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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或伟大的元首就职演说与临别赠言乃是历史的瑰宝，有的提摄人心。把国家带到更高境界；有的鼓舞希望，移风易俗，让国家化危机为转机；有的则成了对人类的永恒叮咛，替理想的世界点起灯火。
伟大的元首就职演说前后相望，这些演说无论在智慧及道德上都有相当的高度，只要有高度就必然器宇化为文采，掷在历史的地面上，也会发出铿然的声响，动人肺腑，移风易俗，传之永远。
语言之剑征服人心
就以林肯为例，他1861年3月第一任就职，当时南方七州已宣告退出联邦，内战一触即发，他在就职演说里就以“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为主轴，谆谆告诫，最后以“愿被我们天性里更好的天使所触摸”作结，希望打动人心，防患于未然。但当时内战之局已成，终究难以扭转。
1865年3月，林肯二任就职，距内战胜利只剩37天，虽胜利在望，但他却无丝毫喜悦，就职演说都是在谈疗伤止痛，重建团结。这篇演说不长，以“我们对任何人皆无恶念，对所有的人只有慈悲”为主题，只是在阐明一个《圣经》上的道理：内战是对美国的惩罚，因为美国人民对上帝的爱与公义仍做得不够。林肯早年受正规教育的时间极短，都靠自修；他读的书也极少，最常读的就是《圣经》。这养成了他文体上有很强的宗教道德感。林肯的演讲恢宏有力，替未来历史的方向作极大的导引。他用“语言之剑”征服人心。
后来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就职，对自己的就职演说该怎么讲很觉苦恼，他的首席幕僚索伦森就劝他把自己浸泡在林肯的心情里去体会“伟大”的力量。于是就出现了他那篇同样成为美国历史文献的就职演说。这篇演说完全不谈现实问题，只谈国家精神及未来的总体愿景，要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抛开包袱，充满自信地为国家开创新方向，其中那句流传千古的“别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即对改变时代发挥了极大作用。
肯尼迪在美国青年心目中取得神祗般的地位有许多原因，其中演说所发挥的影响即占了相当份量。美国从殖民时代起就有所谓的“政治布道(PoliticaI sermon)”传统，它经过林肯与肯尼迪，可谓已到了最高点。
伟大的就职演说史不绝书，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3月首任就职，当时美国正深陷于经济大萧条，惨况空前，大规模失业使得许多人流离失所，美国也出现了只有贫困国家才看得到的逃荒，人心的恐惧绝望已到极点，大家都认为这个国家完了。小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就很明白地替这个时代注入了“信心强心针”。他提出许多可行的想法，向人民承诺“我们的目标，是要保障一个圆满而永久的国民生活”。他的这个保证后来成为全球信奉的“国家责任”。
此外，他又深入阐述“我们唯一必须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要大家不必也不能因为国家而恐惧，而是要认清问题，以信心毅力加以解决问题。他就职百日内，快速推出各项“新政”法案。不但化危机为转机，也一扫过去美国长期以来投机奢侈的社会病态心理。
罗斯福于1941年将这些新价值条理化，提出所谓的“四大自由”承诺，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已成为全球每个政府必须向人民保证的承诺。今天全球经济动荡，如果我们回头看小罗斯福75年前的就职演说，就格外会对他的高瞻远瞩钦佩不已!
