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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蒙太奇（法语：Montage）是音译的外来语，最早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后来被广泛运用于电影剪辑技术之中。“蒙太奇就是根据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观众的心理顺序，将一部影片分别拍摄成许多镜头，然后再按照原定的构思组接起来。一言以蔽之：蒙太奇就是把分切的镜头组接起来的手段。”因此，电影的基本元素是镜头，蒙太奇是连接镜主要方式和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的独特表现手法。
而诗人田耘将这种电影表现手法运用于诗歌的意象表达，使诗歌具有了画面感和镜头感，使静止的文字具有了流动的韵律，使情感表达更具抒情性和流畅性。她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城市史诗《石家庄长歌》中就使用蒙太奇手法，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给诗歌增加了新的活力。
一、将诗歌中的历史片段进行蒙太奇式分镜头剪辑
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主要是通过导演、摄影师和剪辑师的再创造来实现的。首先导演先按照剧本或影片的主题构思，以分镜头的方式进行拍摄。然后再依照原定的主题故事，把这些镜头有机地、艺术地组接起来，使之成为完整的叙事单元。同时，这样的叙事单元能给观众带来连贯的情感投射，基于画面的故事想象以及情绪有节奏的波动。就此产生一部好的影片。普多夫金说：“把各个分别拍好的镜头很好地连接起来，使观众感觉到这是完整的、不间断的、连续的运动——这种技巧我们惯于称之为蒙太奇”。在《石家庄长歌》中，田耘就是将蒙太奇手法中的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长镜头和短镜头等大量运用于诗歌的叙事和情感表达，为读者展现了隐匿于历史深处的众多细节。
七天七夜白登之围。让灭火皇帝刘邦/寝食难安的，又岂是一个北疆的匈奴/智勇双全的南越王，加上/岭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于/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在东垣（今石家庄东古城）/是刘邦亲征东垣的意外收获。南越王的根/在中原，南越王竟是妥妥的东垣人/公元前196年。带着一张纸和一张嘴/出发的大夫陆贾，一定还携带着一颗/被五月的春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心（《正确解决西汉岭南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石家庄》）
在这首诗中，蒙太奇手法常用的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等景别皆有。比如“七天七夜白登之围”是远景，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历史背景，渲染出紧张的战争气氛和西汉建国初期边疆问题的棘手状况，作者这里的远景设计着重在于“取势”，而非雕琢白登之围的细节。之后，“让灭火皇帝刘邦/寝食难安的，又岂是一个北疆的匈奴/智勇双全的南越王，加上/岭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于/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是中景和近景。镜头由远及近向本诗的主题“西汉岭南问题”的层层递进。作者用直观的画面再现了西汉初年刘邦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问题时的窘迫和束手无策。接下来，近景以“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直观地给每一位读者带来一种深刻印象和心理诉求——此时的大汉王朝是不完整的，而它本来应当完整。此外，“带着一张纸和一张嘴/出发的大夫陆贾，一定还携带着一颗/被五月的春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心”是特写。这一组“镜头”（描写）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内心状态。“被五月的春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心”给我们带来一种生活中不常见的特殊的视觉感受，只带着一张纸、一张嘴，与一颗摇晃的心奉命出使南越国招降的钦差大臣陆贾，他心中的紧张、恐惧此刻已跃然纸上。
