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中国代理商遭遇生存危机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7610237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奢侈版市场正在出现有史以来最火的一次重心转移,即将销售的重点从欧美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品牌,已经或者将在今年取消代理商。
  “作为一家‘跨国企业老板’,我唯一不习惯的,就是要不分昼夜地应付全球各地的人。”程文婷调皮地向目瞪口呆的顾客挤了挤眼睛。
  这是上海淮海西路某购物中心4楼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奢侈品专营店”,程文婷是这家店的老板。每年香港奢侈品有较大打折活动的时候,她也会直接去采购新货,在自己的小店出售。
  2008年下半年,程文婷认识了一个在冰岛的留学生,“她告诉我,冰岛克朗贬值以后,与人民币的汇率差不多是15:1,但奢侈品价格却没有多少上涨,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合伙人,负责在冰岛的采购。”
  后来,程文婷在欧美招纳了十几个这样的合伙人,按照她的话说,这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具备了“跨国企业的雏形”。
  相比之下,徐盛的心情就差多了,2009年上半年,徐盛的主要工作是取消在上海、杭州、广州的3个高档购物中心开设专卖店的合约。徐盛拥有四个国际一线品牌在中国地区的代理权,但明年,其中销量最好的那个品牌的代理权,就不再属于他了,除了抱怨几句“兔死狗烹”外,徐盛还得为如何多争取—些补偿而烦心。
  
  奢侈品海外买手的幸福生活
  
  程文婷现在做的业务,因为从事的人多,甚至拥有了一个专业的名字——职业买手。
  “在欧美的outlet(工厂直销中心)里,在国内要卖上万元的一线品牌,最低甚至可以打到3折,”程文婷说,这样的折扣力度,“是我在国内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也是从那时起,上海新开了很多家类似的奢侈品代购店,程文婷说,由于上海的竞争激烈,她正打算在国外再多找一些买手,去二、三线城市开设新店,因为“那里的市场还不成熟”。
  但实际上,“这波跨国采购中的真正主力,是一些品牌在中国的代理商。”DavidLu拥有多个世界一线服装和包具品牌的中国区总代理权。
  “代理商在欧美、日本等国的outlet中,购买一些同品牌的折扣品,再当作正价产品出售出去。”David Lu告诉本刊记者,这种模式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过去几年里,大多数代理商并不愿意这么做,“拿下一个代理权,花费就以千万计,之后在国内开店、打广告等等投资加起来,前两三年的投入也要3000万~5000万,之后才能开始赚钱,而一旦以折扣品充正品,被品牌商发现了收回代理权的话,那绝对是得不偿失。”
  只有在代理权合约即将到期,而品牌拥有者又不愿意续约的情况下,代理商才有可能采用这种做法,“但很多人顾及到业内的名声,也不大会这么做,”David Lu说,因此,在奢侈品进人中国的十几年时间里,虽然屡屡听说,但“规模都很小,而且是一些非主流的品牌,品牌商自身也不够强势”。
  但现在,类似的传言却越来越多,“甚至传说在上海人民广场商圈一个意大利服装品牌专卖店里,超过一半货其实都是折扣品。”徐盛说,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代理商也没办法了”。
  实际上,全球奢侈品销售市场的重点正在从欧美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为品牌商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代理商群体,却很可能成为这波战略转移中唯一的牺牲品”,徐盛显得有些悲观。
  
