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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全面推进文化建设的新时期,行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国家强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源泉。
在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行业文化的问题时,首先需要对文化特别是应用文化的系列问题从整体的和具体化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文化是个包含多样性内涵的复合性概念。简单地说,文化可以分为很多具体的子类别,并且可以不断地继续将其细分为更多层次的类别。通过对文化的细分,我们能够发现,任何行业及其机构的文化都涉及到多种类别形态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例如,这种文化可以是在某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组织整体的文化元素,也可以是价值观这样抽象的内容,或者是如质量文化意识等具体的要素,甚至还可以涉及到对某种行业文化的未来具有引导性的理念和方法等。就具体的应用文化而言,行业文化主要体现在机构、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制度与行为等系统化方面,只有系统地加以把握,才能形成系统改进的效果。另一方面,思考行业文化建设时,需要确立某些具体化的范围和标准,包括比如确立职业道德、公平、竞争伦理等要素,或者通过某个具体的标杆化的行业文化来引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此外,要把握不同行业的文化,还需要把握其中的行业美德的具体细节,如食品行业经营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美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笼统的理解上。
行业文化的基本结构
行业文化涉及许多不同行业的内外部因素。就具体的行业而言,它涉及到诸如何者是本质性要素的问题。尤其是从任何一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首先就必须了解整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进行评价的问题。
总体上说,任何一个行业的文化,都是通过由内而外呈现出来、乃至于具有外部影响力的、具有结构化特点的系列化问题的组合。因此,当我们谈到行业文化的要素时,需要用结构化的方法来把握。首先,我们要将其看成一套既有独特性又有共性的文化支持系统,而非一个单一的层面。这个支持系统可以用共同性和差别性予以区分。所谓共同性,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是由社会中的个人或者群体来承担,由各种机构来支持,这里面就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文化要素。虽然我们一般对行业的研究会发现很多不同,这些不同和差异大多体现在技术、产品等专业性的特征上,如理发匠与水果商之间的差异。但是技术上的差异不等同于文化上的差异,或者说,技术上虽然有差异,但是文化上有共性的要求。其次,我们需要界定一个行业文化的基本评价标准,如:顾客满意度、保护隐私、职业化等。显然,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是一个尺度,而行业人的自我评价也是一个尺度。例如,知识产权相关的某些行业代表虽然在表面上积极去争取版权收费是为了著作权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获取收入,而真正帮助著作权人维权的事情基本上都被忽略了,收到费用后也没有真正及时给予著作权人应得的报酬。这种做法就违背了追求所服务的对象(客户)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再次,我们可以從几个核心的角度来考虑行业文化的结构问题,即从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的制度化、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行业和机构的文化氛围以及监管系统等来把握其基本结构的特点。
某些行业文化的结构性把握应当包含外部相关因素。可以说,从外部性的结构特点来看,某些行业涉及到国计民生,尤其是公共利益;某些行业涉及到需要建立高标准的监督;而某些行业则需要体现公众的参与监督,等等。对于这些行业的文化,就需要从国家利益、社会文化和公众诉求等等的角度来衡量。
