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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中国国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比宏观数据反映的更为严峻。虽然自7月下旬以来，政府已经发出了政策转向的信号，但短期内货币政策立场还难以完全转向促进经济增长。二元化经济结构使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外部需求下降已成共识，更令人担心的是内需放缓，对地区经济和企业利润的考验还在后头。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们最近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企业进行了一次调研，结果令他们吃惊。在哈尔滨的国美电器和大连的大连商场，空调、电脑、手机、摩托车等非生活必需品销量下降的速度和幅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在沈阳机床、华晨汽车、哈尔滨动力设备等工业企业的厂房里，公司管理人员优心忡忡地表示，企业承受着很大的盈利压力，由于成本和产品价格大幅提高，2008年下半年的经营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宏观数据显示，6、7月份的工业产出等经济指标只是增幅趋缓，调整幅度尚属温和。但是，从草根层的感受来看，情况明显要严峻得多。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部沿海。根据广州海关的统计，到2008年7月未，广东大约有一半的鞋类产品出口商已经停止出口，1－5月份的鞋类_出口量同比下降了16％。香港震雄集团和海天国际是两家全球领先的注塑机(PIMM)制造商，如今，它们的国内客户订单急剧下降。据公司管理人员介绍，2008年2季度的情况相比1季度进一步恶化。“3季度和4季度的经济数据，包括2008年上半年的公司财报，可能会让我们对当前的经济困难有更清晰的了解。”摩根大通亚太区联席研究主管龚方雄表示。
政策转向的幅度不会很大
近期的资本市场一直试图解读政府发出的政策信息，期盼明确的政策转向。而央行等政府部门发出的政策声明，为从紧派和放松派都提供了政策解读空间。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政府对于总体经济形势仍然充满信心，虽然控制通胀的政策目标非常突出，但是之前严厉的立场已经出现明显的政策转变。他预测，下半年央行不会加息而且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频率，人民币升值速度将放缓，信贷管制将有所放松，政府可能出台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对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补贴、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能源价格正常化等。不过，“调控政策逐渐放松的目的是防止经济陷入衰退，而不是采用积极的扩张性政策使经济再度加速。”
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虽然在微观方面有大量关于经济活动放缓、工厂关闭、很多沿海地区房价下跌的报道，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各项主要数据仍然支持从紧派的观点。“在经济实际增长10％、名义增长19％的情况下，央行为什么要放松政策呢?”她反问。虽然政府可能采取结构性和微观政策来解决微观层面的困境，包括旨在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改革措施、针对困境中的出口企业的支持性政策以及税收政策调整，但是政府究竟会多快、多果断地转向中性立场并随后转向促进增长的立场将取决于通胀压力能够多快地得到控制。在梁红看来，这种立场转变需要总体通胀率进一步下滑至5％的区间，而且是在没有限价措施抑制的情况下发生，而这种情况最早可能在2008年4季度出现。
“我们预计货币从紧的态势不变，不会转向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的看法更为谨慎。他强调，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通胀压力上升，增长适度放缓的局面，这种局面过去从未发生，因此，对于宏观政策组合的选择亟需谨慎。在他看来，目前面对通胀压力高企，放松货币政策将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合适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保持政策稳定性为主，紧货币防通胀，适度宽财政防滞胀。“毕竟，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10％仍然可期，而2009年也将在8％以上。在当今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GDP增长8－10％显然不低；且中国财政实力雄厚，将有助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2009年经济增长达到9％。”
需求减弱的影响刚刚显现
在本轮经济增长放缓的过程中，出口比重高的地区减速更为明显，比如广东省2008年1季度的GDP增速环比下跌了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从2007年1季度的26.8％下降到2008年1季度的17.1％。雷曼兄弟中国区高级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广东、浙江等地的GDP增速下滑不仅是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是“次轮效应”的表现，也就是说，出口下降对国内消费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在广东和浙江等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地区，因为外部需求下降，一些出口企业被迫削减产量甚至停产，甚至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型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大量农民工离开，消费水平和消费者信心下降。统计数据表明，广东和浙江的零售额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自2007年后期开始，这一趋势发生了改变。孙明春认为，未来其他地区也会经受同样的考验。
“有别于大众的认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比成本大幅上涨还可怕的是经济放缓带来的需求疲软。”申银万国宏观研究组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钢材成本、原油价格并非2008年开始上涨，历史上在这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相关行业的毛利率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而需求才是决定价格传导能否完全实现的关键因素，经济下滑导致的需求放缓对产业链中、下游行业毛利率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原材料、人工、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申银万国策略研究组从采购经理指数(PMI)新订单指数等指标判断，3季度企业可能重新面临需求下行的压力。不过，由于近期国际油价出现回落，使得企业毛利率有所回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季度企业盈利环境面对的是下行的需求和下行的成本，最终利润取决于两种力量的较量。
