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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的矛盾纷繁复杂，与其他矛盾相互交织，突出地表现在：忽视执政党自身建设，腐败盛行，与民争利，以至于失去民心，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被打破，社会动荡不安，甚至诱发暴力冲突；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分离主义对稳定和统一构成严重威胁。各国执政党处理这类矛盾普遍的做法是，加强党的建设，树立党的良好形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特别在当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涉和破坏，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努力消除各种引发社会矛盾的政治隐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1．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但是，如果党的领导能力薄弱、组织系统涣散、腐败现象得不到遏止，就会丧失民心，失去民意，引发社会动荡，甚全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方面苏联、东欧等国共产党垮台的教训极为深刻。越南共产党九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党的建设为关键”，并把腐败看作社会的“四大危机”之一，开展了以德防腐、以法治腐、运动反腐以及制度遏腐等全方位、综合性的反腐败斗争。古巴共产党在1996年就颁布了对国家干部的26条戒律，逐步建立起将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的监督机制，同时，对腐败和违纪行为绝不迁就姑息，规定凡是领导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在300美元以上的，不论其职位高低，就地免职，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老挝人民革命党在1996年召开的六大后，形成民主生活会制度，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培训，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人民革命党中央重视与民众的直接交流，明确规定，包括坎代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每年深入基层至少三次。近年来，该党不仅出台了干部管理条例，而且制定了《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和《反贪污法》，力图从源头上扼制官僚主义和腐败。
2．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安定团结、保持稳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什么事都做不成，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稳定也体现了各阶层社会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至少部分地表明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或消除。对执政党而言，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从容地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掌握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越南共产党在党的八大上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为强化反和平演变斗争还专门成立了“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越共还大力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斗争，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针对美国在西原少数民族地区策动了3000多人的群众骚乱事件，越共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保持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
3．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推进社会主义民工政治建设是巩固党的统治、维护团结的必由之路。因为党只有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深知他们的愿望和需求，一些重大的政策、理论只有和他们商讨，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全社会才能团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巴共产党提出了“参议制民主”，认为人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调动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管理。在古巴，所有的人大代表都经过直接选举，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要经过人民的充分讨论，以征求意见。人民广泛地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真切感受到是社会的主人，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使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渡过了难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越南共产党把民主概括为“民知、民论、民做、民察”，提出要“近民、解民、重民、有责于民”，建立为人民、由人民、届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政治领域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把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民族、人权等问题进行的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了国内政治稳定，为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政治民主化是增强党的凝聚力、确保稳定政治局面、消除社会隐患的重要保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正在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并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点，树立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维护社会稳定，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对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利益关系急剧变动、社会生态剧烈震荡的时期。执政党在协调利益关系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各种矛盾的连锁反应，导致局势动荡、人心浮动，甚至造成激烈的武装冲突。
在这一阶段，拉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由于没有调节好利益关系从而深陷暴力活动的泥潭。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激增、两极分化严重、司法体系腐败、走私贩毒猖獗、武器交易泛滥等等成为滋生暴力的土壤。暴力活动不仅造成人员伤亡，严重危及社会安定，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际投资也对拉美国家望而却步。据美洲开发银行评估，暴力活动每年给拉美地区造成的损失达168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产值的14．2％。
1965年，新加坡独立初期，国内外形势极为险恶，维护稳定与秩序是人民行动党首要的任务，为此，行动党将两院制改成—院制，对反对党进行多方打压，社会和政治趋于稳定。行动党的行动表明，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易产生民族分裂和社会动荡，必须推行合乎自己文化传统的民主政治。
2．加强党的建设，协调与处理好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
对任何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廉洁的形象，都是巩固执政地位、缓解或消除党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一直注重自身建设，实行高薪养廉，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树立“富而不奢、平易近人和社会公正”的廉洁形象。据国际透明组织2004年公布的最新“全球贪腐趋势指数”显示，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政府是全球最廉洁的政府之一。