行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思考行业文化建设的第一个基本角度是如何确立合理的价值观。我们需要考虑某个行业内部和行业内的各个机构是否存在一种基础性的具有引导性的价值,即某些需要坚持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道,是行业及其所属机构很基础的文化要素。从事某个行业需要何种理念和原则,需要何种基本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角度是行业的价值观与制度性的激励标准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对应关系。价值观是衡量合理性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标准。除了理念和价值之外,还有很多要素需要构成制度化的系统化标准。首先,行业的管理制度和行为标准不仅需要价值观来作为引导,同时,制度本身也需要健全化和系统化。以中国足球行业为例,我们需要对踢足球的游戏规则有深入的了解。在这个游戏规则中是否存在公平的价值观念和比赛规则、裁判规则,等等。在足球比赛中,努力获胜诚然是一种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观能不能体现在公平的制度检验上?如果没有价值观,规则制度是没有效用的;同样,没有规则制度来落实的价值观也是无效的。比如在足球比赛中如果存在黑哨问题,那么裁判员和运动员就不能共同体现足球比赛的价值观,这种比赛的规则制度最终肯定是会垮掉的。因此,制度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又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安全”这个价值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监管制度来支持食品健康安全的价值,显然也无法将这种价值观予以落实。总之,制度是一个系统化的标准问题,我们要将其细化落实为某些具体的考核、监督与执行的具体细节标准。这些具体标准之间需要有很强的关联度,而且其中的原则性要充分体现出来。例如,食品行业的原则性有两个,安全和卫生。我们之所以要讲原则,是因为原则所体现的就是行业的美德。换言之,我们要有核心价值所体现的行业标准,通过原则作为核心标准,来将价值观和制度主动或被动地体现在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上。
第三个角度是必须有基本的职业道德作为具体行业活动的支撑要素。职业道德与行业美德即核心价值(原则)是互相支持的。只有具备很好的职业道德才能体现出行业的核心价值,如注重顾客安全和利益的职业道德才能让从业人员重视食品的安全与卫生。总体上说,因为制度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而职业道德则是主动自觉的意识。如果缺乏这种主动自觉的职业道德,制度就无法落实。我们目前许多行业中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般的诚信问题,而是职业道德严重缺乏的问题。
内外兼修
内外兼修是行业文化建设的重点。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的健康理念、核心价值意识、职业道德、责任意识和行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等问题是支持行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这种基于责任和伦理支持的文化,需要行业中的从业人员形成自主、自律的意识并采取积极的行动。当然,其中的某些要素是需要依靠外部性的制度支持的,如职业道德就涉及监管和法制完善的问题。换言之,违背职业道德不仅是个内在修养不足损害道德的问题,也是个涉及违法犯罪的问题。例如,侵犯客户的隐私、渎职以及履行职责违背忠诚义务等等,都需要整体制度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执法改进支持。
任何行业都必须将行业具体机构的文化建设与个人责任相结合。任何行业都是由机构和个人组成的,而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才能促进行业内部竞争意识的培养与公平伦理的促进。同时,这种竞争的合理化必须基于机构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每个机构内部的整体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要。例如,西方的某些快餐食品的连锁经营管理中的内部质量管理、激励、卫生、服务生工作态度认真和品牌营销等管理方式都有助于为我们提供借鉴。可以考虑在行业内树立一个典范标准,从而促进美德的形成。
明确个人责任的落实是机构内在文化建设的重点。个人责任方面存在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制度约束,另一部分依靠某些技巧来落实,即一方面要如何让一个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由激励制度来完成;另一方面,这里面又存在许多技术性的设计。如:如何将薪酬设计得更有助于与履行责任的情况相结合,等等。以我国目前慈善行业机构文化中的个人责任为例,现在的慈善机构的制度设计不利于个人责任的落实及其工作的开展,因为制度的倾向有利于机构筹款而非捐献。目前的慈善机构在筹款时可以汲取10%的管理费由其内部自行分配。同时慈善机构通常倾向于将募款存入银行涨利息,利息部分也由机构自主分配。这就造成了慈善机构的员工可以奢侈消费或者出现暴富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强迫慈善机构的管理费必须存在数额上的上限,而非由百分比来决定。
诚信是个人责任和伦理意识的基点。我们现在所說的诚信问题很多都是由于行业内部的个人或者机构的不诚信而引起的,有些甚至导致了社会灾难,即某个行业的不诚信波及或者其后果被行业从业人员放大至社会领域,这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由此,对于涉及公众健康、安全和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业,需要加强政府、媒体、社会的监管和道德风险管理。
