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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经济公正是现代经济学的重大关切问题，为社会公正而呐喊是经济学家的天职。公平正义的严重匮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道德总根源。因此。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就是要不断地推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此，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现代企业文化，以企业公正带动全社会的经济公正和政治公正，进而重塑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为民主法治建设夯实伦理基础。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和防范金融危机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关键词]金融危机；社会公正；经济公正；民主法治；伦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1-0009-04
一、引 言
去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界、民间组织都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拯救之道。有识之士(含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危机的表层原因是发端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所谓“金融创新”的极端化所致，是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出了问题或法律法规不健全所致，但其深层原因则是普遍的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金融界、企业界之掌门人的诚信和公正问题，或官商合流的腐败和不公正问题，因此，在金融危机催化之下，社会公正或公平正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今得以令人瞩目地走上经济学论坛的前台。就中国学界而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怀疑自己以往一直秉持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合理性了，开始逐步认同当代世界前沿的伦理学理论关于公平正义乃“首要价值”的科学结论了。人们不能不承认，正是公平正义的反面——腐败和不公正酿成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一切社会危机的恶果，而解决此类危机的治本之策、实现和谐发展的根本之道，只能是诉诸民主法治的社会政治制度，以保障社会公正原则的真正落实。在公正稀缺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之加大经济投入、加大经济干预力度之类的非市场行为，终究属于“救急不救穷”之举，其所收获的至多是短期的治标之功，稍有不慎就会促成新的经济泡沫，埋下更深的经济危机。其所以如此，盖因社会公正或公平正义，实乃当今世界一切经济管理、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的根本道德原则也。要救市，更要救世道、救人心，彻底拯救不公正的世道人心!
二、“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Tohn RaMs,1921-2005)有句名言：“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一论断如今几乎成为各国政治家共同的治国理念。罗尔斯的代表作《公正理论》(ATheory of ILlstlce,通常被译为《正义论》)初版于1971年。此书甫一问世，便轰动世界。有人因此把罗尔斯同康德、亚当·斯密、密尔等人相提并论，称之为20世纪的洛克，断言“20世纪余下的时间将由他的思想来决定，就像亚当·斯密和洛克的思想决定了19世纪一样”。事实上岂止如此，罗尔斯40年前提出的关于公正乃首要价值的正义思想，看起来至少还要决定或影响21世纪的人类社会，特别是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汉语中经常讲到“公正”、“公平”、“公道”、“正义”、“正直”。还有“公义”、“公允”、“中正”，等等，其意大体相当于英文中的“justice”，“faiFl2ess”，“right”，“im—partiality”,“equity”等等。无论中外，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人性的必然追求，承载着人类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2007年3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借用罗尔斯的名言提出，“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首要价值，就是最重要的价值、第一位的价值了，或者叫做核心价值。2007年10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更进一步提出，要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在这里。胡锦涛实际上界定了公平正义这一首要价值的基本内涵，即通过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实现自由平等之类的公民权利。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的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确定为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之首了。
罗尔斯的“首要价值”论和中国领导人的最新治国理念之合理性和科学性，皆直接奠基于人类道德文明和中西伦理学说的宝贵遗产。
公正价值的历史根据
简单说来，中西伦理思想史表明，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古希腊人认为公正是“全德”、“至德”，并且提出了“公正即和谐”的古老命题。华夏先民之追求仁义道德，也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儒家经典的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说的就是从人的内心和谐到社会和谐的贯通可以构成和谐世界。总之，东西方文化传统都认为，社会和谐与道德公正是二而一的统一体；唯公正社会，才有社会和谐可言。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华夏先民的公正追求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过经典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先秦思想家苟子对“天下为公”的解释是：“贵公正而贱鄙争”，“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几千年来，作为社会批判的道德尺度，“天下为公”始终承载着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
公正的一般含义
公正是古往今来人类共同追求的首要价值，但公正的内涵却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正如著名法学家凯尔森所说：
“‘什么是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没有任何问题像公正这样一直充满如此热烈的争论，没有任何问题像公正这样令人为之流血洒泪，也没有任何问题像公正这样得到从柏拉图到康德诸多杰出思想家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问题迄今未曾有过最终答案。看起来，公正是人类智慧只能努力推进而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哲学问题。”
那么，就当代人类社会而言，究竟何谓公正呢?
