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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世界对话
中国共产党仍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政党，也是令西方世界态度较为矛盾的政党。一方面，由于习惯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它仍经常被视为僵化、保守的代名词，但也如法国《世界报》所说，“今天再也不能把中共政府描绘成另一个时代信条中过时的、已废弃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的老人政府。”
无论如何，这个执政党的成功之道，已被总结为善于学习与调整，将传统与现代、国际与国内结合，顺势应变。
当本届中共领导集体走上前台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章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世界对这个故事的关注和期待也许更为急迫。
在“展示我党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要求之下，这种尝试被总结为——“用国际通用的话语和外国受众能够接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形式和说法，把我们党的事情讲清楚、说精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郭业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谁能收到幸运邮件
当汤加国民议会议员西提文尼·哈拉普阿收到来自中国的邮件时，他第一反应是：“一定是弄错了！也许是发错了人。”
这封邮件邀请他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收到第二封邮件，他才确定自己真的被邀约，忍不住惊呼“太幸运了”！
2014年9月3日，来自30个国家的近60位研究者聚集北京，受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邀请参加“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担任大会主席的郭业洲将这场“对话”称为“新的尝试”。
“无论是参会规格还是研讨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参与筹办此次对话会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综合协调处处长杨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包括发出邀请、讨论议题和确认参会行程，我们向海外发送了1000多封邮件，很多学者临上飞机都还在和我们沟通。”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费立民教授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亦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受邀参会的“荣幸”——他自1973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78年，曾亲眼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如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而这一次，中国正在进行新的全方位改革”。
根据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介绍，“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对话会，邀请参会嘉宾时我们就考虑到学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既有发达国家的专家，也有第三世界的学者；既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和学术‘大腕’，也有近年来在中国和中共问题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既有政要和资深学者，也有国际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我们希望参会者更具广泛代表性。”
这些收到“幸运邮件”的“幸运儿”中，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教授彭轲在3个月里第二次受邀参加此类研讨，并受到中共高层会见。
此前的2014年6月11日，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在丹麦举办了“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来自欧洲各国的20多位中国和中共问题研究学者参加，彭轲是受邀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之一。正在丹麦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研讨会并与学者们座谈。
欧洲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会上介绍了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果，正如刘云山在讲话中所说，“许多观点富有见地，特别是就进一步研究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设性意见。”
刘云山则以“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长期从事党建工作的中共党员”，提出了“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维度：历史的维度、人民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实践的维度、世界的维度。
他表示，“研究中国，如果不到中国，不深入了解中国，研究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会是南辕北辙。同样，研究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接触，结果也会是南辕北辙。所以，我们热情欢迎大家到中国去，也愿意为大家提供协助。”
也就是说，欢迎研究者到中国寻找“了解回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彭轲回想30多年前在北大学习时，课后想与同班同学交流还不是很方便；20多年前，他到中国调研，向有关部门申请访谈民众，被婉拒。
但这一次，与刘云山座谈的3个月之后，他又因“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见面。
应该和外国人谈什么
2014年9月3日的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脱稿演讲，说“中国发展受世界瞩目，世界需要听到来自中共直接的、一手的声音”。
郭业洲向本刊记者介绍说，“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是“我们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工作在多年实践总结的基础上，策划举办的一次主题活动”。
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苏傲古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这次对话具有历史意义。”
