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小组出线后更佳的签位，伦敦奥运会两场羽毛球女双比赛都出现了消极比赛的情况，特别是中韩两队，连续将球发到网上或出界。在裁判干预后，双方仍一意孤行，直接引发现场球迷嘘声阵阵。最终世界羽联重拳出击，宣布取消包括中国女双在内的中、韩、印尼共四对组合的奥运参赛资格。
　　我们注意到，中国羽毛球选手在其后接受采访时，基本上强调的是利用规则，认为规则制定者应该反思；羽毛球队领导在之后的道歉中，倒是进一步表示，“比赛里我们没有贯彻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也没有给观众和球迷朋友们呈现一场正常水平的比赛。”
　　2004年雅典奥运男单金牌得主陶菲克则把这两场比赛称作“马戏团式的小丑表演”。陶菲克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她们最终被取消资格，我会相当高兴。这并不是针对印尼或者中国，只是为了维护体育精神。”注意，陶菲克是印尼人，他的同胞组合波利/焦哈利也在被处罚之列。
　　中国运动员向来有打假球（或者说让球）的惯例，也常利用规则选择对手，而且多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为了奥运金牌，为了国家的利益。单举此次出事的羽毛球为例：2000年悉尼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半决赛，教练组认为龚智超进入决赛更有把握战胜丹麦选手马尔廷，最终说服叶钊颖在比赛中让球。被迫让球的叶钊颖最后只得到了一枚铜牌。2004年雅典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半决赛，教练组按照当时的情况，决定让张宁去打张海丽，排名世界第一的周蜜只得无奈让球。在那届奥运会后，周蜜状态迅速下滑，最终淡出国家队。
　　最近的例子是，林丹屡屡退赛以成全队友陈金，最终让陈金的奥运积分超越丹麦名将皮特·盖德搭上末班车，而36岁的盖德差点儿因此失去参加奥运的机会。
　　国外一网站统计显示，在2011年的顶级羽毛球赛事中，有20%的中国“内战”是没能完赛的。但如果中国球员对阵的是其他国家的球手，这个数据就只有0.74%。
　　其实国际赛场上这类事情也屡见不鲜。最著名的是，1982年世界杯，当时的形势是联邦德国队在小组赛首轮就1比2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队，要想晋级就必须在最后一轮比赛中至少1比0战胜奥地利队。于是，两支欧洲兄弟球队达成默契，挤掉了阿尔及利亚。西德队在开场10分钟很轻松地打入一球之后，比赛转入史上最长的垃圾时间。双方队员没有违反规则，但这是一场明目张胆的造假。
　　合理利用规则并没有错，就像一家企业常谈到合理避税一样。举重选手在称体重前减体重，在预赛确保出线前提下节省体力等，都属于合理利用规则。判断是否合理利用规则，其前提是，是否遵守奥林匹克精神、体育道德和人们的认知底线。
　　但从现场的球员表现来看，中国、韩国、印尼选手的行为已经不是“合理利用规则”，甚至连表演的成分都没有，而是采取公然的自杀式打法，置奥林匹克精神和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于不顾，公然藐视大众，既恶劣，又愚蠢。
　　当然，规则亦不是万能的，就像法律不是万全的，一些行为只能用道德来限制。在讲究公平竞争的体育界，公平对待对手是一种骑士精神，是一种人文情怀。足球场上，如果一方有队员负伤倒地，另一方多会将球踢出界外，以给对手治疗的时间，并表示自己不会乘人之危以多打少。这一做法并无规则约束，却几乎成为惯例，不遵守者会遭到球迷的哄闹，遵此行为准则者则被授予巨大的荣誉。
　　对购票入场的观众来说，“争输”的比赛是一场商业欺骗。观众花钱买票看比赛，希望运动员总是竭尽全力打出精彩比赛，满足观赏需求，却被球员们如此公然戏弄，是对观众的侮辱。
　　在1982年世界杯的那场比赛中，球员们肆无忌惮的作假让在场的德国人也觉得羞耻，他们纷纷把硬币掷向场内。当“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呼声回响在球场中时，人群中的一名德国球迷点燃了手中的国旗。受益方奥地利的报纸将此形容为“足球场上的一次抢劫”，德国人贝肯鲍尔称之为“世界杯史上最难看的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足协主席称足足有80分钟的垃圾时间是“可耻而不道德的”。
　　我们并不奢求中国队员成为完人。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规则饱受质疑，但这不能成为运动员自我开脱的理由。如果时时处处钻规则的空子，大家就都会成为没有绅士精神的势利小人，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道义可讲。一些企业或个人，利用法律不完善或合同中的漏洞，恶意或者非善意地欺骗客户的情况，在中国屡屡发生。但在当下的中国，这些都被解读为精明，比仁义理智信更被看重。当竞争变成不择手段打败对手，将冠军、金牌视为唯一目标，那么一切，包括道德，也自然可以成为牺牲品。这是人格的堕落。不能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就像我们这期的封面文章，主人公最尊重的人物是乔布斯，那个自由市场中公平竞争的胜利者。一个企业要想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要光明正大地经营，与对手公平竞争，而不是采取阴暗的不道德的手段谋一时之利。
　　人，总还是要有一种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