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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一谈到文品与人品的关系，人们总是说“文如其人”，认为文章的品格与作者的品格是一致的。
这种论断如果是针对个别、部分以至于大部分作者，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真理，则是大谬不然的。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告诫文人：“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认为“本”和“文”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本”是第一位的。所谓“本”，就是作者的思想、品德、情操、修养。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立身于社会。不过，“文”也并不是不重要，没有“文”，没有文采，文章则不能流行。
清人吴定在《海峰先生古文序》中说：“道德者，文章之宗也。”他是说，道德即崇高的人品，是文章的根本。诸如选材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都不是写作的根本，惟有修身立德才是“文章之宗”。
这些话都是不错的。他们告诫文人，只有树立高尚的人品，才能写出高雅的文章。但是，另一位清人徐增在谈到文品与人品的关系时，其见解则有不妥。他在《而庵诗话》中说：“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认为作者的人品与文章的文品总是相得益彰，总是一致的。其实，徐先生，你恐怕不能否认，社会上还存在“人高则诗却庸，人俗则诗却雅”的情况。
不错，“文如其人”的论断是不乏其例的。屈原、司马迁的诗文之所以千古不朽，固然因为他们有着高深的艺术造诣，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可与日月争辉的高洁的品格和精神。岳飞、文天祥的诗文之所以万古长存，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赤诚的报国精神。相反，《红楼梦》中的薛蟠可谓低俗不堪，也只能吟出“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之类的粗俗不堪的所谓的诗了。另外，清代乾隆皇帝，或者可谓人品尚可，但却诗品极低，因此有人戏之曰“乾隆皇帝诗数万，不及刘邦诗三行”。这些例子都可以支持“文如其人”的论断。
然而，秦桧何许人也？此人状元及第，应是“天下文章属第一”的人物。如若文品低下，何以能考取状元。可是其人品如何呢？即便到了清代，有位状元秦涧泉者，在瞻仰杭州西湖岳飞墓时，题写了一幅对联：
人从宋后羞名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针对秦桧，“文如其人”岂不谬耶？
南唐著名词人冯延巳又是一例。他在朝堂之中谄媚险诈，独断专行，拉帮结派，侵损时政，是一个地道的奸佞之徒。然而，冯延巳却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以清词丽句抒写孤独与惆怅、无奈与哀伤。冯词一定程度地摆脱了“花间”词风的影响，深化了词的抒情意蕴，拓展了词的艺术境界，以至于影响了北宋词人的创作，成为南唐词坛三大词人之一。
针对冯延巳，“文如其人”岂不谬耶？
其实，人品与文品分属道德和美学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文学批评不是道德评判，因而“文如其人”的论断是武断的。后来又衍生出“诗如其人”、“字如其人”等等说法，可以说统统不足为训。
“大唐”之大
唐朝之所以称为“大唐”，并不是因为其疆域之大、欲望之大，元朝比之于大唐领土更大，野心更大，却很少有人称之为“大元”。
唐朝之所以称为“大唐”，主要是因为其阔大的胸襟和博大的气度，是因为其浪漫的情怀和张扬的个性，是因为它占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地，进而强烈地影响了包括西域三十六国在内的四面八方的国度和民族。如今许多国家的唐人街依然彰显着这种影响。
大唐用浪漫的基因和非凡的风骨构建其一个大气的充满了激情、活力、夸张和想象力的非凡的王朝。因此，以想象、夸张见称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自然飞黄腾达，一举成名；而以严谨、周全见称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就穷困潦倒，身后成名。
大唐皇宫的后花园里，不时会涌来成群的佳丽，人们会发现，大气的以肥胖为美的审美观压倒其他的观念，丰乳肥臀昭示着一个王朝的雍容华贵。因此，大唐的国花只能是饱满硕大的牡丹，而不可能是纤瘦巧丽的菊花。
大唐的皇后武则天，剿灭了多少李姓的皇子皇孙，一举改唐为周，做了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她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而这种随心所欲的女人，在除了大唐之外的任何朝代是都不可能出现的。正是大唐宏大的气魄造就了武则天。
大唐之大，还在于其博大的文化及其富于包容的宏大胸怀。大唐基本上推行了儒道释3家共存共荣的文化政策，造就了绚丽多姿的文化景观。道教对李白的影响，儒家对杜甫的影响，佛学对王维的影响，都可以作为文化多样性对唐诗的影响的例证。虽然汉朝之强和唐朝之盛往往并称为“汉唐气象”，但是，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未免就有些小家子气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汉不如唐。
