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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身居政府要位，又在经济领域如此神通，难免让人怀疑其利用职权敛财，因此其财产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有声音说，宋子文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其资产是天文数字。1947年重庆出版的《工商时报》刊载文章说，“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有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1948年《工商天地》则写道：“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在国外，说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声音亦甚嚣尘上，《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长期以来，美国人批评蒋介石抗战不力，说宋子文藉国难贪污美援，发国难财，直到20世纪，美国权威媒体依然持这种论调。《纽约时报》称宋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宋在1942年出任外交部长，成为争取美援的能手。他藉掌控中国财政之便，购买包括通用汽车及杜邦公司在内的大批外国公司股票。”
“宋子文是世界首富”乃谣传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引自1985年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叙述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听说宋家倒卖通过租界法案所得物资牟利的传闻后震怒，下令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发现宋子文“在开始政治生涯时，只有薄弱之资，但是到了1943年1月已聚敛了7000多万美元之多。”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原文出处，可是紧接着，西格雷夫说道：“调查局指出，日本曾在战时指责宋子文在大通银行或者纽约花旗银行存放7000万美元，这些传闻一向被认为仅仅是日本的宣传品。”显然，《华尔街日报》有断章取义之嫌。
美国联邦调查局确曾向上述两个银行展开调查，该调查一直是美国机密，直到1983年才解密，解密文件证实，上述消息确实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
日本战时政治宣传之所以乐衷于指责宋子文贪腐，有两个原因，其一，宋领导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币制改革对支持中国的长期抗日贡献甚巨；其二，宋长期驻美负责为中国抗日争取美援。将宋子文塑造成一个贪腐无度的形象，不但可以打击国人对经济改革的信心，更可影响到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
宋子文算不算有钱
“四大家族”富可敌国可谓家喻户晓。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陈伯达所说，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随着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人们已知蒋家、陈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而宋美龄私人遗产也不多，2003年10月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其遗产仅有10多万美元。那么，宋子文的家底究竟有多少？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储存的宋子文档案记载，宋子文在1945年春季曾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应答各方责难。事先他征求了包括时为律师后为国务卿的杜勒斯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意见，他们一致建议保持沉默，以免造成事态的扩大与渲染。但宋子文还是接受友人科尔伯格的建议，由宋授权美国政府公布他在美国的财产状况。在宋氏档案中，有宋子文的财产文件，1940年左右，宋的银行存款及股票以及父母赠予的遗产计为270多万美元。
1940年代宋子文就有价值约270万美元的财产，那么这笔钱多吗？可以与当时的中国富豪们比较一下。据近代史专家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一书记载：在1950年代“三反五反”运动中，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将一批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定为守法户，并在政务会议上举一位大工商业家为例说：“他对国家的负担有一千亿（引者注：指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元），违法虽然不小，但与一千亿比起来，那是很小的。”“我们办事要公道。”当时上海富豪在经历了金圆券等风波后仍拥有大约新人民币1000万的资产。为了对比40年代270万美元与1000万人民币购买力，粗糙的用40、50年代黄金兑换价格来换算比较，宋子文的270万美元大约等于600万左右新人民币。可见宋子文相比当时的中国富豪，并算不上特别有钱。
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宋子文身为财政部长，掌控经济大权，于是在人们眼中成了最大的“贪污犯”，捞得好处无数，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有很多人攻击宋子文营私舞弊，发国难财。
宋舞弊之说，是从宋与蒋的政治与姻亲关系推论而来的。但实际上，蒋宋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尤其是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期，蒋需要大量军费，而宋以预算及会计程序为由加以限制，双方时起争执，后来又为史迪威事件大起冲突。蒋痛恨军政大员不法牟利之事（如汤恩伯及孔祥熙），日记中多有批评，但却并无指责宋贪污之文字，抗战之后，蒋甚至在一次国民党会议上宣传：“宋子文并不会贪污，如果说见了贪污而不查，这是我的责任。”
对于宋子文的批判还是集中在贪污美援的问题上。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在1950年，美国国内在检讨失去大陆时，怪罪到“四大家族”的头上，国会为此同意举行听证会调查宋子文的财产，宋子文表示同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但他的律师认为宋子文没有必要公开财产。在宋子文的一些好友以及被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帮助下，美国国会对宋子文财产调查的听证会不了了之。不过，正如上文提到，杜鲁门还是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宋、孔财产展开了秘密调查。
