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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胡锦涛同志不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同志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1993年至今，胡锦涛在此一位置上已近10年。
由此上溯至1977年初冬，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开学典礼。一个身影的出现，引起了在场800多名高中级干部的骚动，大家小声叫着：看，邓小平!
25载，恍若一瞬。
“四不主义”
1977年3月份，胡耀邦授命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
1977年五一节，刚从石家庄被召回的陈维仁站在了党校一栋普通的大楼门口。
“门开着，他坐在沙发里批阅党校简报，那是他的宿舍兼办公室。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作为胡耀邦在党校时的秘书，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按陈维仁的说法，1977年3月开始任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是“单枪匹马”来党校的，周一来，周六回家，吃住在学校。
王贵秀教授是1979年6月由北大调到中央党校工作的。“文革后期我曾问过一个朋友说党校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我还想走哩!’而几年后他说‘我服了!你也过来吧!一’王贵秀教授的朋友之所以如此说的原因是，胡耀邦对绝大多数参与过“文革”的同志，只是要求其反思。
不少党校的老教员都记得邓小平提出党校教学的“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而胡耀邦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党校科社部一位老教授说：“开始教员们上课都很谨慎，该讲什么都是集体备课定下来的，不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怕秋后算账，怕装档案袋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运动来了，就会被翻出来。”“没出问题吧?”便成了很多教师刚复校时见面的问候语，而后来“四不主义”来了，渐渐的研讨空气多了，自己的观点也有了。
也就在那时，胡耀邦曾搞过一次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先是由各层党组织提名，再根据提名由全校党委选举。王贵秀教授说：“当时的反应非常好，党员的情绪高涨，因为意见可以表达了。此前此后的选举，都是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方式。”
体制改革研究的
“平行渠道”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曾将党校历史上两次突出的辉煌总结为：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和70年代后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者留下了毛泽东同志的手书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者则开启了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
“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央理论务虚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校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都在这里由全体教师、学员讨论过。”陈维仁说，“众多学员的参加，可以将正确的经过讨论的思想在党校学习后带到全国各地去，这是个重要贡献。”
1979年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到一个月，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这次务虚会，其实非常务实和开放。
王贵秀教授回忆说：“当时大家发言非常激烈，说是简报，其实几乎是全文照登。晚上原本都安排了电影，但很少有人去看，大家不是一起讨论就是抓紧时间埋头写发言稿。有一次我写完文章都天亮了，拿到人民日报去排版时，我在报社睡着了。”
当时会议第五小组的召集人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策划者、中央党校的吴江教授。会议议题涉及建国30年党的路线问题、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民主法制问题、领袖和群众关系问题等等。
，
十三大前，为规划中国体制改革蓝图，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下设7个研究小组，有的组成员有上百人。与此同时，中央党校成立了政治体制研究所，也分成若干小组。“两个体系‘平行作业’，可以充分独立研究问题，再进行交流探讨。”一位曾在党校政治体制研究所工作过的教师透露，“90年代初一些类似研究所都撤了，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校这个研究所成了全国为数仅有的政治体制学术研究机构。”
一位80年代中期曾在党校学习过的人士回忆说：“那时党校比较活跃，搞调查、写文章，有不少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关注。”
教学体制改革
2002年12月17日下午，雪后初晴。北京海淀大有庄100号。
中央党校出版社总编室内，一位工作人员正敲动键盘统计稿费。他说：“这里还有锦涛校长的300元稿费呢!那是他为《怎样当好县委书记》一书作的序。”