他与中国“触电”可追溯至28年前，曾先后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现在，他担任马德里全球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室主任，主持一个“对话中国”的项目。
在苏傲古看来，尽管近1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加强和密切，但都无法和这次对话相比——“这一次，中国共产党和世界直接对话，而全世界都已准备好聆听！”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自2012年开始举办“多边对话会”，作为品牌活动，这是第三届。
此次对话会的主题则聚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改革。
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正男向本刊记者表示，“当苏联解体以后，我非常关心跟苏联不一样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中国可不可以创新跟苏联和东欧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转型以及发展模式。”
“国际社会到底对我们关注什么？如何把大家对党的关注、尤其是反腐倡廉，与我们的改革结合起来？最终，我们决定将主题定为‘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介绍，选用“执政党”的表述也是有深意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最终，这次对话会的行程安排为9月2日晚冷餐会、3日开幕并进行分议题讨论、4日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见，并走进中纪委，5日进行大会总结并闭幕。
在北京的对话会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区长王少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党支部书记支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等成为嘉宾，选择标准是：必须对改革决策的过程很了解，使交流时不仅有宏观理论，还有实践案例。
比如，西城区是北京核心区，金融文化很有特色；高碑店则是城乡结合部，可以作为城乡差异和新型城镇化的观察点。
走进中纪委
“走进中纪委”活动让外国学者们感到意外和惊喜。
“很多人没想到能在中纪委这么繁忙的时候，还能让我们走进中纪委。”费立民说，“中纪委向我们全面介绍了其所有的工作程序和做法，这是非常有用的。我相信，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细节，更好地了解他们。”
马达里来加—欧洲学院基金会执行主任皮埃尔·德福安表示，允许外国人走进中纪委实地参访，是中共着力打造新形象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共的自信，也称得上是一次“解密之旅”。
李正男则说：“中纪委通过一年半的反腐败活动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个人很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以及中纪委将推进的改革方向。”
“有些参会学者问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和我们对话？外交部的渠道是不是已经足够了？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维性——在这个时代，每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都有了更多的发声，仅仅靠使馆、报纸或电视台是不够的。”苏傲古说。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研究者，他说：“相比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国共产党所治理的中国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和国家规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条件。”
作为这个道路中的重要一条，“逐步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国的特色，或者说是优势。中国共产党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文化发展，与其他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也是更加全面和更富有经验的。”
而面对挑战，“中国模式可以理解为一个系统，这就意味这个系统里有自我净化功能——毋庸置疑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挑战，意味着这个党必须不断保持警惕，不停发展、不断现代化。”苏傲古说。
边走边看边讲故事
北京的会议结束后，“对话会”还安排了外国学者们到山东，三天行程一半在曲阜，一半在青岛。
郭业洲说：“考察调研活动在内容上聚焦当前地方深化改革实践取得的新进展与出现的新矛盾，地方党委政府协调各方利益、凝聚改革共识，实现社会善治的新做法等议题。”
在形式上，有曲阜孔府举办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主题沙龙，在青岛考察活动中嵌入问答研讨环节，进行“主题研讨式传播”尝试。
这些外国研究者还与当地民众共进晚餐、共跳广场舞，尝试了“个性化体验式传播”。
外国研究者的反馈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领导提倡的重点：“很多学者表示，在曲阜农村与孔子的后代喝着‘孔子酒’，与村民共跳广场舞，感受到他们‘彬彬有礼’，真正体会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老百姓言行举止的影响。”郭业洲说。
其二是外国研究者认为，把曾经阅读和讨论过的有关改革的文件具体化、形象化，“看到了各部门各地区是如何全员参与改革的。”
外国研究者的第三个感触是：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中共治理国家的能力，在改革进程中，从顶层设计到最基层的社会治理，中共的作用“润物细无声”。
“山东是经济大省，同时也是文化大省。”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一楠向 《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那里还有不少创新的点。”通过在山东的实地考察，可以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影响。西方文化往往过度信赖制度管理，对于传统文化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效用却是我们东方文化的特色和优势。”
“我们希望这些外国学者在与中国地方官员、普通民众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中，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座谈问答不预设问题，回答问题时谁更熟悉情况就请谁讲。每一处活动，交流的时间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孙一楠说，“我们地方的领导干部回答得既有政策水平，也很坦诚。”
不过，这群外国专家对中国的情感和接受度或许是超出想象的。
来自阿根廷的马豪恩告诉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陪同人员，他在北京时晚上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禁热泪盈眶。因为他父亲曾在驻华大使馆任武官，1979年到1982年间他就在朝阳区的55中上学。
总之，中共与世界交流的“自信自觉”让世界惊喜。来自丹麦的青年学者何青山在“对话会”闭幕后总结说：“中国俗语说山高皇帝远，但现在我了解到，党就在中国老百姓身边。”
