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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尼斯(1988.12-),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云南师范大学旅地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地理学。
一、地理学中“地方”的概念
地方(Place)是人文地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研究视角,在西方,Wright通过“地理认识学”(Geosophy)概念,阐述了地方作为一种意义建构方式的观点。他认为,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复杂的形式与结构。他认为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形式和结构。依据早期的关系理论,和当代人文地理的基础,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经验以及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看,重新对地方进行内部概念化。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对“空间”和“地方”进行探讨,也是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所在,段义孚最早在著作《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中对地方的范围作了界定“地方大小不一,小到一把舒适的扶手椅,大到整个地球”家乡是中等程度而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位于城市或乡村,足以支撑人的生活,人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家最有资格被称为地方”家是什么?家是老宅基地,老邻居,家乡或祖国。后来在《我是谁》一书中,段义孚又对地方的内涵进一步扩充“我用两种方式扩充地方的意义”一是地方被界定为意义的中心(呵护和养育),其范围远远超出城镇、甚至社区、家和住所。为什么壁炉、舒适的扶手椅不能成为地方?甚至另一个人也可称为家,例如,母亲,对婴儿来说就是家,就是在沙地玩耍后可以回归的地方,对地方意义的另一个扩展则是地方不一定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固定在一个“位置”,例如对于滑板爱好者来说,广场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对于桌游爱好者来说,玩桌游的场所也可称之为“地方”总之,依据段义孚的观点,凡是能感受到价值存在,满足诸如食物、水、休息和繁衍等生理需要或精神需要之处都可以称为地方,不论是以实实在在的物质态形式存在,还是以虚拟态形式存在,如绘画、音乐、舞蹈、影视片、文学等艺术都被段义孚称为“虚拟的地方”。稳定是生存中更基本的“在向往空间之前我们必须先有对一个地方的稳定感”打破生活的界限可能不利于疗伤,段义孚提醒我们冒然超越熟悉的领域,会有把人推向疯狂的边缘,然而,段义孚认为,地方虽然是安慰,但是同时也代表着束缚,段义孚对地方的负面作用也有一些自己的论述,如安分守己。这可能使人产生深深的羞辱和隐含的约束,不能自由和灵活的思维,家里或地方的意义不大,没有家的感觉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最大的恐怖之一,幽闭恐怖症的人把小而封闭的无法忍受的束缚,不认为这是有益的真诚的友谊和冥想可以单独空间,由此看来,段义孚认为地方带给人们的安全与稳定,有利于人们的健康发展的同时,人也可能是一种束缚,限制人类发展潜力,为人们稳定和变化是必要的,因此,矛盾的态度就产生了。
1.城市中的小型蒙餐馆
蒙餐馆首先是作为蒙古族日常餐饮从牧场家庭的餐桌上进行最简单的商品化加工的场所,在城市中发挥着为城里人提供新鲜蒙古美食的作用,现在逐渐地也成为了餐饮界的“流行元素”。自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牧场围封补贴的政策以来,“牧二代”进城打工的现象便蔓延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锡林浩特市、通辽市等城市,城里的饮食种类并不能让他们习惯,于是一些蒙古族务工人员自己从老家牧区带新鲜的牛羊肉来做饭,但这样仍然不能为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提供便利和品尝家乡的味道,于是本地蒙古族大学生选择在大学城,医院,大型企业等地周围蒙古族青年较为聚集的地方创业开小型蒙餐馆,提供新鲜的肉类食品和热奶茶。
2.由单一的饮食场所向有既定价值的心理安全中心转变