将行业内部的个人责任与机构责任相结合,还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观。换言之,行业整体上以及其中的机构应该避免急功近利,或者应当努力通过行业协会的组织来建立行业性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性的文化支持,保障对内行为和对外形象塑造的高标准要求和信誉体现,是一种行业所需要的重要伦理观。从对外的文化形象塑造来说,不是以广告宣传来体现,而是通过机构和个人的行为体现出行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理念和伦理要求。
总之,每个行业的信誉、形象与品牌等都涉及一种链条式的结构,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恶性的连锁反应。由此,内外兼修、环环相扣是行业自我发展的内在力量。
专业化与职业化
持续提高行业中的技术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并且通过职业化的经营管理者来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并提供严格的伦理支持,是助飞行业文化的两翼。
每个行业的文化建设,都是要促进并体现出该行业技术和服务的最高水平;后者倒过来也是促进行业文化建设的本质要素。这里面有两类专业化的要素。一类需要行业的价值实现的专业化水平很高。例如,在与人们安全有关的行业,需要做到专业化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完全一致。如司机不仅需要关注乘客安全,还需要很高的开车技术。另一类就是行业各自的美德,如品茶行业的美德体现为有好水,没有好水就不能品好茶;红酒经营行业需要能向顾客推荐解释什么样的酒是好酒。银行的行业美德就是稳重、严谨,防止金融风险;对冲基金的行业美德是把握信息可信度,等等。体现行业美德既需要技术也需要服务的专业化和高标准。
专业化意味着创新驱动发展,或者说,创新是推动行业实现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力量。因此,创新也是一种具有共性的行业文化。即使是属于事业单位的行业,也离不开创新的要求。例如,博物馆举办动态化的专题巡回展,就是整合和发挥博物馆相关资源的创新性做法。行业业务的创新,需要文化与技术的结合,或者说创新的驱动力和方法离不开技术与文化的双重利用。通过创新,可以拓展和提升行业文化,如电子产品可以成为时尚产品和奢侈品,可以改变行业的文化评价。由于创新总是伴随着某种对惯性的改变,也包含着失败的风险,因此,创新需要制度性的激励。
专业化与职业化,即职业荣誉感、服务意识、顾客导向、职业道德自律和高标准的产品与工作规范相一致,构成行业文化特别是行业内部机构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没有职业化的从业人员,就没有高标准的目标和自我激励,也就难以实现真正专业化的目标。同时,正是通过职业化的文化建设,可以弥补技术创新和运用带来的某些不足和缺陷,如在药品的临床试验方面,没有职业化的医师,就会导致药物的滥用和过度商业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双重监管
一个行业的发展取决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取决于行业协会和行政司法部门的引导监督。行业协会的引导、监督来自共同的利益诉求,行政与司法的引导、监督来自社会的利益诉求,二者都不可或缺。
目前,行业文化的缺失和行业协会的作为密切相关。行业协会的人没有真正研究其行业需要何种行业文化支撑,行业美德应该如何体现,而只是关心行业的GDP、机构利益、发展程度,以及行业协会人员自身的利益,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对于行业机构和个人的监督与监管。在经济领域,行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代表着经济的软实力。我们经济的软实力没有体现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行业文化没做好,甚至将其他方面的文化也拉低一截,这种负面的东西对人们的信任是个很大的打击,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和诚信缺失。其中,行业协会负有重要的责任。
行业自律是行业文化的基本形态之一,它是涉及行业协会地位和作为的问题。完善行业文化的重要要素之一,在于行业协会需要发挥真正的作用。例如,行业协会的监管要素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和成员资格,凡是符合其资格的会员都受法律和行业协会的保护。换句话说,行业协会的成员单位要以信誉可靠为条件,违背了基本标准就不能成为行业协会的成员。而我们目前的行业协会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个官僚机构,很多行业协会的论坛和会议都是为了要企业赞助资金,而不是为了维护行业信誉和为行业成员服务。总之,行业协会如果真正发挥作用,就能有利于行业文化的形象提升,从而大大改进行业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由此,我们的行政部门应该对行业协会提出资格审查的要求,对不合格的行业协会应要求其进行整改,最终完善行业内部引导监督。
从外部角度还需要确立进一步的引导和监管标准。每个行业都需要有行业从业人员和机构行为的监管。监管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促使行业里的任何人在服务顾客的同时,能够充分考虑所服务对象的利益最大化。以高铁建设为例,高铁快速扩张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提前完工的问题就很大。因为假如提前完工,就可能以牺牲铁路的质量安全为代价。因此,高铁的建设应该按计划和质量进行,这方面的监管就非常重要。总之,越是诚信度低的行业越需要严格监管,而且需要各种监管配套执行。
