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害怕过吗？一点都不。当我开始写真实犯罪的小说时，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能让这些事情把我吓倒，或者挫伤我的锐气。
在我的小说《微小的牺牲》出版后，我开始收到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他们给我提供写书的线索。当然，我不可能把这些线索都写成书，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线索都进行调查。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促使我向人们展示事情的真相，这成了我无法推卸的使命。记得在1997年，我在报上读到了关于希拉·布莱克桑纳的故事，她是一位四胞胎的母亲，可是，她却在自己佛罗里达州的家中被残忍地杀害了。同其他人一样，我感到很震惊，不由得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人对这位女士有这样的深仇大恨，竟然在她的家里，当着她的幼小孩子们的面杀害她呢？可是，在那时候，我正在写另外一本书，所以，我并没有对这个案子进行跟踪调查。
在2000年1月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位名叫凯瑞·布莱顿的女士的来信，她是希拉的妹妹。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凯瑞就住在离我父母在奥瑞岗的农场3公里远的地方。当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了你好多年了，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电子邮件的话，我可能就放弃了。自从10年前，我姐姐同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就相信她的前夫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杀害她。希拉说过艾伦·布莱克桑纳从没有让女人甩过。她知道他的前妻们都在躲着他。”
希拉曾经对凯瑞说过如果她突然死亡的话，那么事情一定不会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艾伦对希拉非常不满意，因为希拉总是向法庭起诉，要求艾伦放弃对他们的两个女儿的监护权，而且还要求平分他们的共同财产。听她姐姐说这些事的时候，凯瑞眼含着热泪对姐姐发誓说假如有什么事发生的话，她一定坚持进行调查，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姐姐还对我说，你一定要去找安·儒勒，让她为我写一本书。”
对这样的要求我无法拒绝，为了写这本叫做《你把我的呼吸带走》的小说，我来到了圣安东尼奥，参加对百万富翁艾伦·布莱克桑纳的审讯，然后去莎若淑塔采访负责这件案件的警长侦探们。
布莱克桑纳是一家体育器材公司的合伙人，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非常镇静自信，他不时地转过脸来对坐在我身旁的现任妻子玛丽用嘴型默默地说：“我爱你！”可是当陪审团回来宣布他们的判决时，他丧失了以往的镇静。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总是会花些时间在犯罪现场感受那种真实。在莎若淑塔，我站在希拉所住过的那所白色的小楼前，房上爬满了热带植物。我久久凝视着车库的窗户，凶手就是从这个窗户进入房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发誓，我一定要把希拉不能讲的故事告诉给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这不是第一次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坟墓里向我祈求把真相公布于众。1985年，一位名叫琳达·布朗的妇女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被人杀害。可是，很显然，这并不是琳达生命的终结。没过多久，她的丈夫戴维就对朋友抱怨说，他无法在自己的家里睡觉，每天晚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让他和他的情妇——琳达16岁的妹妹无法入睡，他坚信“房子里一定有鬼”。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鬼。我称不上是什么摄影师，我在琳达的房前照了一张照片，为我写的关于琳达一案的书《如果你真的爱我》做封面。我把照片洗出来后，非常吃惊地发现有一位金发女郎站在楼上房间的窗前向外张望。如果不是现在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家人是黑头发的亚洲人的话，我也不会大惊小怪。而且这个女人就站在玻璃窗和窗帘之间几厘米的地方，我不相信任何血肉之躯能站在这种地方。后来，我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天气下拍照，可是，我再也没有拍到那个金发女郎。
我到监狱采访戴维，他的罪行是雇人杀妻，尽管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的罪行，以及他亲生女儿的证词，可是他还是油嘴滑舌地劝我对这宗案件重新进行调查，他对我说：“你可以去采访我的家人，他们会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好人！”可是，当戴维对我吹嘘他给他死去的妻子买了一块上等的墓地，以便让她死后也能“面对山泉欣赏美景”时，我完完全全丧失了对他的信任。买墓地的钱只不过是他利用妻子的死，从保险公司骗取的50万美金人寿保险的一小部分，他倒是利用这笔钱在上好地段买了一栋价值33万美金的房子，那里的风景更美。
人生有时总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一次，一位“未来”的用毒药杀妻的凶手居然找上门来。在巴伐罗州的一位名叫安东尼·彼纳塔罗的医生给我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希望我能为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写本书，纽约卫生厅取消了他的行医执照。安东尼对我说他是美容外科医生，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任何美容外科的证书，他的行医履历也是疑点重重。在当时，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至少有一名年轻的患者死在他的手术室里，还有一些患者侥幸死里逃生。
