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0年代未～1980年代，“文史哲话语”是当时公共讨论的主力。对文革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当时的学界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有经济学家在内。而从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经济学话语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在捍卫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中壮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围中逐渐发展，并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期的“文史哲话语”。学界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2001年中国入世，更是将经济学话语推向媒体舆论的顶峰。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概念框架、运思技艺，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依据。某种程度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情绪、一场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它深入乃至统治着我们的人心，影响乃至重塑着我们的民情。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远远不止是一门单纯的社会科学。
　　30年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逐成定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其最初的内涵、作用已大大不同了。中国人日常需求的满足，已主要倚赖于企业的连续性经营供应。经济学话语与中国宏观改革的关系随之而淡化。另一方面，经济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国巨型社会变迁所面临的新问题，都对经济学主流话语的解释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尽管金钱观念深入人心，但资本力量的无情冲击也让人颇多痛感。人们发现，物质屡足未必是生活幸福的保证。而市场逻辑自然导向的社会分化，更让人对经由普遍竞争导向普遍富裕的梦想产生幻灭。且不论，在转轨语境下四处可见的特权／身份与产权／契约的怪异结合(秋风将其归结为60年来官方经济学与商人经济学的合流)。正是因为这些缘故，经济学话语遭到颇多诟病，逐渐淡出公共领域。为此，我们组织了此次笔谈，邀请体制内外几名活跃的经济学研究者对此做出反思。
　　在笔谈中，莫之许分析，主流经济学淡出公共领域，正是其话语在中国体制内外同时失势的结果。经济学话语不再是自明的普遍性知识。改革之初，经济学家曾带有“先知”与“布道者”的神秘光环，随着经济学卡理斯玛的日常化，随着经济行政日益的官僚化，经济学“导师”角色的隐退就只是时间的问题。如皖河所说，中国自此进入“后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一旦被官僚科层体系内化，经济学家曾所占有的神圣地位就将无疾而终。而经济学一旦成为引车贩浆者流的行话俚语，也将意味它“不再时髦”(张晓晶语)。更不必说，人们已经学会运用经济学的武器尽挪榆与嘲弄之能事。
　　梳理并回顾这个过程，并不是对经济学展开情绪化的道德清算，而是对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重新反省。冷静评估其历史得失，我们期待未来中国的公共讨论能够建立在更为健全、理性、坦率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