远景着重于环境的渲染和烘托，近景表现人物面部神态和情绪、刻画人物性格，特写可以放大形象、强化内容、突出细节，从而准确地传达故事情节，直接反映出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并间接地影响读者的心理反应。总的来说，全景出气氛，特写出情绪，近景侧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人田耘试图通过《石家庄长歌》每首诗中不同景别的运用，给读者带来了阅读每首诗时不一样的独特心理体验。
她用由远及近逐渐拉近的特写镜头来深度描摹“土改”：“一开始，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太阳也照在了滹沱河上/‘土改’的深度叙事里/一条河的身体里住着一百条河”（《石家庄宋村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此外，诗人还用一系列的长镜头唱出这样一曲深情的劳动之歌：“随着1954年那阵喜悦的鞭炮声/随着一垛垛棉包中绽放的白色火焰/依次照亮清花车间、梳棉车間、粗纱车间、/细纱车间、织造车间、整理车间/是打开这座纺织博物馆的正确方式/让一双忙碌的手汇入成千上万双手的海洋/将织机的隆隆声化作心跳，让棉花、/纱线和布匹的白色成为生命唯一的颜色/把每日机台前的20公里秒杀成白驹过隙/是抵达一颗纺织之心的正确方式/换上短袖、单裤、凉鞋，戴上白帽/在温度30度和湿度80%的巨大车间里/与六千颗纺织之心彼此应和/与翻飞的棉毛、断头的棉线共舞/与冬日屋顶不停滴落的水珠共舞/是观看上世纪纺织操作的正确方式”（《在棉一纺织博物馆》）。而长镜头中又包含着一系列特写：当白色火焰“依次照亮清花车间、梳棉车间、粗纱车间、/细纱车间、织造车间、整理车间”，当“一双忙碌的手汇入成千上万双手的海洋”，当新中国数千万纺织工人曾经的日常重新再现在纸上，细细读来怎不令人泪目？
可以说，《石家庄长歌》中的每首诗，都是由若干个镜头组成的。诗人用蒙太奇的手法将这些孤立的镜头进行有意义的剪辑、拼接，呈现出完整的画面、故事和情绪，能让读者沉浸在历史的叙事之中。与此同时，在对镜头的角度选择上，也包含着诗歌作者的意念、情绪和褒贬。作者将自己的主观评价运用蒙太奇手法隐形地投射在诗歌的编排以及叙事的顺序之中。可见，诗人在呈现历史的同时，也对历史作出了自我评价。
二、全书蒙太奇式的整体呈现和组合方式
《石家庄长歌》中，30万年的石家庄历史被浓缩为“起”“承”“转”“合”四部分，分别对应“古代石家庄”“近代石家庄”“解放石家庄”“现代石家庄”四个历史时期。而这部书本身，就是一出以蒙太奇手段组接出来的历史大剧。在“起”“承”“转”“合”的分镜头聚焦下，鳞次栉比、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事件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按照时间顺序在聚光灯下依次登场。 《石家庄长歌》中的蒙太奇式呈现，对于观众来说，是从分到分，而对于诗歌作者田耘来说，蒙太奇则先是由合到分，再分切，最后由分至合，一气呵成。因此，在《石家庄长歌》的创作过程中，作者首先把搜集到的与石家庄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创作成独立的诗歌作品，再按历史时期归类，归类后再按时间和逻辑顺序逐一排列。《石家庄长歌》“起”于《商王朝从石家庄走来》中“随着商族的八次迁徙/沿着时光逆流而上”回到石家庄黄壁庄水库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十五万片甲骨文，一次历史寻根之旅跃然纸上。而各个历史时期的石家庄在“起”“承”“转”之后，最终“合”于一首可歌可泣的“现代窦娥还乡记”，一曲长歌随着一件发生在石家庄的中国法制史里程碑事件画上句号，更加凸显出全书的人文关怀和人本主义精神。
《石家庄长歌》中的蒙太奇手法，是作者田耘用来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故事能够讲得顺畅、生动，在富有感染力的同时又能被充分的调动起遐思和联想，引起阅读的兴趣。同时，读者也不仅仅满足于弄清诗歌中的情节梗概，或一般地领悟到诗歌的思想意念，而是要求清晰流畅地感知叙事诗中叙述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和细部。田耘蒙太奇手法的成功运用，让读者看懂每一处具体细节，从而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全貌有一个清晰透彻的了解。可以说，《石家庄长歌》的最大特色就是遍布其中的大量历史细节的呈现，它的成功就在于这些细节。