政党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执政党如何掌控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其驾驭和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能力的集中体现。在实行多党制或“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国家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思潮难以逆转，执政党很难完全限制其他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各 国执政党根据不同的国情，在对待其他政党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针。
一是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反对党。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占据绝对的优势，反对党只起点缀性的作用。因为一定数量的反对党的存在是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选举过程和反对党施压，电能使行动党时刻保持清醒和警觉。为了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行动党不但制定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法律，而且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严格限制反对党发展。
二是将其他政党纳入可控制的实体中。马来西亚的巫统通过建立国民阵线，团结、引导、控制其他13个党派。国民阵线不是一个临时的政党联盟，而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形式、严格纪律和严格议事程序的政治实体。各党不能各自为政，而必须按统一章程行动。巫统通过这个组织，实现了把种族矛盾转换为执政党之间的内部矛盾，最终形成“大党得大头，小党得小头”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是重点打击极端势力。埃及执政的民族民主党为有效地管理政党活动，成立了政党委员会，对不同的政党区别对待、管理。对于新华夫脱党、民族进步统一党、纳赛尔主义党、自由者党等较为温和的政党，民族民主党主要采取怀柔政策加以团结利用，允许其存在并参加议会选举。对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激进反对党，则坚决取缔。
四是扩大执政联盟，及时化解与反对党的矛盾。1997年，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半数以上议员席位，但它仍然联合左翼的社民党、农民党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组成联合政府，扩大了社会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对右翼的民主党，社会党不搞打击报复，而是努力通过协商和议会民主程序化解矛盾。2002年双方通过协商，选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新总统莫伊修，两党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推动了阿议会民主制的发展。
3．坚持各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是逐渐解决民族矛盾、营造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民族平等，不仅是要在政治和法律的层面实现平等，而且是在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要平等。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是马来西亚的三大主体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没有单纯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是把协调各种族利益、维护全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执政的目标。巫统在政治上强调各民族平等合作；在经济上主张各民族共同发展，分享国家财富。20世纪90年代初，巫统提出，对各族“一视同仁”，尽量均衡分配国家财富，让各民族共享“经济蛋糕”。
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不同的种族群，使用着50多种语言。由于多种原因，印尼种族间矛盾十分尖锐。民主党候选人苏西洛在2004年上台执政后，便开始取消所有歧视华裔的法律，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缩小原住民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而对于在亚齐和马鲁古地区因分裂主义和宗教矛盾而造成的动荡，民主党也改变过去一味镇压的方式，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4．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注重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一些恐怖组织如爱尔兰共和军、车臣分离分子、斯里兰卡泰米尔武装、印尼自由亚齐运动等，策划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成为威胁许多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从国内讲主要是贫困落后、两极分化严重以及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激化；从国际上讲则是由于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和“双重标准”造成的。因此，打击恐怖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而应通过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消除贫困，化解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与矛盾，最终达到消灭恐怖主义的目的。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马来西亚巫统组织一方面主张加强国际合作，严厉打击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又反对以纯武力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主张国际社会应把追溯与确定恐怖主义的根源列为反恐活动的重要任务。
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政治领域社会矛盾方面所具有的特点：
一是由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复杂性，各国执政党打击恐怖主义任务艰巨。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各国执政党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尊重他国主权，同时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手段，努力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贫困加剧、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根源，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二是对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在打击极端势力的同时，奉行民族平等、各宗教和谐相处的政策，既可以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民族的、宗教的根源，电可以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失去干涉内政的借口。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执政党而言，使本国适度地与美国的冒险政策，如出兵伊拉克，保持距离，能够大幅增加国内的安全感。
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保持稳定、发展经济比享有西方式的民主更为重要。民主的需求来自国内，不能移植和嫁接。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稳定、促进发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个是西方政治学鼓吹的移植四方的民主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把民主当作目的，让人人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另一个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长期执政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那就是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尊重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稳定高于一切，个人服从国家。