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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禁忌（taboo），或音译而来的“塔布”，贯穿整个人类的社会与心理发展历史。一般看来，禁忌是对行为的限制，旅游中的禁令更是妨碍游客自由行动的障碍性因素。但在宗教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体验中，以禁忌为基础的“塔布空间”既创造了独特的旅游体验，又起到保护东道主文化的作用，使主客联结与空间融合成为可能。该研究以我国西藏旅游中若干宗教文化景观和表演活动为例，通过质性分析，对旅游中的藏文化禁令进行维度划分，分析了守禁动机从敬神到敬人的内涵演变。在游客方面，对“塔布空间”的涉入带来的是由禁而魅的体验，“不好客”中的本真性体验，以及违禁行为所带来的特权感、挑战权威感与快感，也经历了从“不能做”到“正确做”的禁令调适过程。在目的地方面，“塔布空间”具有维护东道主认同感的意义，其营造的旅游者文化责任场域也具有遗产保护的功能。以此为基础，该研究提出了由禁而魅的旅游体验具身模型，剖析了旅游中宗教文化从祛魅到再赋魅的历程，阐释了“塔布空间”在体验营造和遗产保护中的独特机制。
[关键词]禁忌;“塔布空间”;宗教文化遗产;旅游体验;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1-0090-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1.012
引言
在大众旅游中，人们前往宗教文化景观地探寻神圣的精神体验，也引发了现代理性价值观与传统宗教神性的碰撞。当旅游者并不持有东道主的信仰时，如何体验宗教文化？当旅游者并不信仰当地人的神主世界观时，如何实现主客融合，又如何尊重与保护当地文化？宗教文化旅游中，东道主与旅游者虽处于同一空间，经历同一种仪式，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动机与意义理解。在这一碰撞中，以传统宗教禁忌为基础而产生的旅游行为禁令，成为一个实现二者共识的有效工具。對禁忌的知晓和遵守成为二者空间共处的前提，是二者在形式上达成一致的桥梁，也是主客互动与交融的基本保证。在“塔布空间”氛围下，不仅旅游者获得了由禁而魅的本真性体验，东道主也通过行为规训实现了禁忌空间的文化和遗产保护。本研究以西藏宗教文化旅游为例，通过质性分析，探索禁忌作用下以“塔布空间”为依托的宗教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体验营造与文化保护机制，剖析了禁忌如何产生文化魅力，如何促进遗产保护。
1 文献评述
1.1 禁忌空间与禁忌体验
在韦氏词典中，英文的“taboo”一词被解释为：“一种基于社会习俗的禁令，通常针对某种话语，接触或行为”[1]。弗洛伊德指出“taboo”的两个对立含义，一方面，它指“神圣的”（sacred）和“祭献的”（consecrated）;另一方面，它指“诡秘可怕的”（uncanny）、“危险的”（dangerous）、“受禁的”（forbidden）和“不洁的”（unclean）。在从英文向中文的转化中，“taboo”一词既被意译为“禁忌”，也被音译为“塔布”。由于其含义复杂，音译的“塔布”更能保证其意义上的完整性。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塔布”具有不可接近之物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各种禁忌和限制上。我们常说的“令人敬畏的圣人（圣物）”与“塔布”的意义不谋而合[2]。
人类早期，危险的自然环境会引起未知的恐惧，因此人们通过想象建构起禁忌以避免危险。例如Hoskins的研究中印度尼西亚Watu Malando海岸的“禁忌空间”[3]，该空间的进入禁忌源于对自然危险的恐惧。当人们迫于生存而上岸时，便发明出“解禁”的方式，向想象中的祖先灵魂贡献钱物以换取安全庇佑，实际上获得的是心理安慰。从文化角度看，非语言符号禁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载体和表达方式[4]。从仪式方面说，禁忌是一种约束力量，保证仪式完成的同时彰显其神圣性[5]。从审美发生的角度看，禁忌意识的产生包含着先民们的求生欲望与自我意识[6];它在否定中表达了对美的渴望和追求，在藏传佛教思想下的禁忌习俗，已构成藏族审美文化的组成部分[7]。从本质上看，禁忌有两种类型：一是对神圣事物的尊崇，二是对可畏事物的禁忌[6]。从人类学和民族研究的角度看，民族禁忌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8]。
1.2 禁忌空间与旅游遗产保护
遗产旅游地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9]，民俗禁忌典型地构铸了特定的精神时空和心理场域[10]，在文化旅游中能够增添民俗文化魅力[11]。带有禁忌的文化对旅游者有独特的吸引力，尤其在游客寻找本真性的过程中，它激起的是人们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和一种“越不给，越想要”的心理感受。虽然不能否认宗教自身存在的戒律、禁忌等给宗教文化开发带来了一定的限制，但研究者也指出，文化旅游开发要留有一些“禁忌空间”[12]，该空间的意义基于禁忌的社会功能[13]，信仰的制约力能够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训。在旅游产业中，虽然旅游者并不一定持有和当地人同样的宗教信仰，但禁忌通过其道德约束力使旅游者能够在尊重文化的心态下，对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进行维护。以往研究指出了禁忌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例如，禁忌为裕固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构成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14];傣族人对森林的宗教禁忌促进了森林环境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竜林”文化通过信仰来保护环境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和提倡[15]。我国研究者也指出，民间信仰中的禁忌观念有利于旅游资源和景观的保护、保存和延续[16]。