地方是具有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内蒙古地域广阔,蒙古族内部血缘结构较为复杂,各个旗的饮食习惯也有所差异,然而从牧区来的孩子在一天的工作后喝上一碗热奶茶,吃上一口嫩羊肉Hooshoo,乏盹的感觉就随之而去,餐厅内环保绿色的装修也会让客人觉得置身牧区,忘却在城市的彷徨、浮华,来自不同旗的牧区人从陌生到朋友,蒙餐馆逐渐成为在外务工蒙古族年轻人的聚会的场所,蒙餐馆是蒙古族居民通过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取出的能够代表其原住民身份的文化元素来表达在特定的社会与政治情境下,原住民对于地方意义与地方认同的再建构。
3.民族餐饮场所对文化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在城市进行民族餐饮创业的人多数来自于牧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餐馆的经营使得创业者在牧区的牛羊肉没有通过大型肉类生产厂进行加工,接以最新鲜的方式端上了大城市的餐桌,在一定程度上,第一产业从业者直接转向了三产从业者,间接的对传统蒙古族游牧文化从商业化的角度进行了强有力的巩固和保护。
在经过多年的经营后,这类小型微型家庭式蒙餐馆逐渐积累的人气,由单一的“牧民餐厅”转变为城市餐饮业中的“流行元素”,规模不断扩大,举办蒙古族青年相亲会,小型歌舞会等,成为了民族文化的舞台,一些餐厅在提供下午茶、饭后烧烤的同时,给客人提供蒙语杂志书刊。规模大一些的蒙餐馆开始经营牧区冻肉销售连锁店、蒙语书店、民族手工艺品店、蒙语KTV,虽然规模有限,但它以为蒙古族务工人员提供牧区餐饮为初衷,不仅给蒙古族提供了地方所具备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已经慢慢演变成蒙古族对外界展示自己特有生活习俗的情感场所,由“空间”转变到“地方”,变成了有民族文化既有价值的场所,在现代大都市中发挥着它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院)
参考文献:
[1] (英)Mike Crang,著.文化地理学 全本[M]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Publish by Routledge,a member of the Taylor&Francis Group
[2] 马晓京.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J].社会科学家,2000,15(5):46-49
[3] 余青,吴必虎.生态博物馆:一种民族文化持续旅游发展模式[J].人文地理,2005,16(6):40-43.
一、地理学中“地方”的概念
地方(Place)是人文地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研究视角,在西方,Wright通过“地理认识学”(Geosophy)概念,阐述了地方作为一种意义建构方式的观点。他认为,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复杂的形式与结构。他认为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形式和结构。依据早期的关系理论,和当代人文地理的基础,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经验以及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看,重新对地方进行内部概念化。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对“空间”和“地方”进行探讨,也是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所在,段义孚最早在著作《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中对地方的范围作了界定“地方大小不一,小到一把舒适的扶手椅,大到整个地球”家乡是中等程度而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位于城市或乡村,足以支撑人的生活,人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家最有资格被称为地方”家是什么?家是老宅基地,老邻居,家乡或祖国。后来在《我是谁》一书中,段义孚又对地方的内涵进一步扩充“我用两种方式扩充地方的意义”一是地方被界定为意义的中心(呵护和养育),其范围远远超出城镇、甚至社区、家和住所。为什么壁炉、舒适的扶手椅不能成为地方?