安东尼医生语音浑厚动听，非常有劝说力，他甚至让他的妻子同我聊了几句。我同他解释说我不写医学方面的书，我只是写一些真实的犯罪案例。可是，他却没有因此而退却，他寄给我一份据说是他妻子写的手稿。我不知道在电话里同我说话的那个女人其实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情妇。
大概过了一年后，一位在巴伐罗州的读者给我寄来了一份剪报，是关于一位名叫戴碧·彼纳塔罗的妇女中毒在医院里被抢救的新闻。“彼纳塔罗？彼纳塔罗？”这个名字很熟悉，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怒气冲冲的美容外科医生。我知道他一定读过我写的书，其中有两本是关于凶手用毒药杀人的。我把自己的书寄给了负责这个案子的警长。
果然不出我所料，戴碧是砒霜中毒，砒霜是从杀鼠器里弄到的。我们人类体内的血液里都含有砒霜，通常是每公升5至10毫克，如果我们吃贝壳类食物时，含量会有所增加。但是，这样低微的含量对我们人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当戴碧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她体内的砒霜含量是每公升29580毫克。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说，戴碧战胜了瘫痪和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活了下来，因为她要为自己的孩子们活下去。我也真的为这桩案子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安东尼的一本书，他在纽约的监狱里要一直呆到2019年，这样的结局也是他没能预料到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出版了23本书后，我对自己想要写的案子开始非常挑剔起来。有些案子太陈旧了，案件大多是发生在50年前的事。现在重新写也不会有什么新意，而有些案子，比如说辛普森的案子，电视和媒体已经把这些案件炒得尽人皆知。凡是看电视的人，都会对这些案件了如指掌，写出来也不会让人们感兴趣。另外就是一些丝毫没有悬念的案子，他杀了人，被抓住了，他坦白了罪行，案子了结了。这样的案子像白开水，从写书的角度来看没什么可写的。
真正动人心弦的凶杀案是那些看上去好像很容易就会被侦破，谜底就在眼前，可是却让警察们花费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无法侦破的案子。我同3个独立的警察侦破专案小组一样，一直等了20年，才等来了美国西北部最大的连环凶杀案的结果。这就是最著名的“绿河凶杀案”，至少有48名妇女丧失了她们宝贵的生命。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为止，我家里的洗衣篮里就从来没放过任何床单和手巾，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剪报、地图、录音带、录像带以及我的各种各样的笔记，上面记录的都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失踪，以及在这些妇女的尸体被发现后的各种各样的嫌疑犯的地址和介绍等等。后来事情证实我的心血并没有白费。
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她们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开始在大街上自谋生路。她们就在离我住得不远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尤其是在通往机场的路上。雨天的时候，我常常把车停下来，告诫那些站在路上谋生的女孩们要小心这里的危险，可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她们都不理会我的劝告，都会对我说她们不会出事的。让我感到悲哀和遗憾的是，她们并没有像她们想像的那样，不会出什么事。被害人的数目一天天增加，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对罪犯有“预感”，比如说泰德的杀人案件，这个“预感”是警察们对洞察犯罪的一种直觉的叫法。可是，由于我住的地方离绿河杀手活动的地方很近，所以我很早就有一种预感，那就是我可能见过这个凶手。我开始相信也许自己在超市里的时候，说不定就站在那人的身后，或者在饭店里的时候，说不定我就坐在这个人的身旁一起进餐。
在警察开始对这个案子立案调查的时候，我每天都几乎接到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都说他们确信无疑地知道杀人凶手是谁。给我打电话的人大部分都是女性，而她们确信无疑的凶手不是他们的前夫，就是分手的男朋友。许多人的故事跟真的一模一样，让人毛骨悚然。有许多谣传说凶手是警察，许多人提供的线索都是我认识的警察，这让我对这些谣言不敢轻信了。
我的女儿莱斯丽也是一名作家，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共同举办售书签字仪式。有几次她对我说她看到一个人总是来参加我们的仪式。“妈妈，可是他从来都一本书也不买。他只是在远处身靠在墙上盯着你看。”
1987年，有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把自己的房子卖给了一个离婚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她现在住的房子还在附近，于是就同那个人成了邻居。这位邻居请这位女士帮忙把房间里的地毯搬出来，据他所说是因为地毯被“红油漆”给毁了。这个人同绿河凶手的画像十分相像。这位女士和她的朋友确信这个人就是杀人凶手。我和她们见了面，觉得她们的怀疑十分重要，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警察局。在我去警察局之前，我开车来到了那个人的房子附近，他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3公里的路程。这栋房子是那种普普通通，不显山不露水的房子，离去机场的大道有两栋楼的距离。