最动人的离别赠言
元首的就职演说，杰出的可以为国家提出方向与愿景，伟大的则可以改变整个时代。相对而言，元首的任满离别赠言，由于说者不在其位，它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当然不大。但离别赠言真的就无用吗?却也未必。由于伟大的离别赠言，少了现实的负担，反而能心无挂碍，真情流露，产生另一种更大的作用。
例如，16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1601年已69岁，在位则44年。她的人生已到了最后，于是当年11月30日她向100多位贵族发表演说，对“为王之道”做了总结性的真情告白，由于她在一年多后逝世，这次演说遂成了她晚期最重要的演说，相当于离别赠言。这篇名叫《为王之道(To be a king)》的演说，几乎可说是由古而今所有统治者里境界最高的演说，英国人皆视之为“黄金演说”，是“政治圣经”。
伊丽莎白一世这篇演说，是她那个时代的高尚文体，句子长，一句句有力而层次分明，动人肺腑，她说：“对于我自己，我必须说，我从来不是贪婪刮财而紧攒之人，也非严厉抓权的君主。也从不浪费挥霍，我心从不理会任何尘世财货，我只在意万民之福善……在治理这片国土时，我把最后审判那一天放在我的眼前。我以有一天将会在更高裁判者面前受审并应答的态度而治，在神座前我将申诉说，在我的心里，任何与我的人民福祉无关的事我都不曾理会。”
伊丽莎白一世还说：“作为女王，戴着王冠，看到的人会认为荣耀，而我自己则无此种喜悦。对我而言，女王的显赫名号及皇室的权威，并不能引诱我；我只是欣慰于能被上帝挑选为他的工具，来维系他的真理与光荣，并捍卫这个王国，使它免于耻辱、伤害、暴政及迫害。”
为王之道，要畏天爱人；要相信王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那上天的道理。伊丽莎白一世的真情告白里能有如此高度的自省，普天之下的当权者又有几人!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于1796年9月17日发表的任满临别赠言，也是同样震铄古今的典范文献。它原文甚长，多半皆为心得与惕勉，此外也有很多真情告白，最动人的是这一段：
“检讨我在任期内所做各事，我不感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我很明白我的缺点，不会以为我没有犯过许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诉求上帝，把这些错误可能产生的坏处，予以避免或减轻。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但愿我的国家永远宽容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已45年，希望此后我因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的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这是华盛顿最动人的告白，那是彻底的谦卑，一种对历史、对永恒的谦卑。在境界上可以说和伊丽莎白一世同高。难怪会有历史学家认为，有了这样的第一任元首，乃是美国的福气。
而在当代，说话最坦诚、影响也最大的，当属1961年1月17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告别演说了。这位二次世界大战统帅出身的总统，对军队的正面反面了解至深，他在离别时即殷殷告诫，要提防“军产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的祸害及对民主的侵蚀。他特别警告：“在政府的各委员会。我们必须防备军产复合体，它刻意或不刻意去获得不当的影响力。”当军事产业不断扩张，会侵略成性。他的赠言，华盛顿也同样提到过。到了现在。“军产复合体”已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和警告标志，艾森·豪威尔实在功不可没。
(摘自《亚洲周刊》)
(责任编辑 胡文婕)
伟大的元首就职演说前后相望，这些演说无论在智慧及道德上都有相当的高度，只要有高度就必然器宇化为文采，掷在历史的地面上，也会发出铿然的声响，动人肺腑，移风易俗，传之永远。
语言之剑征服人心
就以林肯为例，他1861年3月第一任就职，当时南方七州已宣告退出联邦，内战一触即发，他在就职演说里就以“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为主轴，谆谆告诫，最后以“愿被我们天性里更好的天使所触摸”作结，希望打动人心，防患于未然。但当时内战之局已成，终究难以扭转。
1865年3月，林肯二任就职，距内战胜利只剩37天，虽胜利在望，但他却无丝毫喜悦，就职演说都是在谈疗伤止痛，重建团结。这篇演说不长，以“我们对任何人皆无恶念，对所有的人只有慈悲”为主题，只是在阐明一个《圣经》上的道理：内战是对美国的惩罚，因为美国人民对上帝的爱与公义仍做得不够。林肯早年受正规教育的时间极短，都靠自修；他读的书也极少，最常读的就是《圣经》。这养成了他文体上有很强的宗教道德感。林肯的演讲恢宏有力，替未来历史的方向作极大的导引。他用“语言之剑”征服人心。
后来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就职，对自己的就职演说该怎么讲很觉苦恼，他的首席幕僚索伦森就劝他把自己浸泡在林肯的心情里去体会“伟大”的力量。于是就出现了他那篇同样成为美国历史文献的就职演说。这篇演说完全不谈现实问题，只谈国家精神及未来的总体愿景，要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抛开包袱，充满自信地为国家开创新方向，其中那句流传千古的“别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即对改变时代发挥了极大作用。
肯尼迪在美国青年心目中取得神祗般的地位有许多原因，其中演说所发挥的影响即占了相当份量。美国从殖民时代起就有所谓的“政治布道(PoliticaI sermon)”传统，它经过林肯与肯尼迪，可谓已到了最高点。
伟大的就职演说史不绝书，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3月首任就职，当时美国正深陷于经济大萧条，惨况空前，大规模失业使得许多人流离失所，美国也出现了只有贫困国家才看得到的逃荒，人心的恐惧绝望已到极点，大家都认为这个国家完了。小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就很明白地替这个时代注入了“信心强心针”。他提出许多可行的想法，向人民承诺“我们的目标，是要保障一个圆满而永久的国民生活”。他的这个保证后来成为全球信奉的“国家责任”。
此外，他又深入阐述“我们唯一必须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要大家不必也不能因为国家而恐惧，而是要认清问题，以信心毅力加以解决问题。他就职百日内，快速推出各项“新政”法案。不但化危机为转机，也一扫过去美国长期以来投机奢侈的社会病态心理。
罗斯福于1941年将这些新价值条理化，提出所谓的“四大自由”承诺，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已成为全球每个政府必须向人民保证的承诺。今天全球经济动荡，如果我们回头看小罗斯福75年前的就职演说，就格外会对他的高瞻远瞩钦佩不已!
