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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语言的单纯转换，更是文化的深层交流。本文以汉语中悟性名称为例，对翻译的文化观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悟性名称；翻译；翻译文化
引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文化学派开始崛起，翻译的文化观逐步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文化学派看来，翻译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且是跨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1]思维模式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整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特别强调的是悟性。
一、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语言学家一直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决翻译的问题，但是在涉及到文学翻译的时候，这些翻译方法有时却无法解决问题。在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主张：翻译的文化观。在《翻译研究》中，巴斯奈特提出了不可译性，不可译性包括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她特别强调翻译不仅仅是单纯语言的转化，必须考虑背后的文化因素；另外要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相同的功能，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转化。[2]
二、从汉语的悟性名称看翻译是文化的翻译
哲学中存在两种思维模式，即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所谓悟性思维主要是指借助形象，运用想象，联想等手段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具有条理性。[3]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悟力和洞察力。
在古代特别强调“悟性”，著名的有儒家“外悟说”和道家佛家的“内悟说”。外悟说指的是从外界的经验，学习和领悟事物的内涵。而内悟说强调的是通过内心的感悟来理解事物的内涵。
刘宓庆（1991：41）：“如果透过表层，把语言看作一个有纵深的透明体，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实际上是紧紧地附着在思维这个有无限纵深的基础上的结构体。”由此可见语言受到思维的支配，是思维在交际中的反映。中国人以悟性思维为主，所以汉语中形成了一大批悟性名称。
悟性是对事物的领悟力，而名称是对事物给定的标签，以区别于其他事物。汉语中的悟性思维造就了汉语中的有些词语的理解需要一定的感悟能力。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这些词的翻译上，英语没有直接的对应词，所以翻译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是中国较早的学说之一，《老子》和《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代表作，在这两本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道”。关于道的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冯友兰先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刘笑敢认为道有两层含义一是世界的本源，二是最高的认识，前者是自然意义上的道，后者是认识意义上的道。[4]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道是“神”。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老子的学说，这里的道就是万物的根基。又有道“不可受”“不可见”“神鬼神行”，这又说明了道的不可感知性，但是又不同于鬼神，独立于世间之外。总之，道的含义是很复杂，这就导致关于“道”的翻译是多样化的。
哈而威客是第一个叙述“道”的英国人，他把道翻译为“nature”。这种翻译把道和自然等同，认为“道”和自然一样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中的天地演变，生死存亡固然与“道”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翻译方法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未能真正翻译出“道”的文化内涵。
在《道德经》翻译方面，英国汉学大师Arthur Waley将“道”翻译为“way”[5]“道”是万物的本源，是万物必须遵循的规律。英语中的“way”的含义也是多样的。“way”的基本含义是道路，当被用于修辞的时候，“way”指的是耶稣引导的正确之道或者是人类通向天堂的途径。在地位上，“道”与“way”无疑都是至高无上的，但是“道”中并没有上帝的存在，而“way” 更多强调的是发现上帝和内心的自我，因此把道翻译成’way”，英语读者的理解势必会加上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精神的追求。
国内学者姚小平曾经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道”和“Logos”的异同，他认为没有比“Logos”是“道”的对等词了。首先他认为作为哲学范畴，“道”和Logos在规律，法则上意义是对等的。其二，虽然两者的词源不同，却都有“言说”的意义，就是在基本意义“道路”上，“道”和“Logos”也是对应的。因此他认为把“道”译成“Logos”是最理想的。[6]但是另一方面这两者也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Logos是古希腊核心价值观，在古希腊强度的是理性和神性，而在中国古代我们推崇的是悟性和人伦，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种方法直接把道翻译为“Tao”，这种翻译主要用于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词，于是采取最直接方法—音译法。音译法不会误导目的语读者，但是对于不了解文化的人来说，这种翻译方法产生不利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现在很多字典都有“Tao”的专门词条，但是后面会加上详细的注解，这种注解更接近“道”的内涵。