一般说来，公正就是要确定人们应有哪些权利，从而确保人们受到合乎权利要求的对待。在现代，违反人权是典型的不公正问题。公正的基本要求是对每个人的关心和尊重的平等，确保人们所得的待遇合乎其应有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所得待遇的平等。因此，“哪里有权利问题，那里就有公正问题”，故“要认真等待权利”。
在经济领域，公正之所以需要市场，正是因为以市场机制分配资源符合平等关心和尊重的要求，可以确保大致的“资源均等”，而这种平等是公正的首 要选择。
公正体现于立法，是立法的唯一基础；立法必须“认真”地平等分配权利。权利平等也就是义务、责任的平等，废除任何人的任何特权。每个人都要“认真”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总之，公正是平等(基本权利的平等和发展机会的均等)，公正也是不平等(按贡献、成就或通过市场机制等分配所得之结果的不平等)。可见，不平等的所得必须以平等地分配获得它们的社会条件为前提。
在当今世界，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平等，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则别无他途。换言之，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当代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这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哲学根据。当代中国的公正原则
进而言之，在当代中国，什么是社会公正原则呢?对此，笔者在大约20年前的论著中提出过“两大特征”和“三项基本要求”之说。其两大特征是：第一，维护社会成员基于政治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第二，保障平等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其三项基本要求是：第一，充分发扬民主，切实维护法治；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分配原则；第三，完善社会调节系统，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今天看来，这些特征和要求同“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精神实质是吻合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贯彻落实这样的社会公正原则，是广大民众贯穿改革开放30年的道德呼唤，是解决社会弱势群体之基本生存保障、最大限度地缓解乃至消除社会不公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政治公正、司法公正、经济公正、企业公正、教育公正乃至环境公正等等诸多社会公正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讲公正是经济学家的天职
众所周知，公正首先是道德范畴，是伦理价值判断，因而首先是伦理学和伦理学家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不必讲公正、讲道德、讲伦理价值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讲公正应该成为经济学家的天职。
经济学家有义务为社会公正而呐喊
经济里有道德，有社会道德，更有经济道德。经济学必然离不开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学，所以，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务须讲公正、讲道德、讲伦理价值。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sd—wig von Mises)将经济学定义为“人的行为”的科学，认为经济学不单是关于财富的研究，更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人的行为”岂有不讲道德、不讲公正之理?因此，近代以来，凡有出息的经济学家，不但理论上大讲道德和公正，而且在实践中努力身体力行，努力做个有道德有正义感的经济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讲公正，是经济学家的重要职责。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身兼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二任，他本人之重视其所著《道德情操论》犹甚于其名著《国富论》，盖缘于此也。
现代社会所讲的公正，本质上就是对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这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表现最为实在。诺贝尔奖得主傅利曼(Milton Freidman)提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名言，旨在说明权利和义务要相对应，要平衡，要公正。权利义务之统一的公正观念，例如“使用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是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广而言之，在经贸、金融、投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活动环节，都充溢着经济公正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阐释，需要大众的道德判断和伦理抉择。
匪夷所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公然背离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价值。他们从提出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常常是‘不顾公平’)的口号，到断言“经济学应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从理论到行动，似乎都在宣扬一种“不道德的经济学”。我国每年发布的“富豪榜”之演变为“宰富榜”，不正是这种经济学所演绎出的黑色幽默吗?针对这种经济学现象，早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为了阻止经济泡沫和两极分化现象的蔓延，就有不少论者极具前瞻性地大声疾呼：“经济学家不能回避公正问题”!他们正确地主张，“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主题”；“经济学家不应该是冷血动物，不应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他们更应具有人文关怀。他们有责任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所幸的是，我国确有不少经济学家能够恪尽为社会公正而呐喊的天职，充当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锋。甚至在1992年底执政党正式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宣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他们就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的公式，为实现经济分配的公正化而大声疾呼。
效率优先，还是公正至上?