《怎样当好县委书记》丛书共三本，前两部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主编，书中所收文章，均由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县市委书记撰写。丛书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如何做好新世纪县委书记工作、当好县委书记这个课题作出了论述。内容有：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班子、部属的关系；如何加强县市的民主、法制建设；如何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如何提高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能力等等。
一位已离休的党校老干部说：“锦涛93年来党校，一开始就到我们这些老同志家一个一个走访，我当时真没想到。”
更多的“新意”还体现在教学体制改革上。80年代，党校形成了以党史、党建、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哲学为主的教学课程，被大家简称为“老五，、刁”。
“老祖宗不能丢，新境界要开拓。”党校科社教研部谢志强副教授介绍说，“党校90年代后教学的新布局，概括讲就是‘一个中心、四句话’，即围绕着邓小平理论这个中心，，提高学员的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
必修课设置上，按党校师生一般的说法是“三基本”和“五当代”：前者俗称为马基本、毛基本和邓基本，后者包括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和当代世界思潮，后来又加上了当代民族与宗教。 党校一位教授说：“1998年秋季，‘五当代’进人课堂，1999年春季‘三基本’进入部分课堂，1999年秋季，二者全面进人党校课程，十多年间变化巨大。” 一位学员自豪地说：“这些可不是表面文章，像人行戴相龙行长、财政部项怀诚部长、军委领导等等都是我们经常请来的教员呢。”
2000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进一步给党校明确了定位，指出“党校教育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同时规定了党校教学改革的新布局和适度扩大党校办学规模等重大措施。 据相关人士透露，80年代党校机构的主体由进修部、培训部和理论部组成。而目前主体是学员部和教研部两大块，其中学员部包括进修部(包括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县市委书记进修班、国有大型企业领导进修班等)、培训部(包括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民族干部班等)和研究生院。 教研部通常被叫做“七部一所”，即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法、党史、党建、文史七个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
培养未来领导人 一位党校学员还清晰地记得，1996年7月的一天，在参加完党校第12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中青班)毕业典礼后，胡锦涛径直来到中青班学员宿舍楼，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看学员，和大家一一握手。“我今天来，一是看望大家，祝贺你们学习取得了好成绩；二是来为大家送行，希望大家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
早在1996年4月12日，胡锦涛在党校专门召集中青班组织员座谈，商讨中青班教学、管理工作。胡锦涛强调“学原著”和“抓好实践环节”时指出：“关键是怎么学，要本着少而精、管用的原则。要蹲点调查，解剖麻雀，提出对策性意见。”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中青班每期学员的开学和毕业典礼，胡锦涛只要在国内都要参加。
以“培养未来政治家”为任务的中青年班始于1980年，至今已举办了18期，毕业学员三千多名。胡锦涛是83届中青班毕业的学员。目前还在党校学习的第18期学员216名。中共十四大前，中青班的学制为半年至三年，学员的文化程度、年龄、职务参差不齐。一位知情人士说：“虽然明确了中青班是培养后备干部的，但‘备’到哪一级的都有。”
1995年后，中央确定中青班是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从报名招生到审查把关由中组部直接管理。每一期的中青班都有中组部派出的联络员全程跟班学习，中青班的学员以正厅局级干部为主，高学历和低年龄趋势明显。
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目前中青班的调研题目，是专门请中组部召集20余个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与设计的，每期都提供近百个参考选题，学员们从中选出与自己工作相贴近的题目深入基层调研。
中青班2002年暑期社会实践调研的题目，集中于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党建、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的战略、财税体制改革、城乡社区基层民主建设问题以及加入WTO后产业政策等几大方面。
一位中青班17期学员感慨地说：“不来不知道，这里真有点熔炉的味道，一年后的感觉大不相同。”
“东西大讲堂”
2001年，被称为英国新工党推动者之一的曼德尔森来到中央党校。他演讲的重点是英国工党如何革新而成为社会政治主流党派的。演讲后还回答了学员关于英国工党最新情况的提问。
CA公司原董事长王嘉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经济学家张五常、思想大家哈贝马斯等等各色人物都曾是党校的坐上宾。法兰西电力总裁还曾应邀前来介绍法国国营能源动力企业与私有企业竞争的策略。
曾到党校演讲的海外学者将这里比做一个大讲堂：“这里充满了来自全球的不同意见。”
2002年11月，GE全球48位最高级管理人员专程前往党校，听党校教员讲授中国政府结构，并与党校学员交流。