通过以上关于“道”的翻译介绍，我们发现他们未能将“道”的文化内涵真正翻译出来，“Tao”虽然翻译出来了“道”，但是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对于悟性名称来说，想要达到完全意义的对等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模式是采用音译法，加上注释，这就验证了巴斯奈特的翻译是翻译文化。
除了“道”，“气”也是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又独特的名称，《左转》中记载“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孔子和老子的著作没有特别强调气的存在，但是庄子对“气”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重视，有学者认为“气论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并认为“庄子的气论是先秦气论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7]
在西方哲学中，“气”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气的理解也是呈现混乱的状态。[8]而在《庄子》中，不同的“气”是有不同的理解的： 其一阴阳之气
阴阳被认为是庄子“气”中最重要的东西，在庄子看来阴阳是指“气”在自然规律下运行。关于对阴阳之“气”的翻译，早期的译者分别翻译了“阴阳”二字，例如冯友兰分别翻译为“the principle of his whole body”及”nature-the suffering of anxiety and overjoy”，理雅各则翻译为”his breath came and went in gasps”及”suffering from conflicting anxieties”， 这些翻译，把阴阳的实际功能表达出来。到了80年代，葛瑞涵把阴阳之气译为“the energies of Yin and Yang”， 在他看来“气”是一种能量，与西方的纯能（pure energy）是等同的。作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其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哲学概念，其基本特征还是没有表现出来。
其二生理之气
“人之，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里的气是生理之气。人生命之所以存在是血气在血液运行的结果，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这里的“气”里格斯和华兹生分别译为“vital fluid”和“spirit”，然而在葛瑞涵的叙述中vital fluid表示的是“精”而不是“气”，葛瑞涵指出“气被想象为一种固体，运动的越慢，越不利于循环，如‘精’—身体中一种激活生命的液体。”而‘spirit’在这里与构成生命物质的气有较大的出入。
其三精神活动之气
《庄子·天地》中有“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这里的气就是表示心里之气，也就是精神活动之气，关于气的翻译，很多人把其译为‘spirit’，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气”是哲学意义上的名称，直接翻译为普通的名词，把其中的外延和内涵大大缩减了。
其四天地之间无处不在的“气”
“方且与造物主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这里的气不仅是指自然之气，而且指组成万物的气。关于这种气的翻译，翟理斯翻译把“游乎天地之一气”翻译为“between human and divine”（神人之间），冯友兰翻译为“with the unity of the universe”（宇宙之统一体），这两种翻译都侧重强调“天地”，忽视“气”；华兹生翻译为“in the single breath of heaven and earth”，把无处不在的气，需要悟性体会的名称直接翻译为普通名词“breath”。
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有些名称无法翻译，上面所说的“气”，就是汉语中的一个典型。汉语文化中的名称，只能通过感悟力来理解，翻译只能通过解释来说明其背后的文化，由此可见翻译就是翻译文化。
结语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强调“悟”在认识事物和理解事物中的重要性，所以汉语中的很多名称的认识和理解都需要悟性思维的指导。中国古代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其中深刻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悟性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些悟性名称词，比如，“道”“气”“天”在西方均无之间对等的名称对应，只能采取音译法再加注释。这就充分验证了巴斯奈特的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理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码，必须考虑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相同的功能，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转化。而在悟性名称的翻译方面，为了使西方受众能够领悟和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深刻内涵，我们只能进行文化转化。本文以汉语悟性名称为例，列举了“道”“气”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翻译就是翻译文化。（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谢旭升. 特色汉英翻译教程[M].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2] 彭小波. 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观.[J]百家争鸣，2011（1）：156
[3] 连淑能. 中西思维方式悟性和理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35
[4] 刘笑敢.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2-103
[5] Lao Tzu. Tao Te Ching.（Arthur Waley， Tra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
[6] 姚小平. Logos与“道”——中西古代语言哲学观异同谈[J]. 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1）：34—35