我国经济学界喧嚣多年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恰恰是在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贬低公正的首要价值地位。应该承认，在改革初期，这一口号对于克服相沿成习的平均主义公正观确有积极作用。但是，其贬低公正价值的理论谬误，对于30年来愈演愈烈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对于GDP崇拜等片面发展观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果，是难辞其咎的。
那么，“效率优先”的提法，究竟错在哪里呢?它错在不懂得公正才是首要价值、优先价值，因而一切事物都要接受公正的道德裁决，效率也不例外；它错在不懂得公正与效率的正相关关系：“越公正越有效率，越不公正越没有效率。”或者说：“公正才有效率，公正必有效率。”有鉴于此，就连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都认为，公正原则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因为公正意味着承认每个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承认社会必须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在他看来，越是坚持公正原则，就越能获得最大功利和普遍幸福，越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因此，一般来说，公正、公平同效率是没有冲突的，如果说两者会有冲突的话，那也是公正所要求的社会平等同效率可能发生的冲突。在公正、平等与效率三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阿瑟·奥肯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中说得好：“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无论哪一方面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由此不难看出，经济学家固然应该关心经济效率，关心财富的创造，但尤其应该关心创造财富之手段和途径的公正性，关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也就是关心社会平等的实现程度。
早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印度的阿马蒂亚·森就在诸如不平等、贫困等重大经济领域的分析中突出了伦理要素。他着力研究个人自由与社会最优的关 系，设计了诸如人类发展指数等度量社会福利和贫困的有深远影响的指标，为社会公正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成为享誉全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样的伟大经济学家时刻铭记这样的格言：“社会要实现的最高道德理想，与其说是无私，不如说是公正。社会必须以保障人们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机会平等为目的。”
四、不讲公正是金融危机的道德根源
鉴于上述经济学家的天职，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般的两极分化状况，凡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无动于衷。遗憾的是，有的著名“经济学家”竟然无视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995年即已宣告跃居世界前茅的可怕事实，时至1999年以后还在振振有辞地“驳斥”关于重视贫富差距、调整分配不公的经济主张，还在说什么“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问题。一张小饼，不管怎么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邓小平早在1993年同家人的谈话中就坦率地承认“两极分化实际上已经出现”，并且提出要运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加以解决”。倘若政府不幸地将此类“经济学家”的不公正“高见”引为决策依据，那么，国家的金融或经济怎能不发生“危机”呢?