2 案例地选择与资料采集
我国西藏自治区拥有宗教建筑百余座、神山30座、圣湖10余个、大型宗教节庆10余个[17]，孕育了 藏族景观丰富的禁忌文化，产生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18]。其神秘色彩在大量研究中可见一斑，例如Bishop的《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对圣地的创造》[19]和《力量之梦：西藏佛教和西方的想象》[20];Lopez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21];以及德国波恩“神话西藏”国际讨论会的论文集《神话西藏：感知、设计和幻想》[22]等都是国际学术界“想象西藏”[23]的代表。 本研究以拉萨地区（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宗教文化景观作为案例对象，田野调查地点包括哲蚌寺、色拉寺、木如宁巴寺、措美林寺和大昭寺，调查活动包括哲蚌寺与色拉寺著名的藏传佛教的辩经活动等（表1），访谈对象包括东道主和游客（表2），资料形式包括场地笔记、照片、录音、录像，以及有关西藏文化和旅游的文本，包括官方、旅游企业和社会组织发行的西藏旅游宣传资料、科普手册、旅游指南等，也包括有关西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学作品。
3 宗教文化中的禁令：以对西藏文化景观的分析为例
3.1 西藏宗教文化体验中禁令的存在形式
在带有宗教性质的景观中，从形式上看，禁令包括文本禁令、口头禁令，在场性的标示性禁令与物型禁令;空间上有在场和不在场的禁令;时间上有出行前禁令和体验中禁令（表3）。
3.1.1 禁令形式：文本
文本禁令始于行前，包括：（1）官方宣传手册，例如《进藏游客须知》1中列出的宗教禁忌：遇到寺院刻有经文的石碓、佛塔等宗教设施时，要从左向右绕行;进入寺院须经管理喇嘛的同意;进庙时忌吃大蒜、忌戴帽子、忌吸烟，忌摸佛像和其他宗教用具，忌翻经书，忌敲钟鼓;忌在寺院内外或附近大声喧哗;忌讳手指佛像。再例如《八廓街旅游指南》2中列出的禁忌：忌用印有经文的纸用于擦拭;对僧人不能叫俗名。（2）自助游指南，以《孤独星球：西藏》为例，禁忌包括转经筒不得逆转;佛殿拍照要经过允许，不可使用闪光灯。（3）旅游机构的指导，以西藏旅游机构“里程”发给游客的手册《藏族禁忌与注意事项》为例，对于喇嘛佩戴的护身符、念珠等宗教器物，不得用手抚摸;忌坐活佛座位;忌在寺院附近打猎杀生。（4）一般性西藏文化书籍，例如《藏族文化常识》的《宗教禁忌》一节中还列出了“忌讳在神山上狩猎、挖掘、砍伐以及采摘花草树木”“忌在圣湖中游泳、洗涤”“忌讳将血污倒进圣湖中”“忌在圣湖打鱼”等[24]。
3.1.2 禁令形式：口头
在人类学理论中，言语如同手势和器物一样都具有仪式价值[25]。口头禁令既发生于体验之前，也发生于在场体验之中。在场前的口头禁令具有提示性，多来自亲友或旅游机构。此外，来自导游的口头禁令通常发生于进入体验场之前，例如：“有一些事项请大家一定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冲突”（R18-03：42）3;高强度的口头禁令则通常来自东道主，尤其是带有宗教身份的东道主，如僧人。该禁令通常发生于旅游者即将破坏或已经破坏了某种禁忌的时刻，如僧人会对带帽进入庙堂的旅游者喊出：“帽子！”（R11-00：12）;对进入禁区的旅游者喊出：“不能进！”（R11-00：18）。当游客处于该禁忌空间时，宗教的氛围和僧人的严肃态度使该禁令具有强烈的即时效果。此外，在场禁令还来自非宗教身份的工作人员，例如保安。最后，在场禁令亦来自同行者，例如：“这里可能要脱鞋才能进”（R08-00：12）。来自亲友、同行者，以及保安人员的禁令通常具有较低的宗教色彩，以文化尊重和文物保护等现实意义为主。
3.1.3 禁令形式：在场
现场文本型禁令以标示牌形式呈现。与第一类文本禁令不同，在场标示以简洁、醒目、命令口吻为特征，不再对禁令的原因和文化背景进行解释。其形式包括：（1）针对特定行为的禁令，例如“禁止拍照”“禁止吸烟”“禁止随意悬挂经幡”“禁止触摸”等。（2）针对特定人群的禁令，典型体现为以女性为禁止对象。一些寺院大殿的一角会有一个悬挂“女性不得入内”牌子的护法殿，在此女性旅游者须止步[26]，例如色拉寺“昧扎仓”的护法殿。（3）针对特定空间的禁令，例如僧人住所外悬挂的“禁止入内”标示。
3.1.4 禁令形式：在场物型
在场物型禁令以其本身的形态得以表现，典型的有拉起的隔离线，区隔出旅游者不可涉足的禁区（图1）。此外，保安人员的存在也是一种实存的禁令，身着黑色制服的保安人员在色拉寺辩经场不断巡视，纠正参观者行为。不过，这种监督行为在缺乏文化铺垫的情况下则会引起消极的旅游体验，例如“理解他们的初衷，但是黑衣保安巡视有点夸张了”（T02-09）①。
3.2 禁令的内容维度
内容上划分，包括禁止性禁令、纠正性禁令，以及隐晦性禁令，即针对特定人员（当地人）明示许可，对另一种人群（旅游者）来说则是潜在的不许可。
3.2.1 禁止性禁令：“不可做”的行为
禁止性禁令明确规定了不可做的行为。在旅游中以禁止拍照和禁止触摸最为典型。弗洛伊德指出，禁忌的核心是禁止触摸，他将其称为“触摸恐惧症”（touching phobia）[2]，认为这是一种源于深层心理的恐惧，即触摸某些神圣或神秘对象可能会引起厄运。在现代旅游中，禁止触摸对文物保护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触摸之外，在对游客不当行为的认定中，照相已成为另一核心禁忌。弗洛姆提出，拍快照体现的是异化了的视觉观念和纯粹的消费经验[27]。摄影除了因商业化与消费化色彩而受到指责之外，其中蕴含的不平等权力意味也是招致批评的原因之一，摄影术的发明使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以一种全新的表述方式展开[28]。Sather-Wagstaff在研究具有禁忌色彩的黑色旅游时指出，游客拍照行为是在恐袭遗址地最受诟病的行为[29]。在西藏宗教文化场域中，不可拍照是最常见的禁令之一（图2），对照相行为的禁止不仅包含宗教象征意味，即神的影像不可随意获取和占有;同时也蕴含着对当地居民与文化的尊重，例如在对朝拜者和僧人拍照前要征得其同意;还有实用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功能，例如避免閃光灯伤害佛像或壁画的色彩;此外亦有文化产权保护上的意义，例如禁止对表演进行录像和传播等。