[7] 王世舜. 庄子气论发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91
[8] 曾振宇. 论“气”[J]. 哲学研究，2004（7）：67
关键词：悟性名称；翻译；翻译文化
引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文化学派开始崛起，翻译的文化观逐步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文化学派看来，翻译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且是跨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1]思维模式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整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特别强调的是悟性。
一、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语言学家一直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决翻译的问题，但是在涉及到文学翻译的时候，这些翻译方法有时却无法解决问题。在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主张：翻译的文化观。在《翻译研究》中，巴斯奈特提出了不可译性，不可译性包括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她特别强调翻译不仅仅是单纯语言的转化，必须考虑背后的文化因素；另外要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相同的功能，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转化。[2]
二、从汉语的悟性名称看翻译是文化的翻译
哲学中存在两种思维模式，即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所谓悟性思维主要是指借助形象，运用想象，联想等手段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具有条理性。[3]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悟力和洞察力。
在古代特别强调“悟性”，著名的有儒家“外悟说”和道家佛家的“内悟说”。外悟说指的是从外界的经验，学习和领悟事物的内涵。而内悟说强调的是通过内心的感悟来理解事物的内涵。
刘宓庆（1991：41）：“如果透过表层，把语言看作一个有纵深的透明体，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实际上是紧紧地附着在思维这个有无限纵深的基础上的结构体。”由此可见语言受到思维的支配，是思维在交际中的反映。中国人以悟性思维为主，所以汉语中形成了一大批悟性名称。
悟性是对事物的领悟力，而名称是对事物给定的标签，以区别于其他事物。汉语中的悟性思维造就了汉语中的有些词语的理解需要一定的感悟能力。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这些词的翻译上，英语没有直接的对应词，所以翻译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是中国较早的学说之一，《老子》和《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代表作，在这两本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道”。关于道的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冯友兰先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刘笑敢认为道有两层含义一是世界的本源，二是最高的认识，前者是自然意义上的道，后者是认识意义上的道。[4]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道是“神”。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老子的学说，这里的道就是万物的根基。又有道“不可受”“不可见”“神鬼神行”，这又说明了道的不可感知性，但是又不同于鬼神，独立于世间之外。总之，道的含义是很复杂，这就导致关于“道”的翻译是多样化的。
哈而威客是第一个叙述“道”的英国人，他把道翻译为“nature”。这种翻译把道和自然等同，认为“道”和自然一样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中的天地演变，生死存亡固然与“道”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翻译方法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未能真正翻译出“道”的文化内涵。
在《道德经》翻译方面，英国汉学大师Arthur Waley将“道”翻译为“way”[5]“道”是万物的本源，是万物必须遵循的规律。英语中的“way”的含义也是多样的。“way”的基本含义是道路，当被用于修辞的时候，“way”指的是耶稣引导的正确之道或者是人类通向天堂的途径。在地位上，“道”与“way”无疑都是至高无上的，但是“道”中并没有上帝的存在，而“way” 更多强调的是发现上帝和内心的自我，因此把道翻译成’way”，英语读者的理解势必会加上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精神的追求。
国内学者姚小平曾经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道”和“Logos”的异同，他认为没有比“Logos”是“道”的对等词了。首先他认为作为哲学范畴，“道”和Logos在规律，法则上意义是对等的。其二，虽然两者的词源不同，却都有“言说”的意义，就是在基本意义“道路”上，“道”和“Logos”也是对应的。因此他认为把“道”译成“Logos”是最理想的。[6]但是另一方面这两者也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Logos是古希腊核心价值观，在古希腊强度的是理性和神性，而在中国古代我们推崇的是悟性和人伦，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种方法直接把道翻译为“Tao”，这种翻译主要用于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词，于是采取最直接方法—音译法。音译法不会误导目的语读者，但是对于不了解文化的人来说，这种翻译方法产生不利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现在很多字典都有“Tao”的专门词条，但是后面会加上详细的注解，这种注解更接近“道”的内涵。
通过以上关于“道”的翻译介绍，我们发现他们未能将“道”的文化内涵真正翻译出来，“Tao”虽然翻译出来了“道”，但是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对于悟性名称来说，想要达到完全意义的对等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模式是采用音译法，加上注释，这就验证了巴斯奈特的翻译是翻译文化。