面对潜在危机的道德忧虑和公正呼唤
事实上，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十分明显的股市、楼市、“政绩工程”之类经济泡沫，我国不乏为潜在危机而忧心忡忡的学者。举个随手拈来的例子：学者仲大军早在2002年就曾撰文指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设计和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等等因素，使得猖狂恶劣的圈钱游戏成了一些上市公司心安理得的“企业行为”；“缺乏公平交易的商业道德理念”，使得“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成了吞噬资金的巨大黑洞”。他惊呼，在投资市场不断蔓延的投机诈骗行为的笼罩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已成了中国国家资产最大的私有化市场，这里既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有社会上大量的私人资产再流失”。他告诫市场管理者和相关政府机构，任何经济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公正、平等、互利”的道德基础上，“圈钱游戏应当结束，公平交易的时代已经来临”。
上述状况所反映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性或劣质性，再加上官员腐败丛生等消极现象，导致社会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各种潜在危机不断加深。潜在危机和社会矛盾的焦点在于：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进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的小康目标；另一方面，太富的人不少，太穷的人很多，两极分化严重，公平正义几乎荡然无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最近20多年来激起民众强烈不满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从根本上说，并非法律法规正常运行的结果，而是为数甚多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者、民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在改革的名义下，通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鬻爵、侵夺国有资产、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巧取豪夺的结果。对于此类非法暴富者，国家依法实施社会调控，加大税收和二次分配的力度，自然是为弱势群体讨得公道、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麦道夫获刑150年的启示
可以设想，上述关于重视贫富差距、调整分配不公的经济主张，关于阻止资本市场的圈钱游戏之类不轨行为、迎接公平交易时代的道德呼唤，如此等等关注社会公正的经济思想，假如能够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并被相关政府部门或立法机构认真采行的话，那么，此次危机前的严重经济泡沫和两极分化现象，也许能够部分地得到遏制，危机或可减轻、推迟以至完全避免。然而，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你说要重视贫富差距、调整分配不公吗?有的“经济学家”说，贫富差距还不够大，“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全面倒退”。你说要纠正经济过热、消除经济泡沫吗?有的“经济学家”则矢口否认泡沫的存在。更又甚者，有的还提出“泡沫有益论”、“泡沫正常论”，说什么“喝啤酒还有泡沫”呢，“长江三峡还有泡沫”呢。
今天，人们有理由质问：这些“经济学家”们回顾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现实的歪理邪说，是否该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承担相应的责任呢?特别是如果他们本人乘机大发其财的话。
据报载，美国的金融诈骗案主犯麦道夫已被判刑150年，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也已经或者将要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或刑事责任。所有这些法治举措，对于我们公平合法地处理金融危机涉案者，大概不无启示吧?
顺便指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盖因美国去年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引爆，这个引爆点和时间点是偶然的，但其迟早要发生则是必然的。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着腐败、诈骗、贫富悬殊等等严重不公，只要公平正义严重匮乏，那里就迟早总会爆发烈度不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企业文化
如前所述，公平正义的严重匮乏是金融危机的道德总根源。因此，解救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就是要挖除这个总根源。面对危机，政府强力注资救市之举也许是必要的治标手段；放眼未来，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重要的治本之策。
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前面述及的2007年3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庄重承诺：“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就是：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两大任务、两大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要最终建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就要求逐步实现包括政治公正、经济公正、企业公正、司法公正、教育公正、生态公正、环境公正、人际公正等等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公平正义。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十几代中国公民的长期奋斗。就本文论题而言，从本源意义上说，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无疑是应对现实金融危机之挑战、防范潜在金融危机之发生的根本之道。因此，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企业文化，加速推进企业公正和经济公正，就不能不成为摆在金融界、企业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面前的长期而紧迫的艰巨任务。
“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文化，逻辑地要求“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要求把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诚信和公正奉为不可移易的企业伦理。企业诚信主要表现为对待消费者和服务对象的道德态度——“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消费者的权益第一”。诚信是一切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创造企业效益的伦理基础。靠欺诈占领市场、发展壮大的企业，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归是难以持久的。石家庄三鹿牛奶集团的轰然倒塌，就是令人震惊的一个实例。