整个大唐，从帝王到民众，全社会沉浸在诗歌的美妙氛围之中，诗歌的影响之大，超越其前后各个朝代。唐诗的繁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唐诗成为大唐文化甚至中国文化的代表也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是帝王重诗。大唐的帝王大多爱诗，也大都能诗。《全唐诗》的开篇之作就是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尽管有“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评说，但，一代帝王能够集武略文才于一身，既笑傲疆场，又驰骋文坛，毕竟显示了颇具魅力的大家气象。大概受其影响，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也于诗行中学步，留下了“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的美妙诗句。就连骄横跋扈的武则天也不甘人后，写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如意娘》和《腊日宣诏幸上苑》。前诗有“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二句，这是武则天当年按照皇帝李治的旨意在感业寺为尼时所写。那时的武媚娘还是一个怀揣柔情的缁衣女子，期待皇帝如期而来，接她回宫。从诗中能读出她内心的哀婉与缠绵。后一首诗有“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二句，此时的她已是君临天下的女皇，诗中颇有颐指气使的王霸之气，无异于皇帝诏书里威震四海的用语。
其次是科举考诗。在大唐科举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所谓“丹宵路在五言中”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所谓“丹宵路”就是通往仕途的路，一步登天的路；所谓“五言”，就是五言诗。若能在考试中写好一首五言诗，就可能平步青云，由布衣升为官宦。这种“以诗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士人和学童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形式的掌握。假以时日，许多文人能够出口成章，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了。 再次是民众爱诗。大唐民众爱好诗歌竟然成为普遍风气。除了诗人和官宦之外，《全唐诗》收录了学子、将士、商贾、农夫、匠人、走卒、宫人、歌妓、和尚、道士、尼姑以及无名氏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大量作品。在大唐“传奇”中，大多根据故事情节引用诗歌；在大唐“变文”中，则大量撰写五言、七言诗歌作为唱词演唱。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欣赏歌妓唱诗的故事，白居易的诗歌传颂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传说，不胫而走。由此可以想见著名诗人的作品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以及广大民众热爱诗歌的盛况。
帝王重诗，科举考诗，再加上民众爱诗，那么，大唐诗歌的繁荣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了，或者说，唐诗没有办法不繁荣！而唐诗的繁荣，又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其他文学形式以及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形式的繁荣。
如果浏览一下官场，你会吃惊地发现，唐诗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在《全唐诗》罗列的2300位诗人中，恐怕半数以上都是手握权柄、位居高堂的各级官宦。如果把当时涉猎其他文学形式和艺术形式的官员也囊括进来，大概80﹪的官员都堪称文学家和艺术家。大唐的官员队伍是中国历史上阵容最强、文化素质最高的令人称羡的文化团体。这些高才饱学、满腹经纶的“人尖子”，绝不是野史异闻中所嘲弄的酒囊饭袋、腐儒愚宦，这些才思敏捷、学养丰厚的“风骚客”既显示了大唐的文化底蕴，又竖起了大唐的文化标高。造就大唐之大，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大唐官员队伍的高水平。
大唐之大，她的阔大、博大、宏大，令吾动容！
大唐，一个令人仰望的王朝！
“拯救戏剧”之异议
一位研究戏剧的专家曾经眉飞色舞地告诉笔者，中国的戏剧多达362种。我也为此而自豪。须知，西方的舞台上，只有话剧、歌剧和舞剧区区3种而已。中国之被称为文明古国，岂止于四大发明，仅仅362这个数字就够我们夸耀一阵子。
可是，不久我又遇到那位专家，他垂头丧气地说，现在怎么也不会有300种了，每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某种戏剧灭绝。他那无比惋惜的神色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啊，那么好的东西怎么就会相继灭绝呢？