历史本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缺乏人性的温度。然而一部优秀的史诗却能够贯通古今、穿越时空的阻隔，让死去的历史和人物再重新立于纸上，重新开始呼吸，让21世纪的现代人重新触摸到历史的纹路。写历史诗，难度在于如何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历史细节中，纵横捭阖，而不被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所淹没，从而失去自己的声音，作者必须要有极好的掌控力，要有能力重构和再现历史，并与之保持清醒的距离，必须具备高超的话语叙述技巧。
三、贯穿全书的一套特别的“蒙太奇语法”
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理论有一句名言：“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是二数之积。”用匈牙利电影理論家贝拉·巴拉兹的话说，就是“上下镜头一经连接，原来潜藏在各个镜头里异常丰富的含义便象火花似地发射出来。”电影在连接镜头场面和段落时，会根据不同的变化幅度、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的联接力法，例如淡、化、划、切、圈、掐、推、拉等，而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有各种联接力法类似，田耘的《石家庄长歌》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诗歌“蒙太奇语法”——
1.长镜头与大特写构成的“圈”
“1947年夏，东焦村马家巷/炕头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上下跳跃的火苗/是否已经知悉一张四开的纸上/正在展开的惊心动魄/两双脚在门外来回踱步/三双手将细节反复推敲、计算/算错的路程问题不断擦掉重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东西南北四个兵营、汽油库、物资库、/第三军军部、32师师部/《石门城防图》上的每一个点/都暗藏霹雳和闪电”（《潜伏》）。读者在阅读这首诗时，难免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哪里是诗歌，分明是电影或电视剧里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的真实再现，而这些镜头也并非虚构，作者通过一系列的长镜头和大特写，把当事人经历这些事件时的心理感受逼真地再现了出来，给读者带来亲历性和现场感。
“长安公园西北苍松翠柏中的阎锡山手迹/‘故燕晋联军大将军绶卿吴公之墓’/坟墓里阎锡山请高人制作的木人头/与公园里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孩童/构成了一幅寓意多么深刻的画面/藏在这欢乐世界之中的凝重/早已化为一个民族身体里的钙质/在漫漫长夜后/托举出一轮蓬勃的朝阳”。（《吴禄贞，或石家庄1911》）。这首歌颂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的诗，结尾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镜头，“公园里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孩童”与旁边坟墓里的无头尸体形成鲜明对比，再次强调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英雄用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换来的，没有英雄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2.以修辞的方式情感化的介入历史
作者通过拟人、暗喻等手法，把痛感代入历史，拉近与历史的距离。“941年腊月，石敬瑭大军围困的/镇州城内，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如粟的金银，却无法为两万多个/由于饥饿而痉挛的胃换来一粒米/换不回涂漆函里自己的头颅”（《真定，真定》），本来可以使鬼推磨的“如粟的金银”，在关键时刻却一钱不值，既换不来一粒可以饱腹的米，也换不回自己的性命，这种强烈的痛感被植入诗中，使读者产生共鸣。