与此同时，党校对外学术交流、出国出境访问、考察、进修数量增长很快。2002年下半年，中组部和党校共同组织第18期中青班学员赴日本、新加坡、韩国考察。这是中青班第三批赴日、第二批赴新和首批赴韩，而在十多年前，党校考察的主要对象还仅限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纪军教授说：“我曾于1991年、1999年两次去匈牙利考察。每次回来，都有学员问我那边的情况，大家特别关心的是东欧国家产权改造到底怎样了。我说，它们十年转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每个国家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
2001年使和2002年，上海市私营企业协会先后两次选送28名和43名私营企业家赴中央党校学习。前一次是在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之后，而后一次是在十六大召开后不久。
曾参加党校学习的私营企业主吴振来说：“私营企业因为担心政策不稳定，对未来信心不足，很多私营企业主持有外国护照和签证。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合法的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同样受到保护，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学习的积极性也高了。”
政府高层“脑库”
在不少人看来，党校越来越成为高层的“脑库”。
2001年10月和11月，中央党校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两期内部高层研究班。研究班就江泽民七一讲话后思想界争论颇多的十几个问题进行了少有的“比较深入、自由而切实”的研词‘。
一位参加座谈会的教授说：“会上针锋相对的观点很多，胡锦涛希望大家言无不尽，并很仔细地听。这种自由探讨气氛，让我们真是很感动。”胡锦涛会后明确指示，今后这样高层次的研究班还要继续办。
2000年，党校校报《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立即引起了高层关注。江泽民对此作了重要批示，并指示复制发政治局委员参阅。
在该文成书出版后，在篇首江泽民专门写了一段话，回顾了清朝统治者不看世界的巨变，夜朗自大，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指出这个历史教训刻骨铭心。
党校的思考，由此更加不回避前沿课题。
2002年7月16日下午，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参加了“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近年来在中国举办规模最大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70多位学者参会。
那天，李君如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经验的新理解”的专题演讲。中外学者对这一演讲表现出极大兴趣，在李教授讲演结束之后纷纷提问，原定——个半小时的会议被迫延长到了两个半小时。
据参与会议的人士透露，李君如在会上论述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三条路线”以及墨西哥、韩国、新加坡的执政党如何执政，他还回答了国内外学者一连串关于民主、新闻自由和执政党等提问。这些问题的尖锐和回答的诚恳，令在场学者印象深刻。
由此上溯至1977年初冬，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开学典礼。一个身影的出现，引起了在场800多名高中级干部的骚动，大家小声叫着：看，邓小平!
25载，恍若一瞬。
“四不主义”
1977年3月份，胡耀邦授命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
1977年五一节，刚从石家庄被召回的陈维仁站在了党校一栋普通的大楼门口。
“门开着，他坐在沙发里批阅党校简报，那是他的宿舍兼办公室。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作为胡耀邦在党校时的秘书，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按陈维仁的说法，1977年3月开始任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是“单枪匹马”来党校的，周一来，周六回家，吃住在学校。
王贵秀教授是1979年6月由北大调到中央党校工作的。“文革后期我曾问过一个朋友说党校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我还想走哩!’而几年后他说‘我服了!你也过来吧!一’王贵秀教授的朋友之所以如此说的原因是，胡耀邦对绝大多数参与过“文革”的同志，只是要求其反思。
不少党校的老教员都记得邓小平提出党校教学的“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而胡耀邦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党校科社部一位老教授说：“开始教员们上课都很谨慎，该讲什么都是集体备课定下来的，不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怕秋后算账，怕装档案袋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运动来了，就会被翻出来。”“没出问题吧?”便成了很多教师刚复校时见面的问候语，而后来“四不主义”来了，渐渐的研讨空气多了，自己的观点也有了。
也就在那时，胡耀邦曾搞过一次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先是由各层党组织提名，再根据提名由全校党委选举。王贵秀教授说：“当时的反应非常好，党员的情绪高涨，因为意见可以表达了。此前此后的选举，都是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方式。”
体制改革研究的
“平行渠道”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曾将党校历史上两次突出的辉煌总结为：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和70年代后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者留下了毛泽东同志的手书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者则开启了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