多少年来，“拯救戏剧”以至于“拯救曲艺”的口号不绝于耳。有人提出拯救戏剧“从娃娃抓起”，于是人们开始让童稚未退的孩子学戏。人们也因为一出《十五贯》拯救了一个剧种（蒲剧？）而庆幸，但后来没有听说哪一出戏拯救了另外的剧种。看来，一些戏剧和曲艺的品种走向衰落以至于灭绝的大趋势，似乎无人能够扭转。笔者认为也无须扭转。
就在人们痛心疾首和无可奈何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一种被称为“小品”的艺术形式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至今日势头不减，甚至压倒了相声等其他艺术形式，在大众舞台以至于全国“春晚”舞台上大放异彩。谁说戏剧和曲艺的品种在一天天灭绝？新的品种不是出现了吗？
小品可以归于曲艺的“说类”，也可归于话剧的“缩小版”。这不是曲艺和戏剧的一大幸事么？可以想见，半个世纪之后，那时的年轻人恐怕也会津津乐道于赵本山、赵丽蓉、黄宏、“大白梨”的，就像半个世纪之前人们津津乐道于“四大名旦”一样。
也许这就是自然的规律：每天都会有人死去，每天也会有人诞生，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悲哀和庆幸。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总会存活，失去生命力的东西必然灭绝（当然，这并不包括小行星袭击地球而造成恐龙的灭绝），大自然的生物是如此，人类的文化品种也是这样。因此，对于“拯救戏剧”的口号和行动，笔者却不以为然。
有些戏剧何劳你去拯救？它一向生龙活虎，风生水起。知识阶层的人们，往往能以哼上几段“西皮”、“二黄”而沾沾自喜并自视甚高，田间锄地的老农从来不忘打开录音机放几段河南梆子，并跟着声嘶力竭地学唱。他们认为，除了自己的论文和庄稼之外，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患上精神抑郁症以至于跳楼！而另一些戏剧品种，即便你着意拯救，恐怕它也会寿终正寝的，失去了民众的根基，它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小品，这种新生的迅速流行的曲艺形式或曰戏剧形式的出现，给人们带来莫大的宽慰。诚然，关键不在于“新”和“流行”，新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比如新生的病毒；流行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好东西，比如流行性感冒。而新生的流行的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某种贡献的东西，却一定是好东西，而这种东西如果又是富有生命力的，那更是特好的多少。反之，原本是好东西，现在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东西，你即便给它打上几支强心针，它可能苟延残喘于一时，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
对于某些戏剧和曲艺品种，你是拯救不得的。不妨顺其自然。
这种论断如果是针对个别、部分以至于大部分作者，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真理，则是大谬不然的。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告诫文人：“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认为“本”和“文”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本”是第一位的。所谓“本”，就是作者的思想、品德、情操、修养。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立身于社会。不过，“文”也并不是不重要，没有“文”，没有文采，文章则不能流行。
清人吴定在《海峰先生古文序》中说：“道德者，文章之宗也。”他是说，道德即崇高的人品，是文章的根本。诸如选材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都不是写作的根本，惟有修身立德才是“文章之宗”。
这些话都是不错的。他们告诫文人，只有树立高尚的人品，才能写出高雅的文章。但是，另一位清人徐增在谈到文品与人品的关系时，其见解则有不妥。他在《而庵诗话》中说：“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认为作者的人品与文章的文品总是相得益彰，总是一致的。其实，徐先生，你恐怕不能否认，社会上还存在“人高则诗却庸，人俗则诗却雅”的情况。
不错，“文如其人”的论断是不乏其例的。屈原、司马迁的诗文之所以千古不朽，固然因为他们有着高深的艺术造诣，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可与日月争辉的高洁的品格和精神。岳飞、文天祥的诗文之所以万古长存，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赤诚的报国精神。相反，《红楼梦》中的薛蟠可谓低俗不堪，也只能吟出“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之类的粗俗不堪的所谓的诗了。另外，清代乾隆皇帝，或者可谓人品尚可，但却诗品极低，因此有人戏之曰“乾隆皇帝诗数万，不及刘邦诗三行”。这些例子都可以支持“文如其人”的论断。
然而，秦桧何许人也？此人状元及第，应是“天下文章属第一”的人物。如若文品低下，何以能考取状元。可是其人品如何呢？即便到了清代，有位状元秦涧泉者，在瞻仰杭州西湖岳飞墓时，题写了一幅对联：
人从宋后羞名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针对秦桧，“文如其人”岂不谬耶？