3.2.2 纠正性禁令：“应正确做”的行为 纠正性禁令旨在为参观者划定正确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规定了参观者对待神圣景观的应有态度和行为。在这种禁令下，一般旅游中的某些正常行为被视为不当。例如在指示佛像时不可用手指，要四指并拢，掌心向上，做出类似“请”的动作;不可逆时针转寺庙，要顺时针转;进入寺庙不可穿短裙。纠正性禁令的效用不仅停留在行为层面，“正确的”行为会通过具身行为发生作用，进一步影响在场者的心理感知，强化神圣感和本真感体验。
3.2.3 隐晦性禁令：潜在的“不允许”
藏文化独有的语言和文字赋予了其神秘性，同时也为区分“自我”和“他者”提供了可能。在寺院中，未明示可进入的区域对于一般参观者来说不可涉足。在多个寺院中可发现，狭窄的楼梯入口贴有用藏语写成的“楼上有佛堂”标示，旨在用藏语指导当地人前往二楼继续进行朝拜。而对汉族的参观者来说，由于心理空间中一直持有寺庙存在禁区的意识，例如僧人住所或特殊佛殿常位于二楼。因此，面对细窄的木质楼梯和一个看不懂的标示牌，旅游者会将其推测为禁令，选择止步或离开。可以看出，该标示牌虽然是通行之意，却通过文字选择而对特定群体产生了禁止的效果，例如，“应该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说还是别去了吧”（T07-05）。
4 塔布空间中的旅游体验：一个由禁而魅的具身模型
4.1 旅游“塔布空间”：概念阐释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叠合，是旅游主客体互动的场域[30]。人类学理论下，旅游者向当地社会文化空间索取的是一种对该空间嵌入式的产权[31]。这种嵌入是强力的，因此东道主地需建立自我保护机制，禁忌成为一个关键且有力的工具。在外部力量涉入时，东道主不仅要对众所周知的一般性禁忌进行持续监督，也要对本地人默认的禁忌进行再强调和显性化。文化自觉意识会导致当地人对某些禁忌的重构，这是文化持有者感觉到“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并对此表明态度的一种方式[32]。
西藏旅游体验中“塔布空间”的实现始于旅游者出行前的文化意象建构，贯穿到藏地的宏观文化氛围，并集中于宗教文化的体验场，实现由禁而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复杂而神秘的宗教禁忌简化为旅游禁令;神的意味淡化，文化和道德上对当地人的尊重成为对禁令的新理解;禁令背后的严肃性开始被游客感知为景观本真性;原始社会中因未知的恐惧而产生的禁忌开始以其神秘色彩滋生出魅力。这一由禁而魅的过程对游客行为和心理共同发挥作用，行为通过具身作用与心理相互强化，最终形成强烈的在场体验。例如，在禁止用手指佛像的禁令下，参观者指示佛像时会手掌向上托起，该动作进一步在心理层面加强了对佛像，甚至“佛”的尊崇之情，也影响着同行游客产生类似感觉。宗教禁忌通过影响心理和行为，营造一种严肃的宗教氛围;而旅游禁令则通过影响行为和心理，产生一种带有宗教文化魅力的“塔布空间”氛围（图3）。
4.2 “不好客”中的本真性体验
虽然商品化在现代社会司空见惯，从一般产品到旅游产品，其供给都以取悦消费者为指南。然而，人们远未适应艺术、信仰、仪式、节日、庆典、风俗等文化事象的商品化[33]。实际上，人们不但不能适应，甚至对这类景观的商品化表达出不适，认为这一现象是对本真性的背叛。从MacCannell[34]开始，一系列研究围绕本真性展开，并产生了旅游者是在追求本真还是虚假的观点分歧。直至王宁提出了本真性的不同类别，指出建构主义本真性[35]的概念，才给了该问题一个可能的答案，即可以暂时抛开客观性质，将该本真性理解为旅游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和信仰等赋予旅游产品的某种真实[36]。在此之后，王宁又提出了通过主客互动而实现的好客本真性，并指出商业化会将真挚的好客转变成商业化的好客，成为一种“伪好客”[37]，从而造成旅游体验的虚假之感。而恰恰，在宗教文化体验中的禁令所展示的正是一种“不好客”的态度，一种对商业化中“伪好客”的反叛，营造了一种该目的地并未受到商业和经济目的腐蚀来逢迎旅游者需求的态度，塑造了当地的本真意象，从而带给游客对本真性的感知。在游客体验中，这种本真性通过具身的、适宜的互动得以实现。例如，看到大殿外僧人脱下的鞋子，准备进入的参观者会谨慎地思考：“请问我要脱鞋吗”（T11-029），或与同行者互相提示脱帽或收起手机。禁令规定了行为，具身行为与情绪相互影响，共同造就了对宗教氛围本真性的体验。
4.3 （刻意）违禁的体验
随着禁忌背后神、巫，以及鬼怪色彩的消淡，象征性被直接的命令性所取代。因此，对禁忌的打破从一种可能带来未知后果的、对神的触犯变成一种对规则的挑战。在此情境中，刻意的违禁行为不再带来恐惧，反而带来一种特权感、挑战权威感，以及侥幸心理得逞的快感。例如，在哲蚌寺辩经中，一些游客执意坐在禁止游客入内的辩经场内，并在被其他游客纠正时坚持违禁行为。此外，拍照禁令亦成为一些游客抱着打破意愿而要尝试的行为（图4）。例如，违背“不可用相机拍辩经”之禁令的游客言谈中透露出的骄傲之情：“用手机能拍到什么，还是要（用）我这个相机，给你看！”（R09-01：17）;一位游客在炫耀“（天葬）不让拍，但我还是拍到了，哎呀，真是太震撼了”（R15-43：15）这一违禁行为时展示出的兴奋之情。因此，在守禁与违禁中，不同需求的游客通过具身参与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体验到了“塔布空间”的魅力。进一步，守禁与违禁的游客之间也产生了作用力，游客出于对群体的认同感而产生道德责任感，“我会去纠正，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游客很没有素质”（T10-43）;当地人会进行提示，这一提示过程强化了其文化认同，例如“他们那个相机都快戳到人家（藏族朝圣者）脸上了，这是他们没理解这里的文化，我创作的画就是要把藏文化传播出去”（H11-68）1。
5 “塔布空间”的遗产保护机制
5.1 守与违中的遗产保护：从“不能做”到“正确地做”