企业公正一般分为企业的对外公正和企业的对内公正两大类。对外公正一般表现为对外的等价交换和公平贸易，即交易公正。企业在处理对外(国家、社会、社区、国内外消费者)关系方面的欺诈和不诚信，由于侵犯了外界主体的要求得到诚信对待的权利，因而实质上也违背了对外公正。企业应如何保护公众免受污染之苦，免受对财产、健康和生命的其他威胁等等，均属于企业的对外公正问题。对内公正主要应用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它要求实施人性化管理，尊重所有员工的价值和权利，在制度上落实“用人公正”、“分配公正”等管理原则。企业的分配公正涉及在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员工和股东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到企业总利润在一切相关者中实施分配的份额和方法是否合乎道德或合法。企业公正是企业价值观的灵魂，是企业文化之凝聚功能的源泉，是一切企业的效率和效益、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现代企业文化，以企业公正带动全社会的经济公正和政治公正，进而重塑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为全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夯实伦理基础，这或许是从根本上克服和防范金融危机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关键词]金融危机；社会公正；经济公正；民主法治；伦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1-0009-04
一、引 言
去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界、民间组织都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拯救之道。有识之士(含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危机的表层原因是发端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所谓“金融创新”的极端化所致，是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出了问题或法律法规不健全所致，但其深层原因则是普遍的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金融界、企业界之掌门人的诚信和公正问题，或官商合流的腐败和不公正问题，因此，在金融危机催化之下，社会公正或公平正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今得以令人瞩目地走上经济学论坛的前台。就中国学界而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怀疑自己以往一直秉持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合理性了，开始逐步认同当代世界前沿的伦理学理论关于公平正义乃“首要价值”的科学结论了。人们不能不承认，正是公平正义的反面——腐败和不公正酿成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一切社会危机的恶果，而解决此类危机的治本之策、实现和谐发展的根本之道，只能是诉诸民主法治的社会政治制度，以保障社会公正原则的真正落实。在公正稀缺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之加大经济投入、加大经济干预力度之类的非市场行为，终究属于“救急不救穷”之举，其所收获的至多是短期的治标之功，稍有不慎就会促成新的经济泡沫，埋下更深的经济危机。其所以如此，盖因社会公正或公平正义，实乃当今世界一切经济管理、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的根本道德原则也。要救市，更要救世道、救人心，彻底拯救不公正的世道人心!
二、“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Tohn RaMs,1921-2005)有句名言：“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一论断如今几乎成为各国政治家共同的治国理念。罗尔斯的代表作《公正理论》(ATheory of ILlstlce,通常被译为《正义论》)初版于1971年。此书甫一问世，便轰动世界。有人因此把罗尔斯同康德、亚当·斯密、密尔等人相提并论，称之为20世纪的洛克，断言“20世纪余下的时间将由他的思想来决定，就像亚当·斯密和洛克的思想决定了19世纪一样”。事实上岂止如此，罗尔斯40年前提出的关于公正乃首要价值的正义思想，看起来至少还要决定或影响21世纪的人类社会，特别是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汉语中经常讲到“公正”、“公平”、“公道”、“正义”、“正直”。还有“公义”、“公允”、“中正”，等等，其意大体相当于英文中的“justice”，“faiFl2ess”，“right”，“im—partiality”,“equity”等等。无论中外，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人性的必然追求，承载着人类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2007年3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借用罗尔斯的名言提出，“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首要价值，就是最重要的价值、第一位的价值了，或者叫做核心价值。2007年10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更进一步提出，要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在这里。胡锦涛实际上界定了公平正义这一首要价值的基本内涵，即通过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实现自由平等之类的公民权利。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的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确定为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之首了。
罗尔斯的“首要价值”论和中国领导人的最新治国理念之合理性和科学性，皆直接奠基于人类道德文明和中西伦理学说的宝贵遗产。
公正价值的历史根据
简单说来，中西伦理思想史表明，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古希腊人认为公正是“全德”、“至德”，并且提出了“公正即和谐”的古老命题。华夏先民之追求仁义道德，也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儒家经典的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说的就是从人的内心和谐到社会和谐的贯通可以构成和谐世界。总之，东西方文化传统都认为，社会和谐与道德公正是二而一的统一体；唯公正社会，才有社会和谐可言。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华夏先民的公正追求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过经典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先秦思想家苟子对“天下为公”的解释是：“贵公正而贱鄙争”，“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几千年来，作为社会批判的道德尺度，“天下为公”始终承载着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
公正的一般含义
公正是古往今来人类共同追求的首要价值，但公正的内涵却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正如著名法学家凯尔森所说：
“‘什么是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没有任何问题像公正这样一直充满如此热烈的争论，没有任何问题像公正这样令人为之流血洒泪，也没有任何问题像公正这样得到从柏拉图到康德诸多杰出思想家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问题迄今未曾有过最终答案。看起来，公正是人类智慧只能努力推进而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哲学问题。”
那么，就当代人类社会而言，究竟何谓公正呢?