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其实警察局早就盯上了这个家伙。可是，当绿河专案组的警察们带着搜查令把他的家里搜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找到把这家伙同死者联系起来的任何线索时，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又过了15年，盖瑞·瑞吉维才被逮捕，一开始是涉嫌杀害4名妇女，法医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利用DNA来破案，他的DNA与留在被害人身上体液的DNA完全相符。2001年12月，盖瑞的照片开始在电视屏幕上，大报小报上头版头条出现。我并没有认出他来，可是我的女儿认出了这个人。莱斯丽给我打电话说：“妈妈，就是他！”“他是谁呀？”“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人，那个在签书仪式上盯着你看的人，他就是盖瑞·瑞吉维！”
两年后，在看了105个小时的警察专案组审讯盖瑞的录像后，我知道女儿所说的一切是真的。我每次听到盖瑞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在心里都打了一个冷战，有时他会提起读过我的书。他也承认一开始他对警察撒谎了，想掩盖自己的凶残和对蹂躏迫害女孩的病态幻想。盖瑞这样对警察说道：“我听说有一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作家要写我的故事，我想尽可能给她留一个好印象。”
在我写《绿水红河》这部书的时候，我常常写着写着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因为我不愿意自己在他病态的思维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不想存在于他的脑海里，我也不想去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曾经被他偷偷地盯着看。盖瑞·瑞吉维开始在华盛顿州的一所监狱里的小小单间里服刑，他被判处了48个无期徒刑。监狱里很可能不允许他读我的书，这样也好，因为他是不会喜欢我写的书的。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是不会给任何人留下什么好印象的。我在自己的书里的确对他的心理进行了分析，可是，我的关怀总是留给那些被他无情杀害的无辜妇女们，她们本来可以辉煌灿烂的生命被一个杀人狂给夭折了，这一切让我痛心疾首。
我害怕过吗？一点都不。当我开始写真实犯罪的小说时，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能让这些事情把我吓倒，或者挫伤我的锐气。我从来没有做过噩梦，因为所有的悲哀和恐惧都顺着我的指尖，流入了我的电脑里。我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会同我书里的人物发生种种奇妙的联系，这只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确信我所做的事正是我应该做的事：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替他们说他们永远无法说出的话。
在我的小说《微小的牺牲》出版后，我开始收到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他们给我提供写书的线索。当然，我不可能把这些线索都写成书，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线索都进行调查。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促使我向人们展示事情的真相，这成了我无法推卸的使命。记得在1997年，我在报上读到了关于希拉·布莱克桑纳的故事，她是一位四胞胎的母亲，可是，她却在自己佛罗里达州的家中被残忍地杀害了。同其他人一样，我感到很震惊，不由得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人对这位女士有这样的深仇大恨，竟然在她的家里，当着她的幼小孩子们的面杀害她呢？可是，在那时候，我正在写另外一本书，所以，我并没有对这个案子进行跟踪调查。
在2000年1月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位名叫凯瑞·布莱顿的女士的来信，她是希拉的妹妹。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凯瑞就住在离我父母在奥瑞岗的农场3公里远的地方。当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了你好多年了，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电子邮件的话，我可能就放弃了。自从10年前，我姐姐同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就相信她的前夫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杀害她。希拉说过艾伦·布莱克桑纳从没有让女人甩过。她知道他的前妻们都在躲着他。”
希拉曾经对凯瑞说过如果她突然死亡的话，那么事情一定不会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艾伦对希拉非常不满意，因为希拉总是向法庭起诉，要求艾伦放弃对他们的两个女儿的监护权，而且还要求平分他们的共同财产。听她姐姐说这些事的时候，凯瑞眼含着热泪对姐姐发誓说假如有什么事发生的话，她一定坚持进行调查，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姐姐还对我说，你一定要去找安·儒勒，让她为我写一本书。”
对这样的要求我无法拒绝，为了写这本叫做《你把我的呼吸带走》的小说，我来到了圣安东尼奥，参加对百万富翁艾伦·布莱克桑纳的审讯，然后去莎若淑塔采访负责这件案件的警长侦探们。
