵发了多少文章，爸爸也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是么？”妈妈问着从客厅走出来，“蒋韵能写文章，那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正常了。”“是啊，是啊，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李锐好了。”爸爸高兴地说，把报纸交给我，让我给他们念。蒋韵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笔会》上，题目好像是《去马坡》。那天爸爸心情很好，吃饭的时候他谈了很多编辑部的人和事。
爸爸一生经手改过稿件无数，可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一生改过的最后一篇文章竟是我的文章。记得今年八月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家《鲁迅全集》这套书的事情。题为《半张书皮引我怀旧》写完之后想拿给爸爸看。爸爸欣然答应，我打开电脑，爸爸坐在电脑桌前，一字一句地认真看着，就像他以前在编辑部为作者改稿一样。爸爸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原因不再写作，对电脑的应用陌生了，这次重操旧业，显然力不从心，每打一个字、一个标点都要在键盘上找好一会儿。边改边说，“你写得太不讲究了，错误太多。这儿应该加一个书名号，这儿应该是个句号。”等等。就像老师教一个小学生，我在一旁直点头，满脸愧疚地看着爸爸劳神。我怕爸爸太费劲，就打印出来给他看。他一脸严肃，很认真很仔细地修改着，删减，改错，忙乎了好一陣，“就这样吧，你再看一遍。”爸爸说，我也认真地看了一遍，感觉原来浑浑浊浊的文章经他一改，顿时清爽了很多，真是不一样，我高兴地对爸爸说，“那我发出去吧？”爸爸点点头。午饭后，爸爸坐在前厅沙发上，我在自己的卧室打开电脑正准备发送稿件，突然他说，“前面那几段都不要了，从‘我对鲁迅的作品知之甚少……’那一段开始吧。”我走出卧室，看见爸爸俨然一个临阵的大将军的模样。“前面那几段都不要了？”我有点惋惜地说，我以为那几段挺好的。爸爸看出我的心思，温和地问，“你想要？”“不要了，我听您的。”我果断地说，我虽愚钝，但我绝对相信爸爸的权威性。我想大概没有哪个作者尤其是一个愚钝如我的人能让爸爸反过来征求他的意见的吧？“你那前几段和文章没什么关系，圈子兜得太大。有的文章需要扯得远一些，有的不需要。文章要简单，越简单越好。”爸爸说。“文章越简单越好，”这是爸爸留给我的话。
可是这次，谁来为我增删，为我修改，为我定夺呢？！
爸爸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已汇成长河，几十年的岁月如歌，那其中经历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那点点滴滴，我们都铭刻在心，从来不需要刻意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
爸爸像山，从容坚定给我安全感，我靠着他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可是这山，瞬间轰然坍塌，山崩地裂，一切都分崩离析，一切都不复存在。我悲痛欲绝，惊慌失措，而又无能为力。我只能面对这残酷的事实，捡起山体崩塌后的零零碎碎星星点点，捧在手里以怀念我的爸爸。
翻开小时候的相册，我平生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爸爸怀抱里照的。爸爸那时很年轻，帅气、儒雅。他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我，脸上流淌笑容，充满了爱意。我在他怀里露出阳光般的微笑。他为我起名为如玉，在相册的扉页上爸爸亲手书写着，“如玉无暇，这是对我女儿未来生活的最诚挚的祝福。爸爸”。从那时起，不论是我年幼还是他渐渐变老，爸爸就是我一生的靠山。
那时候拍照片还是很稀罕的事情。最珍贵的是，很多照片的后面都有爸爸标明的日期和对我当时的评价。我刚刚学会坐着的那张照片的背后，爸爸以我的口吻写着：“我第一次独自不用人扶坐在椅子上，我感到很新奇，并不害怕，而且为了我个人的独立，感到非常骄傲。”
我想爸爸当年寄予我的希望还有很多很多吧。我抚摸着相册，不知有多少父爱在里面啊。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每逢我想起爸爸的那几行手书，心里总是有一种被轻轻地触动的感觉——暖暖的，感受着一种只有我能体会到的父爱的柔情与重厚。感谢上苍让我拥有这样一位父亲，他如此疼爱我，关心我，包容我。
我慢慢长大，爸爸慢慢变老，等我有时间可以好好陪陪他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那时我们在西山矿务局中学的一个筒子楼里住，因为妈妈的家庭出身不好，随时都有被揪斗的可能。妈妈如惊弓之鸟，带着我和弟弟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爸爸那时已调到省哲学研究所工作，从家到研究所要走30多里路，所以爸爸每周回来一次，他一回来气氛立刻轻松许多，他常常讲个小笑话让我们高兴，然后一家人围在小餐桌前吃饭。我们的小餐桌，是一位叔叔在批斗大会的场地，捡了几块薄薄小木板拼凑而成的，桌腿细细的，短短的，是用一根小树干截成四段做成的。非常单薄简陋。那时我们如获至宝，一家人坐在小凳子上，围着我们家第一个餐桌，喝着玉米面糊糊，吃着窝头。餐桌上常有爸爸腌制的咸菜，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青菜都很少见到，他把买来又一下子吃不了的白菜、萝卜、辣椒等洗净放在类似泡菜坛的小罐里，放清水、花椒、咸鹽，扣好盖子。盖子和罐口之间放上水以免进空气。泡制一天就可以吃了，味道很鲜美。爸爸也很欣赏他的泡菜，称为“李家泡菜”。有这样的泡菜，吃窝头，喝糊糊的日子也不觉得太苦。