旅游禁令的原初目的并非是为游客营造本真性的旅游体验，而是寺院在现代旅游冲击中为保护自身传统而建立起“塔布空间”。在宗教文化地和大众旅游的博弈中，禁令逐渐从“不能做”调适为“正确地做”，一些禁令成为附带条件下的许可行为，例如措美林寺大殿和色拉寺密宗僧院拍照收费的价码（大殿里拍照请付30元，小殿里拍照请付15元，录像请付850元）;虽然相机仍被禁止，但色拉寺的辩经已允许用手机拍照（图2），对此，保安人员的解釋是：“相机还是犯忌讳，手机他们自己（僧人）都用，所以没事”（FN16-02）2。同时，尊重当地文化的游客会通过表达对违禁行为的反对来实现认同感，例如“我提醒了他，也算为西藏尽一点自己的责任”（T08-11）。 宗教旅游通过感官、情感、思考和行动等体验影响游客心境，进而影响游客行为意向[38]。通过纠正游客行为，宗教文化旅游实现了一个中和地带，一个旅游者的文化责任行为场域。旅游者是一般现代人的代表，对神灵的情感在历史变迁中由恐惧和崇拜转化为敬畏和尊重，而敬畏情绪正可以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39]，从而在情感层面影响游客行为，并激发其将保护意识与行为贯穿旅程。例如，“在寺庙里的经历就像给我们上了一课，让你意识到西藏的神圣不是表面的，你要把它放在你的整个骑行之中”（T01-34）。
5.2 从宗教祛魅到旅游再赋魅
从宗教禁忌到旅游禁令，这一过程蕴含着从神话到文化;从巫/宗教文化到现代文化;从对超自然力量的迷思到现代文化信仰，以及人类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塔布的本原特征是“物化了的恐惧”，这一恐惧分化为两种形式：崇拜和恐惧[2]。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要依照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进行管制或约束，才不会得罪神灵[40]。随着科学和理性发展，正如西方哲学家指出的，情感成为信仰的新形式[41]。
韦伯认为，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价值被祛魅的过程[42]。旅游中，从禁忌到禁令的形式变化，禁忌中神之权威感降低，而道德和文化则对禁令进行了再赋魅。从西藏旅游的禁令中可以发现“塔布空间”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首先是对东道主地文化风俗的尊重与保护的精神氛围。随着神话色彩的减少，行为约束力从对神的恐惧转变为对文化的尊重，对东道主居民的尊重逐渐取代对神的崇拜而成为遵守禁令的重要原因。第二是对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与一般商业表演中禁止录像的原因类似，宗教文化空间内的表演禁止录像和未经授权的传播也存在产权保护的原因。第三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则，例如宗教空间内的触摸禁令和禁用闪光灯的禁令。第四是对东道主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守则，例如不可随意丢弃脏物和不可随意采摘圣地的植物。实际上，这一原因从禁忌产生之初就已潜在地存在于对自然之神的敬畏之中，Colding和Folke认为“禁忌通常引导着人们与自然环境相处的方式”，并将这种禁忌称为“资源与栖居地禁忌”[43]。
6 结论与讨论
6.1 “塔布空间”中的旅游体验与遗产保护
首先，“塔布空间”及其氛围是宗教文化目的地的独特吸引力来源，因其对游客的规训而产生本真性的体验。以往研究揭示了宗教文化旅游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性：一方面，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和对“神圣”的想象是游客前往西藏等地的旅游动机[44-45];另一方面，宗教的发展离不开包括资本在内的世俗力量的护航[46]，这又导致了自身神圣性的消减。本研究以禁忌为切入点，指出宗教文化型目的地的“塔布空间”正是因保有自身文化而营造了由禁而魅的旅游体验。
第二，“塔布空间”建构起了旅游者的文化责任行为场域，在行为和心理层面激发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参与保护。西藏旅游中连绵不断的宗教场会迫使旅游者虑及规矩禁忌并约束自我行为以避免成为场中异调[47]，本研究对这一约束空间进行实证探索。以往研究指出有必要增加宗教场所旅游者的研究[48]，本研究审视了“塔布空间”内旅游者作为体验者、被规训者和遗产保护者的多重角色，分析了禁忌之下旅游者行为具有的遗产保护意义。
第三，“塔布空间”是东道主的自我保护空间与基点。通常，商业渗透促使民族仪式转向世俗化，传统仪式实践被村民当作赚钱和娱乐的工具[49]，西藏旅游研究者也指出藏人易受外来话语和表征的影响[50]。本研究从相反的角度揭示了当地人在反抗文化商业化中的空间机制，该空间不仅以强烈的禁忌力量保护了自身的文化遗产，也通过创造一种浓缩的文化氛圍，使其精神贯穿于西藏旅游的全程，成为西藏作为东道主保护自我传统文化的基点。
6.2 现实意义
旅游体验与宗教文化保护是共同进退的关系，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有可能影响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也会消极影响游客体验[51]。在此背景下，需要寻找遗产保护与体验消费的均衡，“塔布空间”可成为一种为宗教文化遗产地兼顾体验营造与文化保护的机制。
首先，可从意义共契出发有效促进旅游者的文化责任行为。张朝枝指出，遗产的多重属性决定了遗产责任的多元性[52]。文化遗产为当地群体提供认同感[53]，对于旅游者来说则是当地本真性的体现，对其保护的责任也存在于主客多方。当前的一些旅游开发方式对佛教不尊重，甚至违反了佛教教义[54]，这不仅损害了当地文化，也影响了旅游体验，因此以禁忌的多元意义出发，以东道主的宗教情感与游客尊重情感驱动下对宗教禁忌的意义共契为基础，可发挥禁忌的文化功能，形成主客责任合力。
其次，西藏文化的特殊性使其不适合博物馆保存，而是原地保存[55]，原地保存的社会基础是参与主体对行为规则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遗产的保护最初来自对神灵的敬畏[56]，而现代社会的大众游客并不简单遵从宗教的规训力。因此，面对多文化和多信仰来源的旅游者，目的地应充分贯穿禁忌的文化影响力和道德约束力，同时使游客通过民族文化遗产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57]，加强其知识意义。因此，需要在出行前的文化培育和行程中的文化背景营造等方面建构起文化熏陶和行为规范，实现生动的保存保护机制。