布莱克桑纳是一家体育器材公司的合伙人，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非常镇静自信，他不时地转过脸来对坐在我身旁的现任妻子玛丽用嘴型默默地说：“我爱你！”可是当陪审团回来宣布他们的判决时，他丧失了以往的镇静。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总是会花些时间在犯罪现场感受那种真实。在莎若淑塔，我站在希拉所住过的那所白色的小楼前，房上爬满了热带植物。我久久凝视着车库的窗户，凶手就是从这个窗户进入房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发誓，我一定要把希拉不能讲的故事告诉给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这不是第一次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坟墓里向我祈求把真相公布于众。1985年，一位名叫琳达·布朗的妇女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被人杀害。可是，很显然，这并不是琳达生命的终结。没过多久，她的丈夫戴维就对朋友抱怨说，他无法在自己的家里睡觉，每天晚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让他和他的情妇——琳达16岁的妹妹无法入睡，他坚信“房子里一定有鬼”。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鬼。我称不上是什么摄影师，我在琳达的房前照了一张照片，为我写的关于琳达一案的书《如果你真的爱我》做封面。我把照片洗出来后，非常吃惊地发现有一位金发女郎站在楼上房间的窗前向外张望。如果不是现在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家人是黑头发的亚洲人的话，我也不会大惊小怪。而且这个女人就站在玻璃窗和窗帘之间几厘米的地方，我不相信任何血肉之躯能站在这种地方。后来，我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天气下拍照，可是，我再也没有拍到那个金发女郎。
我到监狱采访戴维，他的罪行是雇人杀妻，尽管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的罪行，以及他亲生女儿的证词，可是他还是油嘴滑舌地劝我对这宗案件重新进行调查，他对我说：“你可以去采访我的家人，他们会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好人！”可是，当戴维对我吹嘘他给他死去的妻子买了一块上等的墓地，以便让她死后也能“面对山泉欣赏美景”时，我完完全全丧失了对他的信任。买墓地的钱只不过是他利用妻子的死，从保险公司骗取的50万美金人寿保险的一小部分，他倒是利用这笔钱在上好地段买了一栋价值33万美金的房子，那里的风景更美。
人生有时总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一次，一位“未来”的用毒药杀妻的凶手居然找上门来。在巴伐罗州的一位名叫安东尼·彼纳塔罗的医生给我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希望我能为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写本书，纽约卫生厅取消了他的行医执照。安东尼对我说他是美容外科医生，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任何美容外科的证书，他的行医履历也是疑点重重。在当时，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至少有一名年轻的患者死在他的手术室里，还有一些患者侥幸死里逃生。
安东尼医生语音浑厚动听，非常有劝说力，他甚至让他的妻子同我聊了几句。我同他解释说我不写医学方面的书，我只是写一些真实的犯罪案例。可是，他却没有因此而退却，他寄给我一份据说是他妻子写的手稿。我不知道在电话里同我说话的那个女人其实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情妇。
大概过了一年后，一位在巴伐罗州的读者给我寄来了一份剪报，是关于一位名叫戴碧·彼纳塔罗的妇女中毒在医院里被抢救的新闻。“彼纳塔罗？彼纳塔罗？”这个名字很熟悉，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怒气冲冲的美容外科医生。我知道他一定读过我写的书，其中有两本是关于凶手用毒药杀人的。我把自己的书寄给了负责这个案子的警长。
果然不出我所料，戴碧是砒霜中毒，砒霜是从杀鼠器里弄到的。我们人类体内的血液里都含有砒霜，通常是每公升5至10毫克，如果我们吃贝壳类食物时，含量会有所增加。但是，这样低微的含量对我们人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当戴碧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她体内的砒霜含量是每公升29580毫克。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说，戴碧战胜了瘫痪和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活了下来，因为她要为自己的孩子们活下去。我也真的为这桩案子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安东尼的一本书，他在纽约的监狱里要一直呆到2019年，这样的结局也是他没能预料到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出版了23本书后，我对自己想要写的案子开始非常挑剔起来。有些案子太陈旧了，案件大多是发生在50年前的事。现在重新写也不会有什么新意，而有些案子，比如说辛普森的案子，电视和媒体已经把这些案件炒得尽人皆知。凡是看电视的人，都会对这些案件了如指掌，写出来也不会让人们感兴趣。另外就是一些丝毫没有悬念的案子，他杀了人，被抓住了，他坦白了罪行，案子了结了。这样的案子像白开水，从写书的角度来看没什么可写的。
真正动人心弦的凶杀案是那些看上去好像很容易就会被侦破，谜底就在眼前，可是却让警察们花费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无法侦破的案子。我同3个独立的警察侦破专案小组一样，一直等了20年，才等来了美国西北部最大的连环凶杀案的结果。这就是最著名的“绿河凶杀案”，至少有48名妇女丧失了她们宝贵的生命。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为止，我家里的洗衣篮里就从来没放过任何床单和手巾，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剪报、地图、录音带、录像带以及我的各种各样的笔记，上面记录的都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失踪，以及在这些妇女的尸体被发现后的各种各样的嫌疑犯的地址和介绍等等。后来事情证实我的心血并没有白费。