当前外部性的行业监管的漏洞之一,在于很多监管是由行业协会来执行,这实际上无法发挥外部评价和实质监管的作用。因为行业协会本身很可能趋向于代表行业的利益,或者行业协会的负责人缺乏监管意识。此外,行业监管还存在一个多头管理而无实质问责的问题,很多行业监管者是多个国家部委,地方上的许多横向部门也都有监管权。这就会造成在有利益的地方大家纷纷出头来抓权,在发现问题、导致百姓和社会利益受损的时候,这些部门之间则相互推卸责任。以假鸡蛋问题为例,农业部门认为假鸡蛋不是农业产品,工商部门认为这属于技术问题,而技术部门认为这是造假但不是产品,结果各个部门之间纷纷推脱监管责任,造成违法乱纪者逍遥法外。此外,部委的监管与地方政府监管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总之,调整和改进监管方式,严格依法积极开展对每个行业的机构与个人的行为监管,是保障每个行业真正发挥作用和促进行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力量。(责任编辑: 罗志荣)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简介
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1964年生,福建漳浦人。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教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和中日近代思想文化比较。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6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2000年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多次到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访学与研究交流。
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伦理学、管理哲学、文化产业。著述包括专著《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德育志》、《伦理学的意蕴》、《企业家的管理哲学》、《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学而优则商》、《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等,主编《北大文化产业》(学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年度报告》(执行主编)、《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前沿教材》系列丛书(执行主编)等。
在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行业文化的问题时,首先需要对文化特别是应用文化的系列问题从整体的和具体化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文化是个包含多样性内涵的复合性概念。简单地说,文化可以分为很多具体的子类别,并且可以不断地继续将其细分为更多层次的类别。通过对文化的细分,我们能够发现,任何行业及其机构的文化都涉及到多种类别形态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例如,这种文化可以是在某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组织整体的文化元素,也可以是价值观这样抽象的内容,或者是如质量文化意识等具体的要素,甚至还可以涉及到对某种行业文化的未来具有引导性的理念和方法等。就具体的应用文化而言,行业文化主要体现在机构、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制度与行为等系统化方面,只有系统地加以把握,才能形成系统改进的效果。另一方面,思考行业文化建设时,需要确立某些具体化的范围和标准,包括比如确立职业道德、公平、竞争伦理等要素,或者通过某个具体的标杆化的行业文化来引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此外,要把握不同行业的文化,还需要把握其中的行业美德的具体细节,如食品行业经营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美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笼统的理解上。
行业文化的基本结构
行业文化涉及许多不同行业的内外部因素。就具体的行业而言,它涉及到诸如何者是本质性要素的问题。尤其是从任何一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首先就必须了解整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进行评价的问题。