“半钩留照三秋淡，一练分波平镜明/一座桥闻名于世，不是因为/永定河上燕京八景的‘卢沟晓月’/而是因为一名‘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因为1937年7月8日/凌晨五点，那蓄谋已久的炮声/北方最大的石桥上，被迫与/一群举枪狂笑的日军合影的/485个怒目圆睁的石狮子/眼里喷射出的，是血与火”，《在太行山上》一诗中，作者的历史痛感表达得更为浓烈，诗句也就更富感染力，拟人手法的成功运用使被日寇欺凌的民族仇恨力透纸背，当卢沟桥上的485个石狮子都“怒目圆睁”“眼里喷射出血与火”，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燃烧的将是千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熊熊火焰。
3.以画面感的方式再现历史人物的复杂心理
作者将复杂的理性思辨作直观化画面处理，再现历史人物面对种种事件时的复杂心理。还以《正确解决西汉岭南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石家庄》为例：“智勇双全的南越王，加上/岭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于/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历史教科书中需要用整整一个段落来讲清的问题，在这里只用一句话就解决了，A加B等于C的一道加法，一目了然地直观再现了西汉初年刘邦面对棘手的南疆问题时的苦恼和烦闷心理。
“有因必有果。1996年广州市重点工程/‘广电大厦’为越王城让位几十米是果/公元前196年赵佗奉汉称臣/为国家统一让位是因；/‘赵陵铺’‘赵佗公园’‘赵佗先人墓’/历代吟咏赵佗浩如烟海的诗句是果/一颗身居王位却‘寝不安宁，食不味甘，/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心存不安，因为不能奉侍汉朝’的/赤子之心，是因”（《正确解决西汉岭南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石家庄》）。 作者在这首诗中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古今，由公元前196年“为国家统一让位”“赤子之心”的“因”，引出1996年“为越王城让位几十米”的广州市重点工程广电大厦之“果”，寥寥数行，就勾勒出今天的石家庄赵陵铺、赵佗公园，广州市中心的广电大厦，与公元前196年的南越王赵佗的因缘际和，将历史的理性思辨梳理得井然有条。
4.通过强烈的对比映衬人物内心
以《傅崇碧，石家庄1947》为例，“1932年入团宣誓时沸腾起来的热血/遭遇一颗1933年打进后脑勺的子弹/却并未冷却。那个寡不敌众/带着十几个人壮烈跳崖的17岁少年/头朝下挂在树藤上，脸上血流如注/却望着敌人扔下后被树枝拦住/没有爆炸的‘马尾’手榴弹，笑了”，当“热血”遭遇“子弹”却并未冷却，壮烈跳崖的17岁少年“脸上血流如注”却望着一颗手榴弹“笑了”，这两个镜头的强烈对比，相信会令每一位读者过目难忘，它们映衬出的，是17岁的红色少年傅崇碧那颗永不磨灭的红色的心，一系列長镜头和特写中，一个在惨烈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坚毅勇敢的少年将领形象已跃然纸上。而下文中“那个每当想起尸横遍野的战友/与敌人的尸体抱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的情景/便会泣不成声的老人，那个最爱吃地瓜、土豆/退休后将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万元/捐献给四川老家‘希望工程’的老人”，却凸显出一个英雄“坚硬”表象下的“柔软”，而这种柔软并不是他的弱点，而是令他身上的人性光辉更加灿烂，熠熠发光，更加凸显出一个既坚毅勇敢又无私善良、充满博爱精神的英雄形象。
综上所述，诗人田耘在《石家庄长歌》中，通过对蒙太奇手法的一系列创造性运用，完成了石家庄30万年历史在纸上的再现，通过跃然纸上的一个个历史镜头的组接，演出了一幕历史活剧。运用如剪辑方式再次呈现的重大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令人读来回味悠长。
以诗歌写史，在当下的中国诗坛绝非主流，因为用诗歌去展现历史的困难程度人尽皆知。除了搜集整理史料方面的困难外，更多的则是表达上从何处下手的困难，以及如何让已经远去的历史引起读者共鸣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作者要把自己真正融入那段历史，用可触可感的诗歌镜头、直击人心的语言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切感，融入作者个人鲜活而深切的生命体验，让历史重新在纸上站立起来，用那些闪闪发光的细节和场景。让死去的历史重新再获得呼吸作者通过蒙太奇手段重组历史的瞬间，再次去讲述真实，还原真实，从而用诗歌的抒情性填补了历史的缝隙。