那时候白面大米很少，是要靠供应的，每月每人3斤白面。每逢有窝头又有馒头的时候，爸爸总是吃窝头，他还笑呵呵地说，“我喜欢吃这刚蒸出来的窝头，松软。”爸爸总把细粮让给我们吃，还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们的自尊。我那时很小，还真以为爸爸爱吃窝头呢。因为有爸爸为我们营造轻松的氛围，所以我们的童年少了一份阴霾，多了一份阳光。
爸爸是我们家的精神支柱，但说真的，他的生活能力和对外联系的能力不是很强。家里像拉煤泥、打煤糕、修房子这样苦重的活都是妈妈找人干的。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回徐州探亲，回太原时亲戚们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吃的用的，一大堆，从徐州到太原又没有直达车，要在德州转车。德州火车站一片混乱，上车时人们各显其能，有的从窗户上钻进去，有的是在车厢门口互相厮打着、叫骂着往上挤的。我都吓呆了，弟弟那时四五岁，怎么往上挤呢？爸爸一看这种局面，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很豪爽地对妈妈说，“你带好他们两个，拿上东西，我先上去占个座儿，然后我从窗口叫你们。”我们在车下等着，车快开了，也没见爸爸在哪个窗口叫我们。妈妈只好带我们上车。列车缓缓地前行，渐渐，车上的人少了，我们都有了座位。我们四处张望，又去前后车厢寻找爸爸，都没找见。我们都怀疑爸爸是不是没有挤上车。等到了太原，我们下车，在拥挤的人群里看见了他，我和弟弟高声叫他，他已疲惫不堪——我老爸从德州一直站到太原，没吃没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手里。把爸爸挤丢了，这一直都成了我们家和爸爸开玩笑的话题。以后不论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我们都不敢让他先上车了。
我老爸不会做家务活，像修水管，安装个东西，拧个螺丝等等的活儿，他都不会。可他还真为我修了一次自行车。我高中毕业那年，还不满17岁，正好赶上插队的末班车。那时我们家还在西山矿务局住，从我们家到我插队的郊区，要走20多分钟的路，因为农场没有那么多房子提供给知青住，所以许多知青都要跑家。爸爸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26型的深绿色坤车，大小很适合我用。60元钱，当时很贵，因为不需要自行车券，所以就买了。车子很旧，哪儿都需要修理，爸爸坐在小凳上，手里拿着钳子、 改锥、扳手，鼓捣了一天，晚上爸爸说，修好了。我高兴地问，那我明天能骑了？第二天，我骑上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去插队的地方。路上要下一个大坡，我左手捏住闸，准备减速。可我刚刚捏住闸，就觉得前车轮突然停住，后车身一下子被掀起很高，我整个人被抛向空中，好像身子在空中翻了一圈。那是怎样的一个弧度，我现在也没弄明白，然后就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顾不上什么，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看看车子摔坏没有。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农民，问，摔疼了没有？没有，我轻松地回答。我晚上回到家说了这件事，爸爸说，哦，我给你把前闸后闸调换了一下。他说得很淡定。后来我又买了几辆自行车，每次买，爸爸都说，自行车没什么可挑的，主要是看闸灵不灵。我总要跟他开玩笑：我还得看看换闸了没有。
爸爸在家里很民主，很随和。他很希望我和弟弟能多读书，但从不要求我们读他的书。他说，世界上好文章多得是，为什么要读我的？他鼓励我们去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并且总能给出指导性的建议。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读大学，爸爸去北京出差，根据我那时的英语水平，给我买了六本英文简写本小说，“The Little Governess”“The Elephant Man”等等。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英文小说，很喜欢，感觉很新鲜。但是生字太多，令我发怵。这时爸爸从书柜里拿出他年轻时读过的一些英文书，递给我。第一本是他1948年读的《伊尔文见闻杂记》，那时他刚刚18岁。这是一本很经典，但很不好读的书。我翻开他的书，每页上都有几个他标出的生词和注释。书上有很多地方都有勾勾画画的痕迹，空白处还工工整整地记着笔记。我明白了，英语就应该这样学的。 我工作后，他向我推荐英语杂志。每年年底订报刊的时候，他都到机关阅览室亲自给我订阅《英语世界》，一订就是12年。