总体上说,任何一个行业的文化,都是通过由内而外呈现出来、乃至于具有外部影响力的、具有结构化特点的系列化问题的组合。因此,当我们谈到行业文化的要素时,需要用结构化的方法来把握。首先,我们要将其看成一套既有独特性又有共性的文化支持系统,而非一个单一的层面。这个支持系统可以用共同性和差别性予以区分。所谓共同性,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是由社会中的个人或者群体来承担,由各种机构来支持,这里面就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文化要素。虽然我们一般对行业的研究会发现很多不同,这些不同和差异大多体现在技术、产品等专业性的特征上,如理发匠与水果商之间的差异。但是技术上的差异不等同于文化上的差异,或者说,技术上虽然有差异,但是文化上有共性的要求。其次,我们需要界定一个行业文化的基本评价标准,如:顾客满意度、保护隐私、职业化等。显然,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是一个尺度,而行业人的自我评价也是一个尺度。例如,知识产权相关的某些行业代表虽然在表面上积极去争取版权收费是为了著作权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获取收入,而真正帮助著作权人维权的事情基本上都被忽略了,收到费用后也没有真正及时给予著作权人应得的报酬。这种做法就违背了追求所服务的对象(客户)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再次,我们可以從几个核心的角度来考虑行业文化的结构问题,即从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的制度化、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行业和机构的文化氛围以及监管系统等来把握其基本结构的特点。
某些行业文化的结构性把握应当包含外部相关因素。可以说,从外部性的结构特点来看,某些行业涉及到国计民生,尤其是公共利益;某些行业涉及到需要建立高标准的监督;而某些行业则需要体现公众的参与监督,等等。对于这些行业的文化,就需要从国家利益、社会文化和公众诉求等等的角度来衡量。
行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思考行业文化建设的第一个基本角度是如何确立合理的价值观。我们需要考虑某个行业内部和行业内的各个机构是否存在一种基础性的具有引导性的价值,即某些需要坚持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道,是行业及其所属机构很基础的文化要素。从事某个行业需要何种理念和原则,需要何种基本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角度是行业的价值观与制度性的激励标准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对应关系。价值观是衡量合理性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标准。除了理念和价值之外,还有很多要素需要构成制度化的系统化标准。首先,行业的管理制度和行为标准不仅需要价值观来作为引导,同时,制度本身也需要健全化和系统化。以中国足球行业为例,我们需要对踢足球的游戏规则有深入的了解。在这个游戏规则中是否存在公平的价值观念和比赛规则、裁判规则,等等。在足球比赛中,努力获胜诚然是一种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观能不能体现在公平的制度检验上?如果没有价值观,规则制度是没有效用的;同样,没有规则制度来落实的价值观也是无效的。比如在足球比赛中如果存在黑哨问题,那么裁判员和运动员就不能共同体现足球比赛的价值观,这种比赛的规则制度最终肯定是会垮掉的。因此,制度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又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安全”这个价值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监管制度来支持食品健康安全的价值,显然也无法将这种价值观予以落实。总之,制度是一个系统化的标准问题,我们要将其细化落实为某些具体的考核、监督与执行的具体细节标准。这些具体标准之间需要有很强的关联度,而且其中的原则性要充分体现出来。例如,食品行业的原则性有两个,安全和卫生。我们之所以要讲原则,是因为原则所体现的就是行业的美德。换言之,我们要有核心价值所体现的行业标准,通过原则作为核心标准,来将价值观和制度主动或被动地体现在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上。
第三个角度是必须有基本的职业道德作为具体行业活动的支撑要素。职业道德与行业美德即核心价值(原则)是互相支持的。只有具备很好的职业道德才能体现出行业的核心价值,如注重顾客安全和利益的职业道德才能让从业人员重视食品的安全与卫生。总体上说,因为制度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而职业道德则是主动自觉的意识。如果缺乏这种主动自觉的职业道德,制度就无法落实。我们目前许多行业中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般的诚信问题,而是职业道德严重缺乏的问题。
内外兼修
内外兼修是行业文化建设的重点。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的健康理念、核心价值意识、职业道德、责任意识和行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等问题是支持行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这种基于责任和伦理支持的文化,需要行业中的从业人员形成自主、自律的意识并采取积极的行动。当然,其中的某些要素是需要依靠外部性的制度支持的,如职业道德就涉及监管和法制完善的问题。换言之,违背职业道德不仅是个内在修养不足损害道德的问题,也是个涉及违法犯罪的问题。例如,侵犯客户的隐私、渎职以及履行职责违背忠诚义务等等,都需要整体制度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执法改进支持。