除了“道”，“气”也是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又独特的名称，《左转》中记载“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孔子和老子的著作没有特别强调气的存在，但是庄子对“气”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重视，有学者认为“气论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并认为“庄子的气论是先秦气论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7]
在西方哲学中，“气”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气的理解也是呈现混乱的状态。[8]而在《庄子》中，不同的“气”是有不同的理解的： 其一阴阳之气
阴阳被认为是庄子“气”中最重要的东西，在庄子看来阴阳是指“气”在自然规律下运行。关于对阴阳之“气”的翻译，早期的译者分别翻译了“阴阳”二字，例如冯友兰分别翻译为“the principle of his whole body”及”nature-the suffering of anxiety and overjoy”，理雅各则翻译为”his breath came and went in gasps”及”suffering from conflicting anxieties”， 这些翻译，把阴阳的实际功能表达出来。到了80年代，葛瑞涵把阴阳之气译为“the energies of Yin and Yang”， 在他看来“气”是一种能量，与西方的纯能（pure energy）是等同的。作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其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哲学概念，其基本特征还是没有表现出来。
其二生理之气
“人之，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里的气是生理之气。人生命之所以存在是血气在血液运行的结果，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这里的“气”里格斯和华兹生分别译为“vital fluid”和“spirit”，然而在葛瑞涵的叙述中vital fluid表示的是“精”而不是“气”，葛瑞涵指出“气被想象为一种固体，运动的越慢，越不利于循环，如‘精’—身体中一种激活生命的液体。”而‘spirit’在这里与构成生命物质的气有较大的出入。
其三精神活动之气
《庄子·天地》中有“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这里的气就是表示心里之气，也就是精神活动之气，关于气的翻译，很多人把其译为‘spirit’，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气”是哲学意义上的名称，直接翻译为普通的名词，把其中的外延和内涵大大缩减了。
其四天地之间无处不在的“气”
“方且与造物主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这里的气不仅是指自然之气，而且指组成万物的气。关于这种气的翻译，翟理斯翻译把“游乎天地之一气”翻译为“between human and divine”（神人之间），冯友兰翻译为“with the unity of the universe”（宇宙之统一体），这两种翻译都侧重强调“天地”，忽视“气”；华兹生翻译为“in the single breath of heaven and earth”，把无处不在的气，需要悟性体会的名称直接翻译为普通名词“breath”。
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有些名称无法翻译，上面所说的“气”，就是汉语中的一个典型。汉语文化中的名称，只能通过感悟力来理解，翻译只能通过解释来说明其背后的文化，由此可见翻译就是翻译文化。
结语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强调“悟”在认识事物和理解事物中的重要性，所以汉语中的很多名称的认识和理解都需要悟性思维的指导。中国古代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其中深刻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悟性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些悟性名称词，比如，“道”“气”“天”在西方均无之间对等的名称对应，只能采取音译法再加注释。这就充分验证了巴斯奈特的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理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码，必须考虑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相同的功能，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转化。而在悟性名称的翻译方面，为了使西方受众能够领悟和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深刻内涵，我们只能进行文化转化。本文以汉语悟性名称为例，列举了“道”“气”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翻译就是翻译文化。（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谢旭升. 特色汉英翻译教程[M].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2] 彭小波. 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观.[J]百家争鸣，2011（1）：156
[3] 连淑能. 中西思维方式悟性和理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35
[4] 刘笑敢.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2-103
[5] Lao Tzu. Tao Te Ching.（Arthur Waley， Tra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
[6] 姚小平. Logos与“道”——中西古代语言哲学观异同谈[J]. 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1）：34—35
[7] 王世舜. 庄子气论发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91
[8] 曾振宇. 论“气”[J]. 哲学研究，2004（7）：67