  奢侈品销售重心大转移
  
  这场奢侈品重心大转移最重要的动力,就是传统的欧美奢侈品消费市场正大幅萎缩。
  2009年3月,美国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CSC)发布报告称,2月份美国奢侈品零售商同店销售额下降了192%,比整个零售业降幅高19.1%,而自21308年6月以来,奢侈品销售就一直是零售业绩最差的板块。
  2008年美国奢侈品销售额下降了83%。ICSC预测,2009年销售额还将下降15%,美国市场顾问公司Bain
其他文献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政主管部门已经着手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文化产业“走出去”    有心人发现,2004年第一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名称还只是“博览会”,今年的第二届文博会就多了“交易”两个字。组委会主任、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说,这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多出口。  统计数字显示,书籍和影视的版权贸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以2004年为例,中国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的版权高达
误读有两重:混淆国土资源部的地价与工业地价是第一重,由国土资源部的辟谣得出商品房用地价格将下降是第二重——如果说前一种误读是出子无知或为了吸引眼球,那么,后一种误读不是出子对于现实的天真就是有意粉饰    从2004年开始的土地政策今年开始进入更加严厉的调控阶段,完善和落实耕地保护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辅之以行政官员问责制、土地督察、耕地占补、提高工业用地成本等多种可操作性手段。国土资源部6月
印度和中国的不少人不加质疑地把“欧洲文化世界第一”作为一种“时尚”学了过来,尽管他们自己的文化更为古老和复杂    我发现,中国人和印度人有一个滑稽的共同点,就是都喜欢花天价买西方名牌。  在这个一切经济行为都应当以性价比为第一考量的时代,许多亚洲人仍然愚蠢地热爱欧洲的奢侈品牌,即便这些品牌现在大多数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制造,而且售价常常是实际价值的数倍。  6个月前,在班加罗尔,一位政界人士骄傲地向
比起三年前,戴相龙显得从容了许多,他的微笑始终挂在脸上。  有人说,戴相龙就是天津的名片。三年前,当戴从央行行长转任天津市长时,天津工业基础虽然雄厚,但技术改造资金却捉襟见肘,很难和发达省市竞争,城市改造力度虽然很大,但是历史积淀深重。有人开玩笑说,到了天津,好像是到了北京的郊区。  最让外界奇怪的是,北京边上的这个直辖市似乎始终默默无闻,甚至有人认为它被遮蔽在北京的影子里。更有包括天津人在内的人
谋杀案的侦破工作同时也是一趟文化溯源之旅  作为历史终结论的后果之一,世界的阅读口味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之一变。继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之后,《我的名字叫红》成为又一部畅销全球的小说,说明今天的读者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发生在身边的革命和爱情、战争与和平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寓目;追寻已经伴随我们千百年,深深植入基因中的文化身份才更惊心动魄。  《我的名字叫红》讲述的故事发生在500年前,那
一直以来被舆论强烈关注、令国人热切期待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立法计划中,被列为第一位。今年初,这部法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截至2009年2月15日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共收到各界反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7万余件。  或许调节的利益关系愈广、关联者愈众,立法需要权衡考量的因素就愈多,也愈是需要审慎。事实上,从1994年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到现在社会保险法“怀胎”已经15年了
从2000年开始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在1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这部条例明确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标志着政府掌控的信息向民间公开成为了一种制度。  政府信息需要公开,承认民间社会的知情权,打破了全能政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条。信息与民共享,是信息时代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跨出的关键一步。  从哈尔滨市民抢购矿泉水、广东西瓜注水事件,到最
日本荏原驻中国首席发言人酒井拓夫风趣地说:“你们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与我们企业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    退居二线的党员干部到企业担任党建工作指导员,退休后的党员干部到企业担任党组织书记,已成为今日温州普遍现象。  “党支部书记”在浙江私企越来越风光,已成为许多党员干部退休后发挥余热的首选平台。  温州“独创”的“民外合璧”企业,对想去做“书记”的干部更具诱惑力,他们的薪酬价位一般是企业高管待遇,有的
许江曾经提出中国城市化浪潮中的四大弊病;有绿化没有山水,有建筑没有栖居,有规划没有特色,有指标没有记忆  在这个凉意渐浓的秋天,当代艺术如一条锐利的直线横穿上海全城一“城市进行式·现代张江”大型艺术活动、以“超设计”为主题的第六届上海双年展,以及黄盒子·中国空间里的当代艺术展。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东到西,当代艺术的综合展示,显现出上海城市建设极为生动的一面。”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教授对
罗伯特 A·瑞泽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副院长、教育心理与学习系统系教学系统学专业负责人,曾获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杰出教学奖,2004年荣任教育学院“罗伯特·摩根讲习教授”。出版过《设计有效教学》《教学设计与技术的趋势与问题》等书,后者修订过2次并获多个奖项。他曾担任“教育技术研究与开发杂志”(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