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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超发货币可以解决结构性问题，令经济重回繁荣，罗马帝国就不会崩溃了，津巴布韦早已成为一流强国了。当全世界都在QE进退上摇摆不定时，谁能咬紧牙关，依靠改革杀出一条血路，谁就占据了下一个十年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人民银行，请多一点政策定力。
今年货币政策特别活跃。从Google上查看，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宽松政策的新闻条款，2014年比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出招放水的2009年还多，政策出台之频密在共和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在丰富和优化政策组合的名义下，政策工具种类花样翻新，除了常见的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贷款额度管理等政策外，再贷款、再贴现、常备贷款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抵押补充贷款等一批过去不常用或创新的政策工具浮出水面，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制度性建设也更趋向完备。
央行在政策透明度和政策组合设计上，的确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举措，这对于经济和市场都是有益的。不过以笔者的观察，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却在下降。今年经济出现了一些下行风险，正常情况下，国务院会用公共开支作出逆周期的政策运作，不过这次却不见财政部有多少刺激措施出台，倒是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定向宽松政策，将流动性注入到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再由它们向特定领域投放资金做基础设施建设。人民银行在为财政政策背书，越俎代庖地推动财政扩张。令财政政策货币化，似乎有违银行法。
更有趣的是，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企业资金链紧张之下，银行贷款意欲下降再正常不过，央行却想尽办法逼银行贷款。调整贷存比率未能达到增加信贷规模的目的，就抛出SLF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就改变首贷优惠的限制条款，央行推动贷款的拳拳之心略见一斑。
经济出现周期性下滑，央行采取措施舒缓下行压力本身无可厚非，不过此时此刻，作为监管者似乎应该警示风险，而不是忽悠更多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而且货币政策应该面向整个经济，为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定向鼓励投资方向，更不应该注资流动性来扶植特定产业（那是财政政策的范畴）。人民银行此番作为，似乎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大原则不相匹配。
中国经济政策，好像越来越依赖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好像都在指望着货币政策出彩。
这个其实不是中国的独家现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迄今已经六年，各国在改革上裹足不前，政治家们纷纷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难题。印钞票在不同语言中讲法不同，在美国叫QE，在欧洲叫TLTRO，在日本叫安倍经济学，在中国叫定向宽松。在技术层面上，各种宽松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以非常规手段超发货币。
如果超发货币可以解决结构性问题，令经济重回繁荣，罗马帝国就不会崩溃了，津巴布韦早已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了。非常规货币扩张，对稳定市场情绪有一定的短期效果，但是试图以此来替代改革则属缘木求鱼。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十分简单，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尚未形成，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民间投资裹足不前。为维持社会稳定（一个未经实证的假设），政府以公共财政替代民间投资，以房地产繁荣替代实体经济繁荣，这些举措一时可以稳住GDP增长率，但也催生了地方财政、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的一片乱象，埋下金融稳定的隐患。显然，这条道路不可持续。中国的债务/GDP杠杆在短短十年间，由120%暴涨到240%。如今中国的经济杠杆率已经接近日本，债务风险度（资产质量、债权人结构）甚至超过日本，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其实已经没有太大进一步扩展的余地了，难以长期维持。
中国经济的出路同样明显，在于活化民间投资。中国IT产业近年出现全面的爆发，不仅个别龙头企业的资本活动举世瞩目，整个行业的产业链都在崛起。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行业，会让苹果、三星、索尼们感受到压力，也为中国经济和就业提供着机会。如果企业有活力、有市场、有盈利，不愁银行不愿借钱，不愁在资本市场无人追捧，也不愁没有人做实业投资，IT行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典范和希望。有趣的是，这个行业里没有国企垄断，没有央行的定向宽松，政府的监管介入也不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始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重回繁荣，唯有依靠改革，唯有依靠打破垄断，唯有依靠民间投资的重新振作。