中国共产党仍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政党，也是令西方世界态度较为矛盾的政党。一方面，由于习惯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它仍经常被视为僵化、保守的代名词，但也如法国《世界报》所说，“今天再也不能把中共政府描绘成另一个时代信条中过时的、已废弃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的老人政府。”
无论如何，这个执政党的成功之道，已被总结为善于学习与调整，将传统与现代、国际与国内结合，顺势应变。
当本届中共领导集体走上前台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章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世界对这个故事的关注和期待也许更为急迫。
在“展示我党良好国际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要求之下，这种尝试被总结为——“用国际通用的话语和外国受众能够接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形式和说法，把我们党的事情讲清楚、说精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郭业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谁能收到幸运邮件
当汤加国民议会议员西提文尼·哈拉普阿收到来自中国的邮件时，他第一反应是：“一定是弄错了！也许是发错了人。”
这封邮件邀请他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收到第二封邮件，他才确定自己真的被邀约，忍不住惊呼“太幸运了”！
2014年9月3日，来自30个国家的近60位研究者聚集北京，受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邀请参加“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担任大会主席的郭业洲将这场“对话”称为“新的尝试”。
“无论是参会规格还是研讨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参与筹办此次对话会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综合协调处处长杨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包括发出邀请、讨论议题和确认参会行程，我们向海外发送了1000多封邮件，很多学者临上飞机都还在和我们沟通。”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费立民教授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亦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受邀参会的“荣幸”——他自1973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78年，曾亲眼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如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而这一次，中国正在进行新的全方位改革”。
根据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介绍，“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对话会，邀请参会嘉宾时我们就考虑到学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既有发达国家的专家，也有第三世界的学者；既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和学术‘大腕’，也有近年来在中国和中共问题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既有政要和资深学者，也有国际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我们希望参会者更具广泛代表性。”
这些收到“幸运邮件”的“幸运儿”中，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教授彭轲在3个月里第二次受邀参加此类研讨，并受到中共高层会见。
此前的2014年6月11日，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在丹麦举办了“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来自欧洲各国的20多位中国和中共问题研究学者参加，彭轲是受邀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之一。正在丹麦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研讨会并与学者们座谈。
欧洲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会上介绍了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果，正如刘云山在讲话中所说，“许多观点富有见地，特别是就进一步研究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设性意见。”
刘云山则以“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长期从事党建工作的中共党员”，提出了“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维度：历史的维度、人民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实践的维度、世界的维度。
他表示，“研究中国，如果不到中国，不深入了解中国，研究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会是南辕北辙。同样，研究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接触，结果也会是南辕北辙。所以，我们热情欢迎大家到中国去，也愿意为大家提供协助。”
也就是说，欢迎研究者到中国寻找“了解回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彭轲回想30多年前在北大学习时，课后想与同班同学交流还不是很方便；20多年前，他到中国调研，向有关部门申请访谈民众，被婉拒。
但这一次，与刘云山座谈的3个月之后，他又因“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见面。
应该和外国人谈什么
2014年9月3日的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脱稿演讲，说“中国发展受世界瞩目，世界需要听到来自中共直接的、一手的声音”。
郭业洲向本刊记者介绍说，“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是“我们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工作在多年实践总结的基础上，策划举办的一次主题活动”。
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苏傲古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这次对话具有历史意义。”
他与中国“触电”可追溯至28年前，曾先后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现在，他担任马德里全球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室主任，主持一个“对话中国”的项目。