他说，不一定篇篇都读，可选择地读。多读可增加知识，开阔眼界。头几年，每次来了《英语世界》时，他总是饶有兴趣地读着。后来目力不好了，他总是让我给他拿来放大镜，翻着看看，尽管这样，还是经常和我谈起哪篇文章有意思，哪篇值得好好读。再后来，由于眼睛和身体的原因不能自由地阅读了。就像他在《目倦集》“序”中所说，“读书的愉悦，抵不上读书的痛苦。”他常常无奈地说，“我现在是看报看题，看书看皮。”我听了很心酸，后来我会为他读一些他感兴趣的文章。一来他想听，想了解外面的世界，二来也消愁解闷。记得2016年第12期《英语世界》刊登陆谷孙先生的几篇文章和译文，我给他读了其中一篇，题为“勤则不匮”。爸爸在医院一边输液，一边听我读这篇文章。他听得很认真，很专注，眼睛看着我的口型。爸爸那时的听力已经不太好了，每次给他读文章的时候，他都要看着我的口型，方能听清。我一字一句地念，念一会儿，就停下来问他，“能听清楚么？”他说 “能。”我就继续读。读完之后，爸爸大加赞赏，直说真是篇好文章。你该多读读这样的文章。
爸爸的性格让人觉得有些冷傲，很多人都说他严厉，威严。但其实不然，他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别人，就是那种默默的，不打扰别人的方式。前两年听说作家李锐身体不好，他很着急，在家念叨多次。一天，从北京回来的成一老师来看他，刚坐下，爸爸就急切地询问李锐的情况，问得很仔细。实际上爸爸那时也在生病，而且很严重。他和成一老师在客厅里单独谈论李锐的身体状况和治疗情况。我通过客厅的玻璃看见他非常严肃，非常担心地听着。成一老师走后，爸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不断跟我们说，“这个李锐，怎么搞的。”一会又说，“蒋韵那两下子，能干得了家务？！”爸爸很着急，其实他要一个李锐在北京的电话，直接打过去问问，也是很容易的事。但是他说，他不想增加李锐夫妇的心理负担，也不愿意让他们一遍遍叙述疾病和治疗方面的事情，去加深他们的痛苦。过了好久，等成一老师又一次从北京回来，看望爸爸，并告知说李锐的情况好些了，爸爸方觉得放心了许多。记得大约一年多前，爸爸那时还能拄着手杖一个人慢慢地走到机关小院坐坐，拿拿报纸。一天，他从小院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蒋韵发表文章了，蒋韵发表文章了。”蒋韵发了多少文章，爸爸也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是么？”妈妈问着从客厅走出来，“蒋韵能写文章，那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正常了。”“是啊，是啊，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李锐好了。”爸爸高兴地说，把报纸交给我，让我给他们念。蒋韵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笔会》上，题目好像是《去马坡》。那天爸爸心情很好，吃饭的时候他谈了很多编辑部的人和事。
爸爸一生经手改过稿件无数，可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一生改过的最后一篇文章竟是我的文章。记得今年八月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家《鲁迅全集》这套书的事情。题为《半张书皮引我怀旧》写完之后想拿给爸爸看。爸爸欣然答应，我打开电脑，爸爸坐在电脑桌前，一字一句地认真看着，就像他以前在编辑部为作者改稿一样。爸爸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原因不再写作，对电脑的应用陌生了，这次重操旧业，显然力不从心，每打一个字、一个标点都要在键盘上找好一会儿。边改边说，“你写得太不讲究了，错误太多。这儿应该加一个书名号，这儿应该是个句号。”等等。就像老师教一个小学生，我在一旁直点头，满脸愧疚地看着爸爸劳神。我怕爸爸太费劲，就打印出来给他看。他一脸严肃，很认真很仔细地修改着，删减，改错，忙乎了好一陣，“就这样吧，你再看一遍。”爸爸说，我也认真地看了一遍，感觉原来浑浑浊浊的文章经他一改，顿时清爽了很多，真是不一样，我高兴地对爸爸说，“那我发出去吧？”爸爸点点头。午饭后，爸爸坐在前厅沙发上，我在自己的卧室打开电脑正准备发送稿件，突然他说，“前面那几段都不要了，从‘我对鲁迅的作品知之甚少……’那一段开始吧。”我走出卧室，看见爸爸俨然一个临阵的大将军的模样。“前面那几段都不要了？”我有点惋惜地说，我以为那几段挺好的。爸爸看出我的心思，温和地问，“你想要？”“不要了，我听您的。”我果断地说，我虽愚钝，但我绝对相信爸爸的权威性。我想大概没有哪个作者尤其是一个愚钝如我的人能让爸爸反过来征求他的意见的吧？“你那前几段和文章没什么关系，圈子兜得太大。有的文章需要扯得远一些，有的不需要。文章要简单，越简单越好。”爸爸说。“文章越简单越好，”这是爸爸留给我的话。
可是这次，谁来为我增删，为我修改，为我定夺呢？！
爸爸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已汇成长河，几十年的岁月如歌，那其中经历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那点点滴滴，我们都铭刻在心，从来不需要刻意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