当全世界都在QE进退上摇摆不定时，谁能咬紧牙关，依靠改革杀出一条血路，谁就占据了下一个十年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人民银行，请多一点政策定力，拿出真的定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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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货币政策特别活跃。从Google上查看，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宽松政策的新闻条款，2014年比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出招放水的2009年还多，政策出台之频密在共和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在丰富和优化政策组合的名义下，政策工具种类花样翻新，除了常见的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贷款额度管理等政策外，再贷款、再贴现、常备贷款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抵押补充贷款等一批过去不常用或创新的政策工具浮出水面，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制度性建设也更趋向完备。
央行在政策透明度和政策组合设计上，的确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举措，这对于经济和市场都是有益的。不过以笔者的观察，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却在下降。今年经济出现了一些下行风险，正常情况下，国务院会用公共开支作出逆周期的政策运作，不过这次却不见财政部有多少刺激措施出台，倒是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定向宽松政策，将流动性注入到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再由它们向特定领域投放资金做基础设施建设。人民银行在为财政政策背书，越俎代庖地推动财政扩张。令财政政策货币化，似乎有违银行法。
更有趣的是，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企业资金链紧张之下，银行贷款意欲下降再正常不过，央行却想尽办法逼银行贷款。调整贷存比率未能达到增加信贷规模的目的，就抛出SLF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就改变首贷优惠的限制条款，央行推动贷款的拳拳之心略见一斑。
经济出现周期性下滑，央行采取措施舒缓下行压力本身无可厚非，不过此时此刻，作为监管者似乎应该警示风险，而不是忽悠更多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而且货币政策应该面向整个经济，为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定向鼓励投资方向，更不应该注资流动性来扶植特定产业（那是财政政策的范畴）。人民银行此番作为，似乎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大原则不相匹配。
中国经济政策，好像越来越依赖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好像都在指望着货币政策出彩。
这个其实不是中国的独家现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迄今已经六年，各国在改革上裹足不前，政治家们纷纷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难题。印钞票在不同语言中讲法不同，在美国叫QE，在欧洲叫TLTRO，在日本叫安倍经济学，在中国叫定向宽松。在技术层面上，各种宽松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以非常规手段超发货币。
如果超发货币可以解决结构性问题，令经济重回繁荣，罗马帝国就不会崩溃了，津巴布韦早已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了。非常规货币扩张，对稳定市场情绪有一定的短期效果，但是试图以此来替代改革则属缘木求鱼。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十分简单，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尚未形成，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民间投资裹足不前。为维持社会稳定（一个未经实证的假设），政府以公共财政替代民间投资，以房地产繁荣替代实体经济繁荣，这些举措一时可以稳住GDP增长率，但也催生了地方财政、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的一片乱象，埋下金融稳定的隐患。显然，这条道路不可持续。中国的债务/GDP杠杆在短短十年间，由120%暴涨到240%。如今中国的经济杠杆率已经接近日本，债务风险度（资产质量、债权人结构）甚至超过日本，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其实已经没有太大进一步扩展的余地了，难以长期维持。
中国经济的出路同样明显，在于活化民间投资。中国IT产业近年出现全面的爆发，不仅个别龙头企业的资本活动举世瞩目，整个行业的产业链都在崛起。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行业，会让苹果、三星、索尼们感受到压力，也为中国经济和就业提供着机会。如果企业有活力、有市场、有盈利，不愁银行不愿借钱，不愁在资本市场无人追捧，也不愁没有人做实业投资，IT行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典范和希望。有趣的是，这个行业里没有国企垄断，没有央行的定向宽松，政府的监管介入也不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始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重回繁荣，唯有依靠改革，唯有依靠打破垄断，唯有依靠民间投资的重新振作。当全世界都在QE进退上摇摆不定时，谁能咬紧牙关，依靠改革杀出一条血路，谁就占据了下一个十年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人民银行，请多一点政策定力，拿出真的定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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