而挽留那些已经逝去和行将逝去之物，正是文学存在的全部价值与意义。伽达默尔说：“日常语言就像是普通的硬币，而诗歌语言则是金币。”“诗不会褪色，因为诗的语言把短暂的时间，带入一种停滞之中。”《石家庄长歌》中，作者田耘对于蒙太奇手法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运用，正是把我们这个伟大而饱经苦难的民族那些不该被轻易忘记的历史镜头“带入一种停滞之中”的有效尝试。
责任编辑：刘波
而诗人田耘将这种电影表现手法运用于诗歌的意象表达，使诗歌具有了画面感和镜头感，使静止的文字具有了流动的韵律，使情感表达更具抒情性和流畅性。她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城市史诗《石家庄长歌》中就使用蒙太奇手法，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给诗歌增加了新的活力。
一、将诗歌中的历史片段进行蒙太奇式分镜头剪辑
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主要是通过导演、摄影师和剪辑师的再创造来实现的。首先导演先按照剧本或影片的主题构思，以分镜头的方式进行拍摄。然后再依照原定的主题故事，把这些镜头有机地、艺术地组接起来，使之成为完整的叙事单元。同时，这样的叙事单元能给观众带来连贯的情感投射，基于画面的故事想象以及情绪有节奏的波动。就此产生一部好的影片。普多夫金说：“把各个分别拍好的镜头很好地连接起来，使观众感觉到这是完整的、不间断的、连续的运动——这种技巧我们惯于称之为蒙太奇”。在《石家庄长歌》中，田耘就是将蒙太奇手法中的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长镜头和短镜头等大量运用于诗歌的叙事和情感表达，为读者展现了隐匿于历史深处的众多细节。
七天七夜白登之围。让灭火皇帝刘邦/寝食难安的，又岂是一个北疆的匈奴/智勇双全的南越王，加上/岭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于/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在东垣（今石家庄东古城）/是刘邦亲征东垣的意外收获。南越王的根/在中原，南越王竟是妥妥的东垣人/公元前196年。带着一张纸和一张嘴/出发的大夫陆贾，一定还携带着一颗/被五月的春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心（《正确解决西汉岭南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石家庄》）
在这首诗中，蒙太奇手法常用的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等景别皆有。比如“七天七夜白登之围”是远景，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历史背景，渲染出紧张的战争气氛和西汉建国初期边疆问题的棘手状况，作者这里的远景设计着重在于“取势”，而非雕琢白登之围的细节。之后，“让灭火皇帝刘邦/寝食难安的，又岂是一个北疆的匈奴/智勇双全的南越王，加上/岭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于/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是中景和近景。镜头由远及近向本诗的主题“西汉岭南问题”的层层递进。作者用直观的画面再现了西汉初年刘邦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问题时的窘迫和束手无策。接下来，近景以“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直观地给每一位读者带来一种深刻印象和心理诉求——此时的大汉王朝是不完整的，而它本来应当完整。此外，“带着一张纸和一张嘴/出发的大夫陆贾，一定还携带着一颗/被五月的春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心”是特写。这一组“镜头”（描写）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内心状态。“被五月的春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心”给我们带来一种生活中不常见的特殊的视觉感受，只带着一张纸、一张嘴，与一颗摇晃的心奉命出使南越国招降的钦差大臣陆贾，他心中的紧张、恐惧此刻已跃然纸上。