南唐著名词人冯延巳又是一例。他在朝堂之中谄媚险诈，独断专行，拉帮结派，侵损时政，是一个地道的奸佞之徒。然而，冯延巳却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以清词丽句抒写孤独与惆怅、无奈与哀伤。冯词一定程度地摆脱了“花间”词风的影响，深化了词的抒情意蕴，拓展了词的艺术境界，以至于影响了北宋词人的创作，成为南唐词坛三大词人之一。
针对冯延巳，“文如其人”岂不谬耶？
其实，人品与文品分属道德和美学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文学批评不是道德评判，因而“文如其人”的论断是武断的。后来又衍生出“诗如其人”、“字如其人”等等说法，可以说统统不足为训。
“大唐”之大
唐朝之所以称为“大唐”，并不是因为其疆域之大、欲望之大，元朝比之于大唐领土更大，野心更大，却很少有人称之为“大元”。
唐朝之所以称为“大唐”，主要是因为其阔大的胸襟和博大的气度，是因为其浪漫的情怀和张扬的个性，是因为它占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地，进而强烈地影响了包括西域三十六国在内的四面八方的国度和民族。如今许多国家的唐人街依然彰显着这种影响。
大唐用浪漫的基因和非凡的风骨构建其一个大气的充满了激情、活力、夸张和想象力的非凡的王朝。因此，以想象、夸张见称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自然飞黄腾达，一举成名；而以严谨、周全见称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就穷困潦倒，身后成名。
大唐皇宫的后花园里，不时会涌来成群的佳丽，人们会发现，大气的以肥胖为美的审美观压倒其他的观念，丰乳肥臀昭示着一个王朝的雍容华贵。因此，大唐的国花只能是饱满硕大的牡丹，而不可能是纤瘦巧丽的菊花。
大唐的皇后武则天，剿灭了多少李姓的皇子皇孙，一举改唐为周，做了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她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而这种随心所欲的女人，在除了大唐之外的任何朝代是都不可能出现的。正是大唐宏大的气魄造就了武则天。
大唐之大，还在于其博大的文化及其富于包容的宏大胸怀。大唐基本上推行了儒道释3家共存共荣的文化政策，造就了绚丽多姿的文化景观。道教对李白的影响，儒家对杜甫的影响，佛学对王维的影响，都可以作为文化多样性对唐诗的影响的例证。虽然汉朝之强和唐朝之盛往往并称为“汉唐气象”，但是，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未免就有些小家子气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汉不如唐。
整个大唐，从帝王到民众，全社会沉浸在诗歌的美妙氛围之中，诗歌的影响之大，超越其前后各个朝代。唐诗的繁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唐诗成为大唐文化甚至中国文化的代表也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是帝王重诗。大唐的帝王大多爱诗，也大都能诗。《全唐诗》的开篇之作就是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尽管有“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评说，但，一代帝王能够集武略文才于一身，既笑傲疆场，又驰骋文坛，毕竟显示了颇具魅力的大家气象。大概受其影响，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也于诗行中学步，留下了“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的美妙诗句。就连骄横跋扈的武则天也不甘人后，写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如意娘》和《腊日宣诏幸上苑》。前诗有“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二句，这是武则天当年按照皇帝李治的旨意在感业寺为尼时所写。那时的武媚娘还是一个怀揣柔情的缁衣女子，期待皇帝如期而来，接她回宫。从诗中能读出她内心的哀婉与缠绵。后一首诗有“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二句，此时的她已是君临天下的女皇，诗中颇有颐指气使的王霸之气，无异于皇帝诏书里威震四海的用语。
其次是科举考诗。在大唐科举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所谓“丹宵路在五言中”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所谓“丹宵路”就是通往仕途的路，一步登天的路；所谓“五言”，就是五言诗。若能在考试中写好一首五言诗，就可能平步青云，由布衣升为官宦。这种“以诗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士人和学童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形式的掌握。假以时日，许多文人能够出口成章，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了。 再次是民众爱诗。大唐民众爱好诗歌竟然成为普遍风气。除了诗人和官宦之外，《全唐诗》收录了学子、将士、商贾、农夫、匠人、走卒、宫人、歌妓、和尚、道士、尼姑以及无名氏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大量作品。在大唐“传奇”中，大多根据故事情节引用诗歌；在大唐“变文”中，则大量撰写五言、七言诗歌作为唱词演唱。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欣赏歌妓唱诗的故事，白居易的诗歌传颂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传说，不胫而走。由此可以想见著名诗人的作品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以及广大民众热爱诗歌的盛况。