最后，以禁忌为基础建构体验应注重精神氛围场营造，避免粗暴的禁令传达方式。禁忌场是宗教文化地文化力量的集中体现，也是旅游过程中文化意义的浓缩空间，可通过情感与认知双重建构和调适后的行为纠正令，使游客对禁令的遵守能够基于氛围体验的文化融入感;渗透于文化参与和基于共识的主客互动，实现于文化责任行为，最终促进旅游者体验和东道主文化遗产保护的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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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禁忌;“塔布空间”;宗教文化遗产;旅游体验;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1-0090-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1.012
引言
在大众旅游中，人们前往宗教文化景观地探寻神圣的精神体验，也引发了现代理性价值观与传统宗教神性的碰撞。当旅游者并不持有东道主的信仰时，如何体验宗教文化？当旅游者并不信仰当地人的神主世界观时，如何实现主客融合，又如何尊重与保护当地文化？宗教文化旅游中，东道主与旅游者虽处于同一空间，经历同一种仪式，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动机与意义理解。在这一碰撞中，以传统宗教禁忌为基础而产生的旅游行为禁令，成为一个实现二者共识的有效工具。對禁忌的知晓和遵守成为二者空间共处的前提，是二者在形式上达成一致的桥梁，也是主客互动与交融的基本保证。在“塔布空间”氛围下，不仅旅游者获得了由禁而魅的本真性体验，东道主也通过行为规训实现了禁忌空间的文化和遗产保护。本研究以西藏宗教文化旅游为例，通过质性分析，探索禁忌作用下以“塔布空间”为依托的宗教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体验营造与文化保护机制，剖析了禁忌如何产生文化魅力，如何促进遗产保护。
1 文献评述
1.1 禁忌空间与禁忌体验
在韦氏词典中，英文的“taboo”一词被解释为：“一种基于社会习俗的禁令，通常针对某种话语，接触或行为”[1]。弗洛伊德指出“taboo”的两个对立含义，一方面，它指“神圣的”（sacred）和“祭献的”（consecrated）;另一方面，它指“诡秘可怕的”（uncanny）、“危险的”（dangerous）、“受禁的”（forbidden）和“不洁的”（unclean）。在从英文向中文的转化中，“taboo”一词既被意译为“禁忌”，也被音译为“塔布”。由于其含义复杂，音译的“塔布”更能保证其意义上的完整性。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塔布”具有不可接近之物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各种禁忌和限制上。我们常说的“令人敬畏的圣人（圣物）”与“塔布”的意义不谋而合[2]。
人类早期，危险的自然环境会引起未知的恐惧，因此人们通过想象建构起禁忌以避免危险。例如Hoskins的研究中印度尼西亚Watu Malando海岸的“禁忌空间”[3]，该空间的进入禁忌源于对自然危险的恐惧。当人们迫于生存而上岸时，便发明出“解禁”的方式，向想象中的祖先灵魂贡献钱物以换取安全庇佑，实际上获得的是心理安慰。从文化角度看，非语言符号禁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载体和表达方式[4]。从仪式方面说，禁忌是一种约束力量，保证仪式完成的同时彰显其神圣性[5]。从审美发生的角度看，禁忌意识的产生包含着先民们的求生欲望与自我意识[6];它在否定中表达了对美的渴望和追求，在藏传佛教思想下的禁忌习俗，已构成藏族审美文化的组成部分[7]。从本质上看，禁忌有两种类型：一是对神圣事物的尊崇，二是对可畏事物的禁忌[6]。从人类学和民族研究的角度看，民族禁忌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8]。
1.2 禁忌空间与旅游遗产保护
遗产旅游地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9]，民俗禁忌典型地构铸了特定的精神时空和心理场域[10]，在文化旅游中能够增添民俗文化魅力[11]。带有禁忌的文化对旅游者有独特的吸引力，尤其在游客寻找本真性的过程中，它激起的是人们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和一种“越不给，越想要”的心理感受。虽然不能否认宗教自身存在的戒律、禁忌等给宗教文化开发带来了一定的限制，但研究者也指出，文化旅游开发要留有一些“禁忌空间”[12]，该空间的意义基于禁忌的社会功能[13]，信仰的制约力能够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训。在旅游产业中，虽然旅游者并不一定持有和当地人同样的宗教信仰，但禁忌通过其道德约束力使旅游者能够在尊重文化的心态下，对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进行维护。以往研究指出了禁忌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例如，禁忌为裕固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构成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14];傣族人对森林的宗教禁忌促进了森林环境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竜林”文化通过信仰来保护环境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和提倡[15]。我国研究者也指出，民间信仰中的禁忌观念有利于旅游资源和景观的保护、保存和延续[16]。
2 案例地选择与资料采集