任何行业都必须将行业具体机构的文化建设与个人责任相结合。任何行业都是由机构和个人组成的,而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才能促进行业内部竞争意识的培养与公平伦理的促进。同时,这种竞争的合理化必须基于机构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每个机构内部的整体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要。例如,西方的某些快餐食品的连锁经营管理中的内部质量管理、激励、卫生、服务生工作态度认真和品牌营销等管理方式都有助于为我们提供借鉴。可以考虑在行业内树立一个典范标准,从而促进美德的形成。
明确个人责任的落实是机构内在文化建设的重点。个人责任方面存在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制度约束,另一部分依靠某些技巧来落实,即一方面要如何让一个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由激励制度来完成;另一方面,这里面又存在许多技术性的设计。如:如何将薪酬设计得更有助于与履行责任的情况相结合,等等。以我国目前慈善行业机构文化中的个人责任为例,现在的慈善机构的制度设计不利于个人责任的落实及其工作的开展,因为制度的倾向有利于机构筹款而非捐献。目前的慈善机构在筹款时可以汲取10%的管理费由其内部自行分配。同时慈善机构通常倾向于将募款存入银行涨利息,利息部分也由机构自主分配。这就造成了慈善机构的员工可以奢侈消费或者出现暴富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强迫慈善机构的管理费必须存在数额上的上限,而非由百分比来决定。
诚信是个人责任和伦理意识的基点。我们现在所說的诚信问题很多都是由于行业内部的个人或者机构的不诚信而引起的,有些甚至导致了社会灾难,即某个行业的不诚信波及或者其后果被行业从业人员放大至社会领域,这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由此,对于涉及公众健康、安全和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业,需要加强政府、媒体、社会的监管和道德风险管理。
将行业内部的个人责任与机构责任相结合,还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观。换言之,行业整体上以及其中的机构应该避免急功近利,或者应当努力通过行业协会的组织来建立行业性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性的文化支持,保障对内行为和对外形象塑造的高标准要求和信誉体现,是一种行业所需要的重要伦理观。从对外的文化形象塑造来说,不是以广告宣传来体现,而是通过机构和个人的行为体现出行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理念和伦理要求。
总之,每个行业的信誉、形象与品牌等都涉及一种链条式的结构,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恶性的连锁反应。由此,内外兼修、环环相扣是行业自我发展的内在力量。
专业化与职业化
持续提高行业中的技术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并且通过职业化的经营管理者来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并提供严格的伦理支持,是助飞行业文化的两翼。
每个行业的文化建设,都是要促进并体现出该行业技术和服务的最高水平;后者倒过来也是促进行业文化建设的本质要素。这里面有两类专业化的要素。一类需要行业的价值实现的专业化水平很高。例如,在与人们安全有关的行业,需要做到专业化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完全一致。如司机不仅需要关注乘客安全,还需要很高的开车技术。另一类就是行业各自的美德,如品茶行业的美德体现为有好水,没有好水就不能品好茶;红酒经营行业需要能向顾客推荐解释什么样的酒是好酒。银行的行业美德就是稳重、严谨,防止金融风险;对冲基金的行业美德是把握信息可信度,等等。体现行业美德既需要技术也需要服务的专业化和高标准。
专业化意味着创新驱动发展,或者说,创新是推动行业实现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力量。因此,创新也是一种具有共性的行业文化。即使是属于事业单位的行业,也离不开创新的要求。例如,博物馆举办动态化的专题巡回展,就是整合和发挥博物馆相关资源的创新性做法。行业业务的创新,需要文化与技术的结合,或者说创新的驱动力和方法离不开技术与文化的双重利用。通过创新,可以拓展和提升行业文化,如电子产品可以成为时尚产品和奢侈品,可以改变行业的文化评价。由于创新总是伴随着某种对惯性的改变,也包含着失败的风险,因此,创新需要制度性的激励。
专业化与职业化,即职业荣誉感、服务意识、顾客导向、职业道德自律和高标准的产品与工作规范相一致,构成行业文化特别是行业内部机构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没有职业化的从业人员,就没有高标准的目标和自我激励,也就难以实现真正专业化的目标。同时,正是通过职业化的文化建设,可以弥补技术创新和运用带来的某些不足和缺陷,如在药品的临床试验方面,没有职业化的医师,就会导致药物的滥用和过度商业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双重监管