远景着重于环境的渲染和烘托，近景表现人物面部神态和情绪、刻画人物性格，特写可以放大形象、强化内容、突出细节，从而准确地传达故事情节，直接反映出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并间接地影响读者的心理反应。总的来说，全景出气氛，特写出情绪，近景侧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人田耘试图通过《石家庄长歌》每首诗中不同景别的运用，给读者带来了阅读每首诗时不一样的独特心理体验。
她用由远及近逐渐拉近的特写镜头来深度描摹“土改”：“一开始，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太阳也照在了滹沱河上/‘土改’的深度叙事里/一条河的身体里住着一百条河”（《石家庄宋村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此外，诗人还用一系列的长镜头唱出这样一曲深情的劳动之歌：“随着1954年那阵喜悦的鞭炮声/随着一垛垛棉包中绽放的白色火焰/依次照亮清花车间、梳棉车間、粗纱车间、/细纱车间、织造车间、整理车间/是打开这座纺织博物馆的正确方式/让一双忙碌的手汇入成千上万双手的海洋/将织机的隆隆声化作心跳，让棉花、/纱线和布匹的白色成为生命唯一的颜色/把每日机台前的20公里秒杀成白驹过隙/是抵达一颗纺织之心的正确方式/换上短袖、单裤、凉鞋，戴上白帽/在温度30度和湿度80%的巨大车间里/与六千颗纺织之心彼此应和/与翻飞的棉毛、断头的棉线共舞/与冬日屋顶不停滴落的水珠共舞/是观看上世纪纺织操作的正确方式”（《在棉一纺织博物馆》）。而长镜头中又包含着一系列特写：当白色火焰“依次照亮清花车间、梳棉车间、粗纱车间、/细纱车间、织造车间、整理车间”，当“一双忙碌的手汇入成千上万双手的海洋”，当新中国数千万纺织工人曾经的日常重新再现在纸上，细细读来怎不令人泪目？
可以说，《石家庄长歌》中的每首诗，都是由若干个镜头组成的。诗人用蒙太奇的手法将这些孤立的镜头进行有意义的剪辑、拼接，呈现出完整的画面、故事和情绪，能让读者沉浸在历史的叙事之中。与此同时，在对镜头的角度选择上，也包含着诗歌作者的意念、情绪和褒贬。作者将自己的主观评价运用蒙太奇手法隐形地投射在诗歌的编排以及叙事的顺序之中。可见，诗人在呈现历史的同时，也对历史作出了自我评价。
二、全书蒙太奇式的整体呈现和组合方式
《石家庄长歌》中，30万年的石家庄历史被浓缩为“起”“承”“转”“合”四部分，分别对应“古代石家庄”“近代石家庄”“解放石家庄”“现代石家庄”四个历史时期。而这部书本身，就是一出以蒙太奇手段组接出来的历史大剧。在“起”“承”“转”“合”的分镜头聚焦下，鳞次栉比、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事件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按照时间顺序在聚光灯下依次登场。 《石家庄长歌》中的蒙太奇式呈现，对于观众来说，是从分到分，而对于诗歌作者田耘来说，蒙太奇则先是由合到分，再分切，最后由分至合，一气呵成。因此，在《石家庄长歌》的创作过程中，作者首先把搜集到的与石家庄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创作成独立的诗歌作品，再按历史时期归类，归类后再按时间和逻辑顺序逐一排列。《石家庄长歌》“起”于《商王朝从石家庄走来》中“随着商族的八次迁徙/沿着时光逆流而上”回到石家庄黄壁庄水库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十五万片甲骨文，一次历史寻根之旅跃然纸上。而各个历史时期的石家庄在“起”“承”“转”之后，最终“合”于一首可歌可泣的“现代窦娥还乡记”，一曲长歌随着一件发生在石家庄的中国法制史里程碑事件画上句号，更加凸显出全书的人文关怀和人本主义精神。
《石家庄长歌》中的蒙太奇手法，是作者田耘用来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故事能够讲得顺畅、生动，在富有感染力的同时又能被充分的调动起遐思和联想，引起阅读的兴趣。同时，读者也不仅仅满足于弄清诗歌中的情节梗概，或一般地领悟到诗歌的思想意念，而是要求清晰流畅地感知叙事诗中叙述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和细部。田耘蒙太奇手法的成功运用，让读者看懂每一处具体细节，从而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全貌有一个清晰透彻的了解。可以说，《石家庄长歌》的最大特色就是遍布其中的大量历史细节的呈现，它的成功就在于这些细节。
历史本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缺乏人性的温度。然而一部优秀的史诗却能够贯通古今、穿越时空的阻隔，让死去的历史和人物再重新立于纸上，重新开始呼吸，让21世纪的现代人重新触摸到历史的纹路。写历史诗，难度在于如何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历史细节中，纵横捭阖，而不被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所淹没，从而失去自己的声音，作者必须要有极好的掌控力，要有能力重构和再现历史，并与之保持清醒的距离，必须具备高超的话语叙述技巧。