我国西藏自治区拥有宗教建筑百余座、神山30座、圣湖10余个、大型宗教节庆10余个[17]，孕育了 藏族景观丰富的禁忌文化，产生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18]。其神秘色彩在大量研究中可见一斑，例如Bishop的《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对圣地的创造》[19]和《力量之梦：西藏佛教和西方的想象》[20];Lopez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21];以及德国波恩“神话西藏”国际讨论会的论文集《神话西藏：感知、设计和幻想》[22]等都是国际学术界“想象西藏”[23]的代表。 本研究以拉萨地区（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宗教文化景观作为案例对象，田野调查地点包括哲蚌寺、色拉寺、木如宁巴寺、措美林寺和大昭寺，调查活动包括哲蚌寺与色拉寺著名的藏传佛教的辩经活动等（表1），访谈对象包括东道主和游客（表2），资料形式包括场地笔记、照片、录音、录像，以及有关西藏文化和旅游的文本，包括官方、旅游企业和社会组织发行的西藏旅游宣传资料、科普手册、旅游指南等，也包括有关西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学作品。
3 宗教文化中的禁令：以对西藏文化景观的分析为例
3.1 西藏宗教文化体验中禁令的存在形式
在带有宗教性质的景观中，从形式上看，禁令包括文本禁令、口头禁令，在场性的标示性禁令与物型禁令;空间上有在场和不在场的禁令;时间上有出行前禁令和体验中禁令（表3）。
3.1.1 禁令形式：文本
文本禁令始于行前，包括：（1）官方宣传手册，例如《进藏游客须知》1中列出的宗教禁忌：遇到寺院刻有经文的石碓、佛塔等宗教设施时，要从左向右绕行;进入寺院须经管理喇嘛的同意;进庙时忌吃大蒜、忌戴帽子、忌吸烟，忌摸佛像和其他宗教用具，忌翻经书，忌敲钟鼓;忌在寺院内外或附近大声喧哗;忌讳手指佛像。再例如《八廓街旅游指南》2中列出的禁忌：忌用印有经文的纸用于擦拭;对僧人不能叫俗名。（2）自助游指南，以《孤独星球：西藏》为例，禁忌包括转经筒不得逆转;佛殿拍照要经过允许，不可使用闪光灯。（3）旅游机构的指导，以西藏旅游机构“里程”发给游客的手册《藏族禁忌与注意事项》为例，对于喇嘛佩戴的护身符、念珠等宗教器物，不得用手抚摸;忌坐活佛座位;忌在寺院附近打猎杀生。（4）一般性西藏文化书籍，例如《藏族文化常识》的《宗教禁忌》一节中还列出了“忌讳在神山上狩猎、挖掘、砍伐以及采摘花草树木”“忌在圣湖中游泳、洗涤”“忌讳将血污倒进圣湖中”“忌在圣湖打鱼”等[24]。
3.1.2 禁令形式：口头
在人类学理论中，言语如同手势和器物一样都具有仪式价值[25]。口头禁令既发生于体验之前，也发生于在场体验之中。在场前的口头禁令具有提示性，多来自亲友或旅游机构。此外，来自导游的口头禁令通常发生于进入体验场之前，例如：“有一些事项请大家一定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冲突”（R18-03：42）3;高强度的口头禁令则通常来自东道主，尤其是带有宗教身份的东道主，如僧人。该禁令通常发生于旅游者即将破坏或已经破坏了某种禁忌的时刻，如僧人会对带帽进入庙堂的旅游者喊出：“帽子！”（R11-00：12）;对进入禁区的旅游者喊出：“不能进！”（R11-00：18）。当游客处于该禁忌空间时，宗教的氛围和僧人的严肃态度使该禁令具有强烈的即时效果。此外，在场禁令还来自非宗教身份的工作人员，例如保安。最后，在场禁令亦来自同行者，例如：“这里可能要脱鞋才能进”（R08-00：12）。来自亲友、同行者，以及保安人员的禁令通常具有较低的宗教色彩，以文化尊重和文物保护等现实意义为主。
3.1.3 禁令形式：在场
现场文本型禁令以标示牌形式呈现。与第一类文本禁令不同，在场标示以简洁、醒目、命令口吻为特征，不再对禁令的原因和文化背景进行解释。其形式包括：（1）针对特定行为的禁令，例如“禁止拍照”“禁止吸烟”“禁止随意悬挂经幡”“禁止触摸”等。（2）针对特定人群的禁令，典型体现为以女性为禁止对象。一些寺院大殿的一角会有一个悬挂“女性不得入内”牌子的护法殿，在此女性旅游者须止步[26]，例如色拉寺“昧扎仓”的护法殿。（3）针对特定空间的禁令，例如僧人住所外悬挂的“禁止入内”标示。
3.1.4 禁令形式：在场物型
在场物型禁令以其本身的形态得以表现，典型的有拉起的隔离线，区隔出旅游者不可涉足的禁区（图1）。此外，保安人员的存在也是一种实存的禁令，身着黑色制服的保安人员在色拉寺辩经场不断巡视，纠正参观者行为。不过，这种监督行为在缺乏文化铺垫的情况下则会引起消极的旅游体验，例如“理解他们的初衷，但是黑衣保安巡视有点夸张了”（T02-09）①。
3.2 禁令的内容维度
内容上划分，包括禁止性禁令、纠正性禁令，以及隐晦性禁令，即针对特定人员（当地人）明示许可，对另一种人群（旅游者）来说则是潜在的不许可。
3.2.1 禁止性禁令：“不可做”的行为
禁止性禁令明确规定了不可做的行为。在旅游中以禁止拍照和禁止触摸最为典型。弗洛伊德指出，禁忌的核心是禁止触摸，他将其称为“触摸恐惧症”（touching phobia）[2]，认为这是一种源于深层心理的恐惧，即触摸某些神圣或神秘对象可能会引起厄运。在现代旅游中，禁止触摸对文物保护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触摸之外，在对游客不当行为的认定中，照相已成为另一核心禁忌。弗洛姆提出，拍快照体现的是异化了的视觉观念和纯粹的消费经验[27]。摄影除了因商业化与消费化色彩而受到指责之外，其中蕴含的不平等权力意味也是招致批评的原因之一，摄影术的发明使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以一种全新的表述方式展开[28]。Sather-Wagstaff在研究具有禁忌色彩的黑色旅游时指出，游客拍照行为是在恐袭遗址地最受诟病的行为[29]。在西藏宗教文化场域中，不可拍照是最常见的禁令之一（图2），对照相行为的禁止不仅包含宗教象征意味，即神的影像不可随意获取和占有;同时也蕴含着对当地居民与文化的尊重，例如在对朝拜者和僧人拍照前要征得其同意;还有实用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功能，例如避免閃光灯伤害佛像或壁画的色彩;此外亦有文化产权保护上的意义，例如禁止对表演进行录像和传播等。
3.2.2 纠正性禁令：“应正确做”的行为 纠正性禁令旨在为参观者划定正确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规定了参观者对待神圣景观的应有态度和行为。在这种禁令下，一般旅游中的某些正常行为被视为不当。例如在指示佛像时不可用手指，要四指并拢，掌心向上，做出类似“请”的动作;不可逆时针转寺庙，要顺时针转;进入寺庙不可穿短裙。纠正性禁令的效用不仅停留在行为层面，“正确的”行为会通过具身行为发生作用，进一步影响在场者的心理感知，强化神圣感和本真感体验。