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公认的足以说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宋子文究竟有没有以权谋私，就现有资料而言，尚无确凿证据。当然，在许多资料尚未解密的情况下，对此事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宋被世人怀疑，也是情理中事，其中既有时代因素，如日本宣传之构陷；也有人为原因，如宋长期兼营公私重职，却未谨慎、明确地划分公私界线。
在国外，说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声音亦甚嚣尘上，《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长期以来，美国人批评蒋介石抗战不力，说宋子文藉国难贪污美援，发国难财，直到20世纪，美国权威媒体依然持这种论调。《纽约时报》称宋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宋在1942年出任外交部长，成为争取美援的能手。他藉掌控中国财政之便，购买包括通用汽车及杜邦公司在内的大批外国公司股票。”
“宋子文是世界首富”乃谣传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引自1985年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叙述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听说宋家倒卖通过租界法案所得物资牟利的传闻后震怒，下令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发现宋子文“在开始政治生涯时，只有薄弱之资，但是到了1943年1月已聚敛了7000多万美元之多。”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原文出处，可是紧接着，西格雷夫说道：“调查局指出，日本曾在战时指责宋子文在大通银行或者纽约花旗银行存放7000万美元，这些传闻一向被认为仅仅是日本的宣传品。”显然，《华尔街日报》有断章取义之嫌。
美国联邦调查局确曾向上述两个银行展开调查，该调查一直是美国机密，直到1983年才解密，解密文件证实，上述消息确实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
日本战时政治宣传之所以乐衷于指责宋子文贪腐，有两个原因，其一，宋领导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币制改革对支持中国的长期抗日贡献甚巨；其二，宋长期驻美负责为中国抗日争取美援。将宋子文塑造成一个贪腐无度的形象，不但可以打击国人对经济改革的信心，更可影响到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
宋子文算不算有钱
“四大家族”富可敌国可谓家喻户晓。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陈伯达所说，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随着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人们已知蒋家、陈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而宋美龄私人遗产也不多，2003年10月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其遗产仅有10多万美元。那么，宋子文的家底究竟有多少？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储存的宋子文档案记载，宋子文在1945年春季曾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应答各方责难。事先他征求了包括时为律师后为国务卿的杜勒斯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意见，他们一致建议保持沉默，以免造成事态的扩大与渲染。但宋子文还是接受友人科尔伯格的建议，由宋授权美国政府公布他在美国的财产状况。在宋氏档案中，有宋子文的财产文件，1940年左右，宋的银行存款及股票以及父母赠予的遗产计为270多万美元。
1940年代宋子文就有价值约270万美元的财产，那么这笔钱多吗？可以与当时的中国富豪们比较一下。据近代史专家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一书记载：在1950年代“三反五反”运动中，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将一批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定为守法户，并在政务会议上举一位大工商业家为例说：“他对国家的负担有一千亿（引者注：指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元），违法虽然不小，但与一千亿比起来，那是很小的。”“我们办事要公道。”当时上海富豪在经历了金圆券等风波后仍拥有大约新人民币1000万的资产。为了对比40年代270万美元与1000万人民币购买力，粗糙的用40、50年代黄金兑换价格来换算比较，宋子文的270万美元大约等于600万左右新人民币。可见宋子文相比当时的中国富豪，并算不上特别有钱。
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宋子文身为财政部长，掌控经济大权，于是在人们眼中成了最大的“贪污犯”，捞得好处无数，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有很多人攻击宋子文营私舞弊，发国难财。
宋舞弊之说，是从宋与蒋的政治与姻亲关系推论而来的。但实际上，蒋宋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尤其是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期，蒋需要大量军费，而宋以预算及会计程序为由加以限制，双方时起争执，后来又为史迪威事件大起冲突。蒋痛恨军政大员不法牟利之事（如汤恩伯及孔祥熙），日记中多有批评，但却并无指责宋贪污之文字，抗战之后，蒋甚至在一次国民党会议上宣传：“宋子文并不会贪污，如果说见了贪污而不查，这是我的责任。”
对于宋子文的批判还是集中在贪污美援的问题上。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在1950年，美国国内在检讨失去大陆时，怪罪到“四大家族”的头上，国会为此同意举行听证会调查宋子文的财产，宋子文表示同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但他的律师认为宋子文没有必要公开财产。在宋子文的一些好友以及被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帮助下，美国国会对宋子文财产调查的听证会不了了之。不过，正如上文提到，杜鲁门还是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宋、孔财产展开了秘密调查。
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公认的足以说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宋子文究竟有没有以权谋私，就现有资料而言，尚无确凿证据。当然，在许多资料尚未解密的情况下，对此事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宋被世人怀疑，也是情理中事，其中既有时代因素，如日本宣传之构陷；也有人为原因，如宋长期兼营公私重职，却未谨慎、明确地划分公私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