改善经济结构尚需时日
当前企业经营压力沉重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莫尼塔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马青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不单纯是增加供给或者抑制需求就能解决的，平稳增长的核心是发展模式的变革，而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是主要矛盾所在。一方面，受资源供给制约的行业，由于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出现价格飞涨，特征是近一年的PPI和食品CPI，现状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PPI高企使得这些行业尽管面临减速但是仍有过热之忧；另一方面，以制造业终端产品为代表的行业，由于国内需求不足而强烈依赖出口，外需的波动直接影响这些行业的生存，其代表是纺织服装鞋帽，外需的减弱使得这些行业遭遇寒流。这种二元化的冷热不均使得政府的货币政策很难兼顾两方面，将来更多的政策焦点应该是在财政政策方面。“9％可能将是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警戒线，全国的增长水平回落至9％意味着部分地区增长可能回落到8％，这些地区的就业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马青预测，为缓冲外需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冲击，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应该明显放缓。
雷曼亚洲固定收益研究部主管何华把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概括为三点：降低通胀、净化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他表示，中国正在努力从一个低端制造中心转变为一个高附加值经济中心，由于中国在低端的纺织、玩具、服饰和其他制造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而且政府采取本币升值的方式抑制由能源、矿产资源等经济要素短缺而产生的通胀，导致低端制造业企业被迫从广东和东部沿海迁离。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在努力维护高附加值经济和就业水平之间的平衡。“如何既保证每年提供数百万就业机会，又能完成产业升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大挑战。”何华说，近期政府为改善环境而强制关停了一些工业设备，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孙明春也认为中国目前受到“过剩”和“短缺”问题的双重困扰：“虽然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其他领域仍然面临短缺，尤其是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但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也因而更加强烈。目前，比如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服务领域，铁路、机场、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短缺的现象随处可见。基础设施不足导致水、食品、煤、油、气的使用效率不高，导致处理污染的设施不足，导致开采矿业资源的电力不足，导致原材料的运输能力不足……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内也仍然是当地政府的关注重点，仅2009－2010年间的投资需求就高达约4000亿美元。矛盾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将在最近几年带来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从而对已经紧绷的供需平衡施加更大的压力。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们最近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企业进行了一次调研，结果令他们吃惊。在哈尔滨的国美电器和大连的大连商场，空调、电脑、手机、摩托车等非生活必需品销量下降的速度和幅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在沈阳机床、华晨汽车、哈尔滨动力设备等工业企业的厂房里，公司管理人员优心忡忡地表示，企业承受着很大的盈利压力，由于成本和产品价格大幅提高，2008年下半年的经营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宏观数据显示，6、7月份的工业产出等经济指标只是增幅趋缓，调整幅度尚属温和。但是，从草根层的感受来看，情况明显要严峻得多。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部沿海。根据广州海关的统计，到2008年7月未，广东大约有一半的鞋类产品出口商已经停止出口，1－5月份的鞋类_出口量同比下降了16％。香港震雄集团和海天国际是两家全球领先的注塑机(PIMM)制造商，如今，它们的国内客户订单急剧下降。据公司管理人员介绍，2008年2季度的情况相比1季度进一步恶化。“3季度和4季度的经济数据，包括2008年上半年的公司财报，可能会让我们对当前的经济困难有更清晰的了解。”摩根大通亚太区联席研究主管龚方雄表示。
政策转向的幅度不会很大
近期的资本市场一直试图解读政府发出的政策信息，期盼明确的政策转向。而央行等政府部门发出的政策声明，为从紧派和放松派都提供了政策解读空间。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政府对于总体经济形势仍然充满信心，虽然控制通胀的政策目标非常突出，但是之前严厉的立场已经出现明显的政策转变。他预测，下半年央行不会加息而且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频率，人民币升值速度将放缓，信贷管制将有所放松，政府可能出台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对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补贴、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能源价格正常化等。不过，“调控政策逐渐放松的目的是防止经济陷入衰退，而不是采用积极的扩张性政策使经济再度加速。”
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虽然在微观方面有大量关于经济活动放缓、工厂关闭、很多沿海地区房价下跌的报道，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各项主要数据仍然支持从紧派的观点。“在经济实际增长10％、名义增长19％的情况下，央行为什么要放松政策呢?”她反问。虽然政府可能采取结构性和微观政策来解决微观层面的困境，包括旨在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改革措施、针对困境中的出口企业的支持性政策以及税收政策调整，但是政府究竟会多快、多果断地转向中性立场并随后转向促进增长的立场将取决于通胀压力能够多快地得到控制。在梁红看来，这种立场转变需要总体通胀率进一步下滑至5％的区间，而且是在没有限价措施抑制的情况下发生，而这种情况最早可能在2008年4季度出现。