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她们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开始在大街上自谋生路。她们就在离我住得不远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尤其是在通往机场的路上。雨天的时候，我常常把车停下来，告诫那些站在路上谋生的女孩们要小心这里的危险，可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她们都不理会我的劝告，都会对我说她们不会出事的。让我感到悲哀和遗憾的是，她们并没有像她们想像的那样，不会出什么事。被害人的数目一天天增加，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对罪犯有“预感”，比如说泰德的杀人案件，这个“预感”是警察们对洞察犯罪的一种直觉的叫法。可是，由于我住的地方离绿河杀手活动的地方很近，所以我很早就有一种预感，那就是我可能见过这个凶手。我开始相信也许自己在超市里的时候，说不定就站在那人的身后，或者在饭店里的时候，说不定我就坐在这个人的身旁一起进餐。
在警察开始对这个案子立案调查的时候，我每天都几乎接到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都说他们确信无疑地知道杀人凶手是谁。给我打电话的人大部分都是女性，而她们确信无疑的凶手不是他们的前夫，就是分手的男朋友。许多人的故事跟真的一模一样，让人毛骨悚然。有许多谣传说凶手是警察，许多人提供的线索都是我认识的警察，这让我对这些谣言不敢轻信了。
我的女儿莱斯丽也是一名作家，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共同举办售书签字仪式。有几次她对我说她看到一个人总是来参加我们的仪式。“妈妈，可是他从来都一本书也不买。他只是在远处身靠在墙上盯着你看。”
1987年，有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把自己的房子卖给了一个离婚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她现在住的房子还在附近，于是就同那个人成了邻居。这位邻居请这位女士帮忙把房间里的地毯搬出来，据他所说是因为地毯被“红油漆”给毁了。这个人同绿河凶手的画像十分相像。这位女士和她的朋友确信这个人就是杀人凶手。我和她们见了面，觉得她们的怀疑十分重要，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警察局。在我去警察局之前，我开车来到了那个人的房子附近，他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3公里的路程。这栋房子是那种普普通通，不显山不露水的房子，离去机场的大道有两栋楼的距离。
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其实警察局早就盯上了这个家伙。可是，当绿河专案组的警察们带着搜查令把他的家里搜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找到把这家伙同死者联系起来的任何线索时，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又过了15年，盖瑞·瑞吉维才被逮捕，一开始是涉嫌杀害4名妇女，法医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利用DNA来破案，他的DNA与留在被害人身上体液的DNA完全相符。2001年12月，盖瑞的照片开始在电视屏幕上，大报小报上头版头条出现。我并没有认出他来，可是我的女儿认出了这个人。莱斯丽给我打电话说：“妈妈，就是他！”“他是谁呀？”“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人，那个在签书仪式上盯着你看的人，他就是盖瑞·瑞吉维！”
两年后，在看了105个小时的警察专案组审讯盖瑞的录像后，我知道女儿所说的一切是真的。我每次听到盖瑞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在心里都打了一个冷战，有时他会提起读过我的书。他也承认一开始他对警察撒谎了，想掩盖自己的凶残和对蹂躏迫害女孩的病态幻想。盖瑞这样对警察说道：“我听说有一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作家要写我的故事，我想尽可能给她留一个好印象。”
在我写《绿水红河》这部书的时候，我常常写着写着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因为我不愿意自己在他病态的思维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不想存在于他的脑海里，我也不想去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曾经被他偷偷地盯着看。盖瑞·瑞吉维开始在华盛顿州的一所监狱里的小小单间里服刑，他被判处了48个无期徒刑。监狱里很可能不允许他读我的书，这样也好，因为他是不会喜欢我写的书的。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是不会给任何人留下什么好印象的。我在自己的书里的确对他的心理进行了分析，可是，我的关怀总是留给那些被他无情杀害的无辜妇女们，她们本来可以辉煌灿烂的生命被一个杀人狂给夭折了，这一切让我痛心疾首。
我害怕过吗？一点都不。当我开始写真实犯罪的小说时，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能让这些事情把我吓倒，或者挫伤我的锐气。我从来没有做过噩梦，因为所有的悲哀和恐惧都顺着我的指尖，流入了我的电脑里。我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会同我书里的人物发生种种奇妙的联系，这只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确信我所做的事正是我应该做的事：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替他们说他们永远无法说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