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西南的一个县级市的小城——邓州市里有一处名胜古迹，名曰“花洲书院”。
　　可能是一种偏执，对于现在很多的所谓名胜古迹我总是质疑，觉得它们都是在打着某种幌子，至少是散发着很浓的铜锈味道。即使是真的，假如对它的历史没有一点的了解，看了就是一个文盲在读书，一个聋子在听音律。假如真的想了解它，不如买一本关于它的书来看。虽然我在花洲书院的门前经过数次，但脚步从来没有停顿下来。
　　但有一次经过时，我透过车窗忽然看到一幅匾额上写着这样的几个字样来：“岳阳楼记的诞生地。”岳阳楼和花洲书院相距迢迢千里，间隔着多少的山山水水，一路走去，当年不知道要经过怎样的艰难跋涉。它们一个属江南鱼米之乡，一个拥怀北方广袤的田野，一个声播远扬，一个默默无闻，一个是喧嚣的楼阁，一个是宁静的书院，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的因缘。我嘀咕道：“扯淡！”
　　一朋友接着了我的话：“是不是在这里写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范仲淹从来就没有去过岳阳楼，或者说在写岳阳楼记之前绝对是没有去过岳阳楼。”
　　我来了劲：“没去过岳阳楼就能写岳阳楼？鬼相信！”
　　这位朋友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但也并不相让：“你别狗眼看人低，以为会绉几篇狗屁文章就啥都知道，俺是大老粗，什么也不懂！”
　　挨了一通臭骂，我面红耳赤，却无言以对，暗暗决计要了解花洲书院了，迫不及待。
　　花洲书院是在由范仲淹在邓州任职时1045年创办，他在这里讲学会友，赋诗唱和，留下了许多千古流传的佳话。它古老沧桑，它有着近千年的历史，500年的实用办学，为这一片土地孕育了许多的志士英才。人非物亦非，花洲书院的命运在岁月深处不断地沉浮，屡次地毁于战火、破坏，屡次地重修，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建筑，都是近些年按照文献或者根据已知的原貌在原址上修建的。现实往往容不得一处僻静的书院存在，不能不让人抚怀长叹。一所书院史，其实也是一部社会史。往事尘封，逝者安息，一切归于平静、归于秘密、归于敬仰、归于神圣。岁月依旧年轻，生息依旧繁衍传承；鲜活的后人总是试图寻觅前人的足迹，倾听他们的心声、求索他们通过某种方式给予我们潜在的某种真谛。
　　顺着幽静的石径登上“春风阁”。穿过走廊辗转，亭榭楼阁相连、环水淙淙、花树掩映的“百花洲园林”。
　　在“春风堂”里，一桩确凿无疑的文坛记事印证了那位朋友的正确。滕子京任知岳州后重修了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他要请人为这一盛事做记，做记的人应该是真才实学，而且是在文坛享有盛誉，他想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范仲淹，非他莫属。史料《巴陵县志》中的《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记述了滕子京给范仲淹写的求记信，信中介绍了岳阳楼重修的情况，并附带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果真不负重托，就是在春风堂里范仲淹泼墨挥毫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显然，这是一篇应制文，并有虚构的成分在里面，对于做记这样一件客观事件来说，这是为文的一大忌讳。秀才怕考试，文人畏惧做应制文，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做出的应制文往往漏洞百出、装腔作势、空乏苍白、不忍猝读；何况范仲淹面对的的这个地方，是江南著名的岳阳楼、历代墨客骚人慕往的岳阳楼，而他却根本没有涉足过，对于他来说应该是陌生的，所凭据的仅仅就是一封书信，一幅图画；让人惊叹的地方就在这里，奇迹也就出现在这里，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应制华章就此诞生了，气势恢宏、情感饱满、文采斐然，让人拍案击节，更让人匪夷所思。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个浓墨重彩的一个朝代，但它既无文治也无武工，似乎没有过上几天的太平日子，一直很闹心，外有虎视眈眈，内有匪患伺机而动，看北南两宋那些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的那些事，不论是杨家将还是岳家军，不论是二帝还是被抱着投海的儿皇帝，都让人难受得揪心，犹如一个患了痨病的人，眼睁睁看着他一天天地走进死亡。
　　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久病积弱的王朝里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范仲淹，是有一番壮志抱负的，他想重振一个民族的雄风，让一个国家强大崛起，救民众于水火。“庆历新政”就是他力主推行的，他是这次政治改良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核心者。不久这场政治改良就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新政不得不草草收场，仅仅只有短短的十六个月，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国家的形势走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改观。