一般说来，公正就是要确定人们应有哪些权利，从而确保人们受到合乎权利要求的对待。在现代，违反人权是典型的不公正问题。公正的基本要求是对每个人的关心和尊重的平等，确保人们所得的待遇合乎其应有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所得待遇的平等。因此，“哪里有权利问题，那里就有公正问题”，故“要认真等待权利”。
在经济领域，公正之所以需要市场，正是因为以市场机制分配资源符合平等关心和尊重的要求，可以确保大致的“资源均等”，而这种平等是公正的首 要选择。
公正体现于立法，是立法的唯一基础；立法必须“认真”地平等分配权利。权利平等也就是义务、责任的平等，废除任何人的任何特权。每个人都要“认真”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总之，公正是平等(基本权利的平等和发展机会的均等)，公正也是不平等(按贡献、成就或通过市场机制等分配所得之结果的不平等)。可见，不平等的所得必须以平等地分配获得它们的社会条件为前提。
在当今世界，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平等，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则别无他途。换言之，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当代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这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哲学根据。当代中国的公正原则
进而言之，在当代中国，什么是社会公正原则呢?对此，笔者在大约20年前的论著中提出过“两大特征”和“三项基本要求”之说。其两大特征是：第一，维护社会成员基于政治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第二，保障平等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其三项基本要求是：第一，充分发扬民主，切实维护法治；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分配原则；第三，完善社会调节系统，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今天看来，这些特征和要求同“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精神实质是吻合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贯彻落实这样的社会公正原则，是广大民众贯穿改革开放30年的道德呼唤，是解决社会弱势群体之基本生存保障、最大限度地缓解乃至消除社会不公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政治公正、司法公正、经济公正、企业公正、教育公正乃至环境公正等等诸多社会公正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讲公正是经济学家的天职
众所周知，公正首先是道德范畴，是伦理价值判断，因而首先是伦理学和伦理学家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不必讲公正、讲道德、讲伦理价值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讲公正应该成为经济学家的天职。
经济学家有义务为社会公正而呐喊
经济里有道德，有社会道德，更有经济道德。经济学必然离不开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学，所以，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务须讲公正、讲道德、讲伦理价值。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sd—wig von Mises)将经济学定义为“人的行为”的科学，认为经济学不单是关于财富的研究，更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人的行为”岂有不讲道德、不讲公正之理?因此，近代以来，凡有出息的经济学家，不但理论上大讲道德和公正，而且在实践中努力身体力行，努力做个有道德有正义感的经济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讲公正，是经济学家的重要职责。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身兼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二任，他本人之重视其所著《道德情操论》犹甚于其名著《国富论》，盖缘于此也。
现代社会所讲的公正，本质上就是对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这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表现最为实在。诺贝尔奖得主傅利曼(Milton Freidman)提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名言，旨在说明权利和义务要相对应，要平衡，要公正。权利义务之统一的公正观念，例如“使用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是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广而言之，在经贸、金融、投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活动环节，都充溢着经济公正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阐释，需要大众的道德判断和伦理抉择。
匪夷所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公然背离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价值。他们从提出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常常是‘不顾公平’)的口号，到断言“经济学应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从理论到行动，似乎都在宣扬一种“不道德的经济学”。我国每年发布的“富豪榜”之演变为“宰富榜”，不正是这种经济学所演绎出的黑色幽默吗?针对这种经济学现象，早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为了阻止经济泡沫和两极分化现象的蔓延，就有不少论者极具前瞻性地大声疾呼：“经济学家不能回避公正问题”!他们正确地主张，“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主题”；“经济学家不应该是冷血动物，不应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他们更应具有人文关怀。他们有责任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所幸的是，我国确有不少经济学家能够恪尽为社会公正而呐喊的天职，充当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锋。甚至在1992年底执政党正式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宣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他们就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的公式，为实现经济分配的公正化而大声疾呼。
效率优先，还是公正至上?