甚至另一个人也可称为家,例如,母亲,对婴儿来说就是家,就是在沙地玩耍后可以回归的地方,对地方意义的另一个扩展则是地方不一定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固定在一个“位置”,例如对于滑板爱好者来说,广场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对于桌游爱好者来说,玩桌游的场所也可称之为“地方”总之,依据段义孚的观点,凡是能感受到价值存在,满足诸如食物、水、休息和繁衍等生理需要或精神需要之处都可以称为地方,不论是以实实在在的物质态形式存在,还是以虚拟态形式存在,如绘画、音乐、舞蹈、影视片、文学等艺术都被段义孚称为“虚拟的地方”。稳定是生存中更基本的“在向往空间之前我们必须先有对一个地方的稳定感”打破生活的界限可能不利于疗伤,段义孚提醒我们冒然超越熟悉的领域,会有把人推向疯狂的边缘,然而,段义孚认为,地方虽然是安慰,但是同时也代表着束缚,段义孚对地方的负面作用也有一些自己的论述,如安分守己。这可能使人产生深深的羞辱和隐含的约束,不能自由和灵活的思维,家里或地方的意义不大,没有家的感觉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最大的恐怖之一,幽闭恐怖症的人把小而封闭的无法忍受的束缚,不认为这是有益的真诚的友谊和冥想可以单独空间,由此看来,段义孚认为地方带给人们的安全与稳定,有利于人们的健康发展的同时,人也可能是一种束缚,限制人类发展潜力,为人们稳定和变化是必要的,因此,矛盾的态度就产生了。
1.城市中的小型蒙餐馆
蒙餐馆首先是作为蒙古族日常餐饮从牧场家庭的餐桌上进行最简单的商品化加工的场所,在城市中发挥着为城里人提供新鲜蒙古美食的作用,现在逐渐地也成为了餐饮界的“流行元素”。自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牧场围封补贴的政策以来,“牧二代”进城打工的现象便蔓延在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锡林浩特市、通辽市等城市,城里的饮食种类并不能让他们习惯,于是一些蒙古族务工人员自己从老家牧区带新鲜的牛羊肉来做饭,但这样仍然不能为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提供便利和品尝家乡的味道,于是本地蒙古族大学生选择在大学城,医院,大型企业等地周围蒙古族青年较为聚集的地方创业开小型蒙餐馆,提供新鲜的肉类食品和热奶茶。
2.由单一的饮食场所向有既定价值的心理安全中心转变
地方是具有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内蒙古地域广阔,蒙古族内部血缘结构较为复杂,各个旗的饮食习惯也有所差异,然而从牧区来的孩子在一天的工作后喝上一碗热奶茶,吃上一口嫩羊肉Hooshoo,乏盹的感觉就随之而去,餐厅内环保绿色的装修也会让客人觉得置身牧区,忘却在城市的彷徨、浮华,来自不同旗的牧区人从陌生到朋友,蒙餐馆逐渐成为在外务工蒙古族年轻人的聚会的场所,蒙餐馆是蒙古族居民通过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取出的能够代表其原住民身份的文化元素来表达在特定的社会与政治情境下,原住民对于地方意义与地方认同的再建构。
3.民族餐饮场所对文化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在城市进行民族餐饮创业的人多数来自于牧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餐馆的经营使得创业者在牧区的牛羊肉没有通过大型肉类生产厂进行加工,接以最新鲜的方式端上了大城市的餐桌,在一定程度上,第一产业从业者直接转向了三产从业者,间接的对传统蒙古族游牧文化从商业化的角度进行了强有力的巩固和保护。
在经过多年的经营后,这类小型微型家庭式蒙餐馆逐渐积累的人气,由单一的“牧民餐厅”转变为城市餐饮业中的“流行元素”,规模不断扩大,举办蒙古族青年相亲会,小型歌舞会等,成为了民族文化的舞台,一些餐厅在提供下午茶、饭后烧烤的同时,给客人提供蒙语杂志书刊。规模大一些的蒙餐馆开始经营牧区冻肉销售连锁店、蒙语书店、民族手工艺品店、蒙语KTV,虽然规模有限,但它以为蒙古族务工人员提供牧区餐饮为初衷,不仅给蒙古族提供了地方所具备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已经慢慢演变成蒙古族对外界展示自己特有生活习俗的情感场所,由“空间”转变到“地方”,变成了有民族文化既有价值的场所,在现代大都市中发挥着它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院)
参考文献:
[1] (英)Mike Crang,著.文化地理学 全本[M]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译.Publish by Routledge,a member of the Taylor&Francis Group
[2] 马晓京.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J].社会科学家,2000,15(5):46-49
[3] 余青,吴必虎.生态博物馆:一种民族文化持续旅游发展模式[J].人文地理,2005,16(6):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