政治理想破灭，社会改良化为泡影；无疑，这种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范仲淹一定很痛苦，痛苦的心情常人难以想象，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经历，由此他一定会重新审视这个繁杂无序的社会，善变的人，诡秘的事件，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更多的层面……他应该是一个高尚的君子，是一个出众的文人，思想家、军事家，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可能是他认识到自身的不适应官场，更可能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他再没有过多的选择，接受的只有被贬出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来到了邓州。这时他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昔日显赫的边塞将军，也不是大权在握的宰相，而是一个卑微的地方官员。虽然事实上他这样的一个地方官员相对于一般人来说仍然可以生活得有滋有味，但相对于他本人之前的处境，起伏的变化幅度未免有的太大和剧烈，让他难以承受适应。就如有的人总结过这样的人生规律，由餐风宿露到荣华富贵的生活可以接受，但由荣华富贵到餐风宿露的生活是万万不能容忍的，无疑，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由云端到大地的转折。这种转折非常的痛，能痛到他的灵魂深处。无疑，他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无疑，《岳阳楼记》是诞生在范仲淹的人生低谷时期。
　　这时候的范仲淹，应该是最孤独寂寞的时候，工作上没有了繁琐重大的事务，人际上没有了趋之如骛的拜谒，一时无所适从，精神上似乎也是没有了足够的支撑，一句“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就足以道出了他当时内心世界是何等的无奈悲凉。想必在春风堂里，留下了范仲淹讲学的空前繁盛，也留下了他夜半读书的孤灯清影；留下了他忧国忧民的矢志不移，也留下了他困惑的郁郁徘徊；留下了他宠辱皆忘的豁达人生境界，也留下了他黯然的幽幽叹息；留下了他的世代美誉，也留下他的千古遗恨。当滕子京派人从岳阳远道而来求记，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驱除了范仲淹心灵上所有的压抑和阴霾。1046年的9月15日，是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日子，但就是在这样平常的日子里，范仲淹端坐在春风堂里，把《洞庭秋晚图》展开，然后欣赏品味，洞庭秋晚图未必是书画的上乘之作，但是他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状态，他看的是那样的仔细专注，审视着图画中每一种景物，任何一个细节他都不放过……不知觉中他身临其境，走上了岳阳楼，他百感交集，文思如火山一样喷发而出，闸门打开一样一泻千里，他开始挥笔龙飞凤舞，一点一墨都是他情怀的抒发，一笔一划就是他志向的沉吟，一字一句就是他人生的倾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如果说岳阳楼是一束灿烂的花朵，那么《岳阳楼记》就是沁脾的芬芳；如果说岳阳楼是一个人健全的体魄，那么《岳阳楼记》就是他的高洁的灵魂；如果说岳阳楼是一处精美的感官盛宴，那么《岳阳楼记》就是一个潜在气质的精神世界。如果说《岳阳楼记》是一泓清泉，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的源头，如果说《岳阳楼记》是甘冽的美酒，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的五谷杂粮，如果说《岳阳楼记》是一颗垂涎欲滴的果子，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的叶蔓根须。
　　这是偶然吗？意外吗？独有吗？个体不是绝对的，但就概率而言，那些古代的大家文豪，能够代表他们本人的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似乎有着相近之处，相近之处就是这些作品是大都是在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之后，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屈原的《离骚》，白居易的《琵琶行》；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煜的《虞美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知道，这是他们人生上的一种不幸或是有幸，是一种得或是一种失，是一种荣或是一种辱。但对于一个民族和国人来说绝对的是幸事和骄傲，他们共同构筑了灿烂辉煌的古文学艺术天堂，给国人留下了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高山仰止，他们是后人的坐标，引领着后人不会迷失方向。处于人生低谷的一个人，他一定如死灰一样地孤独寂寞，涅槃般的冷峻淡定，因为文字属于自由的表白、属于灵魂的拷问、属于寂寞的血渍。
　　我准备离去，当我再次转身，我才发现花洲书院的独特之处，大多的景点都像是摆摊的商人，推着他们的商品拼命往街心上挤，占据显著的位置，唯恐看不到他们。而花洲书院却不，站在花洲书院的石碑坊面前，是看不到花洲书院面目的，看到的只是高高的长堤，长堤上面，是苍郁的松柏，苍郁松柏留下的，惟有漫长岁月一样的幽静。花洲书院就坐落在这样长堤的怀抱里，不声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