3.2.3 隐晦性禁令：潜在的“不允许”
藏文化独有的语言和文字赋予了其神秘性，同时也为区分“自我”和“他者”提供了可能。在寺院中，未明示可进入的区域对于一般参观者来说不可涉足。在多个寺院中可发现，狭窄的楼梯入口贴有用藏语写成的“楼上有佛堂”标示，旨在用藏语指导当地人前往二楼继续进行朝拜。而对汉族的参观者来说，由于心理空间中一直持有寺庙存在禁区的意识，例如僧人住所或特殊佛殿常位于二楼。因此，面对细窄的木质楼梯和一个看不懂的标示牌，旅游者会将其推测为禁令，选择止步或离开。可以看出，该标示牌虽然是通行之意，却通过文字选择而对特定群体产生了禁止的效果，例如，“应该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说还是别去了吧”（T07-05）。
4 塔布空间中的旅游体验：一个由禁而魅的具身模型
4.1 旅游“塔布空间”：概念阐释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叠合，是旅游主客体互动的场域[30]。人类学理论下，旅游者向当地社会文化空间索取的是一种对该空间嵌入式的产权[31]。这种嵌入是强力的，因此东道主地需建立自我保护机制，禁忌成为一个关键且有力的工具。在外部力量涉入时，东道主不仅要对众所周知的一般性禁忌进行持续监督，也要对本地人默认的禁忌进行再强调和显性化。文化自觉意识会导致当地人对某些禁忌的重构，这是文化持有者感觉到“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并对此表明态度的一种方式[32]。
西藏旅游体验中“塔布空间”的实现始于旅游者出行前的文化意象建构，贯穿到藏地的宏观文化氛围，并集中于宗教文化的体验场，实现由禁而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复杂而神秘的宗教禁忌简化为旅游禁令;神的意味淡化，文化和道德上对当地人的尊重成为对禁令的新理解;禁令背后的严肃性开始被游客感知为景观本真性;原始社会中因未知的恐惧而产生的禁忌开始以其神秘色彩滋生出魅力。这一由禁而魅的过程对游客行为和心理共同发挥作用，行为通过具身作用与心理相互强化，最终形成强烈的在场体验。例如，在禁止用手指佛像的禁令下，参观者指示佛像时会手掌向上托起，该动作进一步在心理层面加强了对佛像，甚至“佛”的尊崇之情，也影响着同行游客产生类似感觉。宗教禁忌通过影响心理和行为，营造一种严肃的宗教氛围;而旅游禁令则通过影响行为和心理，产生一种带有宗教文化魅力的“塔布空间”氛围（图3）。
4.2 “不好客”中的本真性体验
虽然商品化在现代社会司空见惯，从一般产品到旅游产品，其供给都以取悦消费者为指南。然而，人们远未适应艺术、信仰、仪式、节日、庆典、风俗等文化事象的商品化[33]。实际上，人们不但不能适应，甚至对这类景观的商品化表达出不适，认为这一现象是对本真性的背叛。从MacCannell[34]开始，一系列研究围绕本真性展开，并产生了旅游者是在追求本真还是虚假的观点分歧。直至王宁提出了本真性的不同类别，指出建构主义本真性[35]的概念，才给了该问题一个可能的答案，即可以暂时抛开客观性质，将该本真性理解为旅游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和信仰等赋予旅游产品的某种真实[36]。在此之后，王宁又提出了通过主客互动而实现的好客本真性，并指出商业化会将真挚的好客转变成商业化的好客，成为一种“伪好客”[37]，从而造成旅游体验的虚假之感。而恰恰，在宗教文化体验中的禁令所展示的正是一种“不好客”的态度，一种对商业化中“伪好客”的反叛，营造了一种该目的地并未受到商业和经济目的腐蚀来逢迎旅游者需求的态度，塑造了当地的本真意象，从而带给游客对本真性的感知。在游客体验中，这种本真性通过具身的、适宜的互动得以实现。例如，看到大殿外僧人脱下的鞋子，准备进入的参观者会谨慎地思考：“请问我要脱鞋吗”（T11-029），或与同行者互相提示脱帽或收起手机。禁令规定了行为，具身行为与情绪相互影响，共同造就了对宗教氛围本真性的体验。
4.3 （刻意）违禁的体验
随着禁忌背后神、巫，以及鬼怪色彩的消淡，象征性被直接的命令性所取代。因此，对禁忌的打破从一种可能带来未知后果的、对神的触犯变成一种对规则的挑战。在此情境中，刻意的违禁行为不再带来恐惧，反而带来一种特权感、挑战权威感，以及侥幸心理得逞的快感。例如，在哲蚌寺辩经中，一些游客执意坐在禁止游客入内的辩经场内，并在被其他游客纠正时坚持违禁行为。此外，拍照禁令亦成为一些游客抱着打破意愿而要尝试的行为（图4）。例如，违背“不可用相机拍辩经”之禁令的游客言谈中透露出的骄傲之情：“用手机能拍到什么，还是要（用）我这个相机，给你看！”（R09-01：17）;一位游客在炫耀“（天葬）不让拍，但我还是拍到了，哎呀，真是太震撼了”（R15-43：15）这一违禁行为时展示出的兴奋之情。因此，在守禁与违禁中，不同需求的游客通过具身参与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体验到了“塔布空间”的魅力。进一步，守禁与违禁的游客之间也产生了作用力，游客出于对群体的认同感而产生道德责任感，“我会去纠正，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游客很没有素质”（T10-43）;当地人会进行提示，这一提示过程强化了其文化认同，例如“他们那个相机都快戳到人家（藏族朝圣者）脸上了，这是他们没理解这里的文化，我创作的画就是要把藏文化传播出去”（H11-68）1。
5 “塔布空间”的遗产保护机制
5.1 守与违中的遗产保护：从“不能做”到“正确地做”
旅游禁令的原初目的并非是为游客营造本真性的旅游体验，而是寺院在现代旅游冲击中为保护自身传统而建立起“塔布空间”。在宗教文化地和大众旅游的博弈中，禁令逐渐从“不能做”调适为“正确地做”，一些禁令成为附带条件下的许可行为，例如措美林寺大殿和色拉寺密宗僧院拍照收费的价码（大殿里拍照请付30元，小殿里拍照请付15元，录像请付850元）;虽然相机仍被禁止，但色拉寺的辩经已允许用手机拍照（图2），对此，保安人员的解釋是：“相机还是犯忌讳，手机他们自己（僧人）都用，所以没事”（FN16-02）2。同时，尊重当地文化的游客会通过表达对违禁行为的反对来实现认同感，例如“我提醒了他，也算为西藏尽一点自己的责任”（T08-11）。 宗教旅游通过感官、情感、思考和行动等体验影响游客心境，进而影响游客行为意向[38]。通过纠正游客行为，宗教文化旅游实现了一个中和地带，一个旅游者的文化责任行为场域。旅游者是一般现代人的代表，对神灵的情感在历史变迁中由恐惧和崇拜转化为敬畏和尊重，而敬畏情绪正可以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39]，从而在情感层面影响游客行为，并激发其将保护意识与行为贯穿旅程。例如，“在寺庙里的经历就像给我们上了一课，让你意识到西藏的神圣不是表面的，你要把它放在你的整个骑行之中”（T01-34）。
