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曹操文学创作中的“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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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曹操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创作,“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文心雕龙·时序》)。他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本人深受“忠君”思想影响,这也直接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
  关键词:曹操;文学创作;忠君思想
  作者简介:马义明(1991.9-),男,辽宁沈阳人,汉族,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学史);温斌(1966-),男,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三国这一短短的时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普遍印象恐怕就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三国,人们更多的是对于“武”的深切记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代”,就是指的这一时期。“在这个文学新时代活跃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三曹诗选》)。这里的三曹,指的就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及书法家。
  东汉末年,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曹操以大汉皇帝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击灭袁术、袁绍、吕布、刘表、马超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乌桓、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成功统一了中国北方,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阀。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曹操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创作,“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文心雕龙·时序》)。他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本人深受“忠君”思想影响,这也直接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
  “忠君”思想,是封建年代臣下的基本道德之一。春秋时,孔子对此即有所论述。“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是忠君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当然,孔子所说的忠并非“愚忠”,孔子的忠是有条件的,只有君主只有“使臣以礼”,臣下才会“事君以忠”。对于这一点,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相比于孔子,孟子的说法更为具体与直接。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忠君”是“相对”忠君,那么到了汉代,尤其是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相对”忠君就变得越来越绝对化和极端化。
  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理论,提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也,故好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皇帝即为“天子”,这将皇帝的地位拔高了许多。同时主张“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加以维护和强化,让“忠君”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章帝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并亲自主持此次会议。会议成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书中继承并发展了董仲舒的理论,提出君臣、父子、夫妻等“三纲”以及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等六纪。“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向日月屈信,归功天也。”这里的理论与董仲舒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将忠君思想进一步的深化,使得忠君变得天经地义一般。
  到了东汉末年,忠君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更是深入人心,身处这个时代,曹操也不能例外,而这种思想也直接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中平四年,王芬等人想弑君,立合肥侯为帝,也邀请曹操加入其中,但被曹操严词拒绝。“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这篇《拒王芬辞》将曹操本人的忠君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开篇的“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就决绝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后面,曹操又举了霍光、七王之乱的例子劝谏王芬等人不要做那反叛之事。这篇辞固然体现了曹操高人一等的政治智慧,但也是对曹操忠君思想的极佳体现。
  中平六年,河南尹大将军何进诛杀宦官,密召董卓向京城(洛阳)进军。谋泄,何进为宦官张让等所杀。张让将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劫走出宫。董卓进京后把少帝迎回宫中,不久,废少帝为弘农王,然后再把他杀死,立陈留王为帝(即献帝)。当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董卓就焚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曹操目睹这场变乱,尤其看到洛阳一片荒凉,产生了无限哀伤,写下了这首《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行》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本是出殡时挽柩者唱的挽歌,曹操用来写时事。清人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这固然体现了曹操在文学上的创造性,同时也表明曹操内心的哀伤之深,如同挽柩者一样的感觉,只不过他们哀的是人,而曹操哀的不仅是皇帝,更是国家。在本诗中,曹操也将矛头对准了引发这场悲剧的“贼臣”董卓,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愤恨之情。其实不管是对时事的哀伤,还是对“贼臣”的批判,都源自于曹操本人的“忠君”思想,若不忠君,何来哀伤?何来愤恨?   作为大汉朝廷名义上的第二人,实际上的第一人,曹操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冲突,而就算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曹操也要恪守“忠君”思想,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孝”与“忠”的冲突。
  “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上殿,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向不盥之礼。且‘祭神如神在’,故吾亲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礼讫,下阶就坐而立,须奏乐毕竟,似若不衎烈祖,迟祭不速讫也。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也。受胙纳袖,以授侍中,此为敬恭,不终实也。古者亲执祭事,故吾亲纳于袖,终抱而归也。仲尼曰:‘虽违众,吾从下。’诚哉斯言也。”(《曹操集·春祠令》)
  按照常理,在祭拜宗庙的时候要“解履上殿”,以示对祖先的尊敬,但是曹操有御赐的“剑履上殿”资格,这里出现了“孝”与“忠”的冲突,曹操为了不“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而没有“解履上殿”,这体现了曹操处事灵活的手腕,更体现了他对皇帝的尊敬与忠诚。
  提到曹操,许多人根本无法将他与“忠君”思想联系到一起,因为“挟天子而令诸侯”以及“汉贼”的称呼实在太为人所熟知。但是不管后世人对曹操是怎样的评价,不可否认的是,终其一生,曹操都始终尊奉汉帝,代汉立魏的是曹丕而非曹操。就像曹操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那样“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一生征战,也是为了汉室的强盛罢了。至于为何身居高位,让封邑,却不让权,那就是因为“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了。
  总而言之,曹操作为一个有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文学家曹操而言,他的“忠君”思想是不容置疑的,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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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余观英,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曹操,曹操集[M].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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