“我们预计货币从紧的态势不变，不会转向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的看法更为谨慎。他强调，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通胀压力上升，增长适度放缓的局面，这种局面过去从未发生，因此，对于宏观政策组合的选择亟需谨慎。在他看来，目前面对通胀压力高企，放松货币政策将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合适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保持政策稳定性为主，紧货币防通胀，适度宽财政防滞胀。“毕竟，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10％仍然可期，而2009年也将在8％以上。在当今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GDP增长8－10％显然不低；且中国财政实力雄厚，将有助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2009年经济增长达到9％。”
需求减弱的影响刚刚显现
在本轮经济增长放缓的过程中，出口比重高的地区减速更为明显，比如广东省2008年1季度的GDP增速环比下跌了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从2007年1季度的26.8％下降到2008年1季度的17.1％。雷曼兄弟中国区高级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广东、浙江等地的GDP增速下滑不仅是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是“次轮效应”的表现，也就是说，出口下降对国内消费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在广东和浙江等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地区，因为外部需求下降，一些出口企业被迫削减产量甚至停产，甚至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型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大量农民工离开，消费水平和消费者信心下降。统计数据表明，广东和浙江的零售额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自2007年后期开始，这一趋势发生了改变。孙明春认为，未来其他地区也会经受同样的考验。
“有别于大众的认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比成本大幅上涨还可怕的是经济放缓带来的需求疲软。”申银万国宏观研究组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钢材成本、原油价格并非2008年开始上涨，历史上在这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相关行业的毛利率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而需求才是决定价格传导能否完全实现的关键因素，经济下滑导致的需求放缓对产业链中、下游行业毛利率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原材料、人工、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申银万国策略研究组从采购经理指数(PMI)新订单指数等指标判断，3季度企业可能重新面临需求下行的压力。不过，由于近期国际油价出现回落，使得企业毛利率有所回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季度企业盈利环境面对的是下行的需求和下行的成本，最终利润取决于两种力量的较量。
改善经济结构尚需时日
当前企业经营压力沉重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莫尼塔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马青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不单纯是增加供给或者抑制需求就能解决的，平稳增长的核心是发展模式的变革，而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是主要矛盾所在。一方面，受资源供给制约的行业，由于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出现价格飞涨，特征是近一年的PPI和食品CPI，现状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PPI高企使得这些行业尽管面临减速但是仍有过热之忧；另一方面，以制造业终端产品为代表的行业，由于国内需求不足而强烈依赖出口，外需的波动直接影响这些行业的生存，其代表是纺织服装鞋帽，外需的减弱使得这些行业遭遇寒流。这种二元化的冷热不均使得政府的货币政策很难兼顾两方面，将来更多的政策焦点应该是在财政政策方面。“9％可能将是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警戒线，全国的增长水平回落至9％意味着部分地区增长可能回落到8％，这些地区的就业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马青预测，为缓冲外需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冲击，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应该明显放缓。
雷曼亚洲固定收益研究部主管何华把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概括为三点：降低通胀、净化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他表示，中国正在努力从一个低端制造中心转变为一个高附加值经济中心，由于中国在低端的纺织、玩具、服饰和其他制造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而且政府采取本币升值的方式抑制由能源、矿产资源等经济要素短缺而产生的通胀，导致低端制造业企业被迫从广东和东部沿海迁离。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在努力维护高附加值经济和就业水平之间的平衡。“如何既保证每年提供数百万就业机会，又能完成产业升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大挑战。”何华说，近期政府为改善环境而强制关停了一些工业设备，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孙明春也认为中国目前受到“过剩”和“短缺”问题的双重困扰：“虽然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其他领域仍然面临短缺，尤其是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但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也因而更加强烈。目前，比如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服务领域，铁路、机场、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短缺的现象随处可见。基础设施不足导致水、食品、煤、油、气的使用效率不高，导致处理污染的设施不足，导致开采矿业资源的电力不足，导致原材料的运输能力不足……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内也仍然是当地政府的关注重点，仅2009－2010年间的投资需求就高达约4000亿美元。矛盾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将在最近几年带来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从而对已经紧绷的供需平衡施加更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