5.2 从宗教祛魅到旅游再赋魅
从宗教禁忌到旅游禁令，这一过程蕴含着从神话到文化;从巫/宗教文化到现代文化;从对超自然力量的迷思到现代文化信仰，以及人类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塔布的本原特征是“物化了的恐惧”，这一恐惧分化为两种形式：崇拜和恐惧[2]。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要依照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进行管制或约束，才不会得罪神灵[40]。随着科学和理性发展，正如西方哲学家指出的，情感成为信仰的新形式[41]。
韦伯认为，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价值被祛魅的过程[42]。旅游中，从禁忌到禁令的形式变化，禁忌中神之权威感降低，而道德和文化则对禁令进行了再赋魅。从西藏旅游的禁令中可以发现“塔布空间”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首先是对东道主地文化风俗的尊重与保护的精神氛围。随着神话色彩的减少，行为约束力从对神的恐惧转变为对文化的尊重，对东道主居民的尊重逐渐取代对神的崇拜而成为遵守禁令的重要原因。第二是对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与一般商业表演中禁止录像的原因类似，宗教文化空间内的表演禁止录像和未经授权的传播也存在产权保护的原因。第三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则，例如宗教空间内的触摸禁令和禁用闪光灯的禁令。第四是对东道主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守则，例如不可随意丢弃脏物和不可随意采摘圣地的植物。实际上，这一原因从禁忌产生之初就已潜在地存在于对自然之神的敬畏之中，Colding和Folke认为“禁忌通常引导着人们与自然环境相处的方式”，并将这种禁忌称为“资源与栖居地禁忌”[43]。
6 结论与讨论
6.1 “塔布空间”中的旅游体验与遗产保护
首先，“塔布空间”及其氛围是宗教文化目的地的独特吸引力来源，因其对游客的规训而产生本真性的体验。以往研究揭示了宗教文化旅游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性：一方面，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和对“神圣”的想象是游客前往西藏等地的旅游动机[44-45];另一方面，宗教的发展离不开包括资本在内的世俗力量的护航[46]，这又导致了自身神圣性的消减。本研究以禁忌为切入点，指出宗教文化型目的地的“塔布空间”正是因保有自身文化而营造了由禁而魅的旅游体验。
第二，“塔布空间”建构起了旅游者的文化责任行为场域，在行为和心理层面激发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参与保护。西藏旅游中连绵不断的宗教场会迫使旅游者虑及规矩禁忌并约束自我行为以避免成为场中异调[47]，本研究对这一约束空间进行实证探索。以往研究指出有必要增加宗教场所旅游者的研究[48]，本研究审视了“塔布空间”内旅游者作为体验者、被规训者和遗产保护者的多重角色，分析了禁忌之下旅游者行为具有的遗产保护意义。
第三，“塔布空间”是东道主的自我保护空间与基点。通常，商业渗透促使民族仪式转向世俗化，传统仪式实践被村民当作赚钱和娱乐的工具[49]，西藏旅游研究者也指出藏人易受外来话语和表征的影响[50]。本研究从相反的角度揭示了当地人在反抗文化商业化中的空间机制，该空间不仅以强烈的禁忌力量保护了自身的文化遗产，也通过创造一种浓缩的文化氛圍，使其精神贯穿于西藏旅游的全程，成为西藏作为东道主保护自我传统文化的基点。
6.2 现实意义
旅游体验与宗教文化保护是共同进退的关系，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有可能影响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也会消极影响游客体验[51]。在此背景下，需要寻找遗产保护与体验消费的均衡，“塔布空间”可成为一种为宗教文化遗产地兼顾体验营造与文化保护的机制。
首先，可从意义共契出发有效促进旅游者的文化责任行为。张朝枝指出，遗产的多重属性决定了遗产责任的多元性[52]。文化遗产为当地群体提供认同感[53]，对于旅游者来说则是当地本真性的体现，对其保护的责任也存在于主客多方。当前的一些旅游开发方式对佛教不尊重，甚至违反了佛教教义[54]，这不仅损害了当地文化，也影响了旅游体验，因此以禁忌的多元意义出发，以东道主的宗教情感与游客尊重情感驱动下对宗教禁忌的意义共契为基础，可发挥禁忌的文化功能，形成主客责任合力。
其次，西藏文化的特殊性使其不适合博物馆保存，而是原地保存[55]，原地保存的社会基础是参与主体对行为规则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遗产的保护最初来自对神灵的敬畏[56]，而现代社会的大众游客并不简单遵从宗教的规训力。因此，面对多文化和多信仰来源的旅游者，目的地应充分贯穿禁忌的文化影响力和道德约束力，同时使游客通过民族文化遗产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57]，加强其知识意义。因此，需要在出行前的文化培育和行程中的文化背景营造等方面建构起文化熏陶和行为规范，实现生动的保存保护机制。
最后，以禁忌为基础建构体验应注重精神氛围场营造，避免粗暴的禁令传达方式。禁忌场是宗教文化地文化力量的集中体现，也是旅游过程中文化意义的浓缩空间，可通过情感与认知双重建构和调适后的行为纠正令，使游客对禁令的遵守能够基于氛围体验的文化融入感;渗透于文化参与和基于共识的主客互动，实现于文化责任行为，最终促进旅游者体验和东道主文化遗产保护的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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