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已经过去了87周年，那是中国人14年抗战的开始。今天，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本来面貌和全过程，文献都有大量记载，事实已然清楚。然而，当我最近重读当时人的文字，读到他们在“九一八”当晚和第二天的记载时，“九一八”的情形就会浮现眼前。让我们回首“九一八”之夜，感受和记住那个屈辱的日子。
　　一
　　87年前的9月18日，世界似乎很平静，白天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新闻。在中国，有两件事还算引人注目。一件是《新天津报》因误用电通社所发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江西被谋杀的消息，读者震惊，引发天津市政当局恼怒，当天即将此报查禁，勒令停刊。另一件则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军政要员的陪同下，登上“永绥号”战舰，他要亲赴江西，督师剿共。
　　那一天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刚刚下过一场雨，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上了军舰，溯江西行。
　　晚上的北平，中和戏院正在上演梅兰芳的《宇宙锋》，是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打胜中原大战一周年。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多日的张学良，也偕夫人于凤至前来看戏。
　　入夜的沈阳，秋凉如水。日本关东军兵分两路，逼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晚上10时许，茫茫长江上的蒋介石还在为前方剿共失利头疼不已，他摊开日记这样写道：“对匪决取包围策略。”正当蒋介石面对日记已想好围剿红军的战略决策之时，10时15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突然发生爆炸，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小段，诬称中国军人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开始向北大营东北军驻地发动全面进攻。
　　此时，北平的中和戏院里座无虚席，梅兰芳的《宇宙锋》演出也进入高潮。细心的看剧人发现，张学良的座位上已经空空如也。据汤纪涛《张学良二三事》一文的介绍：观剧中途，张学良听到侍卫副官谭海前来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同时命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并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还急召顾问端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也电告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
　　二
　　“九一八”之夜，致使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同时也成为东北军不抵抗的标志。
　　其实，说北大营东北军在“九一八”之夜完全不抵抗是不客观的，因为王铁汉所率领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第620团曾奋起还击，后世曾誉其为“打响14年抗战第一枪”。为了解620团当晚反击的内幕，我曾托人在台湾淘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王铁汉先生访问记录》，这是当年王铁汉的口述史，详细地记述了620团反击的事实。当夜，王铁汉的620团在北大营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四百余人，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四十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十九日上午五时。本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十九人。次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公布‘日军死伤一百二十余名’，乃是为了扩大‘中国军队滋事’的反宣传，并不确实”。
　　在沈阳，“九一八”之夜和第二天凌晨，拒绝不抵抗命令，开始对日反击的，不独王铁汉的620团，还有东北讲武堂部分学员和城内公安警察部队。尤其是2000余名沈阳警察在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凤岐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三天后退出沈阳城。沈阳的警察部队遂为“九一八”事变中抵抗最坚决，最令国人骄傲的抗日力量。
　　在沈阳，断续的枪炮声，让全城几乎无人入睡。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毓黻那天晚上应文学专修科毕业同人王敬生之邀，于鹿鸣春吃过饭回到家中。他当晚的日记这样记述道：“夜间十时，枪声大作，后则炮声隆隆，达旦稍息。吴仲贤以电话见告，余自梦中惊起，始悉日军向北郊兵营，业已占领，商埠警察局亦被占，情形之严重，殊出不测。余不能成寐，坐以待旦。一月以来，日本各界昌言出兵占据满洲，报纸宣传，有箭在弦上之势。我方之应付稍形迂缓，且鲜负责之人，以致演成今夜之情形，思之不禁愧愤！”从金毓黻日记中的这段话可见，当时中国政府以及东北军对日军警惕不高，应对事变能力有限，更没有人站出來领袖群伦，有力有节地处理此事，以致形成一片混乱。
　　沈阳的战火燃烧之际，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还行驶在茫茫长江上，直到第二天凌晨，蒋介石才接到张学良关于东北事变的电报：“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在沈阳的兵工厂。”这时蒋介石才得知，就在他离开南京的当晚，“九一八”事变爆发。
　　三
　　与此同时，许多知名的爱国学者则对“九一八”事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愤慨和反思。
　　第二天，胡适知道了沈阳的事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与胡适同时，在北京的著名学者顾颉刚也知悉了头天夜晚发生在沈阳的大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怀着悲愤之心情写道：“日本兵于昨晚占领辽宁。以彼之处心积虑，自是迟早必有之事。以中国人之不争气，即使人不来亡我，我亦自亡。譬如第三期肺病人，终于一死，死回可悲，但有何法挽回之乎！遥想健常闻之，又不知将如何悲愤矣。”
　　著名学者黄侃当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他那几天都上医院看望病人。他是在20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突闻十八夕十九晨辽东倭警，眦裂血沸，悲愤难宣。”并作《闻警》诗：“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过。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还自注曰：“自此作诗不用‘日本’二字。”同时在给时局的三条建议中说：“直接致亡，间接致亡及临难苟免，及事后却责，皆应由国人诛之，如辽东官吏、军人。”
　　与这些爱国学者不同的是，此时围绕溥仪左右，正在做复辟梦的郑孝胥则表现了出奇的冷静。他在19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诣行在。日本《朝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此次战事起于八月七日，即西历九月十八日。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作字。过弢庵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往询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对照金毓黻的愧愤、胡适的忧虑、顾颉刚的悲愤，郑孝胥事不关己般的不动情，则越发显示了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国格与人格的尊卑高下。时过86年，我们重读这些文字，回首“九一八”之夜，对应今天中日之情势，世界之情势，仍能给人以深刻之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