两种发展思路导致了那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四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保持廉洁的做法，如高薪养廉，有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不能盲目照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秉承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理念，提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分配方式的条件下，不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特别在当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涉和破坏，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努力消除各种引发社会矛盾的政治隐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1．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但是，如果党的领导能力薄弱、组织系统涣散、腐败现象得不到遏止，就会丧失民心，失去民意，引发社会动荡，甚全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方面苏联、东欧等国共产党垮台的教训极为深刻。越南共产党九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党的建设为关键”，并把腐败看作社会的“四大危机”之一，开展了以德防腐、以法治腐、运动反腐以及制度遏腐等全方位、综合性的反腐败斗争。古巴共产党在1996年就颁布了对国家干部的26条戒律，逐步建立起将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的监督机制，同时，对腐败和违纪行为绝不迁就姑息，规定凡是领导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在300美元以上的，不论其职位高低，就地免职，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老挝人民革命党在1996年召开的六大后，形成民主生活会制度，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培训，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人民革命党中央重视与民众的直接交流，明确规定，包括坎代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每年深入基层至少三次。近年来，该党不仅出台了干部管理条例，而且制定了《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和《反贪污法》，力图从源头上扼制官僚主义和腐败。
2．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安定团结、保持稳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什么事都做不成，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稳定也体现了各阶层社会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至少部分地表明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或消除。对执政党而言，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从容地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掌握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越南共产党在党的八大上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为强化反和平演变斗争还专门成立了“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越共还大力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斗争，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针对美国在西原少数民族地区策动了3000多人的群众骚乱事件，越共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保持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
3．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推进社会主义民工政治建设是巩固党的统治、维护团结的必由之路。因为党只有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深知他们的愿望和需求，一些重大的政策、理论只有和他们商讨，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全社会才能团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巴共产党提出了“参议制民主”，认为人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调动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管理。在古巴，所有的人大代表都经过直接选举，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要经过人民的充分讨论，以征求意见。人民广泛地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真切感受到是社会的主人，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使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渡过了难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越南共产党把民主概括为“民知、民论、民做、民察”，提出要“近民、解民、重民、有责于民”，建立为人民、由人民、届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政治领域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把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民族、人权等问题进行的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了国内政治稳定，为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政治民主化是增强党的凝聚力、确保稳定政治局面、消除社会隐患的重要保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正在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并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点，树立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维护社会稳定，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对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利益关系急剧变动、社会生态剧烈震荡的时期。执政党在协调利益关系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各种矛盾的连锁反应，导致局势动荡、人心浮动，甚至造成激烈的武装冲突。
在这一阶段，拉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由于没有调节好利益关系从而深陷暴力活动的泥潭。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激增、两极分化严重、司法体系腐败、走私贩毒猖獗、武器交易泛滥等等成为滋生暴力的土壤。暴力活动不仅造成人员伤亡，严重危及社会安定，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际投资也对拉美国家望而却步。据美洲开发银行评估，暴力活动每年给拉美地区造成的损失达168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产值的14．2％。
1965年，新加坡独立初期，国内外形势极为险恶，维护稳定与秩序是人民行动党首要的任务，为此，行动党将两院制改成—院制，对反对党进行多方打压，社会和政治趋于稳定。行动党的行动表明，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易产生民族分裂和社会动荡，必须推行合乎自己文化传统的民主政治。
2．加强党的建设，协调与处理好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
对任何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廉洁的形象，都是巩固执政地位、缓解或消除党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一直注重自身建设，实行高薪养廉，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树立“富而不奢、平易近人和社会公正”的廉洁形象。据国际透明组织2004年公布的最新“全球贪腐趋势指数”显示，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政府是全球最廉洁的政府之一。
政党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执政党如何掌控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其驾驭和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能力的集中体现。在实行多党制或“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国家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思潮难以逆转，执政党很难完全限制其他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各 国执政党根据不同的国情，在对待其他政党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针。