一个行业的发展取决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取决于行业协会和行政司法部门的引导监督。行业协会的引导、监督来自共同的利益诉求,行政与司法的引导、监督来自社会的利益诉求,二者都不可或缺。
目前,行业文化的缺失和行业协会的作为密切相关。行业协会的人没有真正研究其行业需要何种行业文化支撑,行业美德应该如何体现,而只是关心行业的GDP、机构利益、发展程度,以及行业协会人员自身的利益,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对于行业机构和个人的监督与监管。在经济领域,行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代表着经济的软实力。我们经济的软实力没有体现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行业文化没做好,甚至将其他方面的文化也拉低一截,这种负面的东西对人们的信任是个很大的打击,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和诚信缺失。其中,行业协会负有重要的责任。
行业自律是行业文化的基本形态之一,它是涉及行业协会地位和作为的问题。完善行业文化的重要要素之一,在于行业协会需要发挥真正的作用。例如,行业协会的监管要素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和成员资格,凡是符合其资格的会员都受法律和行业协会的保护。换句话说,行业协会的成员单位要以信誉可靠为条件,违背了基本标准就不能成为行业协会的成员。而我们目前的行业协会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个官僚机构,很多行业协会的论坛和会议都是为了要企业赞助资金,而不是为了维护行业信誉和为行业成员服务。总之,行业协会如果真正发挥作用,就能有利于行业文化的形象提升,从而大大改进行业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由此,我们的行政部门应该对行业协会提出资格审查的要求,对不合格的行业协会应要求其进行整改,最终完善行业内部引导监督。
从外部角度还需要确立进一步的引导和监管标准。每个行业都需要有行业从业人员和机构行为的监管。监管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促使行业里的任何人在服务顾客的同时,能够充分考虑所服务对象的利益最大化。以高铁建设为例,高铁快速扩张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提前完工的问题就很大。因为假如提前完工,就可能以牺牲铁路的质量安全为代价。因此,高铁的建设应该按计划和质量进行,这方面的监管就非常重要。总之,越是诚信度低的行业越需要严格监管,而且需要各种监管配套执行。
当前外部性的行业监管的漏洞之一,在于很多监管是由行业协会来执行,这实际上无法发挥外部评价和实质监管的作用。因为行业协会本身很可能趋向于代表行业的利益,或者行业协会的负责人缺乏监管意识。此外,行业监管还存在一个多头管理而无实质问责的问题,很多行业监管者是多个国家部委,地方上的许多横向部门也都有监管权。这就会造成在有利益的地方大家纷纷出头来抓权,在发现问题、导致百姓和社会利益受损的时候,这些部门之间则相互推卸责任。以假鸡蛋问题为例,农业部门认为假鸡蛋不是农业产品,工商部门认为这属于技术问题,而技术部门认为这是造假但不是产品,结果各个部门之间纷纷推脱监管责任,造成违法乱纪者逍遥法外。此外,部委的监管与地方政府监管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总之,调整和改进监管方式,严格依法积极开展对每个行业的机构与个人的行为监管,是保障每个行业真正发挥作用和促进行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力量。(责任编辑: 罗志荣)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简介
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1964年生,福建漳浦人。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教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和中日近代思想文化比较。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6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2000年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多次到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访学与研究交流。
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伦理学、管理哲学、文化产业。著述包括专著《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德育志》、《伦理学的意蕴》、《企业家的管理哲学》、《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学而优则商》、《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等,主编《北大文化产业》(学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年度报告》(执行主编)、《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前沿教材》系列丛书(执行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