帝王重诗，科举考诗，再加上民众爱诗，那么，大唐诗歌的繁荣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了，或者说，唐诗没有办法不繁荣！而唐诗的繁荣，又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其他文学形式以及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形式的繁荣。
如果浏览一下官场，你会吃惊地发现，唐诗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在《全唐诗》罗列的2300位诗人中，恐怕半数以上都是手握权柄、位居高堂的各级官宦。如果把当时涉猎其他文学形式和艺术形式的官员也囊括进来，大概80﹪的官员都堪称文学家和艺术家。大唐的官员队伍是中国历史上阵容最强、文化素质最高的令人称羡的文化团体。这些高才饱学、满腹经纶的“人尖子”，绝不是野史异闻中所嘲弄的酒囊饭袋、腐儒愚宦，这些才思敏捷、学养丰厚的“风骚客”既显示了大唐的文化底蕴，又竖起了大唐的文化标高。造就大唐之大，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大唐官员队伍的高水平。
大唐之大，她的阔大、博大、宏大，令吾动容！
大唐，一个令人仰望的王朝！
“拯救戏剧”之异议
一位研究戏剧的专家曾经眉飞色舞地告诉笔者，中国的戏剧多达362种。我也为此而自豪。须知，西方的舞台上，只有话剧、歌剧和舞剧区区3种而已。中国之被称为文明古国，岂止于四大发明，仅仅362这个数字就够我们夸耀一阵子。
可是，不久我又遇到那位专家，他垂头丧气地说，现在怎么也不会有300种了，每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某种戏剧灭绝。他那无比惋惜的神色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啊，那么好的东西怎么就会相继灭绝呢？
多少年来，“拯救戏剧”以至于“拯救曲艺”的口号不绝于耳。有人提出拯救戏剧“从娃娃抓起”，于是人们开始让童稚未退的孩子学戏。人们也因为一出《十五贯》拯救了一个剧种（蒲剧？）而庆幸，但后来没有听说哪一出戏拯救了另外的剧种。看来，一些戏剧和曲艺的品种走向衰落以至于灭绝的大趋势，似乎无人能够扭转。笔者认为也无须扭转。
就在人们痛心疾首和无可奈何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一种被称为“小品”的艺术形式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至今日势头不减，甚至压倒了相声等其他艺术形式，在大众舞台以至于全国“春晚”舞台上大放异彩。谁说戏剧和曲艺的品种在一天天灭绝？新的品种不是出现了吗？
小品可以归于曲艺的“说类”，也可归于话剧的“缩小版”。这不是曲艺和戏剧的一大幸事么？可以想见，半个世纪之后，那时的年轻人恐怕也会津津乐道于赵本山、赵丽蓉、黄宏、“大白梨”的，就像半个世纪之前人们津津乐道于“四大名旦”一样。
也许这就是自然的规律：每天都会有人死去，每天也会有人诞生，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悲哀和庆幸。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总会存活，失去生命力的东西必然灭绝（当然，这并不包括小行星袭击地球而造成恐龙的灭绝），大自然的生物是如此，人类的文化品种也是这样。因此，对于“拯救戏剧”的口号和行动，笔者却不以为然。
有些戏剧何劳你去拯救？它一向生龙活虎，风生水起。知识阶层的人们，往往能以哼上几段“西皮”、“二黄”而沾沾自喜并自视甚高，田间锄地的老农从来不忘打开录音机放几段河南梆子，并跟着声嘶力竭地学唱。他们认为，除了自己的论文和庄稼之外，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患上精神抑郁症以至于跳楼！而另一些戏剧品种，即便你着意拯救，恐怕它也会寿终正寝的，失去了民众的根基，它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小品，这种新生的迅速流行的曲艺形式或曰戏剧形式的出现，给人们带来莫大的宽慰。诚然，关键不在于“新”和“流行”，新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比如新生的病毒；流行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好东西，比如流行性感冒。而新生的流行的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某种贡献的东西，却一定是好东西，而这种东西如果又是富有生命力的，那更是特好的多少。反之，原本是好东西，现在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东西，你即便给它打上几支强心针，它可能苟延残喘于一时，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
对于某些戏剧和曲艺品种，你是拯救不得的。不妨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