我国经济学界喧嚣多年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恰恰是在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贬低公正的首要价值地位。应该承认，在改革初期，这一口号对于克服相沿成习的平均主义公正观确有积极作用。但是，其贬低公正价值的理论谬误，对于30年来愈演愈烈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对于GDP崇拜等片面发展观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果，是难辞其咎的。
那么，“效率优先”的提法，究竟错在哪里呢?它错在不懂得公正才是首要价值、优先价值，因而一切事物都要接受公正的道德裁决，效率也不例外；它错在不懂得公正与效率的正相关关系：“越公正越有效率，越不公正越没有效率。”或者说：“公正才有效率，公正必有效率。”有鉴于此，就连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都认为，公正原则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因为公正意味着承认每个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承认社会必须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在他看来，越是坚持公正原则，就越能获得最大功利和普遍幸福，越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因此，一般来说，公正、公平同效率是没有冲突的，如果说两者会有冲突的话，那也是公正所要求的社会平等同效率可能发生的冲突。在公正、平等与效率三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阿瑟·奥肯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中说得好：“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无论哪一方面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由此不难看出，经济学家固然应该关心经济效率，关心财富的创造，但尤其应该关心创造财富之手段和途径的公正性，关心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也就是关心社会平等的实现程度。
早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印度的阿马蒂亚·森就在诸如不平等、贫困等重大经济领域的分析中突出了伦理要素。他着力研究个人自由与社会最优的关 系，设计了诸如人类发展指数等度量社会福利和贫困的有深远影响的指标，为社会公正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成为享誉全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样的伟大经济学家时刻铭记这样的格言：“社会要实现的最高道德理想，与其说是无私，不如说是公正。社会必须以保障人们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机会平等为目的。”
四、不讲公正是金融危机的道德根源
鉴于上述经济学家的天职，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般的两极分化状况，凡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无动于衷。遗憾的是，有的著名“经济学家”竟然无视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995年即已宣告跃居世界前茅的可怕事实，时至1999年以后还在振振有辞地“驳斥”关于重视贫富差距、调整分配不公的经济主张，还在说什么“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问题。一张小饼，不管怎么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邓小平早在1993年同家人的谈话中就坦率地承认“两极分化实际上已经出现”，并且提出要运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加以解决”。倘若政府不幸地将此类“经济学家”的不公正“高见”引为决策依据，那么，国家的金融或经济怎能不发生“危机”呢?
面对潜在危机的道德忧虑和公正呼唤
事实上，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十分明显的股市、楼市、“政绩工程”之类经济泡沫，我国不乏为潜在危机而忧心忡忡的学者。举个随手拈来的例子：学者仲大军早在2002年就曾撰文指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设计和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等等因素，使得猖狂恶劣的圈钱游戏成了一些上市公司心安理得的“企业行为”；“缺乏公平交易的商业道德理念”，使得“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成了吞噬资金的巨大黑洞”。他惊呼，在投资市场不断蔓延的投机诈骗行为的笼罩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已成了中国国家资产最大的私有化市场，这里既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有社会上大量的私人资产再流失”。他告诫市场管理者和相关政府机构，任何经济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公正、平等、互利”的道德基础上，“圈钱游戏应当结束，公平交易的时代已经来临”。
上述状况所反映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性或劣质性，再加上官员腐败丛生等消极现象，导致社会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各种潜在危机不断加深。潜在危机和社会矛盾的焦点在于：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进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的小康目标；另一方面，太富的人不少，太穷的人很多，两极分化严重，公平正义几乎荡然无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最近20多年来激起民众强烈不满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从根本上说，并非法律法规正常运行的结果，而是为数甚多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者、民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在改革的名义下，通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鬻爵、侵夺国有资产、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巧取豪夺的结果。对于此类非法暴富者，国家依法实施社会调控，加大税收和二次分配的力度，自然是为弱势群体讨得公道、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麦道夫获刑150年的启示