三、贯穿全书的一套特别的“蒙太奇语法”
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理论有一句名言：“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是二数之积。”用匈牙利电影理論家贝拉·巴拉兹的话说，就是“上下镜头一经连接，原来潜藏在各个镜头里异常丰富的含义便象火花似地发射出来。”电影在连接镜头场面和段落时，会根据不同的变化幅度、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的联接力法，例如淡、化、划、切、圈、掐、推、拉等，而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有各种联接力法类似，田耘的《石家庄长歌》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诗歌“蒙太奇语法”——
1.长镜头与大特写构成的“圈”
“1947年夏，东焦村马家巷/炕头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上下跳跃的火苗/是否已经知悉一张四开的纸上/正在展开的惊心动魄/两双脚在门外来回踱步/三双手将细节反复推敲、计算/算错的路程问题不断擦掉重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东西南北四个兵营、汽油库、物资库、/第三军军部、32师师部/《石门城防图》上的每一个点/都暗藏霹雳和闪电”（《潜伏》）。读者在阅读这首诗时，难免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哪里是诗歌，分明是电影或电视剧里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的真实再现，而这些镜头也并非虚构，作者通过一系列的长镜头和大特写，把当事人经历这些事件时的心理感受逼真地再现了出来，给读者带来亲历性和现场感。
“长安公园西北苍松翠柏中的阎锡山手迹/‘故燕晋联军大将军绶卿吴公之墓’/坟墓里阎锡山请高人制作的木人头/与公园里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孩童/构成了一幅寓意多么深刻的画面/藏在这欢乐世界之中的凝重/早已化为一个民族身体里的钙质/在漫漫长夜后/托举出一轮蓬勃的朝阳”。（《吴禄贞，或石家庄1911》）。这首歌颂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的诗，结尾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镜头，“公园里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孩童”与旁边坟墓里的无头尸体形成鲜明对比，再次强调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英雄用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换来的，没有英雄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2.以修辞的方式情感化的介入历史
作者通过拟人、暗喻等手法，把痛感代入历史，拉近与历史的距离。“941年腊月，石敬瑭大军围困的/镇州城内，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如粟的金银，却无法为两万多个/由于饥饿而痉挛的胃换来一粒米/换不回涂漆函里自己的头颅”（《真定，真定》），本来可以使鬼推磨的“如粟的金银”，在关键时刻却一钱不值，既换不来一粒可以饱腹的米，也换不回自己的性命，这种强烈的痛感被植入诗中，使读者产生共鸣。
“半钩留照三秋淡，一练分波平镜明/一座桥闻名于世，不是因为/永定河上燕京八景的‘卢沟晓月’/而是因为一名‘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因为1937年7月8日/凌晨五点，那蓄谋已久的炮声/北方最大的石桥上，被迫与/一群举枪狂笑的日军合影的/485个怒目圆睁的石狮子/眼里喷射出的，是血与火”，《在太行山上》一诗中，作者的历史痛感表达得更为浓烈，诗句也就更富感染力，拟人手法的成功运用使被日寇欺凌的民族仇恨力透纸背，当卢沟桥上的485个石狮子都“怒目圆睁”“眼里喷射出血与火”，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燃烧的将是千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熊熊火焰。