最动人的离别赠言
元首的就职演说，杰出的可以为国家提出方向与愿景，伟大的则可以改变整个时代。相对而言，元首的任满离别赠言，由于说者不在其位，它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当然不大。但离别赠言真的就无用吗?却也未必。由于伟大的离别赠言，少了现实的负担，反而能心无挂碍，真情流露，产生另一种更大的作用。
例如，16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1601年已69岁，在位则44年。她的人生已到了最后，于是当年11月30日她向100多位贵族发表演说，对“为王之道”做了总结性的真情告白，由于她在一年多后逝世，这次演说遂成了她晚期最重要的演说，相当于离别赠言。这篇名叫《为王之道(To be a king)》的演说，几乎可说是由古而今所有统治者里境界最高的演说，英国人皆视之为“黄金演说”，是“政治圣经”。
伊丽莎白一世这篇演说，是她那个时代的高尚文体，句子长，一句句有力而层次分明，动人肺腑，她说：“对于我自己，我必须说，我从来不是贪婪刮财而紧攒之人，也非严厉抓权的君主。也从不浪费挥霍，我心从不理会任何尘世财货，我只在意万民之福善……在治理这片国土时，我把最后审判那一天放在我的眼前。我以有一天将会在更高裁判者面前受审并应答的态度而治，在神座前我将申诉说，在我的心里，任何与我的人民福祉无关的事我都不曾理会。”
伊丽莎白一世还说：“作为女王，戴着王冠，看到的人会认为荣耀，而我自己则无此种喜悦。对我而言，女王的显赫名号及皇室的权威，并不能引诱我；我只是欣慰于能被上帝挑选为他的工具，来维系他的真理与光荣，并捍卫这个王国，使它免于耻辱、伤害、暴政及迫害。”
为王之道，要畏天爱人；要相信王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那上天的道理。伊丽莎白一世的真情告白里能有如此高度的自省，普天之下的当权者又有几人!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于1796年9月17日发表的任满临别赠言，也是同样震铄古今的典范文献。它原文甚长，多半皆为心得与惕勉，此外也有很多真情告白，最动人的是这一段：
“检讨我在任期内所做各事，我不感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我很明白我的缺点，不会以为我没有犯过许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诉求上帝，把这些错误可能产生的坏处，予以避免或减轻。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但愿我的国家永远宽容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已45年，希望此后我因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的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这是华盛顿最动人的告白，那是彻底的谦卑，一种对历史、对永恒的谦卑。在境界上可以说和伊丽莎白一世同高。难怪会有历史学家认为，有了这样的第一任元首，乃是美国的福气。
而在当代，说话最坦诚、影响也最大的，当属1961年1月17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告别演说了。这位二次世界大战统帅出身的总统，对军队的正面反面了解至深，他在离别时即殷殷告诫，要提防“军产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的祸害及对民主的侵蚀。他特别警告：“在政府的各委员会。我们必须防备军产复合体，它刻意或不刻意去获得不当的影响力。”当军事产业不断扩张，会侵略成性。他的赠言，华盛顿也同样提到过。到了现在。“军产复合体”已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和警告标志，艾森·豪威尔实在功不可没。
(摘自《亚洲周刊》)
(责任编辑 胡文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