可以设想，上述关于重视贫富差距、调整分配不公的经济主张，关于阻止资本市场的圈钱游戏之类不轨行为、迎接公平交易时代的道德呼唤，如此等等关注社会公正的经济思想，假如能够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并被相关政府部门或立法机构认真采行的话，那么，此次危机前的严重经济泡沫和两极分化现象，也许能够部分地得到遏制，危机或可减轻、推迟以至完全避免。然而，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你说要重视贫富差距、调整分配不公吗?有的“经济学家”说，贫富差距还不够大，“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全面倒退”。你说要纠正经济过热、消除经济泡沫吗?有的“经济学家”则矢口否认泡沫的存在。更又甚者，有的还提出“泡沫有益论”、“泡沫正常论”，说什么“喝啤酒还有泡沫”呢，“长江三峡还有泡沫”呢。
今天，人们有理由质问：这些“经济学家”们回顾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现实的歪理邪说，是否该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承担相应的责任呢?特别是如果他们本人乘机大发其财的话。
据报载，美国的金融诈骗案主犯麦道夫已被判刑150年，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也已经或者将要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或刑事责任。所有这些法治举措，对于我们公平合法地处理金融危机涉案者，大概不无启示吧?
顺便指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盖因美国去年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引爆，这个引爆点和时间点是偶然的，但其迟早要发生则是必然的。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着腐败、诈骗、贫富悬殊等等严重不公，只要公平正义严重匮乏，那里就迟早总会爆发烈度不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企业文化
如前所述，公平正义的严重匮乏是金融危机的道德总根源。因此，解救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就是要挖除这个总根源。面对危机，政府强力注资救市之举也许是必要的治标手段；放眼未来，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重要的治本之策。
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前面述及的2007年3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庄重承诺：“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就是：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两大任务、两大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要最终建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就要求逐步实现包括政治公正、经济公正、企业公正、司法公正、教育公正、生态公正、环境公正、人际公正等等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公平正义。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十几代中国公民的长期奋斗。就本文论题而言，从本源意义上说，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无疑是应对现实金融危机之挑战、防范潜在金融危机之发生的根本之道。因此，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企业文化，加速推进企业公正和经济公正，就不能不成为摆在金融界、企业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面前的长期而紧迫的艰巨任务。
“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文化，逻辑地要求“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要求把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诚信和公正奉为不可移易的企业伦理。企业诚信主要表现为对待消费者和服务对象的道德态度——“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消费者的权益第一”。诚信是一切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创造企业效益的伦理基础。靠欺诈占领市场、发展壮大的企业，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归是难以持久的。石家庄三鹿牛奶集团的轰然倒塌，就是令人震惊的一个实例。
企业公正一般分为企业的对外公正和企业的对内公正两大类。对外公正一般表现为对外的等价交换和公平贸易，即交易公正。企业在处理对外(国家、社会、社区、国内外消费者)关系方面的欺诈和不诚信，由于侵犯了外界主体的要求得到诚信对待的权利，因而实质上也违背了对外公正。企业应如何保护公众免受污染之苦，免受对财产、健康和生命的其他威胁等等，均属于企业的对外公正问题。对内公正主要应用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它要求实施人性化管理，尊重所有员工的价值和权利，在制度上落实“用人公正”、“分配公正”等管理原则。企业的分配公正涉及在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员工和股东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到企业总利润在一切相关者中实施分配的份额和方法是否合乎道德或合法。企业公正是企业价值观的灵魂，是企业文化之凝聚功能的源泉，是一切企业的效率和效益、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现代企业文化，以企业公正带动全社会的经济公正和政治公正，进而重塑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为全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夯实伦理基础，这或许是从根本上克服和防范金融危机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