在苏傲古看来，尽管近1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加强和密切，但都无法和这次对话相比——“这一次，中国共产党和世界直接对话，而全世界都已准备好聆听！”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自2012年开始举办“多边对话会”，作为品牌活动，这是第三届。
此次对话会的主题则聚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改革。
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正男向本刊记者表示，“当苏联解体以后，我非常关心跟苏联不一样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中国可不可以创新跟苏联和东欧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转型以及发展模式。”
“国际社会到底对我们关注什么？如何把大家对党的关注、尤其是反腐倡廉，与我们的改革结合起来？最终，我们决定将主题定为‘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介绍，选用“执政党”的表述也是有深意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最终，这次对话会的行程安排为9月2日晚冷餐会、3日开幕并进行分议题讨论、4日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见，并走进中纪委，5日进行大会总结并闭幕。
在北京的对话会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区长王少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党支部书记支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等成为嘉宾，选择标准是：必须对改革决策的过程很了解，使交流时不仅有宏观理论，还有实践案例。
比如，西城区是北京核心区，金融文化很有特色；高碑店则是城乡结合部，可以作为城乡差异和新型城镇化的观察点。
走进中纪委
“走进中纪委”活动让外国学者们感到意外和惊喜。
“很多人没想到能在中纪委这么繁忙的时候，还能让我们走进中纪委。”费立民说，“中纪委向我们全面介绍了其所有的工作程序和做法，这是非常有用的。我相信，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细节，更好地了解他们。”
马达里来加—欧洲学院基金会执行主任皮埃尔·德福安表示，允许外国人走进中纪委实地参访，是中共着力打造新形象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共的自信，也称得上是一次“解密之旅”。
李正男则说：“中纪委通过一年半的反腐败活动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个人很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以及中纪委将推进的改革方向。”
“有些参会学者问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和我们对话？外交部的渠道是不是已经足够了？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维性——在这个时代，每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都有了更多的发声，仅仅靠使馆、报纸或电视台是不够的。”苏傲古说。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研究者，他说：“相比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国共产党所治理的中国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和国家规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条件。”
作为这个道路中的重要一条，“逐步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国的特色，或者说是优势。中国共产党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文化发展，与其他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也是更加全面和更富有经验的。”
而面对挑战，“中国模式可以理解为一个系统，这就意味这个系统里有自我净化功能——毋庸置疑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挑战，意味着这个党必须不断保持警惕，不停发展、不断现代化。”苏傲古说。
边走边看边讲故事
北京的会议结束后，“对话会”还安排了外国学者们到山东，三天行程一半在曲阜，一半在青岛。
郭业洲说：“考察调研活动在内容上聚焦当前地方深化改革实践取得的新进展与出现的新矛盾，地方党委政府协调各方利益、凝聚改革共识，实现社会善治的新做法等议题。”
在形式上，有曲阜孔府举办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主题沙龙，在青岛考察活动中嵌入问答研讨环节，进行“主题研讨式传播”尝试。
这些外国研究者还与当地民众共进晚餐、共跳广场舞，尝试了“个性化体验式传播”。
外国研究者的反馈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领导提倡的重点：“很多学者表示，在曲阜农村与孔子的后代喝着‘孔子酒’，与村民共跳广场舞，感受到他们‘彬彬有礼’，真正体会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老百姓言行举止的影响。”郭业洲说。
其二是外国研究者认为，把曾经阅读和讨论过的有关改革的文件具体化、形象化，“看到了各部门各地区是如何全员参与改革的。”
外国研究者的第三个感触是：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中共治理国家的能力，在改革进程中，从顶层设计到最基层的社会治理，中共的作用“润物细无声”。
“山东是经济大省，同时也是文化大省。”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一楠向 《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那里还有不少创新的点。”通过在山东的实地考察，可以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影响。西方文化往往过度信赖制度管理，对于传统文化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效用却是我们东方文化的特色和优势。”
“我们希望这些外国学者在与中国地方官员、普通民众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中，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座谈问答不预设问题，回答问题时谁更熟悉情况就请谁讲。每一处活动，交流的时间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孙一楠说，“我们地方的领导干部回答得既有政策水平，也很坦诚。”
不过，这群外国专家对中国的情感和接受度或许是超出想象的。
来自阿根廷的马豪恩告诉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的陪同人员，他在北京时晚上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禁热泪盈眶。因为他父亲曾在驻华大使馆任武官，1979年到1982年间他就在朝阳区的55中上学。
总之，中共与世界交流的“自信自觉”让世界惊喜。来自丹麦的青年学者何青山在“对话会”闭幕后总结说：“中国俗语说山高皇帝远，但现在我了解到，党就在中国老百姓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