“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央理论务虚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校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都在这里由全体教师、学员讨论过。”陈维仁说，“众多学员的参加，可以将正确的经过讨论的思想在党校学习后带到全国各地去，这是个重要贡献。”
1979年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到一个月，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这次务虚会，其实非常务实和开放。
王贵秀教授回忆说：“当时大家发言非常激烈，说是简报，其实几乎是全文照登。晚上原本都安排了电影，但很少有人去看，大家不是一起讨论就是抓紧时间埋头写发言稿。有一次我写完文章都天亮了，拿到人民日报去排版时，我在报社睡着了。”
当时会议第五小组的召集人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策划者、中央党校的吴江教授。会议议题涉及建国30年党的路线问题、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民主法制问题、领袖和群众关系问题等等。
，
十三大前，为规划中国体制改革蓝图，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下设7个研究小组，有的组成员有上百人。与此同时，中央党校成立了政治体制研究所，也分成若干小组。“两个体系‘平行作业’，可以充分独立研究问题，再进行交流探讨。”一位曾在党校政治体制研究所工作过的教师透露，“90年代初一些类似研究所都撤了，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校这个研究所成了全国为数仅有的政治体制学术研究机构。”
一位80年代中期曾在党校学习过的人士回忆说：“那时党校比较活跃，搞调查、写文章，有不少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关注。”
教学体制改革
2002年12月17日下午，雪后初晴。北京海淀大有庄100号。
中央党校出版社总编室内，一位工作人员正敲动键盘统计稿费。他说：“这里还有锦涛校长的300元稿费呢!那是他为《怎样当好县委书记》一书作的序。”
《怎样当好县委书记》丛书共三本，前两部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主编，书中所收文章，均由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县市委书记撰写。丛书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如何做好新世纪县委书记工作、当好县委书记这个课题作出了论述。内容有：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班子、部属的关系；如何加强县市的民主、法制建设；如何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如何提高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能力等等。
一位已离休的党校老干部说：“锦涛93年来党校，一开始就到我们这些老同志家一个一个走访，我当时真没想到。”
更多的“新意”还体现在教学体制改革上。80年代，党校形成了以党史、党建、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哲学为主的教学课程，被大家简称为“老五，、刁”。
“老祖宗不能丢，新境界要开拓。”党校科社教研部谢志强副教授介绍说，“党校90年代后教学的新布局，概括讲就是‘一个中心、四句话’，即围绕着邓小平理论这个中心，，提高学员的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
必修课设置上，按党校师生一般的说法是“三基本”和“五当代”：前者俗称为马基本、毛基本和邓基本，后者包括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和当代世界思潮，后来又加上了当代民族与宗教。 党校一位教授说：“1998年秋季，‘五当代’进人课堂，1999年春季‘三基本’进入部分课堂，1999年秋季，二者全面进人党校课程，十多年间变化巨大。” 一位学员自豪地说：“这些可不是表面文章，像人行戴相龙行长、财政部项怀诚部长、军委领导等等都是我们经常请来的教员呢。”
2000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进一步给党校明确了定位，指出“党校教育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同时规定了党校教学改革的新布局和适度扩大党校办学规模等重大措施。 据相关人士透露，80年代党校机构的主体由进修部、培训部和理论部组成。而目前主体是学员部和教研部两大块，其中学员部包括进修部(包括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县市委书记进修班、国有大型企业领导进修班等)、培训部(包括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民族干部班等)和研究生院。 教研部通常被叫做“七部一所”，即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法、党史、党建、文史七个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
培养未来领导人 一位党校学员还清晰地记得，1996年7月的一天，在参加完党校第12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中青班)毕业典礼后，胡锦涛径直来到中青班学员宿舍楼，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看学员，和大家一一握手。“我今天来，一是看望大家，祝贺你们学习取得了好成绩；二是来为大家送行，希望大家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