一是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反对党。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占据绝对的优势，反对党只起点缀性的作用。因为一定数量的反对党的存在是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选举过程和反对党施压，电能使行动党时刻保持清醒和警觉。为了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行动党不但制定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法律，而且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严格限制反对党发展。
二是将其他政党纳入可控制的实体中。马来西亚的巫统通过建立国民阵线，团结、引导、控制其他13个党派。国民阵线不是一个临时的政党联盟，而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形式、严格纪律和严格议事程序的政治实体。各党不能各自为政，而必须按统一章程行动。巫统通过这个组织，实现了把种族矛盾转换为执政党之间的内部矛盾，最终形成“大党得大头，小党得小头”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是重点打击极端势力。埃及执政的民族民主党为有效地管理政党活动，成立了政党委员会，对不同的政党区别对待、管理。对于新华夫脱党、民族进步统一党、纳赛尔主义党、自由者党等较为温和的政党，民族民主党主要采取怀柔政策加以团结利用，允许其存在并参加议会选举。对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激进反对党，则坚决取缔。
四是扩大执政联盟，及时化解与反对党的矛盾。1997年，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半数以上议员席位，但它仍然联合左翼的社民党、农民党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组成联合政府，扩大了社会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对右翼的民主党，社会党不搞打击报复，而是努力通过协商和议会民主程序化解矛盾。2002年双方通过协商，选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新总统莫伊修，两党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推动了阿议会民主制的发展。
3．坚持各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是逐渐解决民族矛盾、营造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民族平等，不仅是要在政治和法律的层面实现平等，而且是在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要平等。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是马来西亚的三大主体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没有单纯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是把协调各种族利益、维护全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执政的目标。巫统在政治上强调各民族平等合作；在经济上主张各民族共同发展，分享国家财富。20世纪90年代初，巫统提出，对各族“一视同仁”，尽量均衡分配国家财富，让各民族共享“经济蛋糕”。
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不同的种族群，使用着50多种语言。由于多种原因，印尼种族间矛盾十分尖锐。民主党候选人苏西洛在2004年上台执政后，便开始取消所有歧视华裔的法律，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缩小原住民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而对于在亚齐和马鲁古地区因分裂主义和宗教矛盾而造成的动荡，民主党也改变过去一味镇压的方式，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4．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注重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一些恐怖组织如爱尔兰共和军、车臣分离分子、斯里兰卡泰米尔武装、印尼自由亚齐运动等，策划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成为威胁许多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从国内讲主要是贫困落后、两极分化严重以及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激化；从国际上讲则是由于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和“双重标准”造成的。因此，打击恐怖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而应通过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消除贫困，化解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与矛盾，最终达到消灭恐怖主义的目的。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马来西亚巫统组织一方面主张加强国际合作，严厉打击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又反对以纯武力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主张国际社会应把追溯与确定恐怖主义的根源列为反恐活动的重要任务。
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政治领域社会矛盾方面所具有的特点：
一是由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复杂性，各国执政党打击恐怖主义任务艰巨。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各国执政党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尊重他国主权，同时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手段，努力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贫困加剧、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根源，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二是对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在打击极端势力的同时，奉行民族平等、各宗教和谐相处的政策，既可以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民族的、宗教的根源，电可以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失去干涉内政的借口。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执政党而言，使本国适度地与美国的冒险政策，如出兵伊拉克，保持距离，能够大幅增加国内的安全感。
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保持稳定、发展经济比享有西方式的民主更为重要。民主的需求来自国内，不能移植和嫁接。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稳定、促进发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个是西方政治学鼓吹的移植四方的民主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把民主当作目的，让人人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另一个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长期执政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那就是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尊重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稳定高于一切，个人服从国家。两种发展思路导致了那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四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保持廉洁的做法，如高薪养廉，有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不能盲目照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秉承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理念，提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分配方式的条件下，不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