3.以画面感的方式再现历史人物的复杂心理
作者将复杂的理性思辨作直观化画面处理，再现历史人物面对种种事件时的复杂心理。还以《正确解决西汉岭南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石家庄》为例：“智勇双全的南越王，加上/岭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于/一张残缺不全的大汉王朝南疆版图”。历史教科书中需要用整整一个段落来讲清的问题，在这里只用一句话就解决了，A加B等于C的一道加法，一目了然地直观再现了西汉初年刘邦面对棘手的南疆问题时的苦恼和烦闷心理。
“有因必有果。1996年广州市重点工程/‘广电大厦’为越王城让位几十米是果/公元前196年赵佗奉汉称臣/为国家统一让位是因；/‘赵陵铺’‘赵佗公园’‘赵佗先人墓’/历代吟咏赵佗浩如烟海的诗句是果/一颗身居王位却‘寝不安宁，食不味甘，/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心存不安，因为不能奉侍汉朝’的/赤子之心，是因”（《正确解决西汉岭南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石家庄》）。 作者在这首诗中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古今，由公元前196年“为国家统一让位”“赤子之心”的“因”，引出1996年“为越王城让位几十米”的广州市重点工程广电大厦之“果”，寥寥数行，就勾勒出今天的石家庄赵陵铺、赵佗公园，广州市中心的广电大厦，与公元前196年的南越王赵佗的因缘际和，将历史的理性思辨梳理得井然有条。
4.通过强烈的对比映衬人物内心
以《傅崇碧，石家庄1947》为例，“1932年入团宣誓时沸腾起来的热血/遭遇一颗1933年打进后脑勺的子弹/却并未冷却。那个寡不敌众/带着十几个人壮烈跳崖的17岁少年/头朝下挂在树藤上，脸上血流如注/却望着敌人扔下后被树枝拦住/没有爆炸的‘马尾’手榴弹，笑了”，当“热血”遭遇“子弹”却并未冷却，壮烈跳崖的17岁少年“脸上血流如注”却望着一颗手榴弹“笑了”，这两个镜头的强烈对比，相信会令每一位读者过目难忘，它们映衬出的，是17岁的红色少年傅崇碧那颗永不磨灭的红色的心，一系列長镜头和特写中，一个在惨烈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坚毅勇敢的少年将领形象已跃然纸上。而下文中“那个每当想起尸横遍野的战友/与敌人的尸体抱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的情景/便会泣不成声的老人，那个最爱吃地瓜、土豆/退休后将自己的全部积蓄20万元/捐献给四川老家‘希望工程’的老人”，却凸显出一个英雄“坚硬”表象下的“柔软”，而这种柔软并不是他的弱点，而是令他身上的人性光辉更加灿烂，熠熠发光，更加凸显出一个既坚毅勇敢又无私善良、充满博爱精神的英雄形象。
综上所述，诗人田耘在《石家庄长歌》中，通过对蒙太奇手法的一系列创造性运用，完成了石家庄30万年历史在纸上的再现，通过跃然纸上的一个个历史镜头的组接，演出了一幕历史活剧。运用如剪辑方式再次呈现的重大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令人读来回味悠长。
以诗歌写史，在当下的中国诗坛绝非主流，因为用诗歌去展现历史的困难程度人尽皆知。除了搜集整理史料方面的困难外，更多的则是表达上从何处下手的困难，以及如何让已经远去的历史引起读者共鸣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作者要把自己真正融入那段历史，用可触可感的诗歌镜头、直击人心的语言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切感，融入作者个人鲜活而深切的生命体验，让历史重新在纸上站立起来，用那些闪闪发光的细节和场景。让死去的历史重新再获得呼吸作者通过蒙太奇手段重组历史的瞬间，再次去讲述真实，还原真实，从而用诗歌的抒情性填补了历史的缝隙。
而挽留那些已经逝去和行将逝去之物，正是文学存在的全部价值与意义。伽达默尔说：“日常语言就像是普通的硬币，而诗歌语言则是金币。”“诗不会褪色，因为诗的语言把短暂的时间，带入一种停滞之中。”《石家庄长歌》中，作者田耘对于蒙太奇手法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运用，正是把我们这个伟大而饱经苦难的民族那些不该被轻易忘记的历史镜头“带入一种停滞之中”的有效尝试。
责任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