早在1996年4月12日，胡锦涛在党校专门召集中青班组织员座谈，商讨中青班教学、管理工作。胡锦涛强调“学原著”和“抓好实践环节”时指出：“关键是怎么学，要本着少而精、管用的原则。要蹲点调查，解剖麻雀，提出对策性意见。”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中青班每期学员的开学和毕业典礼，胡锦涛只要在国内都要参加。
以“培养未来政治家”为任务的中青年班始于1980年，至今已举办了18期，毕业学员三千多名。胡锦涛是83届中青班毕业的学员。目前还在党校学习的第18期学员216名。中共十四大前，中青班的学制为半年至三年，学员的文化程度、年龄、职务参差不齐。一位知情人士说：“虽然明确了中青班是培养后备干部的，但‘备’到哪一级的都有。”
1995年后，中央确定中青班是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从报名招生到审查把关由中组部直接管理。每一期的中青班都有中组部派出的联络员全程跟班学习，中青班的学员以正厅局级干部为主，高学历和低年龄趋势明显。
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目前中青班的调研题目，是专门请中组部召集20余个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与设计的，每期都提供近百个参考选题，学员们从中选出与自己工作相贴近的题目深入基层调研。
中青班2002年暑期社会实践调研的题目，集中于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党建、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的战略、财税体制改革、城乡社区基层民主建设问题以及加入WTO后产业政策等几大方面。
一位中青班17期学员感慨地说：“不来不知道，这里真有点熔炉的味道，一年后的感觉大不相同。”
“东西大讲堂”
2001年，被称为英国新工党推动者之一的曼德尔森来到中央党校。他演讲的重点是英国工党如何革新而成为社会政治主流党派的。演讲后还回答了学员关于英国工党最新情况的提问。
CA公司原董事长王嘉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经济学家张五常、思想大家哈贝马斯等等各色人物都曾是党校的坐上宾。法兰西电力总裁还曾应邀前来介绍法国国营能源动力企业与私有企业竞争的策略。
曾到党校演讲的海外学者将这里比做一个大讲堂：“这里充满了来自全球的不同意见。”
2002年11月，GE全球48位最高级管理人员专程前往党校，听党校教员讲授中国政府结构，并与党校学员交流。
与此同时，党校对外学术交流、出国出境访问、考察、进修数量增长很快。2002年下半年，中组部和党校共同组织第18期中青班学员赴日本、新加坡、韩国考察。这是中青班第三批赴日、第二批赴新和首批赴韩，而在十多年前，党校考察的主要对象还仅限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纪军教授说：“我曾于1991年、1999年两次去匈牙利考察。每次回来，都有学员问我那边的情况，大家特别关心的是东欧国家产权改造到底怎样了。我说，它们十年转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每个国家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
2001年使和2002年，上海市私营企业协会先后两次选送28名和43名私营企业家赴中央党校学习。前一次是在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之后，而后一次是在十六大召开后不久。
曾参加党校学习的私营企业主吴振来说：“私营企业因为担心政策不稳定，对未来信心不足，很多私营企业主持有外国护照和签证。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合法的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同样受到保护，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学习的积极性也高了。”
政府高层“脑库”
在不少人看来，党校越来越成为高层的“脑库”。
2001年10月和11月，中央党校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两期内部高层研究班。研究班就江泽民七一讲话后思想界争论颇多的十几个问题进行了少有的“比较深入、自由而切实”的研词‘。
一位参加座谈会的教授说：“会上针锋相对的观点很多，胡锦涛希望大家言无不尽，并很仔细地听。这种自由探讨气氛，让我们真是很感动。”胡锦涛会后明确指示，今后这样高层次的研究班还要继续办。
2000年，党校校报《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立即引起了高层关注。江泽民对此作了重要批示，并指示复制发政治局委员参阅。
在该文成书出版后，在篇首江泽民专门写了一段话，回顾了清朝统治者不看世界的巨变，夜朗自大，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指出这个历史教训刻骨铭心。
党校的思考，由此更加不回避前沿课题。
2002年7月16日下午，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参加了“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近年来在中国举办规模最大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70多位学者参会。
那天，李君如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经验的新理解”的专题演讲。中外学者对这一演讲表现出极大兴趣，在李教授讲演结束之后纷纷提问，原定——个半小时的会议被迫延长到了两个半小时。
据参与会议的人士透露，李君如在会上论述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三条路线”以及墨西哥、韩国、新加坡的执政党如何执政，他还回答了国内外学者一连串关于民主、新闻自由和执政党等提问。这些问题的尖锐和回答的诚恳，令在场学者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